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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丛振谦
那几年家乡遭遇了洪涝灾害，父亲病倒了。为给父亲治病家里欠下了許多债，年年还不上。有一天，病情刚刚有所好转的父亲突然对我说：“你带我走吧，去远一点的城市。”
于是，我们来到了北方边陲的一个山林环抱的小城。虽然已是年底，但是街道上的行人并不多。我们四处打听才在城边以每月50元钱的租金租下了一间小屋，这时我们手里剩下的钱已经不足百元了。
我顾不上打扫房屋就急忙出去找工作了。在一家中介所我交了30元钱中介费，负责人说：“再交20元钱上岗费明天就可以上班了。”第二天，我到了指定的饭店，脚还没站稳，老板就说我不是干力气活的人。我只好又回到中介所，负责人说：“已经为你找活了，没干成是你自己的事，20元钱上岗费退不了。”
没活干就面临挨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去了。
一天了，我没有挣到一分钱。我双手抱膝，茫然地蹲在一根挂着劳务市场牌子的电线杆下。我听见了脚踩积雪的嘎吱声。父亲来找我了。
“这么晚了，你怎么不回家？”父亲问。
我说：“早晨我就到了劳务市场，等到下午才等到一份往大货车上装面粉的活儿，装最后两袋时，我脚下一滑，从跳板上摔了下去，肩上的两袋面粉撒了一地。老板不仅扣了我的工钱，还指着我对他的孩子说‘长大可别学他，费力不讨好。’”
父亲伸手轻轻拍去我身上的雪花，说：“你没挣着钱也没人怪你啊。你不回家，会把我急死的。”
那天的晚饭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吃了一个剩馒头，父亲吃了一碗盐水拌白菜。
睡觉时，我累得像一摊泥，躺在炕上一动不动。父亲端了盆热水来，然后用毛巾给我擦身子。当他发现我的肩膀又红又肿时，小声地对我说：“你还小啊，明天我去找活儿。”果然，天没亮，他就出去了。
父亲一天一夜都没有回家。第二天天亮时，他回来了，全身黑得像煤炭一样。他递给我100元钱，高兴地告诉我：“我在离城一百多里远的一个煤矿找到了一份挖煤的活儿，是长工呢！”
在小城迎新年的鞭炮声中父亲顶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去了煤矿。整整5个月，他没有回家一趟，不过他两次托人带了钱给我，总共3000元钱。
每次煤矿来人，我都不停地打听那里的活儿苦不苦，累不累。他们告诉我：“那可是年轻人干的活，你父亲吃不消啊！”是呀，当年的父亲已经61岁了，身上还患有多种疾病。
我买了父亲最喜欢吃的鸡蛋，准备去看他。可是，还没等我动身，一个意外发生了。
一天中午，满脸是血，头上包裹着衬衣的父亲被两个工友搀扶着回来了。
我被吓呆了，周身的血液好像僵住了。待我回过神来才听明白，原来父亲在下井挖煤时，被炮炸伤了头部。煤矿老板给了父亲500元钱，让他去医院，可父亲说什么也不肯。
人都快不行了，还省钱有什么用！我急了，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力气，背起父亲就往医院跑。
还好，父亲的伤不太重，除了左胳膊骨折以及右额角破了点皮外，没什么大碍。
父亲伤好后就干不了重活了。我在一家饭店找到了一份做早餐的活计，早上3点上班，9点下班。之后我再去一家烤串店穿串儿。工作来之不易，所以我十分珍惜。
每天到饭店上班，除了切肉切菜外，我还会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倒脏水、擦灶房、劈柴、砸煤块。我从杂工发展成了刀工，又从刀工发展成了厨师。同时我还学会了蒸包子、蒸馒头、包饺子、烙饼等。到年底，我领了2600元钱工资。
捧着这份工钱，我既高兴又激动。父亲呢，用颤抖的手紧紧地攥着钱，他对我说：“孩子，你还小啊。”
这2600元钱我们只留下了50元钱过春节。余下的，父亲按照笔记本上的记录寄回家乡，还了欠债。我们父子虽然漂泊到了他乡，但是却没有忘记欠下的债务。
不管是走鸿运还是倒大霉，新的一年都会给人带来新的希望和企盼。外乡人纷纷打点行装返回故里与家人团聚，一向热闹而拥挤的小城街道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了。
除夕那天，我和父亲没有包饺子吃。父亲煮了蛋给我吃，自己却只吃了两个热馒头。
我一个接一个地吃。盛鸡蛋的碗很快就空了。当我去锅里再拿时，一下子愣住了：锅是空的！父亲他一个也没吃！
瞬间，我鼻子发酸，泪水模糊了眼帘。我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努力挣钱，让父亲过上好日子。
山上的达子香又开花了，粉红色花朵清甜地挂在紫色的枝干上，稚嫩中带着一种坚强。第一次看到达子香时，我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每到达子香花开的时节，我都会来到山林深处的小溪边，感受明媚的春光。清澈的溪流里漂着鲜艳的花朵。望着远去的溪水，我有时会想：溪流中的花朵是岸边花枝上落下的吗？它要随溪水去哪儿呢？它们会不会再相见？
每当这时，我的目光就随着溪流投向远方。远方，有我深深爱恋的嫩江平原，那飘着花香草香黑土香的平原上，有我朝思暮想的埋着父亲的土地。他的坟头长满青草了吧？
啊，我的嫩江平原！那里有日日夜夜惦念着我的兄弟姐妹，有我借着月光读书时常坐着的那块石板，有我童年里浴着晚霞的荒火和披着雾纱的日出。
