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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我想吕碧城的人生可能会是另外一副模样。
吕碧城，安徽旌德人，1883年出生于山西，其时她的父亲吕凤歧任山西学政。吕凤歧为清光绪三年（1877）进士，先后出任过国史馆协修，玉牒馆纂修及山西学政。学政相当于一个地方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吕凤歧除了掌管教育事务之外，也颇有文名，著有《静然斋杂谈》等著作，好读书，藏书数万卷。
吕碧城的母亲严士瑜也是一位出身书香能诗文的才女，其父举人出身，吕碧城的二姐吕美荪在《瀛洲访诗记》中对她们的母亲有这样的回忆：“先母严淑人克俭克柔，年二十七嫔于我先君。幼怜于亲，得其诗学，亦上承其外大母沈湘佩夫人之余绪也。”沈湘佩就是清朝道咸年间女性文坛的领袖沈善宝，也是一位非常了不得的女子，身世坎坷，年幼时父亲被官场同僚所害自尽身亡，在母亲的教育之下，沈善宝能诗善画，凭借着自身的才华，在大江南北出售自己的诗画之作供养全家，并且一生著述颇丰，有《鸿雪楼诗集》及续集、《名媛诗话》等作品传世。婚后的沈善宝亲自教育子女，她的“不信红颜都薄命”的独特女性观以及女子要自信、自强、自立的女性生存观，代代相传，就像是藏在生命基因里的一个密码，无疑对后来的吕碧城的人生以及世界观产生着影响。
严士瑜嫁给吕凤歧为继室后，相继生下了四个女儿。在原配所生的两个儿子相继意外去世后，厌倦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的吕凤歧，以回家修墓为由，于1885年辞官归乡。在乡居隐士般的田园生活中，吕凤歧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女儿们的教育上。而吕家四个姐妹也都天资聪颖，才华出众，吕碧城和她的两个姐姐在民国的文坛上都颇有盛名，有“淮南三吕，天下知名”（章士钊《异言跋》）之美誉。尤其是吕碧城，资质更为出众，有文字说她五岁就能对诗，七岁就能作大幅山水画，她的父执辈，清末文坛的文宗樊增祥有诗赞她：“聪明天赋与聘婷，记取前生琯琅星。练就才人心与眼，为谁暖热为谁青。”
如果没有家庭变故，虽然在晚清，时局激荡世道不安，作为辞官归隐的乡绅，吕家还是能享有一番相对安好的岁月。而吕碧城也会正常嫁人生子，过着相夫教子的安然生活。才华是掩不住的，或许在清末和民国，吕碧城照样能享有文名，但就像清末民初时的女学者冼玉清在《广东女子艺文考·自序》中分析女性作者赖以成名的情况：“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做遵，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吕碧城在文学史上不过是才媛闺秀，“自幼即有才藻名，善属文，工诗画，词尤著名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而已。可是铺展在她人生道路上的，不仅仅是名溢天下的才女，还有革命家、教育家、成功的女商人、慈善家、动保人士等一系列的身份，吕碧城更以她的矫然不群、风流倜傥、不拘一格的生活方式在民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是命运使然，而我更相信，是教育，使得她不甘命运，以教育自救，又以教育救人，成就了她传奇的一生。
变故总是来得太突然。1895年呂凤歧因中风突然离世，其时吕碧城不过十二岁。吕凤歧尸骨未寒之际，吕家虎狼般的族亲就打上门来上演了一场争夺家产的惨剧，只因在那个时代，女性没有继承权。严士瑜带着几个幼女虽奋力抗争，却遭到幽禁并进而有生命会受到侵害的威胁。不得已，严士瑜只好放弃家产携孤女回到娘家。更甚者，与吕碧城有着婚约的同乡汪氏，在看到吕家门祚衰微，吕碧城又是寡母孤女，竟然提出了退婚的请求。对吕碧城来说，十二岁本是花季一般的年华，承欢膝下衣食无忧，可是忽然雨急风骤，从此寄人篱下尝尽人间冷暖，见着了“世人的真面目”。多年以后，吕碧城以“众叛亲离，骨肉齮龁，伦常惨变”描述当时境况，不可谓不深痛至极。
在描述一个人的际遇时，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词，叫“贵人相助”，比如在吕碧城的人生中，她的贵人就是英华，也叫英敛之。和英敛之的相遇不可谓不是偶然，但是在这偶然的背后也藏有必然的因素。吕碧城随母到外家生活之后两年，母亲又将她送到天津塘沽严士瑜的弟弟严琅轩处，严琅轩当时在那里任职盐运使。而严士瑜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女儿能在那里接受更好的新学教育。其时的天津是中国仅有的几个国际商埠之一，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之下，西方的各种新思潮蜂拥而入，社会风气渐开，人心思变。吕碧城对于在塘沽的那几年的生活并无一字的记述，但想来一个女孩子寄人篱下其中也是多有炎凉和苦涩吧。可是终究，她毕竟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子，从她后面的经历来看，在这几年的生活当中，她依然保持着好奇心和求知欲，并没有沉溺于自身的悲苦自怨自艾，她关注时事世事，渴望求得新知识，渴望见识更宽更广阔的世界。
