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余长江的时候，是和村民一起坐船到被洪水淹没的长丰村去接人。
　　余长江肤色黝黑，抽着烟坐在船头。船行到一幢黄砖裸露的房子前停下，他从船头登上窗沿，又跳到屋内阶梯上。他说前几天看到自己屋子里有人影。
　　几个村庄之间流传着毛贼出没的消息，说趁主人不在，有人划船在水上偷财物，好几家的空调室外机已经失窃。不少村民甚至因此从安置点回到水上来，看守自家财物。
　　余长江到屋里转了一圈，那是他还没建好的房子——这里到处能看到这样的黄砖房，外出务工的村民没有足够多的钱一次性造好房，于是攒多少投多少，往往造五六年才能住上。
　　自从端午节回家之后，余长江便因为连日的暴雨没有离开。对于长丰村以及附近村子的人来说，端午是个仅次于春节的家人团聚的重要节日。外出务工的村民，尤其是青壮年，都会回家来参加热闹的龙舟赛。
　　龙舟赛五月初五和十三各有一回，这段时间年轻人都在家。余长江十多岁就开始赛龙舟，即使后来常年外出务工，也经常回来，今年也是如此。
　　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的龙舟赛没有举行，邻村的龙舟落了灰，这里的龙舟成了早期运送物资和接送村民的交通工具。

　　一个外出务工的同乡群在洪水后发起捐款，一共13600元，悉数交到余长江手里，他买了一艘蓝色的塑料船和一颗马达作为村里的公船，那几天溢价严重，花掉4500元。
　　洪水之后，余长江和岳父岳母住在一起，他们的房子一楼涨满了水，沿着楼梯下去停了一艘塑料小船，楼梯像是一个小型码头。外出通行则需要靠一架从二楼阳台伸下来的梯子，一端绑在栏杆上，一端悬空。
　　救援队来过一次，镇长也劝过几次，但余长江的岳父岳母不愿意搬去安置点。岳父五年前因为中风右边身子瘫痪，至今起居无法自理，只能靠岳母照料。而安置点在镇上的中学，十几人住一间宿舍，两个老人无人照应，怕影响别人。
　　7月19日开始下雨，“我不怕。”岳母说，“我只要有饭吃有水喝就可以，要是没有我女婿在家就不行。”于是余长江负责给家里运送生活用品，买菜、去荻溪村取水点打水（每桶水重50斤）、取救援物资等。
　　和很多青壮年一样，余长江常年在外打工，工地上的泥水工300块钱一天，做一天算一天。他在家的时间太长了，工地的工作已经辞了。
　　他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留在家里没有收入;一旦出门不能再返回，通往镇上的桥头有人把守，只进不出。而等到洪水退去，找新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余长江已经5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