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文学期刊是俄国文学的重要构成之一，它们在俄国文学史中发挥的作用源远流长，意义重大；大型文学期刊也是俄国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它们始终是俄国知识界和文化界的舆论平台和思想温床。最近，俄国有关方面正联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申请，建议将“大型文学期刊”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俄国人对于大型文学期刊有一个亲切的昵称，即“胖期刊”（толстыйжурнал，或译“厚杂志”）。这里的“胖”“厚”至少有三重含义：一是指体量，这些期刊多为大开本，每期的篇幅都在两三百页以上；二是指内容，俄国的大型期刊往往内容丰富，即便是文学期刊，也往往会标上“文学和社会政治期刊”“文学和思想期刊”等字样；三是指这些期刊在俄国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影响，在读者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
　　
源头：讽刺文学期刊
　　
大约千年前，俄国便出现了具有编年记事和文献汇编性质的《编年史》，但现代意义上的期刊在俄国却出现较晚，第一份杂志是由俄国科学院推出的《每月文选》（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1755–1764），其中除学术文章外也会刊登诗作和译文。第一份文学期刊可能是苏马罗科夫创办的《工蜂》（Трудолю-бивая пчела，1759），其刊发的主要是编者个人的作品。1769年，由叶卡捷琳娜女皇亲自创办的一份名为《万象》（Всякая всячина）的讽刺文学期刊在彼得堡面世，期刊名义上的出版人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秘书科济茨基，实为女皇本人，她不仅挑选、审核作品，甚至亲自撰写寓言、喜剧等讽刺作品。叶卡捷琳娜创办讽刺文学期刊，一为“改善社会风气，针砭各种恶习”，二是在向国内外显示她的“开明”和“文明”。这份期刊倡导“含笑的”讽刺，旨在抨击各种生活恶习，矫正社会风气。《万象》第1期印制1692册，在识字率十分低下的当时俄国这是一个很大数量。叶卡捷琳娜将自己的期刊称为“未来各种讽刺期刊的祖母”，在她的倡导下，俄国迅速涌现出近10种讽刺期刊，出现了她理想中的“期刊大合唱”。然而，情况的发展却渐渐脱离她的控制，“过火的”讽刺很快出现，由俄国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诺维科夫创办的讽刺周刊《雄蜂》（Трутень）与《万象》同年创刊，诺维科夫从诗人苏马罗科夫的寓言诗中挑出“他们在工作，你们却在享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一句话作为期刊题词，公开亮出期刊的倾向性。这份期刊将“含笑的”讽刺转变为“含泪的”讽刺，将“讽刺恶习”转变为“讽刺恶人和恶社会”，其公正的社会立场和大胆的讽刺风格受到广泛欢迎，1769年，《雄峰》的订户达1440，而《万象》却下降至500。1779年，叶卡捷琳娜终于失去耐心，宣布查封所有讽刺文学期刊，还流放了诺维科夫，繁荣一时的俄国讽刺文学期刊也就此凋零。
　　
19世纪的俄国文学期刊
　　
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俄国文学期刊的繁荣期，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卡拉姆津在18世纪90年代便创办了大型杂志《莫斯科杂志》（Московскийжурнал，1791—1792）。19世纪之初，两份大型期刊几乎同时出现，一份是莫斯科的《欧洲导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1802—1830），一份是彼得堡的《北方导报》（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1804—1805）。前者由商人波波夫主办，他出三千卢布年薪请卡拉姆津出任主编，该刊影响很大，印数长期保持在一千册左右；后者由马尔蒂诺夫主办。两份刊物以不同方式为起跑中的俄国文学做出贡献，《欧洲导报》刊出了普希金最早的詩作，《北方导报》曾发表拉季舍夫著名的《从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
　　
在1812年反抗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时期，一份名为《祖国之子》（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的周刊在彼得堡创刊，浓烈的爱国主义是这份期刊的基调，这份延续达40年之久的期刊，本身也成为俄罗斯民族意识觉醒和高涨时期的历史记录。这份杂志的内容涉及俄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图文并茂，而历史和文学则是其关注重点。1815年，格列齐在该刊发表《1814年俄国文学概览》一文，由此开辟了俄国文学批评史中“年度文学综述”的体裁传统，这一批评形式后为别斯图舍夫、波列沃依、别林斯基等所继承，在俄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1825年前后，《祖国之子》成为俄国社会中最有影响的期刊，发行量达1800份，但是之后，由于该刊倾向日益保守，相对一些充满活力的新杂志而言便开始走下坡路。19世纪30年代，随着俄国社会教育水准的提高，大众阅读成为风尚，大型杂志的盈利成为可能，因此出现众多大型期刊，如波列沃依的《莫斯科邮报》（Московскийтелеграф，1825—1834）、波戈津的《莫斯科导报》（Моск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27—1830）、纳杰日金的《望远镜》（Телескоп，1831—1836）、基列耶夫斯基的《欧洲人》（Европеец，1832）、森科夫斯基的《阅读文库》（Библиотека длячтения，1834—1865）和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1839—1867）等。《望远镜》由纳杰日金在莫斯科创办，该刊注重发表高质量的哲学和文学作品。“《望远镜》在培养40年代杰出的一代人物方面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仅用下述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别林斯基、奥加辽夫、赫尔岑、冈察洛夫、斯坦凯维奇、康·阿克萨科夫的文学生涯都是在《望远镜》上开始的，同他们一起在《望远镜》上发表作品的还有普希金、恰达耶夫、波列扎耶夫、丘特切夫、柯里佐夫。这张十分不完全的撰稿人名单，足以说明《望远镜》在30年代俄国出版界的中心地位。”（波利亚科夫著、力冈译《别林斯基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1836年，《望远镜》因为刊发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被查封，恰达耶夫被宣布为“疯子”，主编纳杰日金遭到流放。 　　
自19世纪30—40年代起，围绕着俄国究竟该走西欧的发展道路还是坚守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这一核心问题，俄国知识界分野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大阵营，作为他们思想阵地和舆论喉舌的当时的期刊，也相应地体现出不同的倾向性。与《望远镜》几乎同时创刊的《欧洲人》被赫尔岑称为“第一份斯拉夫派杂志”，其作者多为“智慧学会”成员，杂志因而体现出较强的爱国情感，但它只出了2期便被查封，原因是伊万·基列耶夫斯基的《19世纪》一文引起沙皇尼古拉不快，杂志同仁据理力争，当时担任太傅的茹科夫斯基甚至以“罢工”表示抗议，但尼古拉皇帝却不为所动。稍后，一份名为《莫斯科观察家》（Московскийнаблюдатель，1835—1839）的历史和文学类杂志在莫斯科创刊，它继承斯拉夫派立场，别林斯基1836年发表在《望远镜》上的《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和文学观点》一文曾引起这两家杂志的激烈论战。在《莫斯科观察家》之后程度不等地持斯拉夫派立场的杂志还有《灯塔》（Маяк，1840—1845）、《莫斯科公国人》（Москвитянин，1841—1856）、《俄国恳谈》（Русская беседа，1856—1860）、《明灯》（Светоч，1860—1862）、《俄国话语》（Русская речь，1861—1862）、《恳谈》（Беседа，1871—1872）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后创办的几份“土壤派”杂志。而19世纪俄国西方派、或曰自由派期刊的传统，最早或可追溯至俄国十二月党人领袖雷列耶夫等在圣彼得堡创办的《北极星》（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1822—1825），该刊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色彩，但编者在发刊词中却直言其出版宗旨在于“让公众熟悉俄国的历史、祖国的文学和自己的作家”，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众多作家为该刊撰稿，使得该刊在当时影响巨大，别斯图舍夫主持该刊批评栏，他首创的年度文学概论“一瞥”（взгляд）的写作方式后为别林斯基等所继承。《北极星》开启“辑刊”（альманах）风尚，引起众多仿效者，到20年代中期竟出现30余种辑刊，别林斯基因此称这一时期为“辑刊时期”。1832年，在当时另一份辑刊《北方花朵》（Северные цветы，1824—1830）上刊出了中国小说《好逑传》片段，这是中国文学作品在俄国文学期刊上的首度亮相。此后数十年间体现出自由派或激进派倾向的俄国期刊还有《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1818—1884）、《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1836—1866）、《欧洲导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1866—1918），以及稍后创办的俄国民粹派刊物《俄国言论》（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1859—1866）、《事业》（Дело，1866—1888）、《俄国财富》（Русское богатство，1876—1918）和《北方导报》（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1885—1898）等。
