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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川渝石窟唐宋时期的造像记、修妆记、工匠题记及其他碑记等摩崖题刻中保存有一批与石窟营造工匠有关的资料。系统辑录、考证相关材料可知，川渝唐宋石窟营建工匠有完备的分工，涉及石匠、画匠、镌字匠、木匠等四个工种，其中石匠最为重要，其开龛镌像的程序可依据未完工的小型龛像大体推知，各工种都有相应的头目，又以技艺高低区分为都料、博士、匠三个级别，此外还有总领营造之事的负责人，较大规模的营造工事可能还存在特聘的专门工匠。工匠团队的组织结构大致有分工合作式和家族式两种。工匠团队成员的形象偶尔也出现在石窟造像中。对川渝石窟古代工匠的研究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该区域现存龛像的理解。
关键词：川渝石窟;摩崖题刻;古代工匠;石窟营建
中图分类号：K879.26;K87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3-0086-09
Abstract：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grottoe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cliff inscriptions that mention craftsmen. Based on a systematic compila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these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raftsmen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grottoe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worked according to a clear-cut division of labor. This division involved the four roles of stonemasons， painters， engravers and carpenters， among which the stonemason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importance of stonemasons can be judged from the detail and expertise necessary for carving niches with statues， the process of which can be roughly inferred from unfinished extant niches. In addition to a general director that was in charge of the general construction， each type of work had its own leaders tha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three ranks of duliao， boshi and jiang based on level of skill. Special craftsmen skilled in particular areas may also have been employed for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work. There were two types of craftsman teams， one that depended on the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of labor for its organization， the other consisting of workmen from the same family. Images of craftsman from different teams can be seen carved in several places throughout the caves. The study of ancient labor structures and craftsmen in the grottoes of Sichuan and Chongqing will further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 of niche carvings in this region.
Keywords：Sichuan and Chongqing grottoes; cliff inscriptions; ancient craftsmen; cave construction
石窟營造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不仅涉及供养人、造像样式、佛教信仰等诸多面向，还牵涉营造工程的问题。这一环节常由不同工匠组成的团队来完成。然而，在石窟寺等佛教遗存中能见到的工匠资料十分有限，他们仅在少数情况下“间得附名简末”[1]。既往研究中，姜伯勤、马德等先生曾对敦煌等地的古代工匠做过深入探讨[2-4]，为这类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考。
唐宋时期，川渝地区佛教鼎盛，留存下来大量佛教遗存。石窟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别。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数据，这一区域现存唐宋石窟900余处，其中有摩崖题刻约1500则。在这些题刻中保存有一批古代工匠的题名，是研究该区域石窟营造相关问题最为直接的材料。过去，研究者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大足及其周边的文氏、伏氏等两个特殊工匠家族[5-7]，但实际上，除此之外，川渝石窟唐宋摩崖题刻中还有很丰富的工匠材料尚待整理研究。
总体来看，川渝石窟中与古代工匠有关的资料主要出现在四种摩崖题刻中：一、最常见的情况是在造像记的末尾雕刻工匠题名;二、与此类似的是将工匠题名刻于修妆记的末尾;三、专门的工匠题记，但都较为简短;四、其他内容的摩崖碑记。这些材料的年代始于初唐，较集中地出现在晚唐五代和南宋中晚期。这些材料中，各类工匠及其组成的团队被泛称为“良工”“工徒”“工巧”，即题刻中出现的“遽命良工”“召幕良工”“遂命工徒”“爰命工巧”{1}之类的表述。 本文将在系统辑录川渝石窟唐宋题刻中古代工匠资料的基础上，考证其中涉及的工匠工种、技术级别、团队组织、专门工匠等问题。
一 川渝石窟古代工匠的工种