好运总是先捉弄一番，然后才对坚韧不拔之人露出微笑。1904年初，吕碧城为研究新学，约女友方君夫人往天津，遭到了舅舅的阻止。或许是一时的激愤，或许是对多年的隐忍的反抗，在困厄之际，终于迈出了她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步了。在多年以后的一篇文章中，她简略回顾了当时的情形：
塘沽距津甚近，某日舅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约与同往探访女学。濒行，被舅氏骂阻，予忿甚，决与脱离。翌日，逃登火车，车中遇佛照楼主妇，挈往津寓。予不惟无旅费，即行装也无之。年幼气盛，铤而走险。知方夫人寓大公报馆，乃驰函畅诉。函为该报总理英君所见，大加叹赏，亲谒邀与方夫人同居，且委襄编辑。由是京津间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
文中的英君，就是英敛之，《大公报》的创始人，当代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叹赏吕碧城的才华，在相见当日，吕碧城即兴作了一首《满江红.感怀》袒露她的心迹和抱负：
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
幽与闲，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扣帝阍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频违，情空惹。 从这阙词中，我们看不到一个深闺女子的闭塞，拘泥于自身身世的幽怨的小情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式女子的高亢和侠骨。试想如果不是对自己孜孜不懈的自我教育，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有几个女子能有这样的得风气之先的见识和笔触呢？英敛之叹赏吕碧城的才华，不仅将这阙《满江红》刊于《大公报》从而引发时人对吕碧城的关注，还将她引荐给当时京津的名公巨卿，如严复、严修、傅增湘、袁世凯等等，自此掀开了她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而这一切也是得源于她自身的才华以及不断吸收新知识的储备，才使得她不是那个男人精英圈的点缀，而是成为精英。
当时，“西学东渐”成为时势的必然，直接影响着中国的近代教育的发展。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推行新政，在教育方面提出了“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的主张，通令各省大力举办新式学堂，而“张女权，兴女学”也成为当时妇女解放的潮流。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非常重视新式教育的发展，在兴办女学方面，他委任吕碧城主办中国第一所公立新式女子学堂——天津公立女子学堂，该女子学堂于1904年11月7日正式开学，年仅二十岁的吕碧城担任总教习，还亲自教授国文等课程。1906年，她又担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总教习。在此期间，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地阐述关于女权和女子教育的新思想，有《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女权贵有坚韧之志》《兴女学议》《女界近况杂谈》《论中国当以遍兴蒙学女学为先务》等。通览这些文章，跨越百年的时光回望，其中有些观点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颇值得今天的我们好好思索。
在遭遇家庭的巨大变故之后，吕碧城的母亲并没有如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那样要求女儿们早早结婚，而是更加重视她们的教育。送吕碧城去天津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所以吕氏四姐妹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都从事着教育工作，大姐惠如任南京师范学校的校长，二姐美荪任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四妹坤秀任教厦门师范学校。这与她们的母亲的识见不无关系，因此，吕碧城认识到母教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她说：“固有贤女而后有贤母，有贤母而后有贤子，古之魁儒俊彦受赐于母教。儿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为根基。”她认为，欲强国者，必以教育人才为首务，岂知生才之权实握乎女子之手，但是她并不将母教限制在仅仅将女性打造成“贤妻良母”这一狭小范围内，她认为国民人格的不健全是因为母教的缺失，“故吾国民格之卑鄙者，未始非母教有以胎之也。”她站在近代文明的高度，看到了母教不仅是女性个体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且也是女性赖以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这倒是让我想到了张桂梅——云南华坪女高的校长，在接受記者采访谈到办女高的初衷时，她说“能救一个是一个”，希望女孩们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还可以读书、高考，离开这里，给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相隔百年，时光在这里仿佛凝固了一般。