　　
在19世纪俄国文学生活中发挥过最大影响并留下深刻痕迹的两份杂志，就是《祖国纪事》和《现代人》。《祖国纪事》是俄国19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和文学期刊，它持续存在达66年之久，见证了19世纪俄国文学由起步到辉煌的整个过程。1838—1846年间，别林斯基主持该刊批评部，使该刊成为俄国文学的法庭，激进思想的阵地，与布尔加林的《北方蜜蜂》（Северная пчела，1825—1864）、森科夫斯基的《阅读文库》以及斯拉夫派刊物《莫斯科公国人》等展开思想对峙。别林斯基在担任该刊编辑时曾对人说，要改变现实和人的思想，“只有两种方式：讲坛和杂志——别的一切都是廢话”，“我要死在杂志岗位上，等我死了，让亲友拿一本《祖国纪事》放到我的棺材里给我做枕头”（《别林斯基传》第175、190页）。从19世纪40年代起，《祖国纪事》首发了许多文学名作，是众多俄国名作家的受洗之地。《现代人》杂志由普希金创办，但普希金本人在刊物创办的次年便在决斗中死去，该刊由普列特尼奥夫接办，并无太大影响，1846年，涅克拉索夫和帕纳耶夫购得此刊，并邀别林斯基一同主办，《现代人》从此取代《祖国纪事》成为俄国文学的中心舞台。帕纳耶娃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现代人》第1期出来后，别林斯基温情脉脉地浏览着这本刊物，就像一位慈父端详自己刚刚降临到人世间的头生儿一样”（帕纳耶娃著、陆永昌译《帕纳耶娃回忆录》，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69页）。别林斯基去世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又先后主持该刊，使这份杂志成为19世纪下半期俄国批评现实主义文学的“机关刊物”，直到1866年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关闭。
　　
19世纪俄国作家与文学期刊
　　
19世纪的俄国文学大家无一例外地均与当时的俄国文学期刊有着方式不同的关联：他们或借助在杂志上的首发登上文坛，如普希金在《欧洲导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致诗友》（1814），托尔斯泰在《现代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童年》（1852）；或亲自出面主办杂志，如涅克拉索夫先后主编《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柯罗连科主编《俄国财富》；或以期刊为阵地构筑其文学观念和文学派别，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借助《现代人》提出了他们的现实主义批评原则和美学体系，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自己主办的刊物团结起一批“土壤派”作家。可以说，离开19世纪众多的俄国文学期刊，俄国文学生活的展开和繁荣、俄国文学的崛起和腾飞都是无法想象的。俄国作家在不同文学期刊之间的腾挪，有时也折射出他们文学风格和文学立场的转变，如契诃夫在《蜻蜓》（Стрекоза，1875—1908）和《花絮》（Осколки，1881—1916）等幽默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短篇小说之后，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接受文学前辈格里戈罗维奇的劝告，告别其创作中的“契洪特时期”，开始了“严肃的写作”；再如屠格涅夫因为其《父与子》受到以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的“误读”，愤而与《现代人》杂志分道扬镳。 　　
在19世纪俄国作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文学期刊的关系最为独特。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托作家格里戈罗维奇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穷人》递交涅克拉索夫。涅克拉索夫当时受到他自己所编集刊《彼得堡风俗》（Физиология Петер-бурга，1844）之成功的鼓舞，正在编辑另一部集刊《彼得堡文集》（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сборник，1846），这两部集刊为作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之先声的“自然派”奠定了基础。涅克拉索夫连夜读完《穷人》的手稿，激动得难以入睡，连夜赶去见作者，两人都感动得泪流满面。之后，涅克拉索夫带着这份手稿去见别林斯基，刚敲开别林斯基的门便大声喊道：“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不以为然：“您的果戈理像蘑菇一样多吗？”可待涅克拉索夫当晚再去见别林斯基，却发现后者也像他一样激动万分，连声说：“快去，快去领他过来！”批评家和新作者的见面如此欢欣，直到30年后仍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难以忘怀：“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我在流放中忆起这一时刻，便能振奋起精神。如今每每想起，仍会充满喜悦。这不，30年过后，我再次回忆起那一时刻，就像近在眼前，又体验了一遍……”（俄文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5卷第30—31页）。借助一位大诗人主办的文学集刊，借助一位大批评家的慧眼识珠，又一位俄国大作家诞生了，而这位大作家不仅在当时所有主流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他自己后来也成为著名的文学期刊创办者。
　　
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哥哥米哈伊尔的名义创办了文学期刊《时代》（Время，1861—1863），因为他作为一位获释的流放犯人无权办刊。“他在这本杂志的纲领性的征订启事中说，当前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伟大的农民问题，它的解决应该成为巨大和平变革的开端，它将同我国历史中包括彼得改革在内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谢列兹涅夫著、徐昌翰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由此不难看出，由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的这份“文学期刊”同时也是一份“社会和政治杂志”。《时代》既刊登文学作品，也发表政论文章，试图在涅克拉索夫的《现代人》和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之间取“第三种立场”，即“土壤派”的立场。这份杂志大受欢迎，创刊之年销量便近四千册，与《祖国纪事》和《俄国言论》不相上下，直逼克拉索夫的《现代人》（七千册）和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近六千册），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很好的物质回报。杂志出到第28期，1863年4月号上刊载的斯特拉霍夫的一篇文章却遭当局误解，杂志奉沙皇之命被查封，情况明了后，沙皇当局允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续办杂志，但不得沿用旧名，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转而出版一份以《时世》（Эпоха，1864—1865）为名的刊物，这份刊物未能再现《时代》的辉煌，186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哥哥和合作办刊的好友格里戈里耶夫相继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决定停刊《时世》。10余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度创办刊物，这份杂志名为《作家日记》（Дневник писателя，1876—1877；1880—1881）。這里的“作家”一词在俄文中是单数形式，意在表明这是“一个人的杂志”；一份期刊以“日记”为名，也是在突出杂志的“私人性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份“独角戏杂志”（моножурнал），在俄国和世界的期刊史中少有先例。这是成熟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体现，有俄国研究者指出，这里的作家既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指作家这种“职业”，而“日记”也就成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文学记录（俄文中的“杂志”一词源自法文，最早的意思就是“日记”）。这份杂志的所有文字虽然均出自一人之手，却文体多样，风格各异，有小说、回忆录和随笔，也有讲稿、书评和序跋，有人称之为“随笔基础上的文学和新闻综合体”，也有人认为，就文学层面而言，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的写作而创建的一间写作实验室，就思想层面而言，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构建其世界观体系的思想熔炉。