川渝地区现存的唐宋石窟以开敞的中小型浅龛最为常见，可容人进入的洞窟并不占多数。这些窟龛的营造涉及多个工序，但其中最重要的是镌像和妆彩，即所谓“镌粧”，正如安岳庵堂寺第13龛造像记中所说的“镌粧周俻”[8]，又如乐至报国寺第5龛造像记中的“雕镌告毕，粉绘云周”[9]之语。不过，若进一步仔细梳理就会发现，川渝石窟的营造涉及多道工序，并由相应工种的工匠来完成。综合来看，川渝石窟的营建工程主要涉及四个工种。
（一）石匠
石匠是从事龛（窟）像雕凿的工匠，是最重要的工种。这类工匠在摩崖题刻中有镌石人、镌功德匠人、镌作匠人、石匠、镌匠、镌作、刻民等多种称谓，也有笼统地称为“匠人”的情况：
乾符四年四月十二日，镌石人赵行同并□饭人辛目记（巴中南龛第103龛题记[10]）
……镌功德匠人蒲……（南充万山寺《龙归院记并序》[11]）
……紹兴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伏僧庆赞谨题。赖川镌匠胥安□□（大足北山造像记[12]）
……石匠杨□□□……（南充青居山第5龛南宋淳祐壬子《重修东岩记》[11]282）
……镌匠蹇忠进……（大足石门山南宋绍兴辛未造像记[12]356）
大足及其周边地区宋代文氏镌匠家族的题名虽然也有题作“镌作匠人”或“镌作”者，但大多较为特殊，称为“东普攻镌”“普州攻镌”“东普攻镌处士”“岳阳镌作”“岳阳处士”“镌作处士”“东普处士”等：
……绍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清明节造……镌作匠人文居道……（大足石门山题记[12]350）
……镌作文惟一男居道刻（大足石门山造像记[12]351）
东普攻镌文仲璋、侄文珆、文殊天元甲子记（大足妙高山南宋题记[12]324）
普州攻镌文仲璋、男文琇、侄男文恺等造此数洞功德，绍兴十八年孟冬记（大足玉滩造像记[12]375）
东普攻镌处士文孟周记（大足佛安桥三教窟工匠题记[12]322）
……绍兴六年八月十□□攻镌作处士文玠记（大足峰山寺造像记[12]356）
……绍兴十年季冬月念一日题记□镌作处士东普文玠记（大足佛安桥造像记[12]319）
绍圣三年丙子岁岳阳文惟简镌，男居安居礼记（大足石篆山造像记[12]318）
在文氏家族的上述称谓中，较多强调了籍贯信息。类似现象在江津石佛寺摩崖造像中也有发现[13]，如“符阳处士寋清绍兴壬申夏初镌题”。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知道，文氏镌匠家族传六代（或认为是七代），共约25人。
除此之外，大足地区还存在另外一个镌匠家族——伏氏，他们的题名往往十分简略，直接署名，偶有冠以“匠人”称谓者：
皇宋绍兴二十四年，地藏王菩萨、引路王菩萨，五月十六日伏小六镌（大足北山观音坡[12]35）
……伏小八镌（大足多宝塔南宋造像记[12]448）
本州匠人伏元俊、男世能镌弥勒泗州大圣，时丙午岁题（大足北山第176龛题记[12]27）
从现有的资料看，伏氏镌匠家族传三代共6人。
不过，具体而言，石匠是如何雕凿龛像的，目前已很难完整获知。但川渝地区留存下来的一些未完工的小型龛像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线索。兹列举4例龛像{1}以一窥大概：一是丹棱张场石佛湾第4龛（图1）。该龛不见任何造像，仅在壁面上以阴线刻出一个近方形框，并在此框靠上两角处各斜刻一条短线。这应该是营造龛像选定壁面后的第一步。此近方形框确定了龛的位置和大小，靠上两角处斜刻的短线是龛楣上雀替（或称为“斜撑”）的位置。二是丹棱刘嘴第1-1龛（图2）。此龛也不见任何造像，壁面上阴线刻出的近方形框内两侧凿进了部分空间，留出了造像所需的岩料，但尚未雕出任何形象。三是安岳寂光寺第9龛（图3）。该龛内有两身并坐造像的粗胚，身体轮廓已雕出，但完全不见细节，龛壁遍布凿痕。四是仁寿两岔河第25龛（图4）。龛内中部完整雕出2身坐像，其背后及两侧浮雕的二弟子、二菩萨、天龙八部像仍是粗胚，龛壁遍布凿痕。上述4龛造像均未雕刻完整，其年代均为唐宋时期，其中透露出的龛像雕凿程序很有参考价值，即：框定龛像范围→凿除多余岩料→雕出造像粗胚→雕刻细部并打磨光整。
（二）画匠
画匠是从事龛（窟）像妆彩及后期重妆的工匠。川渝石窟的龛像在雕刻完成后，表面一般都会进行彩绘，即所谓“塑容绘质”“塑绘不分”。这种做法称为“妆銮”，也称妆彩、妆绘、妆画或丹采（彩）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造像的彩绘会逐渐脱落，则需重新妆銮，有的造像还会被多次重妆{1}。石窟营造的这一工序一般由画匠来完成。这类工匠在摩崖题刻中有绘士、画士、妆銮匠等称谓：
……光启三年□□□月二十有一日成就，明季正月十八日斋庆毕。绘士布衣张万余（巴中南龛第77龛妆彩记[10]119）
……文德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记，绘士布衣张万余……（巴中南龛第71龛妆彩记[10]110）
重修东岩记……画士洋州王义……（南充青居山第5龛《重修东岩记》[11]282）
……军事押衙冯景晖，院主讲百法论沙门契闲，妆銮匠……（安岳灵游院第5龛装修记[14]）
（三）镌字匠
镌字匠是镌刻各类题记及摩崖碑记的工匠。就川渝石窟而言，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石匠也兼做镌字匠的工作，安岳圆觉洞第9龛题记中的“镌字石匠杨文□”[15]表明了这一点。相较于普通石匠而言，镌字匠可能需要更高的文化水平，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该工种有相当的独立性，特别是较长篇幅的摩崖碑记需由这类工匠来完成。他们被称作镌字人、镌字、镌字匠、字人： 白羊峰圣容正教龛铭 ……镌字人李智员……（安岳玄妙观《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胜境碑》[16]）
……以大蜀广政二十年岁次丁巳十一月二十七日，设斋表赞讫……简州清化军镌字衙推杨朗……（乐至报国寺《普慈县永封里再兴王董龛报国院碑记》[9]83）
阿弥陀佛五十二菩萨传 邓元觉书，作龛及镌字杨子尚（梓潼卧龙山贞观八年《阿弥陀佛五十二菩萨传》碑[17]）
……镌字人平原郡雍慈顺……大历年岁次辛亥孟夏月十五日记（成都龙泉驿区石佛寺《资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场文》[18][9]45）
……镌字张文珎……（阆中石室观广明元年妆修记[19]）
敬造阿弥陀佛一身……镌字匠全弘彦（安岳庵堂寺第19龛造像记[8]615）
（四）木匠
木匠是负责龛窟前木构建筑营建的工匠。在川渝石窟的崖面上常见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孔洞、沟槽;它们的排列往往有一定规律，是龛窟前建筑的痕迹，摩崖题刻中称之为“佛阁”{1}或“遮佛龛厦舍”{2}。后一种称呼清晰地表明此类龕窟前建筑的重要功用之一是遮覆佛龛以免受风雨侵蚀。从现有资料来看，川渝石窟的龛窟前木构建筑大致有悬挑式、柱廊式、殿阁式窟檐等几种类型;近来在重庆江津石佛寺遗址又发现了可能是台基式建筑的新类型[20]。木匠题名较为少见，但我们依然可从题刻中得知石窟营建过程中这一工种的存在，如南充青居山第5龛南宋淳祐壬子《重修东岩记》中“……木匠都作头王坚提振官杨再兴……”[11]282。
