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型书展一路走来，从台湾主办到政府接办，已有近四十年历史。书展“去台湾化”的现象，不曾被讨论过；直到2011年，香港著名作家、编辑许迪锵在报章撰文，提到台商如何在香港大会堂举办“中文书展”，才唤起一代人的记忆：“香港第十一届中文书展已于八月十六日开幕，为期九日，于大会堂低座展览厅展出。是次书展以台湾书籍挂帅，本地出版社作副将。大会主办机构占去会场一半地方，悉数放置台湾书籍。此部分参展之台湾出版社共二百四十家，如台湾商务、三民、幼狮、洪范、远流和联经等。”……“这是我保存的一份剪报，作者方莹，1989年8月27日见报。这年之后，即1990年，书展即由香港贸易发展局接办，称‘香港书展’……”文章发表至今，香港书展官方网站都未为当年“中文书展”补白，难怪数年前有台湾书商被编入展场角落时，慨叹香港书展似乎忘了台湾这个老朋友。
　　如何看待出版文化的隔岸传承，似乎不是香港书展所关注的。香港有种风格叫标奇立异，笔者不止一次提到，首届香港书展就邀香港小姐招徕，以广大群众为目标，此风及至数年前有嫩模闯入，才有喝止的对策。香港书展催谷人潮的手法并非首现失控，从一线明星发展至二三线渴望上位的女生进场，继而有了踩界（情色化）的现象，书籍零售的失序与失控，早就到了非常尴尬的地步：以何准则规范参展书籍的种类？检视书籍的委员如何避免触到干涉出版自由的界线？曾有委员就艺术裸体起争议，认为要将之列作限制级别，局方一直想方设法要书展人数每年上升的同时，普及程度带来的审美与道德争议如何解决？自从将漫画分流后，嫩模书籍都在漫画展览参展之列，而近年潮文（粗口入文的口语书写）出书在展馆内外风行一时，“本土”文化与视野得以彰显，并广受重视，局方与委员似已寻得进退之道。
　　历来指摘香港政府官方推广香港文化不力、不重视版权交易等腔调得以“贯彻始终”（包括笔者在内），正好折射文化界对香港书展的期许。常有人以台北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与香港书展比较，亦有不少出版界、文化界同工参观外地书展后返港慨叹香港不比人好，这一切都源自理解“书展”这回事的差异。法兰克福书展引来的争议，不比香港书展的少，尤其主题国定为“中国”的那年，据报官方看待异见作家的态度与举措与作协作家有别，曾引起华文文坛对法兰克福书展的批评。而法兰克福书展举办日子与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日子相近，书展时有出版商期待“中奖”的氛围。至于台北书展与大陆书商如何合作，亦有不少故事。凡此种种，比较香港书展着力展销、级别限制、催谷人数手法等所起的争议，话匣子的规模未算可观。惟今年因政治气氛生成“本土派”的“监察”则较有趣，这群青年发现旅客（以自由行为主）参观比香港市民便宜逾半，遂在网上抨击。他们似乎不知道这措施其来有自，施行多年，今年才得悉这项旅行优惠，如获至宝，在网上发文批评、抗议，足见大众认识香港书展有多深。可叹的是，“本土派”似乎对香港书展中的本土文化与文学未见关注。
　　在香港书展迈向第二十六届的当下，笔者观察上届书展关于香港文学的参展与布置，不无可喜：局方广纳各香港文学展现模式，在展馆当眼处布展“香港文学散步”，用平板计算机的互动软件展示文学地图，并有作家历来在电视媒体上的声画演绎，又有改编文学作品的电视节目，书展始树立“本土化”的文化定位。与历史悠久的书店周年纪念出版的作品（如商务印书馆《香港指南》、“香港文学大系”）、近十年推广本土作品的三联书店推出本地新晋作家作品及漫画作品等，使香港文学能在普及层面上接触群众，销情不俗。