　　
白银时代：文学期刊与文学流派
　　
所谓“白银时代”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二三十年间的俄国文学和文化，在这一时期，俄国作家和诗人与哲学、宗教和艺术等领域的活动家们携手并肩，共同促成了这场“俄国的文艺复兴”。“白银时代”相对于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而言，但与黄金时代不同的是，白银时代大体上是一个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和艺术、宗教和哲学紧密关联的时期，以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主义为代表的俄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与“俄国宗教哲学”和“艺术世界画派”交相辉映，共同促成了俄国文化史上又一个“天才成群诞生”的壮观景象。
　　
热烈的文化生活、现代的艺术思维和活跃的创作实验，自然都需要表演的舞台，白银时代因而成为俄国期刊史上一个百花盛开的繁荣期。19世纪的大型杂志大多依然存在，众多新杂志也纷纷创刊，而创刊最早、影响最大的新潮刊物就是《艺术世界》（Мир искусства，1898—1904）。这是一份象征派的艺术刊物，由佳吉列夫等主办，刊名取名《艺术世界》意在昭示人们，对于人的存在而言，除了“日常生活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之外，还应该有一个作为第三空间范畴的“艺术的世界”。作为俄国象征主义文化运动的第一只春燕，《艺术世界》在美术上既反对学院派也反对巡回展览画派，在文学上既反对“官方文学”也反对“庸俗的现实主义”，主张“新艺术”。所谓“新艺术”即象征主义艺术，亦即现代派艺术，它在19世纪80—90年代之交开始显现，打破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一统天下。起初，一些象征派作家和艺术家曾借道当时一些大型杂志如《北方花朵》和《北方导报》等发声，梅列日科夫斯基发表了象征派宣言《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之原因并论其新流派》（1893），勃留索夫也已编出两本集刊《俄国象征派》（Русские символисты，1893—1894），但是，为了更集中、更直接地发出“新艺术”的声音，俄国象征派决定创办自己的专门期刊，这种为倡导某一文学艺术倾向而创办的刊物，后被称为“宣言性期刊”（журнал-манифест）。《艺术世界》聚拢起一大批后来享誉世界的大画家，如别努阿、索莫夫、弗鲁别尔、巴克斯特等，别努阿被称为“俄国艺术批评中的别林斯基”，刊物的主办者佳吉列夫则被称为“新艺术中的彼得大帝”。1899年，《艺术世界》开办文学栏目，费洛索福夫任主编，他邀请象征派作家和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吉比乌斯、索洛古勃、勃留索夫以及哲学家罗扎洛夫、舍斯托夫等加盟杂志，刊出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如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别雷的《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等。到1904年，该刊同仁觉得“新艺术”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开花结果，杂志开办之初提出的任务业已完成，再继续办下去，不是老调重弹便是原地踏步，因此一致同意解散编辑部，停止办刊。《艺术世界》不仅在俄国期刊史中留下深刻痕迹，它也是第一份获得全欧、乃至全球声誉的俄国大型文学艺术期刊。 　　
像“艺术世界人”认为《北方导报》等“老杂志”无法直接传导他们的心声一样，象征派文学家们也不满足于《艺术世界》对文学的“兼顾”，于是决心创办纯文学的象征派刊物。1902年，梅列日科夫斯基离开《艺术世界》并在彼得堡创办《新路》（Новый путь，1902—1904）；1904年，勃留索夫在莫斯科创办《天秤座》（Весы，1904—1909）。《新路》虽是一份文学期刊，却注重对宗教和哲学问题的探讨，其编辑和撰稿人多为彼得堡“宗教哲学研究会”成员。《新路》认为象征主义不仅是“新艺术”，而且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世界观；文学创作的实质在于探索存在之谜，追求以“宗教的社会性”为标志的宗教复兴。该刊的办刊宗旨是：“使我们的社会中随着宗教哲学思想的觉醒而出现的诸多新流派均能采用各种文学形式如叙事文、诗作、哲学推论、学术文章和随笔等进行自我表达。”由此可见，文学与哲学、与宗教的结合，各种文学形式的结合，这既是他们的办刊方针，也是该刊的风格和特征。主编之一佩尔佐夫曾在发刊词中写道：这份杂志将与以《祖国纪事》和《现代人》为代表的传统大型杂志有所不同，其主要差异就在于，如果说之前的大型期刊是“合唱杂志”，那么《新路》就是“独奏杂志”。《天秤座》则是莫斯科象征派的阵地，该刊反对彼得堡象征派的神秘色彩和宗教性，认为文学是独立于政治和宗教之外的“自由艺术”。稍晚，莫斯科又出现另一家象征派杂志，即《金羊毛》（Золотое руно，1906—1909），刊名源自莫斯科象征派文学团体“阿尔戈英雄”，“金羊毛”就是这些英雄不畏艰险要去寻觅的宝物。这份刊物的出资者是莫斯科的纺织大亨，他慷慨捐出10万卢布，将该刊打造成俄国期刊史上最精美的杂志之一，杂志纸张高档，装帧豪华，插图精美，订户收到的杂志还套着一个用金色羊毛线编织的封套。该刊同时用俄、法两种文字出刊，扩大了俄国象征派的世界影响。
　　
在莫斯科的两份象征派杂志同时停刊的那一年，彼得堡出现一份名叫《阿波罗》（Аполлон，1909—1917）的文学艺术月刊。1912年，《阿波罗》创办人马科夫斯基邀请诗人古米廖夫主持文学部，古米廖夫在该刊1913年第1期上发表了他自己撰写的阿克梅派宣言《象征主义的遗产和阿克梅主义》，阿克梅派反对象征派的神秘性和宗教感，主张艺术的自在性，注重“技艺”；他们也反对象征派诗歌的音乐性，而主张诗歌创作中的绘画性和造型感。阿克梅派之前已经成立一个名叫“诗人行会”的团体，并出版刊物《北极》（Гиперборей，1912—1913），但影响不大，该派诗人在《阿波罗》上发表的文章和诗作才让阿克梅派真正登上了俄国诗坛。
　　
在象征派和阿克梅派之后，俄国白银时代的第三个现代主义诗歌派别未来派也登场亮相。1912年，他们先是发表一个标题耸人听闻的文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Пощёчи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у вкусу），其中有一句惊世骇俗的“名句”，即“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等等从现代的轮船上扔下去”。1914年，他们又在莫斯科出版两期杂志性质的文集《未来主义者》（Футуристы），参加者有马雅可夫斯基、卡缅斯基、布尔留克、赫列勃尼科夫等。
　　
十月革命后的俄语期刊
　　
十月革命之后十余年间的俄国文学和俄语文学期刊依然很繁荣，这主要因为：首先，白银时代的文学仍保持某种惯性，其在十月革命后的延续就表现为形形色色文学团体的粉墨登场；其次，新生的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文学叱咤风云，也出现了一些“红色”文学期刊；最后，1924年短暂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也提供出一个较为宽松的契机，派生出许多私人出版社和各种独立报刊。
　　