吕碧城强调接受教育是国民的天赋权利，不能“以佣人及求佣人之心”来指导女子教育，首要是应该通过教育培养女子的完全独立的人格，改变女子“对于家不知为完全之个人”“对于国不知为完全之国民”的现状，认为只有健全的精神人格，女子才能完全独立于这个世界而不是成为男性以及家庭的附庸。
吕碧城终身未婚，这倒并不是因标榜新女性而刻意为之，她的一生行事固有桀骜不驯处，这是她的性格使然，但在那个新旧激烈交荡的时代，她并不极端，甚至有她传统而柔婉的一面，这些可以从她和秋瑾的交往中得以一窥。
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文，一时名震京津，时在北京的秋瑾也有耳闻，因为秋瑾也号碧城，别人以为彼碧城是她，引起她极大的好奇，于是往天津拜访吕碧城，两人一见倾心如故相谈甚欢。但是君子和而不同，秋瑾曾劝吕碧城同其东渡扶桑，以筹划革命，驱除满人。吕碧城却自称是世界主义者，没有种族偏见，言明自身志向是要从教育入手启迪民智，转移风气，以而济世拯民。于是两人相约文字之役，一个以革命来改变世界，一个以文字来拯救人心。
另外在倡女权言女子解放男女平等方面，吕碧城认为不应该因此而抹煞男女之间的差别，她认为“女人爱美丽而富情感，性秉坤灵，亦和羡阳德？若深自违逆，是自卑抑而耻辱女性也。”所以她不认同秋瑾着男装的行为，认为那是对男性特征的崇拜，抹掉女性特征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女性的歧视。关于女性著作风格，她也有自己的见解，既反对千篇一律的伤春悲秋，写怨言情，也反对言必系苍生，思不离廊庙，喊口号式的词句。
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吕碧城被委任为总统府秘书，从而离开了教育事业。随后因窥破袁政府的黑暗政治，她离开北京赴沪经商，她自称“余习奢华，挥金甚巨，皆所自储，盖略谙陶朱之学也。”此后她又孤身数次周游欧美，最终皈依佛教。她曾拜严复学“名学”，严复对她有这样的评价：“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于眼里之故。……据我看来，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这是对吕碧城性情的褒扬，而她也以后半生起于绚烂归于平淡的传奇经历诠释了一个女子如何寻找自己成就自己！
责任编辑 李 淳
吕碧城，安徽旌德人，1883年出生于山西，其时她的父亲吕凤歧任山西学政。吕凤歧为清光绪三年（1877）进士，先后出任过国史馆协修，玉牒馆纂修及山西学政。学政相当于一个地方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吕凤歧除了掌管教育事务之外，也颇有文名，著有《静然斋杂谈》等著作，好读书，藏书数万卷。
吕碧城的母亲严士瑜也是一位出身书香能诗文的才女，其父举人出身，吕碧城的二姐吕美荪在《瀛洲访诗记》中对她们的母亲有这样的回忆：“先母严淑人克俭克柔，年二十七嫔于我先君。幼怜于亲，得其诗学，亦上承其外大母沈湘佩夫人之余绪也。”沈湘佩就是清朝道咸年间女性文坛的领袖沈善宝，也是一位非常了不得的女子，身世坎坷，年幼时父亲被官场同僚所害自尽身亡，在母亲的教育之下，沈善宝能诗善画，凭借着自身的才华，在大江南北出售自己的诗画之作供养全家，并且一生著述颇丰，有《鸿雪楼诗集》及续集、《名媛诗话》等作品传世。婚后的沈善宝亲自教育子女，她的“不信红颜都薄命”的独特女性观以及女子要自信、自强、自立的女性生存观，代代相传，就像是藏在生命基因里的一个密码，无疑对后来的吕碧城的人生以及世界观产生着影响。
严士瑜嫁给吕凤歧为继室后，相继生下了四个女儿。在原配所生的两个儿子相继意外去世后，厌倦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的吕凤歧，以回家修墓为由，于1885年辞官归乡。在乡居隐士般的田园生活中，吕凤歧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女儿们的教育上。而吕家四个姐妹也都天资聪颖，才华出众，吕碧城和她的两个姐姐在民国的文坛上都颇有盛名，有“淮南三吕，天下知名”（章士钊《异言跋》）之美誉。尤其是吕碧城，资质更为出众，有文字说她五岁就能对诗，七岁就能作大幅山水画，她的父执辈，清末文坛的文宗樊增祥有诗赞她：“聪明天赋与聘婷，记取前生琯琅星。练就才人心与眼，为谁暖热为谁青。”
