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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49－1966年间，伴随着中国人民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电影语境也逐渐从自主走入了政治集中的意识体制，使得电影作品更多地与时代、政治、社会和国家强大的政治意志交融于一体。在不断解放与不断纠正中，与其说一部分电影题材给国家体制和意志带来许多风暴，不如说它更充分表露了当时人民在政权独立下的对生活的强烈憧憬。十七年的电影发展为中国电影界带来了力所能及的话语权，并逐渐走入中国电影中第一个先锋时期。
关键词 十七年电影历史 英雄模式 自我缺失 先锋性
一、1949－1966年电影历史
概括地把新中国电影从历史阶段来分布，大可有三个大阶段：
1949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17年。简称“十七年”
1966年－1976年，十年浩劫时期
1976年－1989年，简称为“新时期”
其中17年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巩固政权这一时段。从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言，它标志的不仅是一个朝代的交替和诞生，也是政权的交替和社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从而掀起了人民群众对新生活的空前热情和意识形态的重新组建。这是中国电影在大批判中饱受了风雨沧桑后才分出了经纬。建国二十多年来，文艺作品也经历了从“香花”到“毒草”的艰辛历程。
香花和毒草的比喻，最早出现在1957年初，当时共产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党内思想僵化的人，认为放不仅要放香花，也要放毒草。他说：“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
十七年电影批评从其思想渊源上来看并非从新中国诞生开始的，而是从一九一九年后到三四十年代的文艺争鸣与实践中，已经潜伏着其成为可能性的历史证据。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的风潮为那个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第一次马列文艺理论的洗礼三十年代左翼影评人占据影评阵地后，热情地推荐苏联影片和介绍苏联电影理论，并发表文章对上映的国内外影片依据政治内容进行评价，为左翼电影批评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40年代形成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更是成为日后电影创作批评的主要指导思想。由于左倾思想，电影由精神形态演变成教具，在一定时期内，也逐渐畏缩，甚至渐行渐远。
二 “自我缺失”和“英雄模式”的背离
有人说，17年电影是一种政治体系下电影的一种中立姿态。出于自我争取和保护的双重状态考虑，电影发展不得不选择其社会角色来依从政治语境下的社会需要。从1949年－1966年，中国电影也经历了繁荣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影片，虽然局限性处处可见，但在那个不确定的年代离，却留给了几代人无法忘怀的红色集体记忆，所以17年电影又被爱称为“红色电影”。在长期受限的思想境域中，中国电影一度消沉，但这样消沉的逆流之中，中国电影也慢慢寻找到独有的电影语言和表达方式。
结合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下，电影彻底应试了政权和体制的考核标准，从而更具本土特色的反映出1949—1966年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期间，拍摄了《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等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塑造出董存瑞、小兵张嘎等一系列激励人心的英雄人物形象：同时还拍摄出《永不消失的电波》《英雄虎胆》《秘密图纸》等扣人心弦的反特题材影片《柳堡的故事》、《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爱情影片，《祝福》等改编自现、当代文学名著的影片自然也不甘其后。此外，还出了《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艺术精品。
然而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却对这部影片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这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中，指出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认为武训的行为不仅不值得歌颂，而且是对封建文化的宣扬，对农民革命和中国历史的污蔑。社论还号召广大党员对影片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最终使得宏大诗歌般的叙事结构日益泛滥和铺张。
三 先锋性的低调成长
17年电影带给历史更多的是政治和思想：而留给老百姓更多的是黑白影像的历史情结。不论从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到英雄战士的高尚情怀，还是小到人物外表和内心状态的衍生等等，每一个标志都是在书写一段无声的集体回忆。人物常常把英雄和典范作为自己的榜样，把影像人物的装扮作为自己内心的镜子，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电影精神的确开凿了一条清澈的水渠，源源不断地顺流而下，滋润着一个时代的生活。17年电影不光是政体的教科书，也是人们精神的食量和催化剂，它在这个时段带领这人们对生活的无限追求。激发了人们对超现实情感的认可和渴望。尽管道路曲折，但无独有偶，却开创了中国先锋电影的第一个小浪潮。
《林海雪原》中小白鸽至今为不少爱情天使的象征《五朵金花》里的婚礼仪式至今仍被一些云南年轻人“原版复制”，“金花”也成为表彰进步妇女的称号。《我们夫妇之间》影片以间离语境和自我认同的个体化为副线，成功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90年代作为后现代代表的《大话西游》无不与之相似：其间满足人们对英雄人们平民化的心理，使得全片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洒脱和先锋试验性的欢愉与沉默。在中国电影逐渐走向成熟和渴望中获得艺术鉴赏的典型代表。
在整个世界也正处于精神交替和意识形态转变的时期，许多类型片也层出不穷，而全世界众多的影片中，“革命”的始终是全世界导演们乐此不彼的题材。当时的“革命”意义早已上升到自由层面的个体之上，成为其跨越了时代和国界的大爱情结，也是当时年轻人们最为崇高的礼遇。在中国经历17年电影之际，世界导演们也纷纷就此先锋性开路探索——法国新浪潮代表——戈达尔从自身作品到后期作品《中国姑娘》，在其表现方式和手法及情感上都与当时中国许多电影如《战火中的青春》、《送战友》等一系列电影相映成趣，到戈达尔作品后来的便《中国姑娘》直接诉说了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现实意义。
结语
王勇(2001)说过：任何语言本身并不幽默，只有当语言与具体的语境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时代语境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给真正触摸历史的人们提供了打开心门的重要途径。与要表达的思想结合起来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其具体年代的幽默感或是沉默感。因此。语境的选择对于电影的理解是必不可少。如今时代的变化，使得经典的语境、台词、情感现场与17年电影相比，仍然万变不离其宗。从当时社会来言，17年电影的确在历史中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它在特有的历史时代中开创了自我的叙事体态，也在黑白影像中建立了不朽的历史标杆。