上述四种工匠是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石窟营造涉及的主要工种，他们各司其职，是川渝石窟大规模开凿所必需的专业技术人员保障。
二 川渝石窟古代工匠的技术级别
姜伯勤先生在研究敦煌古代工匠时曾指出：“上层都料与一般博士、师与匠，形成了手工业各行中的等第阶梯”[2]239。这一等第阶梯是依照工匠的技术级别来区分的。川渝石窟唐宋题刻中同样保存有类似的资料。
（一）都料
都料是拥有高级技艺，并负责工程规划组织的工匠。柳宗元《梓人传》载“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今谓之都料匠”。一般而言，都料自己较少参加具体的劳作，即所谓“不执役者”。都料与普通工匠的关系正如《袁氏世范》所言：“工匠执役，必使一不执役者为之区处，谓之都料匠。盖人凡有执为，则不暇他见，须令一不执为者旁观而为之区处，则不烦扰而功增倍矣”[21]。川渝石窟唐宋题刻中同样保存有一些都料的信息：
……天复七年丁卯岁九月七日造讫，简州镌功德都料前守军士押衙勾从本赵水反（？）□雅衙彦何儒何才□□□赵□□（安岳庵堂寺第10龛造像记[8]611）
……时大蜀天汉元年太岁丁丑九月十八日斋赞毕……院主僧体儒镌造都料勾从本社户节度左厢先锋兵马使州军事……（安岳圆觉洞第22龛造像记[15]389）
时以咸通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功毕……都料施甫……（夹江牛仙寺第220号龛造像记）
上述第1条题刻中的都料颇值得注意，他还兼有“前守军士押衙”的衔称。敦煌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S·3929V/2中的都料董保德就兼任“节度押衙知画行”[22]。
（二）博士
博士是对拥有较高专业技能的高级工匠的尊称。各行业中都有博士。川渝地区从事开龛造像的工匠中即有被尊为博士者：
永泰元年十二月，利州镌龛博士勾神远（巴中玉井佛尔崖第9龛工匠题名[10]496）
时以咸通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功毕……博士□……同造……（夹江牛仙寺第220号龛造像记）
根据上述资料可知，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石窟营造的工匠按照其技艺水平可划分为都料、博士、匠三个级别。与敦煌地区不同的是，川渝唐宋石窟题刻中暂未发现称为“师”、“生”这两个技术级别的工匠题名。
三 川渝石窟古代工匠团队的组织
对于川渝唐宋石窟的营造而言，如何将上述不同工种、不同技术级别的工匠组建成为得力的工匠团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现存的摩崖题刻，总的来看，川渝石窟工匠团队的组织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家族式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文氏镌匠家族，据前人研究这一家族共传六代（或七代），是大足及周边地区宋代石窟营造的重要团队;题刻中可以见到有关家族成员之间血缘关系的称谓，但不见分工的信息，可见，家族成员内部承担了石匠、画匠等各个工种的工作。这一情况与延安宋金石窟种的介氏工匠家族十分相似[23]。另外一种是分工合作式的，每个工种承担不同的分工，这种工匠团队组织方式在川渝地区的分布范围更为广泛。在这种工匠团队中，作头和勾当是重要的组织者。
（一）作头
作头是某一工种工匠的头目，他们技术精熟，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自己也参加具体的劳作。在川渝石窟唐宋摩崖题刻中，除了“作头”外，还有与之类似的“都作”、“小作”等称谓：
本州石匠作头冯俊□（巴中南龛第23龛工匠题名[10]40）
本州石匠作头孙真，刻民郑春阳（巴中南龛第10龛淳熙元年造像记[10]27）
……绍兴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前本县押录王谅记，都作伏元俊、伏元信、小作吴宗明镌龛……（大足舒成岩造像记[12]290）
（二）勾当
勾当原意为主管、料理。但若置于石窟营造的团队中，勾当应是统筹调度各工种并负责监督的负责人，属于管理者的行列，也是“不执役者”，总负责人则称为“都勾当”。川渝石窟唐宋摩崖题刻中可以见到不少有关勾当的资料：
敬造西方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龛一所……会昌五年五月日功毕。勾当僧宝贵并母米章，同造罗忠等，同勾当僧海亮、道讽，功匠宋添……（丹棱鸡公山造像记[24]）
……时会昌六年十二月廿二日记，僧法端。勾当镌造人元从，衙前虞候刘师简，孔目官王富书□，字人□□（巴中南龛第93龛造像记[10]146） ……勾当妆修功德主何传裕、何传迪，碣文孙士彪撰，镌字张文珎……（阆中石室观妆修记[19]）
都勾当人李郁自原修……敬造一佛二菩萨阿难……修装画讫，大顺元年九月十一日（蒲江茅池井古佛山第2龛李郁造像记[25]）
敬造卅二化僧伽和尚龛……勾当僧惠全宣□□□□□□□勾当□□佩□□弟子□□□□弟子□……□□□□□□□□伯南书，平阳郡勾叙镌（安岳西禅寺造像记[26]）
敬镌妆三世……时大蜀天汉元年太岁丁丑九月十八日斋赞毕……勾当社首赵义和、社户陈球、高山贞、庞进琳……（安岳圆觉洞第22龛造像记[15]389）
大宋庆历元年丙戌岁孟春月，奉命重□此佛一龛，工毕谨记……勾当监作知客佃衙金志文（皇泽寺第45窟中心柱西面顶部重修题记[27]）
从上述资料来看，勾当的题名常出现在工匠之前。进一步仔细分析，我们还可获知有关勾当的另外几个面向：其一，充任勾当角色的人身份比较多元。有的是僧人（即“勾当僧”），也有的是民间佛教社团的首领（如“社首”）担任勾当，还有的勾当则由寺院的执事（如“知客”）来充任。从这一情况来看，勾当自身未必掌握具体的技能，但作为石窟营造工事的组织者，他们也应视为工匠团队的重要成员。其二，勾当自身有时也是供养人。上举阆中石室观唐广明元年妆修记“勾当妆修功德主何传裕、何传迪”及蒲江茅池井古佛山第2龛造像记“都勾当人李郁自原修……敬造一佛二菩萨阿难”都表明，这两龛的勾当人同时也是供养人。其三，川渝石窟造像中还可见到勾当的形象。一般而言，工匠虽然是石窟营造的重要参与者，但他们的形象却极少出现在石窟造像中。安岳石锣沟第5龛为咸通十二年开凿的“二教龛”，该龛外龛左壁底部开一个近横长方形浅龛，内雕四身供养人像（图5），均高31cm，头戴冠，着圆领直袖长袍， 腰束带， 足着鞋， 双手合十而立，四身供养人头顶的壁面上皆对应雕刻题名，左起第二身所刻为 “发心勾当，镌造功德，头首弟子孙行直供养”[28]。从这一题名可知，这身像为孙行直，他不仅是供养人，同时也是此龛造像团队中的勾当。虽然从形象上看，这身勾当与其余三身供养人并无明显區别，显现出格套化的样式，但作为川渝唐宋窟龛中极为少见的可确认的工匠团队成员的形像，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 川渝石窟大型工事的专门工匠
从上引材料来看，一般情况下，川渝石窟唐宋摩崖题刻中工匠题名的基本格式为：工匠角色+姓名（或僧人法号），有时会增加籍贯、职衔等信息。但下列两则题刻却与之不同：