如果没有家庭变故，虽然在晚清，时局激荡世道不安，作为辞官归隐的乡绅，吕家还是能享有一番相对安好的岁月。而吕碧城也会正常嫁人生子，过着相夫教子的安然生活。才华是掩不住的，或许在清末和民国，吕碧城照样能享有文名，但就像清末民初时的女学者冼玉清在《广东女子艺文考·自序》中分析女性作者赖以成名的情况：“就人事而言，则作者成名，大抵有赖于三者。其一名父之女，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易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做遵，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吕碧城在文学史上不过是才媛闺秀，“自幼即有才藻名，善属文，工诗画，词尤著名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而已。可是铺展在她人生道路上的，不仅仅是名溢天下的才女，还有革命家、教育家、成功的女商人、慈善家、动保人士等一系列的身份，吕碧城更以她的矫然不群、风流倜傥、不拘一格的生活方式在民国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是命运使然，而我更相信，是教育，使得她不甘命运，以教育自救，又以教育救人，成就了她传奇的一生。
变故总是来得太突然。1895年呂凤歧因中风突然离世，其时吕碧城不过十二岁。吕凤歧尸骨未寒之际，吕家虎狼般的族亲就打上门来上演了一场争夺家产的惨剧，只因在那个时代，女性没有继承权。严士瑜带着几个幼女虽奋力抗争，却遭到幽禁并进而有生命会受到侵害的威胁。不得已，严士瑜只好放弃家产携孤女回到娘家。更甚者，与吕碧城有着婚约的同乡汪氏，在看到吕家门祚衰微，吕碧城又是寡母孤女，竟然提出了退婚的请求。对吕碧城来说，十二岁本是花季一般的年华，承欢膝下衣食无忧，可是忽然雨急风骤，从此寄人篱下尝尽人间冷暖，见着了“世人的真面目”。多年以后，吕碧城以“众叛亲离，骨肉齮龁，伦常惨变”描述当时境况，不可谓不深痛至极。
在描述一个人的际遇时，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词，叫“贵人相助”，比如在吕碧城的人生中，她的贵人就是英华，也叫英敛之。和英敛之的相遇不可谓不是偶然，但是在这偶然的背后也藏有必然的因素。吕碧城随母到外家生活之后两年，母亲又将她送到天津塘沽严士瑜的弟弟严琅轩处，严琅轩当时在那里任职盐运使。而严士瑜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女儿能在那里接受更好的新学教育。其时的天津是中国仅有的几个国际商埠之一，在清末新政的背景之下，西方的各种新思潮蜂拥而入，社会风气渐开，人心思变。吕碧城对于在塘沽的那几年的生活并无一字的记述，但想来一个女孩子寄人篱下其中也是多有炎凉和苦涩吧。可是终究，她毕竟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子，从她后面的经历来看，在这几年的生活当中，她依然保持着好奇心和求知欲，并没有沉溺于自身的悲苦自怨自艾，她关注时事世事，渴望求得新知识，渴望见识更宽更广阔的世界。
好运总是先捉弄一番，然后才对坚韧不拔之人露出微笑。1904年初，吕碧城为研究新学，约女友方君夫人往天津，遭到了舅舅的阻止。或许是一时的激愤，或许是对多年的隐忍的反抗，在困厄之际，终于迈出了她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步了。在多年以后的一篇文章中，她简略回顾了当时的情形：
塘沽距津甚近，某日舅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赴津，予约与同往探访女学。濒行，被舅氏骂阻，予忿甚，决与脱离。翌日，逃登火车，车中遇佛照楼主妇，挈往津寓。予不惟无旅费，即行装也无之。年幼气盛，铤而走险。知方夫人寓大公报馆，乃驰函畅诉。函为该报总理英君所见，大加叹赏，亲谒邀与方夫人同居，且委襄编辑。由是京津间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
文中的英君，就是英敛之，《大公报》的创始人，当代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叹赏吕碧城的才华，在相见当日，吕碧城即兴作了一首《满江红.感怀》袒露她的心迹和抱负：
晦暗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
幽与闲，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扣帝阍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频违，情空惹。 从这阙词中，我们看不到一个深闺女子的闭塞，拘泥于自身身世的幽怨的小情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式女子的高亢和侠骨。试想如果不是对自己孜孜不懈的自我教育，在那样的一个时代，有几个女子能有这样的得风气之先的见识和笔触呢？英敛之叹赏吕碧城的才华，不仅将这阙《满江红》刊于《大公报》从而引发时人对吕碧城的关注，还将她引荐给当时京津的名公巨卿，如严复、严修、傅增湘、袁世凯等等，自此掀开了她波澜壮阔，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而这一切也是得源于她自身的才华以及不断吸收新知识的储备，才使得她不是那个男人精英圈的点缀，而是成为精英。