望着远方，我开始默默地用心丈量我与家乡的距离。
（摘自《鹤城晚报》2017年5月3日）
那几年家乡遭遇了洪涝灾害，父亲病倒了。为给父亲治病家里欠下了許多债，年年还不上。有一天，病情刚刚有所好转的父亲突然对我说：“你带我走吧，去远一点的城市。”
于是，我们来到了北方边陲的一个山林环抱的小城。虽然已是年底，但是街道上的行人并不多。我们四处打听才在城边以每月50元钱的租金租下了一间小屋，这时我们手里剩下的钱已经不足百元了。
我顾不上打扫房屋就急忙出去找工作了。在一家中介所我交了30元钱中介费，负责人说：“再交20元钱上岗费明天就可以上班了。”第二天，我到了指定的饭店，脚还没站稳，老板就说我不是干力气活的人。我只好又回到中介所，负责人说：“已经为你找活了，没干成是你自己的事，20元钱上岗费退不了。”
没活干就面临挨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出去了。
一天了，我没有挣到一分钱。我双手抱膝，茫然地蹲在一根挂着劳务市场牌子的电线杆下。我听见了脚踩积雪的嘎吱声。父亲来找我了。
“这么晚了，你怎么不回家？”父亲问。
我说：“早晨我就到了劳务市场，等到下午才等到一份往大货车上装面粉的活儿，装最后两袋时，我脚下一滑，从跳板上摔了下去，肩上的两袋面粉撒了一地。老板不仅扣了我的工钱，还指着我对他的孩子说‘长大可别学他，费力不讨好。’”
父亲伸手轻轻拍去我身上的雪花，说：“你没挣着钱也没人怪你啊。你不回家，会把我急死的。”
那天的晚饭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吃了一个剩馒头，父亲吃了一碗盐水拌白菜。
睡觉时，我累得像一摊泥，躺在炕上一动不动。父亲端了盆热水来，然后用毛巾给我擦身子。当他发现我的肩膀又红又肿时，小声地对我说：“你还小啊，明天我去找活儿。”果然，天没亮，他就出去了。
父亲一天一夜都没有回家。第二天天亮时，他回来了，全身黑得像煤炭一样。他递给我100元钱，高兴地告诉我：“我在离城一百多里远的一个煤矿找到了一份挖煤的活儿，是长工呢！”
在小城迎新年的鞭炮声中父亲顶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去了煤矿。整整5个月，他没有回家一趟，不过他两次托人带了钱给我，总共3000元钱。
每次煤矿来人，我都不停地打听那里的活儿苦不苦，累不累。他们告诉我：“那可是年轻人干的活，你父亲吃不消啊！”是呀，当年的父亲已经61岁了，身上还患有多种疾病。
我买了父亲最喜欢吃的鸡蛋，准备去看他。可是，还没等我动身，一个意外发生了。
一天中午，满脸是血，头上包裹着衬衣的父亲被两个工友搀扶着回来了。
我被吓呆了，周身的血液好像僵住了。待我回过神来才听明白，原来父亲在下井挖煤时，被炮炸伤了头部。煤矿老板给了父亲500元钱，让他去医院，可父亲说什么也不肯。
人都快不行了，还省钱有什么用！我急了，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力气，背起父亲就往医院跑。
还好，父亲的伤不太重，除了左胳膊骨折以及右额角破了点皮外，没什么大碍。
父亲伤好后就干不了重活了。我在一家饭店找到了一份做早餐的活计，早上3点上班，9点下班。之后我再去一家烤串店穿串儿。工作来之不易，所以我十分珍惜。
每天到饭店上班，除了切肉切菜外，我还会做些力所能及的活：倒脏水、擦灶房、劈柴、砸煤块。我从杂工发展成了刀工，又从刀工发展成了厨师。同时我还学会了蒸包子、蒸馒头、包饺子、烙饼等。到年底，我领了2600元钱工资。
捧着这份工钱，我既高兴又激动。父亲呢，用颤抖的手紧紧地攥着钱，他对我说：“孩子，你还小啊。”
这2600元钱我们只留下了50元钱过春节。余下的，父亲按照笔记本上的记录寄回家乡，还了欠债。我们父子虽然漂泊到了他乡，但是却没有忘记欠下的债务。
不管是走鸿运还是倒大霉，新的一年都会给人带来新的希望和企盼。外乡人纷纷打点行装返回故里与家人团聚，一向热闹而拥挤的小城街道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了。
除夕那天，我和父亲没有包饺子吃。父亲煮了蛋给我吃，自己却只吃了两个热馒头。
我一个接一个地吃。盛鸡蛋的碗很快就空了。当我去锅里再拿时，一下子愣住了：锅是空的！父亲他一个也没吃！
瞬间，我鼻子发酸，泪水模糊了眼帘。我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努力挣钱，让父亲过上好日子。
山上的达子香又开花了，粉红色花朵清甜地挂在紫色的枝干上，稚嫩中带着一种坚强。第一次看到达子香时，我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每到达子香花开的时节，我都会来到山林深处的小溪边，感受明媚的春光。清澈的溪流里漂着鲜艳的花朵。望着远去的溪水，我有时会想：溪流中的花朵是岸边花枝上落下的吗？它要随溪水去哪儿呢？它们会不会再相见？
每当这时，我的目光就随着溪流投向远方。远方，有我深深爱恋的嫩江平原，那飘着花香草香黑土香的平原上，有我朝思暮想的埋着父亲的土地。他的坟头长满青草了吧？
啊，我的嫩江平原！那里有日日夜夜惦念着我的兄弟姐妹，有我借着月光读书时常坐着的那块石板，有我童年里浴着晚霞的荒火和披着雾纱的日出。
望着远方，我开始默默地用心丈量我与家乡的距离。
（摘自《鹤城晚报》2017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