……都料丈六弥勒佛匠雍慈敏。大历年岁次辛亥孟夏月十五日记（成都龙泉驿区石佛寺第50龛《资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场文》[18]430[9]45）
时以咸通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功毕 助施□□李□ 张□严泰都料施甫 助施……都勾当镌西方龛头首李昇及妻阿王李□ ……博士□……同造……李镒……同造李春……何……右弟子李昇等先发愿奉为国家皇帝陛下，法界有情，永为供养。乾符二年正月廿八日庆石毕（夹江牛仙寺第220号龛造像记{1}）
较之一般的工匠题名，上述两则题名中特别强调了所营造工事的名称，即题刻中的“丈六弥勒佛”、“西方龛”，且题刻所在龛中造像内容也与此完全一致。实际上，清人叶昌炽已经察觉到了这一差异：“造碑之匠，亦间得附名简末。通称曰石匠，曰石工，亦称都料匠。惟唐叱干公三教道场文，后有‘都料丈六弥勒佛匠雍慈敏’，其书法稍别”[1]。不过，叶氏的说法显然不够准确，此处的“匠雍慈敏”并非“造碑之匠”，而是镌造“丈六弥勒佛”的工匠。
若要理解上述两例工匠题名显现出来的差异，还需回归其所在龛像来考虑。总体而言，相较于川渝石窟同时期造像，我们发现，这两龛造像的规模均较为宏大：成都龙泉驿区石佛寺第50龛的顶部已坍塌，此龛现高5.89m、宽4m，内雕倚坐弥勒佛一身，残高4.29m，按照唐制，这一高度与“丈六”基本接近。与川渝地区同期造像相比，这已是一身体量很大的弥勒像。夹江牛仙寺第220号龛高2.18m、宽1.8m、深1.4m，龛楣及龛底装饰精美的卷草及壸门等纹样，内雕一铺观无量寿经变，共有各类造像126尊。同样，与川渝地区8世纪中期至南宋时期流行的同类造像龛相比，此龛也属大型经变龛。在川渝地区现存的石窟造像中，能达到龙泉驿区石佛寺第50龛及夹江牛仙寺第220号龛这种体量的造像并不多。从这一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川渝石窟大型龛窟的营造，应该特别聘请了掌握特殊技能并拥有较高规划、协调能力的专门工匠。这一点与该区域普遍存在的中小型龛的情况是有区别的。
五 结 语
近二十年来，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的石窟寺逐渐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营造这些石窟的工匠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整理川渝石窟中保存的相关摩崖题刻后我们认为：唐宋时期，川渝地区已形成了分工完备、级别分明、组织得当的工匠团队。在这些工匠的努力下，川渝地区唐宋时期开凿了大量石窟，造像样式不断革新，至宋代，更是开创了独一无二的“柳赵教派”样式。对川渝石窟古代工匠及石窟营造工程的探讨，是进一步深化对该区域现存龛像理解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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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川渝石窟;摩崖题刻;古代工匠;石窟营建
中图分类号：K879.26;K87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3-0086-09
Abstract：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grottoe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there are four kinds of cliff inscriptions that mention craftsmen. Based on a systematic compila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these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raftsmen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grottoe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worked according to a clear-cut division of labor. This division involved the four roles of stonemasons， painters， engravers and carpenters， among which the stonemason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The importance of stonemasons can be judged from the detail and expertise necessary for carving niches with statues， the process of which can be roughly inferred from unfinished extant niches. In addition to a general director that was in charge of the general construction， each type of work had its own leaders tha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three ranks of duliao， boshi and jiang based on level of skill. Special craftsmen skilled in particular areas may also have been employed for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work. There were two types of craftsman teams， one that depended on the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of labor for its organization， the other consisting of workmen from the same family. Images of craftsman from different teams can be seen carved in several places throughout the caves. The study of ancient labor structures and craftsmen in the grottoes of Sichuan and Chongqing will further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tent of niche carvings in this region.
