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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GDP及三大构成要素，使用Markov转换方法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市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实证结果指出，以1996年为界，深圳经济前期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后期处于适速增长阶段。通过分解总量指标进一步对经济波动态势进行研究，从中识别出经济波动的异常时点，可以得到一般性的结论：改革红利、政策因素等区域性因素具有历史性，会对经济产生短期扰动；而政策红利只有制度化、产业化后才成为持续性增长动力。
关键词：经济发展；阶段性；异常值；Markov转换方法
一、引言
深圳经济发展的奇迹可以通过本地GDP增长变动趋势予以展现。观察这一时期的时间序列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深圳经济在34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这些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推移而不断变动。有的因素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实验到推广，呈现出探索性的特点；有的因素从强到弱、从主导到从属，以至于退出历史舞台，被新因素取而代之，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有的因素短暂而有力，在宏观数据中留下显著的印痕；有的因素厚积薄发，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奠定基
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深圳经济呈现明显的波动性和周期性，不同发展阶段的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也呈现出不同特征。以波动性研究为出发点，探索深圳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助于我们从宏观视野分析深圳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采取了研究经济发展阶段性的规范性方法——Markov转移方法，分别对GDP以及其各个构成成分，也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进行研究。相比于结构突变等其他非线性方法，Markov转移方法对数据生成机制中转移方式的刻画更具灵活性。该方法基于状态变动时点的随机性，既可以刻画数据受到外生性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也可以刻画内生性因素所导致的体制变动。自该方法提出以来已广泛应用于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度量和识别。
本文拟采用此分析方法作为分析的主要手段。通过GDP增速的平均水平与波动性大小对经济发展阶段性进行识别。在识别过程中，我们将GDP增速平均水平与波动性大小趋向一致的时点划分为同一阶段，以实现阶段性划分的假设。考虑到波幅大小和波动持续期长短的区别，从方便分析的角度我们取“大周期”阶段性假定，对大周期内独立性较强的小波动进行要素分析。
二、深圳市经济发展阶段性划分的实证分析
（一） 对深圳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分析结果
通过对上述数据选择恰当的自回归阶数，我们得到了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阶段性分析结果 （见图1-图4），其中图中的实线表示相应指标的增速，虚线表示宏观经济总量处于适速波动阶段的状态概率。依据转移概率为0.5的判定标准，相应的阴影区域标示出了处于适速波动阶段的年份。
从上述四个估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规律：
1.从深圳GDP的阶段性划分图可以看出，以1996年为分界时点，深圳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两个大周期。第一个周期（记为A段）为1979年至1995年；第二个周期 （记为B段） 为1996年至2012年。构成要素方面，从深圳消费的阶段性划分图中，其分段与GDP保持同步；从深圳投资的阶段性划分图中，投资周期领先GDP周期两年；从净出口的阶段性划分图中可以看出，其受不明因素干扰明显，阶段性节奏混乱，需要做特别分析。
2. A段周期波动特征：GDP波动的中轴线处于高位，波幅大，震动明显，有一个异常值 （出现于1986年），在此阶段有4个波峰、3个波谷，组成一个小周期群；与此对应，投资存在两个异常值 （分别出现在1987年以及1989年），有3个波峰、2个波谷；消费也存在两个异常值 （分别出现在1986、1987年以及1988、1989年），有2个波峰、2个波谷。
3. B段周期波动特征：GDP波动水平适度，波幅小，周期波动特征不明显，没有异常值。在2009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波谷，2011年有一个波峰值，形成一个扰动。与此对应，投资波动趋于平缓，有一个波谷（1995年）；消费亦如此，有两个波动的谷底，分别出现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以及2009年“次贷”危机时期。
4. 从净出口变量的阶段性划分图可以看出，在1994年以及2005年有两个异常值将整个数据划分为3段，考虑为特殊的政策因素，其总体波动幅度明显大于GDP，也明显大于消费以及投资。鉴于深圳的外向型经济特征，进出口因素对GDP的影响不可忽视，因此需要做深入的分析。我们将出口和进口增速单独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图5与图6的阶段性划分结果表明，进口和出口均在1990年存在一个异常值。出口增速与进口增速总体波动趋势趋同，在1990年后趋同性更强，相关系数达0.85。通过使用虚拟变量排除异常值干扰，我们可以看出进出口增速在1991年以后总体保持稳定，大体支持对GDP的阶段性划分结果。但其中进口数据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次贷危机”时期出现了增速下滑的现象。
（二） 对上述规律的分析以及异常值和波动峰值的解释
1. 对经济运行两阶段划分的分析和解释。
