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原本计划乙亥年底出版的《诗教与情教》是理想中“诗教三书”的第二本，阴差阳错也成了“疫中三书”的第一本。这个坚硬的庚子之年有理由让作者更加坚信：人类的情感与感情需要教育。作者当然没有资格教育别人，只是深知自己需要教育，写作的动力很多时候基于自我教育。昔年熊十力先生与唐君毅先生均尝言天地间有必不可少之书与必须阅读之书，此即圣贤之书、先知之书、诗人之书，其他著述大抵皆属于艰难自己亦艰难别人之作。作者能力委實有限，所能做的无非借此尚不乏诚意的书写，略为故国典范留影以念。
　　中国文化有关“情”的起源与性质的探讨出现甚早，尽管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也很难一致，但早在战国时期，“情性”问题就是重要的思想课题，是诸家的共同关怀与共同论述，其中儒家的关切尤其醒目。儒家人性论之所以发达，基于其最重视道德自觉与道德教化，涉及人性的问题就无法不涉及人的情感状态。儒教就其立教的人性论基础而言即可称为“情性之教”。对于侧重经验性与人间性的儒者，既然“道始于情”、“礼作于情”、“文起于情”（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比起“复性灭情”这类逆向证成的价值趋向，人类德性养成被认为不可或缺的路径，即包括“因情”、“称情”、“养情”的“情教”种种。道、情两端被视为亘古大义，“情”要表现（知情者出之），“情”被视为“道”展开的可能。情的展开同时就是道的展开，道至情达则是。就此而言，“情”与“理”不仅同出异名，情的状态很可能更基要根本，也更彻底究竟。但此“情”并非近古以后尤其是“新文化”发动以来更多被认定的“情欲”之情。中国文化人性论的主流同时也是晚近百年被严重湮没的脉络，并非出于对“情欲”的“解放”或“觉醒”的追逐，而是建基于对“情欲”的深刻反省进而展开合理的安排，这一脉络一般即被称为“情性论”或“性情论”。也因此，经由“情”所导引的文化脉络，当然并非个体一身一心所能尽，而是与百年国族的命运互生同构。

二

　　六十年前的己亥年（1959），当代“海外新儒家”的柱石与重镇牟宗三先生去国十年写下《五十自述》，其中经由“春·苦·悲·觉”的“情问”之路展开的，即是中华文化的以争剥复之路，亦是中华民族的艰难复性、刻苦复兴之路。
　　生命之旅始于童稚之年“在混沌中长成”，混沌的生命发硎于自然秩序，感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天之四德“元·亨·利·贞”。自承不是文学性格的牟先生写出了生命“春情”与中国文学深刻而独到的关联：这是生命之“在其自己”之感受。这并非凡俗所谓“爱情”，而是生命的欲绽放而未得绽放，是“人之初，性本善”，是生命无限满涨全幅尚无方向的可能性，“是生命之洄漩，欲歧而不歧，欲著而不著，是内在其自己的‘亨’，是个混沌洄漩的‘元’，中国的才子文学家最敏感于这混沌洄漩的元，向这最原初处表示这伤感的美”。
　　但这春情必不能长久。
　　“在其自己”的生命一转之后又必然成为某种“离其自己”，“有所挂搭”或有所附丽是世间价值开显的必然。这成为《五十自述》以生命的“春情”开展，而后经由证苦、证悲、到底走向“觉情”的内在动因，后者正是使生命之春得以养护滋润的“德性”之得。牟先生于此还特别强调了他之正视生命不同于一般文学或生命哲学的“讴歌赞叹生命”：这两者的生命观只是对生命的平置，而自然生命之冲动是无可赞叹的。自然生命固然有一套逻辑或规律需要正视，但自然生命的业力更必须警惕与转化。
　　蕴蓄一切，满盈无者，什么也不是的春情之伤，可以一转而为存在主义所说的一无所有，撤离一切，生命无挂搭的虚无怖栗之感。满盈无著是春情，虚无怖栗是“觉情”。这是存在的人生，生命之内在其自己之最富意义的两种感受。人若不能了解生命之“离其自己”与“在其自己”，是不能真切知道人生之艰苦与全幅真意义的。
　　天下汹汹颠连而无告，一团混沌的“春情”匆匆伤过，大叠的人生转而都是“客观的悲情”，一己之“春情”上出弥漫而为华族的“大生命观”，夫妻父子天伦之惨淡，统统蜷缩汇入民族蒙难之共业：国家何以如此？时代精神、学术风气何以如此？难道说这不是生命的表现？但何以表现成这个样子？于是见生命本身是极没把柄的，无保障，亦无定准。但它可以作孽，它自作孽，它自受苦，明知受苦而想转，但又转不过来。于是见生命本身有其自身的一套，好像一套机器，不由自主要滚到底。它有它的限度，也有它的无可奈何处。
　　这其中见证了业力的不可思议。徒然挂搭外在的“良知本体”、“天命之性”已经无法勘定、肯定进而润人之身健人之行，心境难免离舍而干枯。至于走马南疆的荒村夜店茶肆酒肆、戏场闹市幽僻小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种种慷慨直接的业力交缠（书中谓为“泛关系的交引”）以暴易暴，当然同样更其不是生命的润泽。那只是原始的业力勾牵、缘起缘落的消耗与磨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梏亡。呈现的过程即是梏亡的过程，良知本体更其不能做主、不能尽其主观之润。如果尽随自然生命之浮沉原则，终要一切归于虚无。业力让人“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此际方才显出慧根觉情之重要：
　　阳焰迷鹿，灯蛾扑火，芸芸众生，大体皆然。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亦然。……无数的毛孔合成一有机体之大生命，无穷的复杂，无穷的奥秘，实有非你所能一一控制得住者。这久流生死的生命业力实不可思议，这业力不可思议引起无名的恐怖。能挽不能挽全看根器，似乎全是不可喻解的生命业力之命定论。我欲仁斯仁至矣，然而业力冲着你，可以叫你不欲仁。如此将奈何？实无奈何也。这里藏着人生最严肃的悲剧性。当心灵不能开拓变化，生命归于其自身之机括，而失其途径，这黑暗的深潭将步步旋转直至卷吞了它自己而后已。
　　“海外新儒家”另一重镇即牟先生毕生友好唐君毅先生，也尝自言曾参加“超度一切众生”的水陆法会，彼时亦有异地同证、千圣同证之大“悲”生焉：其中为一切众生，一切人间之英雄，帝王、才士、美人及农工商诸界之平民，冤死横死及老死者，一一遍致哀祭之心，而求其超度，皆一一以梵音唱出，低徊慨叹，苍凉无限，实足令人感动悲恻，胜读佛经经论无数。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能悲心常润、法轮常转，即使罪恶常现、悲剧常存。纵然看透天地生人处许多不仁，却还要替天行道、参赞化育之不及、弥补天地之缺陷。而人文社会必然有许多曲与屈，水浒好汉可以“一有不义，即时打去”、“一打常泛滥而不可收拾”，但孔夫子不能用拳打腳踢来维持仁义，于是别章另起，有春秋笔法、有忠恕之道，委曲中再度求一如是与至是，“曲”而至此，又成了“直”。
　　生命的“春情”如果换成较不易误解的名相诠达，该是“生机”、“生意”、“元气淋漓”，具足一块充沛力气的蠢蠢欲动。动本身无有悲喜，动往何方才是境界。人生与宇宙之学的“原始透顶”亦要有契理契机之因缘在。东方哲学高境乃在“藏体显用”、用中见体，“慧命”除却裸体直呈亦当许其在“历史之陈迹与过往之事件”中“退藏于密”。此所以传统儒家特于“神而化之”之途，慎言神而多言礼乐，慎言化而多言尽性。此即牟先生在《五十自述·文殊问疾》中所强调：“离开礼乐而言神，则是外在而隔绝的神，离开尽性而言化，则是机智而干慧的化。”有子所谓“孝弟也其为仁之本欤”，从“实在之物”中感知“别有天地”，借此也就重回是书开篇之“在混沌中成长”。生命满溢的春情因不失“在其自己”而获得方向，经由花英成秀之夏、收敛收成之秋，终能归于白茫茫大地之蕴藏。运作而能终始条理、有本有根。生命因此未经虚脱，成为持续而非流逝。因生命坚实而心灵凝聚。“在其自己”的生命进而成为“自持其自己”。以能“自持”故，神魔不妨并居但不混杂，一切不在乎进阶为一切都放下。力的转成理的。理的亦是力的。一切归实，不要虚戏。一切平平，无有精奇。外化而内不化，终于能够对生命、家国、民族、文化负起责任，“一切从此觉情流，一切还归此觉情”。