Keywords：Sichuan and Chongqing grottoes; cliff inscriptions; ancient craftsmen; cave construction
石窟營造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不仅涉及供养人、造像样式、佛教信仰等诸多面向，还牵涉营造工程的问题。这一环节常由不同工匠组成的团队来完成。然而，在石窟寺等佛教遗存中能见到的工匠资料十分有限，他们仅在少数情况下“间得附名简末”[1]。既往研究中，姜伯勤、马德等先生曾对敦煌等地的古代工匠做过深入探讨[2-4]，为这类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考。
唐宋时期，川渝地区佛教鼎盛，留存下来大量佛教遗存。石窟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别。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数据，这一区域现存唐宋石窟900余处，其中有摩崖题刻约1500则。在这些题刻中保存有一批古代工匠的题名，是研究该区域石窟营造相关问题最为直接的材料。过去，研究者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大足及其周边的文氏、伏氏等两个特殊工匠家族[5-7]，但实际上，除此之外，川渝石窟唐宋摩崖题刻中还有很丰富的工匠材料尚待整理研究。
总体来看，川渝石窟中与古代工匠有关的资料主要出现在四种摩崖题刻中：一、最常见的情况是在造像记的末尾雕刻工匠题名;二、与此类似的是将工匠题名刻于修妆记的末尾;三、专门的工匠题记，但都较为简短;四、其他内容的摩崖碑记。这些材料的年代始于初唐，较集中地出现在晚唐五代和南宋中晚期。这些材料中，各类工匠及其组成的团队被泛称为“良工”“工徒”“工巧”，即题刻中出现的“遽命良工”“召幕良工”“遂命工徒”“爰命工巧”{1}之类的表述。 本文将在系统辑录川渝石窟唐宋题刻中古代工匠资料的基础上，考证其中涉及的工匠工种、技术级别、团队组织、专门工匠等问题。
一 川渝石窟古代工匠的工种
川渝地区现存的唐宋石窟以开敞的中小型浅龛最为常见，可容人进入的洞窟并不占多数。这些窟龛的营造涉及多个工序，但其中最重要的是镌像和妆彩，即所谓“镌粧”，正如安岳庵堂寺第13龛造像记中所说的“镌粧周俻”[8]，又如乐至报国寺第5龛造像记中的“雕镌告毕，粉绘云周”[9]之语。不过，若进一步仔细梳理就会发现，川渝石窟的营造涉及多道工序，并由相应工种的工匠来完成。综合来看，川渝石窟的营建工程主要涉及四个工种。
（一）石匠
石匠是从事龛（窟）像雕凿的工匠，是最重要的工种。这类工匠在摩崖题刻中有镌石人、镌功德匠人、镌作匠人、石匠、镌匠、镌作、刻民等多种称谓，也有笼统地称为“匠人”的情况：
乾符四年四月十二日，镌石人赵行同并□饭人辛目记（巴中南龛第103龛题记[10]）
……镌功德匠人蒲……（南充万山寺《龙归院记并序》[11]）
……紹兴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伏僧庆赞谨题。赖川镌匠胥安□□（大足北山造像记[12]）
……石匠杨□□□……（南充青居山第5龛南宋淳祐壬子《重修东岩记》[11]282）
……镌匠蹇忠进……（大足石门山南宋绍兴辛未造像记[12]356）
大足及其周边地区宋代文氏镌匠家族的题名虽然也有题作“镌作匠人”或“镌作”者，但大多较为特殊，称为“东普攻镌”“普州攻镌”“东普攻镌处士”“岳阳镌作”“岳阳处士”“镌作处士”“东普处士”等：
……绍圣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清明节造……镌作匠人文居道……（大足石门山题记[12]350）
……镌作文惟一男居道刻（大足石门山造像记[12]351）
东普攻镌文仲璋、侄文珆、文殊天元甲子记（大足妙高山南宋题记[12]324）
普州攻镌文仲璋、男文琇、侄男文恺等造此数洞功德，绍兴十八年孟冬记（大足玉滩造像记[12]375）
东普攻镌处士文孟周记（大足佛安桥三教窟工匠题记[12]322）
……绍兴六年八月十□□攻镌作处士文玠记（大足峰山寺造像记[12]356）
……绍兴十年季冬月念一日题记□镌作处士东普文玠记（大足佛安桥造像记[12]319）
绍圣三年丙子岁岳阳文惟简镌，男居安居礼记（大足石篆山造像记[12]318）
在文氏家族的上述称谓中，较多强调了籍贯信息。类似现象在江津石佛寺摩崖造像中也有发现[13]，如“符阳处士寋清绍兴壬申夏初镌题”。根据前人的研究，我们知道，文氏镌匠家族传六代（或认为是七代），共约25人。
除此之外，大足地区还存在另外一个镌匠家族——伏氏，他们的题名往往十分简略，直接署名，偶有冠以“匠人”称谓者：
皇宋绍兴二十四年，地藏王菩萨、引路王菩萨，五月十六日伏小六镌（大足北山观音坡[12]35）
……伏小八镌（大足多宝塔南宋造像记[12]448）