俄语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组建了众多文学团体，它们与一些十月革命前即已存在的文学流派一同，彼此间或激烈对峙，或友好竞争，把当时的文坛装点得异常绚丽。在这些团体中，活动比较经常、影响比较大的有“未来派”“意象派”“列夫派”“无产阶级文化派”“岗位派”“拉普派”“锻冶场”和“谢拉皮翁兄弟”等。这些文学团体大多有自己的杂志或集刊，比如：所谓“锻冶场派”诗人就团结在《锻冶场》（Кузница，1920—1922）杂志周围，这些工人诗人对“资产阶级的”文学遗产和“非无产阶级的”同时代作品抱敌视态度，试图“锻造”出纯粹的无产阶级诗歌。所谓“列夫”是“左翼艺术阵线”的简称，它实为“未来派”之继续，十月革命后这一流派迅速站到革命一边，一面继续坚持反传统的立场和革新语言的尝试，一面标榜自己为最革命的艺术，宣称“未来主义就是国家艺术”，该派的主要活动家有马雅可夫斯基、卡缅斯基、阿谢耶夫、克鲁乔内赫等，由他们创办的《列夫》（ЛЕФ，1922—1928）杂志轰动一时。20年代阵容最为庞大的文学团体就是“无产阶级文化派”，这个成立于十月革命前夕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在革命后迅速发展，拥有几十种报刊和几十万会员，其成员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对新文化的建设抱有极大热情，但该派领导人鲍格丹诺夫等人却在理论上对他们的追随者作了错误引导，他们根据所谓“组织经验说”，认为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文化都是反动的、落后的，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才可能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化派中有一个重要分支叫“拉普”，这是“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在“拉普”主办的多种刊物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在岗位上》（На посту，1923）以及后来的《在文学岗位上》（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осту，1925—1932）和《拉普》（РАПП，1931—1932）。
　　
十月革命后有很多作家对革命持观望态度，或是有条件地接受新现实，此类作家被托洛茨基称为“同路人”，而所谓“同路人文学”和“同路人期刊”则成为保持这一时期文学质量的重要砝码。《谢拉皮翁兄弟》（Серапионовы братья，1921—1922）是一批严肃作家的同仁刊物，作品收入该集的作家构成一个较为松散的文学团体即得名“谢拉皮翁兄弟”，他们主张文学超然于政治和革命，专注于小说的形式和技巧，这一姿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不合时宜，却能使该派成员安坐书斋，潜心于文学，并因此在后来大多成长为俄国文学的大家。1924年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版的几份杂志也具有浓厚的“同路人”色彩，由私人创办的《俄国现代人》（Русский современник，1924）虽总共仅出4期，却质量很高，影响深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時代氛围中，该刊有意忽略作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仅以作品的文学质量做取舍标准，试图将各种文学力量团结为一体，其作者中既有老作家也有新作者，既有同路人也有无产阶级文化派，既有国内作家也有流亡境外的文人。与《俄国现代人》风格相近的另一份刊物是《俄罗斯》（Россия，又称《新俄罗斯》〈Новая Россия〉，1922—1926），该刊主编列日涅夫称自己的刊物为“苏维埃俄国第一份非党政论刊物”，该刊的办刊申请曾被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季诺维也夫否决，后经列宁同意才获准出版，不过列宁很快便给此刊贴上了“路标转换派”的标签。20年代创刊的一些“红色”文学期刊也具有同路人特征，如《红色处女地》和《西伯利亚星火》等。《红色处女地》（Красная новь，1921—1941）是十月革命后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文学期刊，由著名批评家沃隆斯基任主编，他团结起一批年轻的同路人作家，组成所谓“山隘派”，与文学团体“十月派”构成对峙。1927年，沃隆斯基因被列为托派分子而遭免职，但这份杂志一直办到1941年。《西伯利亚星火》（Сибирские огни，1922—）起初以《红色处女地》为样板创建，但在1930年成为西伯利亚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后，却公开宣称要与文学同路人开战。由波隆斯基主编的《出版与革命》（Печать и революция，1921—1930）、弗里契和佩列维尔采夫主编的《文学和马克思主义》（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марксизм，1928–1931）等“新”文学杂志，也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苏联时期的文学期刊
　　
在整个苏联时期，文学期刊始终是社会构成中不可或缺的机制之一，是文化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大舞台。一方面，苏联文学期刊始终面对诸多限制和压力。但另一方面，文学期刊在苏联社会中占有的独特地位和在读者心目中享有的崇高威望或许是在其他国家所不多见的，文学期刊销量巨大，是苏联人的主要精神食粮，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一篇作品便能声名远扬。
　　
苏联时期的文学期刊先后出现三个热潮。首先是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不久出现的文学期刊创刊潮。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出于稳定新生政权的考虑查封了数以百计的报刊，但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新的定期出版物也纷纷涌现，其中不乏一些大型文学期刊，除了前文提及的那些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出现的文学团体刊物外，各级作家组织还在20—30年代创办了多种大型文学期刊。1922年，与《红色处女地》同时，全俄共青团中央在莫斯科创办文学期刊《青年近卫军》（Молодая гвадрия），由当時著名的文学活动家和共青团领袖阿维尔巴赫任主编，后来的许多苏联文学大家如叶赛宁、肖洛霍夫、列昂诺夫、法捷耶夫、奥斯特罗夫斯基等都是从这家刊物登上文坛的。仅1924年一年，就有《接班人》（Смена）、《星》（Звезда）、《十月》（Октябрь）等三家刊物创刊：《接班人》是一份青年文学和儿童文学杂志；《星》虽然创办于列宁格勒，却是一份全国性文学刊物，1946年，该刊由于发表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作品受到苏共中央点名批评。在之后若干年间，多种形式和功能均很独特的文学期刊又纷纷面世：《小说报》（Роман-газета，1927—）是一份专发长篇小说的杂志，它自称为“报”，意在强调它在推出长篇小说时的迅即和便利，它每期刊登一部长篇新作；《文学学习》（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учёба，1930—）由高尔基创办，后成为苏联作协刊物，它既发作品也发评论，旨在向普通文学爱好者普及文学知识；《旗》（Знамя，1931—）最初由苏联红军文学协会创办，1934年改由苏联作协主办之后仍保留着浓重的军旅文学色彩；《我们的同时代人》（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1933—）是一家编年史性质的期刊，起先刊名为《某某年》，即以十月革命为元年，一直出到1955年的《三八年》，1956年起改用现名，是一份为俄国乡村散文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民族派刊物；《民族友谊》（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1939—）主要用来刊登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俄译，起初不定期，1955年起改为月刊。就这样，在20—30年代短短十余年时间里，苏联文学界便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文学期刊方阵。
　　
在50年代苏联社会和文学的“解冻时期”，苏联文学期刊迎来第二个繁荣期。1954年5月号的《旗》杂志推出爱伦堡长篇小说《解冻》的第一部，这部小说因其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之变化的敏锐捕捉和再现而轰动一时。作者在小说结尾给出这样一幅极具象征色彩的图画：“窗外是一片激动人心的情景。寒冬终于站住脚了。马路上的积雪已开始融化，到处在流水……到解冻的时节了。”小说的题目也成为关于一个文学文化时代、甚至整个历史时代的形象概括。在此之后，苏联作家们你追我赶地突破创作“禁区”，构成许多新的创作流派，如暴露现实生活矛盾的“奥维奇金派”、直面战争残酷的“战壕真实派”、直抒胸臆的“高声派”和关注自我表达的“细雨派”、注重道德探索的“乡村散文”等。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的刊出，更为解冻文学热潮添加了新的燃料。1962年，索尔仁尼琴把《一天》的手稿托人递交《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读后十分激动，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部可能具有颠覆性质的作品，因为小说直接描写了苏联时期的集中营以及集中营囚犯的生活。索尔仁尼琴后来在他的自传《牛犊抵橡树》中详细描写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设法刊发这部小说的全过程：特瓦尔多夫斯基举棋不定，最终决定将此事直接通报赫鲁晓夫，后者听了主编的介绍后准许刊发，并要求《新世界》杂志做出样刊，供苏共中央全会集体阅读和讨论。索尔仁尼琴写道：中央全会散会时，各位委员走出会场，每人腋下都夹着一本淡蓝色封皮的《新世界》。