当时，“西学东渐”成为时势的必然，直接影响着中国的近代教育的发展。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推行新政，在教育方面提出了“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的主张，通令各省大力举办新式学堂，而“张女权，兴女学”也成为当时妇女解放的潮流。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非常重视新式教育的发展，在兴办女学方面，他委任吕碧城主办中国第一所公立新式女子学堂——天津公立女子学堂，该女子学堂于1904年11月7日正式开学，年仅二十岁的吕碧城担任总教习，还亲自教授国文等课程。1906年，她又担任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总教习。在此期间，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地阐述关于女权和女子教育的新思想，有《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女权贵有坚韧之志》《兴女学议》《女界近况杂谈》《论中国当以遍兴蒙学女学为先务》等。通览这些文章，跨越百年的时光回望，其中有些观点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颇值得今天的我们好好思索。
在遭遇家庭的巨大变故之后，吕碧城的母亲并没有如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性那样要求女儿们早早结婚，而是更加重视她们的教育。送吕碧城去天津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所以吕氏四姐妹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都从事着教育工作，大姐惠如任南京师范学校的校长，二姐美荪任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四妹坤秀任教厦门师范学校。这与她们的母亲的识见不无关系，因此，吕碧城认识到母教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她说：“固有贤女而后有贤母，有贤母而后有贤子，古之魁儒俊彦受赐于母教。儿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为根基。”她认为，欲强国者，必以教育人才为首务，岂知生才之权实握乎女子之手，但是她并不将母教限制在仅仅将女性打造成“贤妻良母”这一狭小范围内，她认为国民人格的不健全是因为母教的缺失，“故吾国民格之卑鄙者，未始非母教有以胎之也。”她站在近代文明的高度，看到了母教不仅是女性个体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且也是女性赖以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这倒是让我想到了张桂梅——云南华坪女高的校长，在接受記者采访谈到办女高的初衷时，她说“能救一个是一个”，希望女孩们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还可以读书、高考，离开这里，给下一代一个好的环境。相隔百年，时光在这里仿佛凝固了一般。
吕碧城强调接受教育是国民的天赋权利，不能“以佣人及求佣人之心”来指导女子教育，首要是应该通过教育培养女子的完全独立的人格，改变女子“对于家不知为完全之个人”“对于国不知为完全之国民”的现状，认为只有健全的精神人格，女子才能完全独立于这个世界而不是成为男性以及家庭的附庸。
吕碧城终身未婚，这倒并不是因标榜新女性而刻意为之，她的一生行事固有桀骜不驯处，这是她的性格使然，但在那个新旧激烈交荡的时代，她并不极端，甚至有她传统而柔婉的一面，这些可以从她和秋瑾的交往中得以一窥。
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文，一时名震京津，时在北京的秋瑾也有耳闻，因为秋瑾也号碧城，别人以为彼碧城是她，引起她极大的好奇，于是往天津拜访吕碧城，两人一见倾心如故相谈甚欢。但是君子和而不同，秋瑾曾劝吕碧城同其东渡扶桑，以筹划革命，驱除满人。吕碧城却自称是世界主义者，没有种族偏见，言明自身志向是要从教育入手启迪民智，转移风气，以而济世拯民。于是两人相约文字之役，一个以革命来改变世界，一个以文字来拯救人心。
另外在倡女权言女子解放男女平等方面，吕碧城认为不应该因此而抹煞男女之间的差别，她认为“女人爱美丽而富情感，性秉坤灵，亦和羡阳德？若深自违逆，是自卑抑而耻辱女性也。”所以她不认同秋瑾着男装的行为，认为那是对男性特征的崇拜，抹掉女性特征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女性的歧视。关于女性著作风格，她也有自己的见解，既反对千篇一律的伤春悲秋，写怨言情，也反对言必系苍生，思不离廊庙，喊口号式的词句。
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吕碧城被委任为总统府秘书，从而离开了教育事业。随后因窥破袁政府的黑暗政治，她离开北京赴沪经商，她自称“余习奢华，挥金甚巨，皆所自储，盖略谙陶朱之学也。”此后她又孤身数次周游欧美，最终皈依佛教。她曾拜严复学“名学”，严复对她有这样的评价：“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于眼里之故。……据我看来，甚是柔婉服善。说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这是对吕碧城性情的褒扬，而她也以后半生起于绚烂归于平淡的传奇经历诠释了一个女子如何寻找自己成就自己！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