本州匠人伏元俊、男世能镌弥勒泗州大圣，时丙午岁题（大足北山第176龛题记[12]27）
从现有的资料看，伏氏镌匠家族传三代共6人。
不过，具体而言，石匠是如何雕凿龛像的，目前已很难完整获知。但川渝地区留存下来的一些未完工的小型龛像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线索。兹列举4例龛像{1}以一窥大概：一是丹棱张场石佛湾第4龛（图1）。该龛不见任何造像，仅在壁面上以阴线刻出一个近方形框，并在此框靠上两角处各斜刻一条短线。这应该是营造龛像选定壁面后的第一步。此近方形框确定了龛的位置和大小，靠上两角处斜刻的短线是龛楣上雀替（或称为“斜撑”）的位置。二是丹棱刘嘴第1-1龛（图2）。此龛也不见任何造像，壁面上阴线刻出的近方形框内两侧凿进了部分空间，留出了造像所需的岩料，但尚未雕出任何形象。三是安岳寂光寺第9龛（图3）。该龛内有两身并坐造像的粗胚，身体轮廓已雕出，但完全不见细节，龛壁遍布凿痕。四是仁寿两岔河第25龛（图4）。龛内中部完整雕出2身坐像，其背后及两侧浮雕的二弟子、二菩萨、天龙八部像仍是粗胚，龛壁遍布凿痕。上述4龛造像均未雕刻完整，其年代均为唐宋时期，其中透露出的龛像雕凿程序很有参考价值，即：框定龛像范围→凿除多余岩料→雕出造像粗胚→雕刻细部并打磨光整。
（二）画匠
画匠是从事龛（窟）像妆彩及后期重妆的工匠。川渝石窟的龛像在雕刻完成后，表面一般都会进行彩绘，即所谓“塑容绘质”“塑绘不分”。这种做法称为“妆銮”，也称妆彩、妆绘、妆画或丹采（彩）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造像的彩绘会逐渐脱落，则需重新妆銮，有的造像还会被多次重妆{1}。石窟营造的这一工序一般由画匠来完成。这类工匠在摩崖题刻中有绘士、画士、妆銮匠等称谓：
……光启三年□□□月二十有一日成就，明季正月十八日斋庆毕。绘士布衣张万余（巴中南龛第77龛妆彩记[10]119）
……文德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记，绘士布衣张万余……（巴中南龛第71龛妆彩记[10]110）
重修东岩记……画士洋州王义……（南充青居山第5龛《重修东岩记》[11]282）
……军事押衙冯景晖，院主讲百法论沙门契闲，妆銮匠……（安岳灵游院第5龛装修记[14]）
（三）镌字匠
镌字匠是镌刻各类题记及摩崖碑记的工匠。就川渝石窟而言，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石匠也兼做镌字匠的工作，安岳圆觉洞第9龛题记中的“镌字石匠杨文□”[15]表明了这一点。相较于普通石匠而言，镌字匠可能需要更高的文化水平，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该工种有相当的独立性，特别是较长篇幅的摩崖碑记需由这类工匠来完成。他们被称作镌字人、镌字、镌字匠、字人： 白羊峰圣容正教龛铭 ……镌字人李智员……（安岳玄妙观《启大唐御立集圣山玄妙观胜境碑》[16]）
……以大蜀广政二十年岁次丁巳十一月二十七日，设斋表赞讫……简州清化军镌字衙推杨朗……（乐至报国寺《普慈县永封里再兴王董龛报国院碑记》[9]83）
阿弥陀佛五十二菩萨传 邓元觉书，作龛及镌字杨子尚（梓潼卧龙山贞观八年《阿弥陀佛五十二菩萨传》碑[17]）
……镌字人平原郡雍慈顺……大历年岁次辛亥孟夏月十五日记（成都龙泉驿区石佛寺《资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场文》[18][9]45）
……镌字张文珎……（阆中石室观广明元年妆修记[19]）
敬造阿弥陀佛一身……镌字匠全弘彦（安岳庵堂寺第19龛造像记[8]615）
（四）木匠
木匠是负责龛窟前木构建筑营建的工匠。在川渝石窟的崖面上常见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孔洞、沟槽;它们的排列往往有一定规律，是龛窟前建筑的痕迹，摩崖题刻中称之为“佛阁”{1}或“遮佛龛厦舍”{2}。后一种称呼清晰地表明此类龕窟前建筑的重要功用之一是遮覆佛龛以免受风雨侵蚀。从现有资料来看，川渝石窟的龛窟前木构建筑大致有悬挑式、柱廊式、殿阁式窟檐等几种类型;近来在重庆江津石佛寺遗址又发现了可能是台基式建筑的新类型[20]。木匠题名较为少见，但我们依然可从题刻中得知石窟营建过程中这一工种的存在，如南充青居山第5龛南宋淳祐壬子《重修东岩记》中“……木匠都作头王坚提振官杨再兴……”[11]282。
上述四种工匠是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石窟营造涉及的主要工种，他们各司其职，是川渝石窟大规模开凿所必需的专业技术人员保障。
二 川渝石窟古代工匠的技术级别
姜伯勤先生在研究敦煌古代工匠时曾指出：“上层都料与一般博士、师与匠，形成了手工业各行中的等第阶梯”[2]239。这一等第阶梯是依照工匠的技术级别来区分的。川渝石窟唐宋题刻中同样保存有类似的资料。