　　老派书店根植香港，为本土发掘新旧题材，重新包装并出版，只是未有跟上当代香港作家的步伐，本土文化所探未可改进“本土派”青年认知本土的方法，是种遗憾。三联书店与天地图书都有为香港当代作家出版作品，以天地图书最为积极，有为上届年度作家董启章选集出版，又一直为今年获红楼梦奖作家黄碧云出版作品，可是出版速度还未赶上台湾知音如早年洪范（西西）、联合文学（董启章），近年的联经（董启章），获选香港书展年度作家的作品，以台湾出版的居多。文化界曾谈论香港作家作品因何在台湾出版，说法不一，同一疑问是：集合优秀文化人才、有健全的推广部门的书店，多年以来，曾为香港作家的出版努力过吗？在书展、书店售“出口转内销”的作家作品，有何感想？台湾为何愿意花费资源，为隔岸的、存在文化差异的香港作家出书？或者，在香港书展一隅的台湾独立书店摊位，可找到一些答案。
　　上届香港书展与台北“文化部”合作，在展场内提供四个摊位，供台湾小书店与独立出版人来港参展与分享，由唐山书店陈隆昊先生策展。早于年初的台北书展场内，独立书店联展获台湾本土关注，加之“独字部落”一众独立出版者一年一度的精彩演出（连结大陆、香港等华文独立出版），为台湾文化注入新力量，获传媒大篇幅报道，书展当局更在开幕与闭幕时特别提及。在香港书展摊位内，他们办了多场小型讲座，书展读者驻足聆听，回响不小。台湾是个很会说故事的文化社会，当地小店小人物小角色的花絮报道特别多，讲座都从书店店东自己的故事说起，从选址、租赁到订书杂务，由种种“琐事”加起来的坚持，就是一门文化事业。香港书展早年以明星招徕的方式，与台湾文化事业构成相反的面向，在书展叫卖声中，台湾摊位成为一座立于喧嚣闹市中的孤岛，而台湾这一部分，偏偏又与香港作家的书写文化有吻合之处：低调、独立、讲求个人旨趣，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这些特质，在台湾出版人眼中，恰恰就是一种台湾成分。
　　今天，仍有不少香港作家受台湾文学启发，尤其台湾翻译的世界名著、诺奖作品（如远景）等，这多少源自“中文书展”历年引入台湾书籍的缘故；香港书展官方未有为书展文化补白，坊间谈及香港作家在台出版的言论又未见深入调查。第二十五周年本是追本溯源的好时机，局方还是未见有意说明接办书展的真相，文化界虽有口耳相传，却只能成为民间传说，莫衷一是。台湾出品向来是香港书展的重要来源，近年台湾小书店与小出版社十分活跃，成为台港主流媒体关注的对象，出版社作品设计独特，屡次获书展大奖（如金蝶奖），能在集团经营的出版社中脱颖而出，殊不简单。笔者曾建议局方引进台湾小出版社（南方家园、一人、逗点）来港参展，不得要领；今虽有台北“文化部”引进，可是只有四个摊位，台湾出版同工与书店人还是不够发挥。香港与台湾在书业上的密切，亦是华文世界罕有地沿用繁体字出版的地方，香港书展当局理应了解书展的文化根源，多邀当年在港参展的台湾书商，回顾书展脉络，开拓读者视野。
　　笔者一直是漫画读者，当年与同学结伴参观香港书展，都只为买漫画。读者是会成长的，尤其在香港经历街头运动后，青年对本土认知有了需求，在建设一方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馆之外，仍有认知缘起的必要。老书店为纪念一百周年，上届在场内为读者寻回不少集体回忆；来届方向如何，会否考虑主动大量引进台湾创意出版与小书店，正在策划的委员与公务员，盼可细想。本文走马看花，从上届香港书展略述一二，拉杂而谈，还待各界指教、赐正，盼书展有更精彩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