杜拉斯，以前我们管她叫“杜拉”，后来知道在这里“S”还是应当发音，就一致改口叫“杜拉斯”。
　　在中国，杜拉斯这个名字还让人想起另外一些专有名词：比如“王道乾”，第一个翻译杜拉斯作品的中文译者；还有“湄公河”、“印度支那”，这些名词当然也可以在历史书和地理书中碰到，但我们突然在意起来，以至于对它们有所向往，还是因为杜拉斯，因为她的《情人》。

作为时尚的《情人》

　　王道乾先生不光把Duras译成“杜拉”，还给《如歌的中板》起了另一个中文名字：《琴声如诉》。我们过去只知道《琴声如诉》，不知道它应该叫《如歌的中板》。后来马振骋先生重译了这部小说，题目也恢复了，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喜欢叫它《琴声如诉》。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青年正是因为读过这部讲述“不可能的爱情”的小说，才可以说我们在《情人》之前就认识杜拉斯了。
　　我不认为自己是文学青年，却还是愿意站到第一批杜拉斯崇拜者的队列里。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当年的《外国文艺》，里面除了王道乾的译文，还有一张模糊不清的杜拉斯抽烟的照片。我们就从这里去认识现代文学（法国的），认识新小说（作家未必承认的），唯独没有想到多年以后阅读杜拉斯还会成为一种时尚。
　　《情人》从书名到内容都符合畅销书的规律，突破和违抗了正常的社会学领域。而作为时尚，它还有一个相对隐蔽的行为特点，就是我们都不去说它，但是都感觉到了。越是不说，感觉反而越强烈。有时候，或者说经常，你看到一个文学女青年抽烟喝酒，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杜拉斯的形象（很多法国女人都抽烟，但杜拉斯抽烟就不一样，因为她是作家，不光是作家，还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要是没有杜拉斯，爱好写作的她会抽烟而且喝醉吗？如果她还说想去越南旅行，那就什么都不用再说了。这个女青年的形象和她的想法都是浪漫动人的，与那些向往西藏的女孩不同，她不是要过上一种远离世俗的生活，而是想产出某种东西，语言也好，节奏也好，重要的是必须具备《情人》那样的自传效果，通过身体写作走进文学的世界。
　　当然，把对《情人》的阅读归为一种具有女性主义特质的文化时尚，对我来说是在进一步呈现新小说理论的开放性，这一点参照了罗伯-格里耶的说法，尤其是他对新一代读者接受能力的充分肯定。但是，通过湄公河或种种异国情调来化解新小说的艰涩与感性阅读之间的矛盾，并最终相信是性别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则完全是我的一种想象。要想证明这种想象有根有据，最好是去搜集大学里文学女研究生所做的以杜拉斯为对象的论文。这些论文我一篇都没有读过，因此也可以说这还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是我相信它们的确存在，否则我们今天纪念杜拉斯就没有任何资本。
　　就像我想象存在大量的杜拉斯的同性崇拜者一样，一周前的一个陌生电话也把我想象成可以就杜拉斯的百年诞辰说点什么的人。我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我写不了杜拉斯。我为新小说，或干脆说为罗伯-格里耶做了很多，但对于杜拉斯，我做得很少，当然就没什么可说的。二十年前，因为读了王道乾先生翻译的《琴声如诉》，也因为杜拉斯是午夜出版社的作家，我把她作为“实验艺术家”与罗伯-格里耶一起编入了那本谈话中。虽然那本集子在当时像是给艺术圈雪中送炭，但我得说，杜拉斯在中国走红靠的还是《情人》，我提供给读者的只是少量的补充材料。

故事都在书里

　　时间再往前推十五年，同样是一个电话，一个带有威胁口气的声音，结束了我跟杜拉斯作品可能有的缘分。事情是这样的：作家出版社委托我编点什么，我就提议编一套三卷本杜拉斯选集，发稿时责任编辑要求删去其中对斯大林略显不恭的文字，前前后后涉及一万字，我不同意，觉得议论斯大林算不上问题，对方就在电话里质问我—“谁是编辑？”于是我以我一贯的方式屈服了，可以说是带有报复性地，决意不再与作家出版社合作。“谁是编辑？”—这句话暴露出文学出版那可怕的市场机制：出版社需要的是作者的名望，而不是其作品的全部。因为威胁中再也找不到契约精神，所以反过来倒是提醒了我，在一项自发组织起来的文学推广工作中，我所担当的角色绝对不是单一的，因此即便是痛苦的经历，也都成为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还好，让杜拉斯成为记忆并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我一直都说，我不出版法国文学，我只是围绕新小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而如果杜拉斯真的不怎么同意被归为新小说，那么我对她无话可说也就不让人觉得奇怪了。我的比利时作家朋友，同样大名鼎鼎的让-菲利普·图森，在一次微醺状态的对话中，将杜拉斯摆在他所敬重的—或者说构成参照的—作家的第二位（第一位是贝克特），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吃惊。“写作，就是要去掉某些枝蔓。”—这既是杜拉斯的观点，也是图森在他的作品中一再追求的。图森的这个排位无疑是在提醒我们，杜拉斯在文学语言上占据了重要位置。新小说的新一代作家，无论图森还是艾什诺兹，如果说在形式和结构上还是对罗伯-格里耶有所继承，那么语言上则分明是追随着杜拉斯的。当然，说到“杜拉斯色彩”，这就非得回到自传体写作不可了。在这里，罗伯-格里耶的“我从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也适用于杜拉斯，只不过她注重的是个人历史中的色彩而非《重现的镜子》那样的结构性关系。
　　纪念杜拉斯的最好方式无疑就是重读她的作品，但是媒体显然不满足于鼓励人们这么做。媒体需要故事，而故事又都在书里，这就使事情变复杂了。如果故事或真实线索比作品本身更能带出作者，那么就让我们忘掉《情人》吧，一起来回想几件散见在各种书里的杜拉斯的轶事：
　　1）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她跟戈达尔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她主张来一场文化上的革命，具体做法是“进攻交易所，打倒作为某些作家顽固堡垒的文人协会”，还有“建议出版商今后出版作品时取消作者的署名，实行彻底的平均主义”。 　　2）她曾经对密特朗说，人们以后不会记得你，只会记得我。
　　3）她在接受一次书面采访（调查）时写道：“也许到了2024年，文学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