《一天》果然产生出了赫鲁晓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期待的效果，所谓“集中营文学”也成了解冻文学的重要构成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还创办了多种大型文学期刊，其中重要的有：《外国文学》（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5—），这是苏联作协刊物，专门负责向俄语读者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有些近似我国的《世界文学》，该刊编委会中有多位国际著名作家，如昆德拉、奥兹和我国作家王蒙。《青春》（Юность，1955—）由俄国著名作家卡达耶夫倡议于1955年在莫斯科创刊，主要面对青年作家和青年读者，卡达耶夫任首任主编。这份充满青春色彩和域外风情的文学期刊创办后立即吸引众多读者，印数逾百万。编辑部注重发掘新人，陆续发表许多“新潮”作品，如叶夫图申科的《娘子谷》、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伊斯康德尔的《兔子和蟒蛇》和沃伊诺维奇的《士兵伊万·琼金的生活和奇遇》等。《莫斯科》（Москва，1957—）由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联邦作协创办，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始终具有较为明显的“俄罗斯性”。《文学问题》（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1957—）是一份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刊物，由苏联作家协会和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所共同主管，相比较高尔基创办的《文学学习》，《文学问题》体现出更强的学术性。
　　
20世纪苏联文学期刊的第三个高峰期就是8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期刊热潮”（журнальныйбум）。在苏联社会的“改革”时期，在“公开性”的时代语境中，苏联的文学期刊迅速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平台，它们刊登宣传改革精神的各类政论文章，同时也争先恐后地刊出之前很难读到的禁书和半禁书，文学期刊因此成为当时苏联最抢手的读物，十余家主流文学期刊的印数都在数十万，其中《新世界》《旗》等更是多达两百余万，而且这还是“限购”情况下的订阅数，因为苏联时期的文学期刊订阅者是要具有一定身份的。当时的各种文学杂志均一刊难求，人们相互借阅，杂志往往被翻阅得破烂不堪。笔者80年代末在苏联访学时曾对文学期刊的稀罕和珍贵深有体会，在普希金语言学院的阅览室里能抢到一本新出的文学期刊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在莫斯科街头的报刊亭前顶风冒雪排长队购买文学期刊的体验，让笔者至今仍对每一种文学期刊心存敬畏和觊觎。 　　
在“期刊热潮”中表现最抢眼的，除了当时的综合性周刊《星火》（Огонёк，1923—）和《接班人》等之外（这些综合性杂志也为文学辟出很大篇幅），就是《旗》《新世界》和《十月》等主流文学期刊。改革时期，《旗》这份原有军方背景、又由“前线一代”作家巴克兰诺夫主编的杂志曾被称为“改革的旗舰”，它发表了大量轰动性作品。在这几份期刊上刊发的文学作品主要有两类，即“回归文学”和“迟到文学”。所谓“回归文学”，一指十月革命前写作的、后由于种种原因淡出人们阅读视野的旧作，比如白银时代的诗歌、小说和宗教哲学散文，二指境外俄语作家的作品，如纳博科夫的小说和布罗茨基的诗歌；所谓“迟到文学”，则指同时代作家之前创作、却由于种种原因被置之高阁或打入冷宫的作品，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普拉东诺夫的《基坑》等等，几乎可以说，这五六年间的苏联文学期刊把20世纪的俄语文学整体地检阅了一遍，并把其中最优秀的杰作集中地“归还”给了读者。与此同时，文学期刊上讨论的内容也超出文学，包括政治、经济、历史、社会、伦理、生态等在内的各种改革话题，均成为作家和当时文化人谈论和争论的对象，大型文学期刊于是成了改革时期“新思维”的主要喉舌和舆论阵地。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随着苏联的社会民主化和出版自由化过程的推进，苏联文学期刊竟然在90年代初迅速地集体“失声”，原来要由文学承担的意识形态使命被解构，原来要作家代言的心声可以直接表达，文学期刊不仅因此丧失了它们的非文学功能，甚至遭遇到生存危机。在书刊审查被完全取缔之时，俄语文学期刊却跌入了空前的低谷，正如俄国作家维克多·叶罗菲耶夫针对苏联解体之后的文学现状所发出的感慨：“原来过量的氧气也会憋死人！”新的出版法颁布后，各种文学期刊纷纷“私有化”，主动或被动地脱离各种官方支持，成为“纯文学”杂志，可它们的发行量却一落千丈，以《旗》为例，该刊1990年的印数为一百万册，1993年下降到七万五千册，而到2016年仅为两千册。
　　
《十月》和《新世界》
　　
《十月》和《新世界》是当下俄语大型文学期刊中的双子星，它们创刊时间相近，其篇幅、性质和地位也大体一致。
　　
《十月》创刊于1924年5月，创办者是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之后其主办者不断变更，1925年起为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1934年起为苏联作家协会，1958年起为俄联邦作家协会，1990年新的出版法颁布后，该刊注册为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份独立刊物，据现任主编伊琳娜·巴尔梅托娃称，《十月》办刊许可证上的编号是001。参与《十月》创建工作的是一些苏维埃文学的奠基者如富尔曼诺夫、绥拉菲莫维奇和法捷耶夫等，在该刊数十年历史中，苏联时期的大作家几乎都曾在该刊亮相，《十月》刊登的许多作品也都成为俄苏文学的经典，如马雅可夫斯基的《放声歌唱》、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叶赛宁的诗作、普拉东诺夫和左琴科的短篇小说、阿赫马托娃的《安魂曲》、雷巴科夫的《沉重的黄沙》、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和《一切在流动》等等。《新世界》的首任主编是卢那察尔斯基，1926年起波隆斯基任主编。1947年，《新世界》成为苏联作家协会刊物，50-60年代在特瓦尔多夫斯基任主编期间，该刊宣传“民主的社会主义”，体现出自由派倾向，产生很广泛的社会影响。80年代末，该刊率先推出众多被禁作品，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普拉东诺夫的《基坑》、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圈》和《癌病房》等。
　　
《十月》和《新世界》这两家杂志都是20世纪俄语文学的重要组织者，都为20世纪俄语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就思想立场和美学倾向而言，《十月》更本土一些，更传统一些，而《新世界》则更西化一些，更自由一些，在50年代的“解冻”时期，这两家杂志间爆发了激烈论争，而两家杂志的对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两家杂志的主编之间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差异。两度出任《新世界》主编（1950—1954；1958—1970）的特瓦尔多夫斯基生于1910年，14岁发表第一首诗，20世纪30年代写出反映集体化运动的长诗《春草国》，卫国战争期间以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享誉文坛，之后的数部长诗如《路边人家》《山外青山天外天》《焦尔金游地府》等也都是苏联文学史中的名著。1950年接手《新世界》后，他凭借其过人的精力和胆识把刊物办得风生水起，但1954年秋却因发表反斯大林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而遭解职。1958年他卷土重来，体现出更为自由的办刊风格，为赫鲁晓夫兴起的“去斯大林化”运动添砖加瓦，使《新世界》成为“解冻”思潮的策源地之一。勃列日涅夫当政后，特瓦尔多夫斯基及其《新世界》开始承受巨大压力，1970年他被迫离职，离职后不久患脑溢血，失去运动和言语能力，次年去世。《十月》主编柯切托夫生于1912年，比特瓦尔多夫斯基小两岁，二次大战期间曾在列宁格勒任战地记者，战后开始文学创作，1952年以小说《茹尔宾一家》成名，得到苏联作协重视，1955被任命为《文学报》总编，1961年起任《十月》主编。在1958年发表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中，柯切托夫对解冻时期的种种社会现象提出质疑。他之后写作的几部长篇小说如《州委书记》《你到底要什么》《落角》等，都因为其捍卫斯大林时期的价值观、反对自由化和西化的立场引起各方激烈争论。1973年，柯切托夫在其位于佩列捷尔金诺的别墅中自杀，据说是难以忍受癌症带来的病痛。
　　
