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诲我们说：“人不知而不愠。”“劳而不怨。”“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君子当无怨，古今中外的贤人能士是很重视做到这一点的。
　　韩愈与柳宗元同朝为官，共同倡导古文运动，成了好友。韩愈写了《师说》一文，遭到当时传统势力的嘲讽与打击，而柳宗元却对此文大加赞赏。后来，柳宗元积极参与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而韩愈却反对此次改革，成了柳宗元的政敌。此次改革因触犯了专权的宦官利益而失败，柳宗元被流放到现属湖南的永州。此间，韩愈在朝管修史工作，他怕修史得罪皇帝与权贵，不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柳宗元写信给韩愈，指责他不该瞻前顾后，畏缩不前。信中不乏对韩愈的讥讽之语。多年后，柳宗元病死在柳州。
　　因政见不同，韩愈与柳宗元分道扬镳，但韩愈却始终把柳宗元作好友相待。柳宗元死后，噩耗传来，韩愈悲恸不已，并主动为柳宗元撰写了墓志铭。他在文中高度赞扬了柳宗元的高尚人品与高风亮节，肯定了他在文学上的伟大成就。
　　“宽宏精神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韩愈始终不怨恨柳宗元，始终以好友相待，他所撰的《柳宗元墓志铭》本可借机贬抑一下柳宗元，他却写得光彩照人，实事求是，不失公允，韩愈真的不失君子风范。韩愈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文学成就，还在于他的“君子不怨”的精神。
　　20世纪50年代，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出版，书中的人物脍炙人口，后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话剧等。杨沫塑造的以张中行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张中行所没有的毛病，丑化与矮化了张中行，让张中行戴上了落后分子的帽子，在单位灰头土脸的，受人讥讽。有好心人劝他写文章，为自己辩解一下。但张中行不同意这样做。他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与抗议。”
　　“文革”期间，有人找张中行写杨沫的材料，希望他能多多揭露杨沫的“罪行”。可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后，十分惊讶，于是她写信给张中行，由衷地表示感谢。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张中行与杨沫在20世纪30年代曾是夫妻，后来好合好散了。杨沫利用小说创作，对张中行进行丑化，张中行不加辩驳，反而在杨沫遭难时，主动地为杨沫说好话。张中行如此大度、豁达，真的是令人仰慕的君子。张中行的“君子无怨”，后来在学界赢得了崇高声誉。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小学的时候，每天吃过早饭后，他都带上父母为他准备的盒饭到学校。当时正是“二战”后，不少家庭都处在连吃饭都困难的时期。因此，不少上学的孩子带不了盒饭，只好饿着肚子。有一天，一个孩子趁上体育课时偷偷溜进教室，把潘基文带的盒饭狼吞虎咽地吃了。他正吃着的时候，被班主任郑莲进老师发现了。郑老师很生气，她想：“这个孩子肯定是饿极了，可再怎么着也不能这样做啊！”于是，她质问道：“这盒饭是你的吗？”正在这时，潘基文进来了，看到老师正在批评那个学生，便转过身来对老师说：“是这样的，老师，盒饭是我让他吃的。”老师气消了，那个学生也不再尴尬。潘基文看到同学吃了自己盒饭，不仅毫无半点怨言，而且主动为同学打圆场，真的有“君子不怨”的气度！“宽则得众”，潘基文日后能走上联合国的领导岗位，是跟他从小就涵养“君子无怨”的高尚气质分不开的。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做人应当“放眼量”，应当任劳任怨。君子无怨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有了它，不仅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还利于自己与别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编辑/张金余 刘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