（一）都料
都料是拥有高级技艺，并负责工程规划组织的工匠。柳宗元《梓人传》载“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今谓之都料匠”。一般而言，都料自己较少参加具体的劳作，即所谓“不执役者”。都料与普通工匠的关系正如《袁氏世范》所言：“工匠执役，必使一不执役者为之区处，谓之都料匠。盖人凡有执为，则不暇他见，须令一不执为者旁观而为之区处，则不烦扰而功增倍矣”[21]。川渝石窟唐宋题刻中同样保存有一些都料的信息：
……天复七年丁卯岁九月七日造讫，简州镌功德都料前守军士押衙勾从本赵水反（？）□雅衙彦何儒何才□□□赵□□（安岳庵堂寺第10龛造像记[8]611）
……时大蜀天汉元年太岁丁丑九月十八日斋赞毕……院主僧体儒镌造都料勾从本社户节度左厢先锋兵马使州军事……（安岳圆觉洞第22龛造像记[15]389）
时以咸通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功毕……都料施甫……（夹江牛仙寺第220号龛造像记）
上述第1条题刻中的都料颇值得注意，他还兼有“前守军士押衙”的衔称。敦煌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S·3929V/2中的都料董保德就兼任“节度押衙知画行”[22]。
（二）博士
博士是对拥有较高专业技能的高级工匠的尊称。各行业中都有博士。川渝地区从事开龛造像的工匠中即有被尊为博士者：
永泰元年十二月，利州镌龛博士勾神远（巴中玉井佛尔崖第9龛工匠题名[10]496）
时以咸通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功毕……博士□……同造……（夹江牛仙寺第220号龛造像记）
根据上述资料可知，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石窟营造的工匠按照其技艺水平可划分为都料、博士、匠三个级别。与敦煌地区不同的是，川渝唐宋石窟题刻中暂未发现称为“师”、“生”这两个技术级别的工匠题名。
三 川渝石窟古代工匠团队的组织
对于川渝唐宋石窟的营造而言，如何将上述不同工种、不同技术级别的工匠组建成为得力的工匠团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根据现存的摩崖题刻，总的来看，川渝石窟工匠团队的组织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家族式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文氏镌匠家族，据前人研究这一家族共传六代（或七代），是大足及周边地区宋代石窟营造的重要团队;题刻中可以见到有关家族成员之间血缘关系的称谓，但不见分工的信息，可见，家族成员内部承担了石匠、画匠等各个工种的工作。这一情况与延安宋金石窟种的介氏工匠家族十分相似[23]。另外一种是分工合作式的，每个工种承担不同的分工，这种工匠团队组织方式在川渝地区的分布范围更为广泛。在这种工匠团队中，作头和勾当是重要的组织者。
（一）作头
作头是某一工种工匠的头目，他们技术精熟，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自己也参加具体的劳作。在川渝石窟唐宋摩崖题刻中，除了“作头”外，还有与之类似的“都作”、“小作”等称谓：
本州石匠作头冯俊□（巴中南龛第23龛工匠题名[10]40）
本州石匠作头孙真，刻民郑春阳（巴中南龛第10龛淳熙元年造像记[10]27）
……绍兴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前本县押录王谅记，都作伏元俊、伏元信、小作吴宗明镌龛……（大足舒成岩造像记[12]290）
（二）勾当
勾当原意为主管、料理。但若置于石窟营造的团队中，勾当应是统筹调度各工种并负责监督的负责人，属于管理者的行列，也是“不执役者”，总负责人则称为“都勾当”。川渝石窟唐宋摩崖题刻中可以见到不少有关勾当的资料：
敬造西方阿弥陀佛极乐国土龛一所……会昌五年五月日功毕。勾当僧宝贵并母米章，同造罗忠等，同勾当僧海亮、道讽，功匠宋添……（丹棱鸡公山造像记[24]）
……时会昌六年十二月廿二日记，僧法端。勾当镌造人元从，衙前虞候刘师简，孔目官王富书□，字人□□（巴中南龛第93龛造像记[10]146） ……勾当妆修功德主何传裕、何传迪，碣文孙士彪撰，镌字张文珎……（阆中石室观妆修记[19]）
都勾当人李郁自原修……敬造一佛二菩萨阿难……修装画讫，大顺元年九月十一日（蒲江茅池井古佛山第2龛李郁造像记[25]）
敬造卅二化僧伽和尚龛……勾当僧惠全宣□□□□□□□勾当□□佩□□弟子□□□□弟子□……□□□□□□□□伯南书，平阳郡勾叙镌（安岳西禅寺造像记[26]）