早在1953年，当潘诺娃的小说《一年四季》在《新世界》刊出后，柯切托夫便在《真理报》上发表《这是什么样的一年四季？》一文，认为小说“走的是一条自然主义的路子”；1956年，在《新世界》发表杜金采夫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后，柯切托夫迅速写成《叶尔绍夫兄弟》，在思想立场上与前者打擂台；1961年，《新世界》第8期刊出一篇认可“自我表现说”的文章《争论的逻辑和艺术的逻辑》，《十月》立即在第9期刊出《这究竟是为什么？》一文予以抨击；同年，柯切托夫的小说《州委书记》在《星》杂志第7—9期连载后，《新世界》1962年第1期便刊出署名文章进行批评，引发一场论战；而在《新世界》1962年第11期发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后，《十月》更是提高批评调门，柯切托夫亲自在《十月》1963年第11期上发表《一切并不如此简单》一文，认为《新世界》体现的是“富农的意识形态”，在“用虚无主义的毒药毒害年轻读者”。到了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停滞时期”，文艺界的公开论战不受鼓励，但直到1969年，当柯切托夫在《十月》第9—11期上连载自己的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仍多次在不同場合直言：“这绝对不是什么文学，甚至称不上是糟糕的文学。”《十月》和《新世界》的争论以两位主编在70年代初的相继离世而告一段落，两家杂志的对峙是两位主编间的一场个人恩怨，也是苏联时期文学期刊两种办刊策略间的较量，更是当时两种文化取向和文学观念间的对峙。这两家杂志的主编死后都葬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他俩在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毁誉参半，后来也都得到人们的尊重。在柯切托夫的故乡诺夫哥罗德有一座作家的纪念碑和以作家名字命名的街道；俄国各地以“特瓦尔多夫斯基”命名的街道更有多条，2013年，在莫斯科《新世界》编辑部附近的街心花园里又为特瓦尔多夫斯基立起一座新的纪念雕像。 　　
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期刊热潮”中，《十月》和《新世界》两家杂志的风格和立场开始相互接近，均为刊发“回归文学”和“迟到文学”的主要阵地；苏联解体后，两家杂志都相继独立，成为私人性质的文学期刊，它们的境遇也大同小异，目前的发行量均下降为区区两三千册。两家在苏联时期叱咤风云的大型文学期刊，如今成了一对难兄难弟。但如今，两家杂志仍是俄国当代作家们的重要舞台，它们坚持出刊，陆续推出不少文学新人；两家杂志还设立各自的文学奖项，如《十月》的“十月文学奖”、《新世界》的“Anthologia诗歌奖”和“卡扎科夫小说奖”等。两家杂志也经常组织相关的文学活动，如莫斯科《十月》杂志主办的“阿克肖诺夫文学艺术节”以及与北京《十月》联袂举办的“中俄十月文学论坛”等。
　　
境外和地下的俄国文学刊物
　　
除正式期刊外，在俄国历史的不同时期还存在过许多“非正式”出版物；除俄国境内的杂志外，俄国侨民作家还在境外创办了许多俄语文学期刊。这两类刊物可归入20世纪俄国文学史中的两个奇特概念，即“自版文学”（самиздат）和“他版文学”（тамиздат）。
　　
俄国境外文学期刊的历史或始自赫尔岑的《北极星》（Полярная звезда，1855—1868），这份文学和社会政治杂志由赫尔岑在伦敦创办的“自由俄国印刷所”于1855—1868年间出版，刊名取自十二月党人创办的同名刊物，赫尔岑把被绞死的五位十二月党人的侧面像放在杂志封面上，并引用普希金的诗句“理智万岁”作为题词。这份境外刊物常被成功地运入俄国。稍后，赫尔岑又创办另一份报纸性质的周刊《警钟》（Колокол，1857—1867），关于这份周刊，米尔斯基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写道：“这份周刊立即产生巨大影响，尽管遭到官方查禁，仍被大量偷运进俄国。所有人都阅读这份刊物，甚至包括那些当权者。它对滥用权力和渎职行为的披露往往能促使官方立即采取行动，撤换最不得人心的肇事者。在1857—1861年间，《警钟》是俄国最主要的政治力量”（米尔斯基著、刘文飞译《俄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上卷第267—268页）。
　　
十月革命后，共有约一千万人逃离革命后的俄国，在他们中间有大量或主动或被迫地离开祖国的俄国知识分子，其中不乏著名作家，如布宁、阿尔志跋绥夫、阿·托尔斯泰、扎米亚金、库普林、茨维塔耶娃、梅列日科夫斯基等等。他们落脚在巴黎、布拉格、柏林、贝尔格莱德以及我国的哈尔滨、上海等地，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构成了俄国侨民文学这一奇特的文学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沦陷区的一些俄罗斯人逃到非交战国，战后又有一些人从德国战俘营直接去往西方，这些人中后来有人选择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们构成20世纪俄国侨民文学中的“第二浪潮”。20世纪60—70年代，“解冻”之后复又出现的政治控制政策，再加上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使许多作家感到压抑，因而流亡，官方也主动驱逐了一些持不同政见作家，他们在20世纪后半期形成声势浩大的俄侨文学“第三浪潮”，其中的代表作家有索尔仁尼琴、西尼亚夫斯基、布罗茨基、季诺维约夫、阿克肖诺夫、维克多·涅克拉索夫、沃伊诺维奇、萨沙·索科洛夫、弗拉基莫夫和多夫拉托夫等。俄侨作家在世界各地创办了大量文学期刊。
　　
第一浪潮俄侨文学期刊最重要的有如下几种：《俄国思想》（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1880—1927）原为一份带有温和自由派立场的文学和思想月刊，由拉夫罗夫创办于莫斯科，1905后成为立宪民主党机关刊物，1907年后成为俄国宗教复兴运动的中心，1918年被查封，后由俄国侨民继续在国外出刊，编辑部先后设于索菲亚、布拉格和巴黎。作为俄侨文化界的重要杂志，该刊不仅吸引了大量作家，谢·布尔加科夫、弗兰克、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格尔申宗等俄国宗教哲学家也常为其撰稿。《当代纪事》（Соврем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1920—1940）是巴黎的一份俄侨杂志，共出70期，其诗歌栏由采特林主编，小说栏由斯捷蓬主编，每期印数两千册，几乎所有俄侨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作品，纳博科夫就以“西林”为笔名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最初的作品，这份期刊同时也刊发哲学、历史、经济和社会随笔。该刊第1期的编辑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代纪事》的版面是开放的，作者属于哪一政治派别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并不存在，我们欢迎一切稿件，只要它对俄罗斯文化而言具有客观价值，无论它是艺术创作、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思想探索。”1940年，该杂志因德国纳粹占领巴黎而停刊。《环节》（Звено，1923—1928）是当时巴黎最重要的报纸《最新消息报》（Последние новости，1920—1940）的文学副刊，每周一期，共出版152期，著名诗人霍达谢维奇主持该刊“文学漫谈”栏目。《数目》（Числа，1930—1934）作为巴黎“青年作家诗人协会”的同仁刊物，较多地体现了青年侨民作家的主题和风格，是俄侨诗歌中所谓“巴黎音调”的发源地。在中国的哈尔滨，俄国侨民也创办了许多刊物，其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是文学艺术周刊《边界》（Рубеж，1927—1945），在18年的存在时间里它共出刊862期，发表了许多哈爾滨俄侨作家和诗人如涅斯梅洛夫、巴依科夫、别列列申和阿恰伊尔等的作品。该刊发行量约为2500册，除哈尔滨外，它还被销往北京、上海等地，甚至被俄国侨民带往世界各地。1992年，《边界》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复刊”，新《边界》封面上的标号为“第1（863）期”。
　　
第二浪潮俄侨文学杂志中的佼佼者是两份季刊《新杂志》（Новый журнал，1942—）和《界限》（Грани，1946—），前者由在战时自法国流亡至美国的俄侨作家阿尔达诺夫和采特林在纽约创办，作为法国俄侨杂志《当代纪事》之继续，故曰“新杂志”，该刊第1期用三个关键词确定杂志的性质：“俄国—自由—流亡。”该刊1958年率先发表小说《日瓦戈医生》片段，后又发表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和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片段，令世界斯拉夫学界瞩目。值得一提的是，该刊在苏联解体后没有像其他俄侨刊物那样或停止出刊或迁回俄国，而继续按照之前的风格和套路出刊，既刊登俄国境内外作家的诗文，也发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还有一些珍贵的文献和资料披露，保持着较高的文学水准。《界限》最初产生于盟军占领德国后接管的苏军战俘集中营，编辑部后迁至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该刊在60—70年代刊出许多文学名著，如沃伊诺维奇的《伊万·琼金的生活和奇遇》、格罗斯曼的《一切在流动》、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沙拉莫夫的短篇小说、布罗茨基的诗、布尔加科夫的《狗心》、曼德施塔姆的《第四散文》、普拉东诺夫的《地槽》、哈尔姆斯的作品，还再版了苏联时期的《句法》《凤凰》《斯芬克斯》等地下杂志，当然，它首先是第二浪潮俄侨作家发表作品的原地。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界限》编辑部迁至莫斯科，但刊物的印数日益降低，至2000年仅有750册。 　　