三

　　本书一度试图定名为《立爱》，亦考虑过《立情》，最终仍觉《诗教与情教》更合题旨。“诗教”之意有广有狭，是书取广义，不局限于《诗经》学，但旨归于“诗经学”。如何经由“诗教”抵达“情教”、完成“情教”，即是本书试图成立的愿景。副标题“百年思潮别论”基于计划出版的2019年乃是针对“百年五四”的回应与反思，尽管付梓之期因疫情延宕至2020年，但俗谚有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抑或这一阴差阳错恰好呼应了书中试图铺陈的百年中国的文化脉络，大体均是经由针对个体的性命际遇与情感模式的关怀而展开，未尝不是歪打正着。这一“百年”不只是历史的百年，更属于人世的百年。“百年思潮”当然属于家国，但亦属于个我。
　　书中具体章节安排，第一编将易顺鼎、黄季刚并列而论“文体革命与情性革命”，前者的气质动荡一直令作者不安，但几经改易，终觉书写对象决定了书写文气，这暮色苍凉而不乏惊艳与惊慌的开张，或乃属于这一“百年”的如实之相。第二编将章太炎、张默君同侪而行“典章制度与名物文章”，颇有鸡鸭对讲之慨，尤其处一生惊世骇俗之太炎先生于儿女燕婉之情，也颇令作者辗转，然此“大独大群”之章与“大凝”堂堂之张得以并编同辑，一位以“民国元老”而几被通缉，一位以蒋氏“铁粉”而死教护党，本身可能就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第三编有关熊希龄、郑孝胥两位处世风度与行事风范迥异的“立宪党人”，作者本人较为偏爱，写魔鬼易，写圣人难，神魔若得对勘，经常增益彼此的照亮。第四编所论曾纪芬、陈卓仙是两位立德立言均足以光耀学林的老祖母，闺阁贤母堪为士林表率：前者身为曾国藩“满女”，一生恪守文正遗训却成为虔诚的受洗基督徒;后者不仅留下至性感人的性理之卷《思复堂遗诗》，更诞育培植了一代鸿儒硕学，其心路言路当仁不让、卓尔不凡。第五编两文皆以唐君毅先生为核心关怀，他的“兼祧”两胡议题——胡适与胡兰成，貌似荒谬中也许不乏相当的合理性。读者或能于编排本身见得笔者一些粗浅用心。
　　中国艺术研究院为本书出版提供了资助，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