关键词 十七年电影历史 英雄模式 自我缺失 先锋性
一、1949－1966年电影历史
概括地把新中国电影从历史阶段来分布，大可有三个大阶段：
1949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17年。简称“十七年”
1966年－1976年，十年浩劫时期
1976年－1989年，简称为“新时期”
其中17年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巩固政权这一时段。从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言，它标志的不仅是一个朝代的交替和诞生，也是政权的交替和社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从而掀起了人民群众对新生活的空前热情和意识形态的重新组建。这是中国电影在大批判中饱受了风雨沧桑后才分出了经纬。建国二十多年来，文艺作品也经历了从“香花”到“毒草”的艰辛历程。
香花和毒草的比喻，最早出现在1957年初，当时共产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党内思想僵化的人，认为放不仅要放香花，也要放毒草。他说：“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
十七年电影批评从其思想渊源上来看并非从新中国诞生开始的，而是从一九一九年后到三四十年代的文艺争鸣与实践中，已经潜伏着其成为可能性的历史证据。二十年代革命文学的风潮为那个时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第一次马列文艺理论的洗礼三十年代左翼影评人占据影评阵地后，热情地推荐苏联影片和介绍苏联电影理论，并发表文章对上映的国内外影片依据政治内容进行评价，为左翼电影批评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40年代形成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更是成为日后电影创作批评的主要指导思想。由于左倾思想，电影由精神形态演变成教具，在一定时期内，也逐渐畏缩，甚至渐行渐远。
二 “自我缺失”和“英雄模式”的背离
有人说，17年电影是一种政治体系下电影的一种中立姿态。出于自我争取和保护的双重状态考虑，电影发展不得不选择其社会角色来依从政治语境下的社会需要。从1949年－1966年，中国电影也经历了繁荣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影片，虽然局限性处处可见，但在那个不确定的年代离，却留给了几代人无法忘怀的红色集体记忆，所以17年电影又被爱称为“红色电影”。在长期受限的思想境域中，中国电影一度消沉，但这样消沉的逆流之中，中国电影也慢慢寻找到独有的电影语言和表达方式。
结合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下，电影彻底应试了政权和体制的考核标准，从而更具本土特色的反映出1949—1966年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这期间，拍摄了《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等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塑造出董存瑞、小兵张嘎等一系列激励人心的英雄人物形象：同时还拍摄出《永不消失的电波》《英雄虎胆》《秘密图纸》等扣人心弦的反特题材影片《柳堡的故事》、《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爱情影片，《祝福》等改编自现、当代文学名著的影片自然也不甘其后。此外，还出了《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艺术精品。
然而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却对这部影片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这篇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中，指出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认为武训的行为不仅不值得歌颂，而且是对封建文化的宣扬，对农民革命和中国历史的污蔑。社论还号召广大党员对影片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最终使得宏大诗歌般的叙事结构日益泛滥和铺张。
三 先锋性的低调成长
17年电影带给历史更多的是政治和思想：而留给老百姓更多的是黑白影像的历史情结。不论从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到英雄战士的高尚情怀，还是小到人物外表和内心状态的衍生等等，每一个标志都是在书写一段无声的集体回忆。人物常常把英雄和典范作为自己的榜样，把影像人物的装扮作为自己内心的镜子，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电影精神的确开凿了一条清澈的水渠，源源不断地顺流而下，滋润着一个时代的生活。17年电影不光是政体的教科书，也是人们精神的食量和催化剂，它在这个时段带领这人们对生活的无限追求。激发了人们对超现实情感的认可和渴望。尽管道路曲折，但无独有偶，却开创了中国先锋电影的第一个小浪潮。
《林海雪原》中小白鸽至今为不少爱情天使的象征《五朵金花》里的婚礼仪式至今仍被一些云南年轻人“原版复制”，“金花”也成为表彰进步妇女的称号。《我们夫妇之间》影片以间离语境和自我认同的个体化为副线，成功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90年代作为后现代代表的《大话西游》无不与之相似：其间满足人们对英雄人们平民化的心理，使得全片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洒脱和先锋试验性的欢愉与沉默。在中国电影逐渐走向成熟和渴望中获得艺术鉴赏的典型代表。
在整个世界也正处于精神交替和意识形态转变的时期，许多类型片也层出不穷，而全世界众多的影片中，“革命”的始终是全世界导演们乐此不彼的题材。当时的“革命”意义早已上升到自由层面的个体之上，成为其跨越了时代和国界的大爱情结，也是当时年轻人们最为崇高的礼遇。在中国经历17年电影之际，世界导演们也纷纷就此先锋性开路探索——法国新浪潮代表——戈达尔从自身作品到后期作品《中国姑娘》，在其表现方式和手法及情感上都与当时中国许多电影如《战火中的青春》、《送战友》等一系列电影相映成趣，到戈达尔作品后来的便《中国姑娘》直接诉说了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现实意义。
结语
王勇(2001)说过：任何语言本身并不幽默，只有当语言与具体的语境结合起来。这就意味着，时代语境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给真正触摸历史的人们提供了打开心门的重要途径。与要表达的思想结合起来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其具体年代的幽默感或是沉默感。因此。语境的选择对于电影的理解是必不可少。如今时代的变化，使得经典的语境、台词、情感现场与17年电影相比，仍然万变不离其宗。从当时社会来言，17年电影的确在历史中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它在特有的历史时代中开创了自我的叙事体态，也在黑白影像中建立了不朽的历史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