第三浪潮的俄侨作家当然有机会在第一、二浪潮的俄侨期刊上发表作品，但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努力创办了自己的文学杂志。1974年，马克西莫夫在巴黎创办季刊《大陆》（Континент，1974—1992），他担任主编长达17年，该刊编委中有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作者中更不乏俄国和欧洲各国的著名作家。《大陆》曾同时用俄、英、德、法、意5种语言出版，在欧洲“大陆”很有影响。苏联解体后，《大陆》影响下降，编辑部于1992年迁回莫斯科，2013年起仅出网络版。1978年，西尼亚夫斯基在巴黎创办季刊《句法》（Синтаксис，1978—2001），刊名源自莫斯科的一家同名地下刊物，該刊撰稿者多为流亡西方的俄国作家和学者，80年代曾与马克西莫夫的《大陆》展开激烈争论。由第三浪潮俄侨作家创办的期刊还有《时代和我们》（Время и мы，1975—1981，特拉维夫；1981—2001，纽约）和《射击兵》（Стрелец，1984—1999，纽约）等。
　　
与境外俄侨文学期刊构成呼应的，是20世纪下半期在苏联出现的“自版文学”杂志。“自版文学”这一称谓起初具有某种嘲讽或自嘲意味，即作品无处发表就“自己出版”，其方式就是作者或编者通过复写、打字、油印、复印、照相等方式把作品做成多份拷贝，分发给自己的朋友和其他读者阅读。布可夫斯基在其自传体小说《风又吹回来了》中这样定义“自版文学”：“自己写作，自己编辑，自己审查，自己出版，自己传播，然后自己因此去坐牢。”20世纪俄语文学史中许多一度遭禁的名著，起初都是以这种方式传播的，如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白银时代诗人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施塔姆等人的诗作，还有后被称为后现代文学的作品，如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布罗茨基的诗等。西方当代文学的翻译作品，如海明威、卡夫卡、奥威尔、加缪等人的作品，构成“自版文学”的第二个内容，而相关的思想读物，如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们的著作、萨哈罗夫等人的文章和金兹堡、曼德施塔姆夫人等人的文学回忆录，则构成“自版文学”的第三种对象。70年代的地下出版物如此流行，以至坊间曾流传这样一则笑话：一位外婆见孙子不读书，于是亲手用打字机把《战争与和平》重新打印一遍，孙子于是果然如饥似渴地捧读起来。
　　
苏联时期最早的定期地下出版物可能要数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金兹堡1959年创办的《句法》（Синтаксис，1959—1960），与其他人因无法刊出作品才偷偷做成“手抄本”的做法不同，金兹堡从一开始就在有意识地编辑一份“正规刊物”，他将当时许多青年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征集起来，用打字机打印出300册，还在扉页上标明了主编、编辑部地址和出版时间。该刊仅出3期，正在埋头编辑第4期的“主编”在家中被捕，罪名是“反苏宣传”。这份“自版文学”期刊被查封5年后，境外俄侨文学杂志《界限》将所有三期《句法》合成一卷予以再版（《界限》1965年第58期）；18年后，西尼亚夫斯基在巴黎创办他的文学期刊时又沿用了《句法》的刊名。由莫斯科诗人加兰斯科夫创办的《凤凰》（Феникс，1961；1964）是莫斯科“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诗人小组”的同仁刊物，它因其刊发的数封言辞激烈的“公开信”而著称，1964年第2期《凤凰》上刊出的由维戈多罗娃秘密速记的《布罗茨基案审判记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979年编成的《大都会》（Метрополь）文学辑刊，曾成为20世纪俄语文学史中的一大事件，20余位具有现代主义、甚或后现代主义文学取向的作家将他们的作品汇编成册，原打算公开出版，却遭到官方阻扰，于是他们便以打印本形式推出文集，参与者结果遭到作协和官方的严厉惩处，或被开除出作协，或长期被禁止发表作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大都会》事件”。当年的打印本仅12份，但有一份被偷运出国，后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的“阿尔迪斯”出版社复印出版；《大都会》辑刊的作者后来大都成为20世纪俄语文学的经典作家，如阿克肖诺夫、阿赫玛杜琳娜、比托夫、沃兹涅先斯基、维索茨基、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伊斯康德尔、叶夫盖尼·波波夫、莱茵、萨普基尔等。
　　
当下的俄国文学期刊
　　
无论就刊物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还是就其质量和发行数量而言，当下的俄国文学期刊都无法与19世纪俄国文学的黄金时期和19、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相比，更无法与苏联时期20—30年代、“解冻时期”和“改革时期”三个文学期刊高峰期并论。文学期刊风光不再，这恐怕也不是俄国一国之特例，网络时代带来的新型阅读习惯，与全球化相伴而来的美国大众文化的冲击，碎片化的存在方式导致的文学的边缘化等，都是全世界文学人共同面临的大语境。与此同时，苏联的解体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俄苏社会中由来已久的文学的威望和作家的神性，文学期刊不再是主要的意识形态阵地，作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先知和社会代言人的角色，那种全民共读某一期文学期刊或某一部文学作品的时代或许很难再现了。但另一方面，俄国毕竟是一个文学大国，文学对于俄罗斯人而言依然是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俄国文学期刊业近年也呈现出回暖迹象。据统计，俄国目前登记在册的定期出版物约两万家，其中正常出刊者近七千家，是苏联解体前后期刊数量的两倍，文学期刊在其中约占十分之一；另有一项调查结果：声称从不阅读任何杂志的被调查者在1990年占被调查者总数的4%，2016年这个数字增长至30%，但换句话说，当下俄国仍约有70%的国民继续阅读杂志，他们中即便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阅读文学期刊，这也仍旧是一个将近千万人的庞大读者群。
　　
与苏联时期相比，当今俄国大型文学期刊界出现一个颇为奇特的变化，即以往的几家权威杂志英雄暮年，惨淡经营，外省的一些文学刊物却衣食无忧，顺风顺水。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的几家“胖杂志”如《十月》《新世界》《旗》《外国文学》《我们同时代人》等，几乎均无固定的官方或私人资助，主编们要四处化缘，编辑部大多只有七八条枪，编辑们的工资要靠自筹，杂志的印数只有三五千册，也都基本不向作者支付稿酬。相形之下，外省文学期刊的日子反倒好过一些，它们作为地方的文化名片大多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刊物印得很精美，也有各自相对固定的作者群。它们有些是苏联时期的老刊物，有些是在苏联解体后新创刊的，它们分布在俄国的东南西北，装点着当今俄国的文学版图。 　　
俄国的西北部有着双都之一的圣彼得堡，这里也是数家大型文学期刊的举办地。《涅瓦》（Нева，1955—）原为列宁格勒作家协会刊物，1989年印数曾达64万，2017年仅为1500册，但它依然被视为彼得堡最重要的文学期刊。《阿芙乐尔》（Аврора，1969—）月刊起初是苏联共青团和列宁格勒作协的机关刊物，1980年起脱离作协。这份以那艘放出十月革命第一炮的巡洋舰名称命名的杂志，苏联时期却屡犯“自由化”错误，1977年因发表女诗人科罗廖娃提及末代沙皇一家遇害事件的诗作挨批；1982年因一篇疑似对勃列日涅夫75岁生日有嘲讽之意的短篇小说主编被撤。2013年起，该刊得到彼得堡政府津贴，刊物质量有很大提升。由坐落在彼得堡的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俄国文学》（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58—）是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俄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刊物之一，现任主编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巴格诺，笔者有幸自2014年起担任该刊编委。在彼得堡以北，有一份以《北方》（Север，1940—）为名的文学期刊，该刊编辑部位于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首都彼得罗扎沃茨克，1991年起该刊得到卡累利阿共和国政府支持，之后办得有声有色，2009年发起“北方之星”创作竞赛，允许15—37岁的作者参加，获胜者被送入莫斯科的高尔基文学院继续深造；2012年起设立文学奖，重点奖掖青年作者；2013年起接办苏联时期的著名辑刊《诗歌日》，该刊主编还因此获得俄联邦文化部颁发的莱蒙托夫奖章。俄国的东部地区存在着十几种文学期刊，除了前文提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边界》外，还有哈巴罗夫斯克的《远东》（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1946—）、乌兰乌德的《贝加尔》（Байкал，1947—）和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Урал，1958—）等。俄国南方各地的文学期刊主要有：《伏尔加》（Волга，1966年创刊于萨拉托夫）、《顿河》（Дон，1925年创刊于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和《伏尔加》（Идель，1989年创刊于喀山）等。