敬镌妆三世……时大蜀天汉元年太岁丁丑九月十八日斋赞毕……勾当社首赵义和、社户陈球、高山贞、庞进琳……（安岳圆觉洞第22龛造像记[15]389）
大宋庆历元年丙戌岁孟春月，奉命重□此佛一龛，工毕谨记……勾当监作知客佃衙金志文（皇泽寺第45窟中心柱西面顶部重修题记[27]）
从上述资料来看，勾当的题名常出现在工匠之前。进一步仔细分析，我们还可获知有关勾当的另外几个面向：其一，充任勾当角色的人身份比较多元。有的是僧人（即“勾当僧”），也有的是民间佛教社团的首领（如“社首”）担任勾当，还有的勾当则由寺院的执事（如“知客”）来充任。从这一情况来看，勾当自身未必掌握具体的技能，但作为石窟营造工事的组织者，他们也应视为工匠团队的重要成员。其二，勾当自身有时也是供养人。上举阆中石室观唐广明元年妆修记“勾当妆修功德主何传裕、何传迪”及蒲江茅池井古佛山第2龛造像记“都勾当人李郁自原修……敬造一佛二菩萨阿难”都表明，这两龛的勾当人同时也是供养人。其三，川渝石窟造像中还可见到勾当的形象。一般而言，工匠虽然是石窟营造的重要参与者，但他们的形象却极少出现在石窟造像中。安岳石锣沟第5龛为咸通十二年开凿的“二教龛”，该龛外龛左壁底部开一个近横长方形浅龛，内雕四身供养人像（图5），均高31cm，头戴冠，着圆领直袖长袍， 腰束带， 足着鞋， 双手合十而立，四身供养人头顶的壁面上皆对应雕刻题名，左起第二身所刻为 “发心勾当，镌造功德，头首弟子孙行直供养”[28]。从这一题名可知，这身像为孙行直，他不仅是供养人，同时也是此龛造像团队中的勾当。虽然从形象上看，这身勾当与其余三身供养人并无明显區别，显现出格套化的样式，但作为川渝唐宋窟龛中极为少见的可确认的工匠团队成员的形像，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 川渝石窟大型工事的专门工匠
从上引材料来看，一般情况下，川渝石窟唐宋摩崖题刻中工匠题名的基本格式为：工匠角色+姓名（或僧人法号），有时会增加籍贯、职衔等信息。但下列两则题刻却与之不同：
……都料丈六弥勒佛匠雍慈敏。大历年岁次辛亥孟夏月十五日记（成都龙泉驿区石佛寺第50龛《资州刺史叱干公三教道场文》[18]430[9]45）
时以咸通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功毕 助施□□李□ 张□严泰都料施甫 助施……都勾当镌西方龛头首李昇及妻阿王李□ ……博士□……同造……李镒……同造李春……何……右弟子李昇等先发愿奉为国家皇帝陛下，法界有情，永为供养。乾符二年正月廿八日庆石毕（夹江牛仙寺第220号龛造像记{1}）
较之一般的工匠题名，上述两则题名中特别强调了所营造工事的名称，即题刻中的“丈六弥勒佛”、“西方龛”，且题刻所在龛中造像内容也与此完全一致。实际上，清人叶昌炽已经察觉到了这一差异：“造碑之匠，亦间得附名简末。通称曰石匠，曰石工，亦称都料匠。惟唐叱干公三教道场文，后有‘都料丈六弥勒佛匠雍慈敏’，其书法稍别”[1]。不过，叶氏的说法显然不够准确，此处的“匠雍慈敏”并非“造碑之匠”，而是镌造“丈六弥勒佛”的工匠。
若要理解上述两例工匠题名显现出来的差异，还需回归其所在龛像来考虑。总体而言，相较于川渝石窟同时期造像，我们发现，这两龛造像的规模均较为宏大：成都龙泉驿区石佛寺第50龛的顶部已坍塌，此龛现高5.89m、宽4m，内雕倚坐弥勒佛一身，残高4.29m，按照唐制，这一高度与“丈六”基本接近。与川渝地区同期造像相比，这已是一身体量很大的弥勒像。夹江牛仙寺第220号龛高2.18m、宽1.8m、深1.4m，龛楣及龛底装饰精美的卷草及壸门等纹样，内雕一铺观无量寿经变，共有各类造像126尊。同样，与川渝地区8世纪中期至南宋时期流行的同类造像龛相比，此龛也属大型经变龛。在川渝地区现存的石窟造像中，能达到龙泉驿区石佛寺第50龛及夹江牛仙寺第220号龛这种体量的造像并不多。从这一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川渝石窟大型龛窟的营造，应该特别聘请了掌握特殊技能并拥有较高规划、协调能力的专门工匠。这一点与该区域普遍存在的中小型龛的情况是有区别的。
五 结 语
近二十年来，川渝地区唐宋时期的石窟寺逐渐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营造这些石窟的工匠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整理川渝石窟中保存的相关摩崖题刻后我们认为：唐宋时期，川渝地区已形成了分工完备、级别分明、组织得当的工匠团队。在这些工匠的努力下，川渝地区唐宋时期开凿了大量石窟，造像样式不断革新，至宋代，更是开创了独一无二的“柳赵教派”样式。对川渝石窟古代工匠及石窟营造工程的探讨，是进一步深化对该区域现存龛像理解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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