　　
苏联解体以后，俄国还新涌现出一批文学期刊，相比于之前的“胖雜志”，这些新刊物似乎更加专门化、个性化。苏联时期并无专门的诗刊（《诗歌日》是一年出一本的“辑刊”），而在当下俄国却同时存在多种诗刊，如《阿里昂》（Арион，1994—），刊名取自普希金一首诗的题目，风格较为传统。与《阿里昂》的风格有些对立的是诗刊《空气》（Воздух，2006—），后者比较注重诗歌的实验性和现代性。2004年创刊于彼得堡的《山雀》（Зинзивер）也很有先锋文学特征，刊名取自俄国未来派诗人赫列勃尼科夫的诗作《蚱蜢》，似乎意在显示其对接白银时代俄国现代派文学传统的诉求。同年创刊于萨拉托夫的《太阳之子》（Дети Ра）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谈及当下的俄国文学期刊，有两个现象也值得一提。其一是网络杂志的兴起或曰杂志的网络化。如今的俄国文学期刊少有例外地均在互联网上开辟网络版，每一期内容大都能迅速在网上读到，而且免费。笔者曾问及俄国几位大型文学期刊主编，网络版是否会影响纸质版杂志的销量，他们都很淡然，称他们更乐意让更多的读者免费读到他们的杂志，因为这正是他们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俄国人、尤其是俄国文学人的确较少“版权意识”，俄国所有大作家的经典作品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这在其他国家、尤其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多见的。俄国还有一家著名的期刊网站叫“期刊阅览厅”（Журнальный зал，http：//magazines.russ.ru），它将数十家俄国当下大型文学期刊“收入囊中”，集中提供给读者，这家网站已成为最受俄国文学爱好者欢迎的网站。该网站首页的右上方醒目地标出一行字：“作为一种美学现象的俄国大型期刊。”其二是《新文学评论》（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集办刊与出版为一体的现代期刊理念和运作方式。《文学评论》（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原为苏联时期的一份文学批评和理论刊物，《新文学评论》承续这一刊名，从1992年底开始出刊，可它却是一份全“新”的期刊，自称第一家独立的语文学刊物，该刊注重对“旧”文学观念的反思，注重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看待俄国文学，也注重对俄国当代文学进程的梳理和归纳。该刊主编伊琳娜·普罗霍罗娃是一位出版女强人，她在很短时间里便将这份刊物打造成一份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刊物，一份在全球俄语文学研究者心目中享有很高地位的学术刊物。此外，普罗霍罗娃还以此刊为依托创办了同名出版社，先后出版20余套丛书，如“科学丛书”“批评和随笔”“俄国旅行家书简”“工具书系”“语文学遗产”“智性史”“电影文本”“回忆录中的俄国”“新诗歌”“童年偶像”“新文学评论童话”等，每年出书百余种。在莫斯科和世界各地的国际书展上，“新文学评论出版社”总是占据显赫位置；在俄国每年的各项图书奖和文学奖中，这家出版社也总是大赢家。如今，这家出版社俄文名称的缩写形式“НЛО”已成为国际出版界的知名标识之一。将杂志创出的名牌推广至出版界，再用图书出版的盈利来保障杂志的高水准，普罗霍罗娃和她的杂志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俄国文学期刊的几个特征
　　
纵览俄国文学期刊的发展过程，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突出特征：
　　
首先，一部俄国文学期刊史就等于一部俄国文学史。俄国文学期刊是作家的摇篮，俄国文学史上的名著几乎都是在文学期刊上首发，鲜有先出单行本者，在俄国，文学期刊永远比出版社更重要，也更有影响，可以说，几乎所有俄国大作家都起步于文学期刊。俄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几个文学时代，如19世纪的黄金时代、19—20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十月革命前后、解冻时期和改革时期，无一例外都是文学期刊的繁荣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俄国文学期刊与俄国文学相辅相成、“荣辱与共”的密切关系。在俄国文学期刊史的不同阶段，创办或主持主流文学期刊的大都是重要的作家、诗人和批评家，每一位俄国大作家的传记中必定有着他或她与文学期刊相关联的故事。作为文学期刊主编的文学大家如普希金、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谢德林、柯罗连科、高尔基、特瓦尔多夫斯基、西蒙诺夫等，大多体现出了强烈的“主编意志”，他们就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坛盟主、作家领袖和文学生活的主人，他们主持的文学期刊往往就是一个文学流派的核心，一场文学运动的策源地，因此，大型期刊由不同的人主编，往往会导致杂志内容和风格发生巨变，比如普希金创办的《现代人》后由远离政治的普列特尼奥夫接办，成为一份安安静静的“纯文学刊物”，而在1846年涅克拉索夫接手后却迅速成为激进的革命民主派阵地，比如克拉耶夫斯基1839年创办的《祖国纪事》在别林斯基于1847年入主后也刊风大变，从《现代人》的对手变成《现代人》的战友。大型文学期刊的主编由最著名的作家出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文学期刊在俄国文学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总之，文学期刊始终是俄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此起彼伏地持续了三个半世纪之久的俄国文学期刊（以及与它们相生相伴的文学报纸），就没有俄国的文学生活和文学历史。 　　
其次，一部俄国文学期刊史也就近似一部俄国思想史。相对欧美国家，俄国的思想史传统较为薄弱，俄国文学在19世纪中期崛起之后便长期扮演社会舆论主体的角色，由此形成俄国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传统，作家是社会代言人，文学是民族意识的集中体现，文学期刊于是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赫尔岑所言的“社会论坛”，成为思想交锋的战场，所谓“机关刊物”（орган）。有一个现象颇为耐人寻味，即在俄国思想史中不同观念和立场尖锐对峙的时期，总能看到不同的杂志体现出鲜明的倾向性，不同的文人志士团结在不同的杂志周围，就像在守护自己的城堡，挥舞自己的旗帜。贯穿19世纪俄国思想史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论争，其实往往就具体地就体现为《欧洲导报》和《祖国之子》、《俄国导报》和《莫斯科公国人》等杂志的对峙。19世纪中后期相继出现的几种主要思想流派均有其期刊阵地，比如革命民主派的《現代人》和《祖国纪事》，激进“虚无党”的《俄国言论》和《事业》，温和自由派的《欧洲导报》，斯拉夫派的《莫斯科公国人》，土壤派的《时代》和《时世》，保守派的《俄国导报》和《观察家》，民粹派的《俄国财富》和《俄国思想》，“合法马克思主义”派的《神的世界》（Мир божий，1892–1906）和《当代世界》（Современныймир，1908–1916），以及自由民主派的《大众杂志》（Журнал для всех，1896–1906）等。可以说，俄国历史上的每一种文学期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思想倾向和社会立场，因此，要了解俄国的思想史，阅读和研究各个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期刊似乎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任务。
　　
最后，俄国文学期刊的种类、内容和功能均十分多样。俄国的文学期刊仅就种类而言就有10余种之多，除了最常见的“杂志”（журнал）、“期刊”（периодика），除了其他国家都有的依据出刊频率来划分的“年刊”（ежегодник）、“季刊”（трехмесячник）、“双月刊”（двух-месячник）、“月刊”（месячник）、“半月刊”（полумесячник）和“周刊”（еженедельник）等，还有一些富有俄国特色的定期出版物，如“辑刊”（альманах）、“集刊”（сборник）、“纪事”（записки）、“评论”（обозрение，ревю）、“通报”（бюллетень）和“导报”（вестник）等。除各类专业科学杂志外，俄国综合性期刊大都内容广泛，但每份大型杂志一定辟有文学栏目，因而它们往往标明为“文学政治期刊”（如《俄国思想》）或“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期刊”（如《星火》），而大型文学期刊则又常常自称“文学艺术和社会政治期刊”（如《旗》和《青春》），换句话说，人文类的俄国大型期刊都有文学构成，而文学期刊也都有非文学的内容和超文学的功能。这既是文学因素在俄国期刊中长期渗透的结果，也是俄国期刊源远流长的文学化传统的直观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