模型中所体现的经济运行A、B两阶段特征符合我们相关的分析假定，与深圳经济发展现状基本吻合。A段为深圳改革开放特区发展阶段。从1979年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后，深圳充当了经济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角色。深圳特区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运行体，承载着制度转轨时期特殊的使命，即对制度创新、要素创新、管理创新等先行先试。一些重大改革政策在付诸实现之前都会在深圳予以试点，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在深圳产生改革红利，短期内助推深圳GDP的提升。但深圳同时也承担了其中的风险，风险的释放也导致GDP在短期内下降。这也是解释这段时期经济波动频繁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GDP及相关构成指标均围绕高位平均值 （37%） 波动，深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获得的改革性红利明显。
B段为深圳脱离特区政策后自主发展壮大阶段。严格意义上说，这一阶段应该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开始形成，但是由于预期作用，我们在模型分析上可以看出，尽管分析中的周期性过渡有些模糊，但是1996年的数据已经支持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趋势上已可判定为明显拐点出现。从指标上看，该阶段GDP以及各构成指标增速经过3到5年的持续下滑后，逐步处于稳定状态，围绕着适度的平均增速 （15%） 波动，除2009年出现较大下降外，整体波幅平缓。此阶段，在阶段性分析中与A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 2. 对A阶段异常值以及波动峰值的解释。
在阶段性分析图中，A阶段在1986年出现了异常值，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投资过热后政府政策调整造成的结果，这在投资和消费的阶段性划分图上同样得到了验证。在1984、1988、1990、1993年四个时点形成四个波峰，同时在1986、1989、1992年形成3个波谷，分别对应着特区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或重大国家政治经济事件。说明政策红利和重大政治经济对深圳特区的发展影响深刻。与此对应，投资存在两个异常值 （分别出现在1986年以及1989年），有3个波峰、2个波谷；分别对应着重大政治经济冲击后，政府投资拉动的反应。消费也存在两个异常区间 （分别出现在1986、1987年以及1989、1990年） 与投资相呼应；另外，消费数据还对应着2个波谷 （1986年以及1989年）（原因同上）。有2个波峰 （1988年以及1993年） 可以寻找到高通货膨胀时期的佐证。从各项宏观经济综合指标变动的同步性来看，在此阶段，投资、消费与GDP的周期性变动 （峰、谷时点） 表现除了较为明显的同步性，而这些周期波动的峰谷时点都与国家各项政治经济事件相联系，同时也可以看出深圳特区经济建设在探索阶段中的运行状况与体制、政策因素高度相关，政策的高度波动性导致了市场对政策预期的分歧加大，进一步导致了宏观经济运行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
3. 对B阶段异常值以及波动峰值的解释。
从经济发展阶段分析同中我们可以看出，在A阶段向B阶段转换过程中，经济周期波动出现分界模糊，整体波动弱化的现象。这一过程持续达3-4年，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周期波动单边向下，没有异常值，为深圳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几年，随后在2000年后进入波动状态，波动形态逐渐形成，并保持平稳，这标志着深圳经济周期波动新阶段的正式到来。从波动的态势来看，GDP增速在2001年出现了一个波动谷底。在这一时期由于深圳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历史定位已基本完成，其多数改革成果已从局部试验性阶段向全国普遍推广，深圳经济所具有的特区优势逐步淡去，深圳原有的依靠政策优势形成的增长模式遇到瓶颈。为此，深圳立足于自身区域，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实现经济的结构性和战略性调整。在巩固其金融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深圳立足于本地，深入挖掘信息产业、生物制药产业、文化产业、现代物流业等产业发展潜力，形成新的增长优势和发展模式，使深圳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态势，由于和心境战力和特色产业结构完成构建，深圳进入内生性发展阶段，外生性干扰逐渐弱化，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波动幅度逐渐平滑，经济并未出现大起大落。随后，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负面冲击，全球经济陷入停滞，深圳经济由于受到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在2009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波谷。随后在国家多项刺激政策的推动下，在2011年经济波动达到峰值，形成本轮大周期中的一个扰动。
4. 对进出口相关异常值的解释。
从进出口数据的阶段性划分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相比于投资和消费，深圳市进出口增速受到了较多外生因素，如政策性因素、国际事件等影响。从净出口增速的阶段性划分图来看，深圳市净出口增速总体保持平稳，但在1994年与2005年均存在异常值点。而这些异常值点分别对应了我国94年的汇率双轨制并轨以及2005年新一轮汇改重启所带来的人民币贬值效应。与之对应，这两个时点的净出口增速均出现了大幅跳升。而在其他时点，净出口增速的波动态势与GDP增速的波动态势大致相同，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步性。
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口数据还是出口数据均在1990年出现异常值。具体来看，1989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实施封锁，全国的进出口数据同期大幅下降，贸易环境恶化，再次凸显香港作为我国进出口贸易重要的中转地的作用，而深圳毗邻香港，由此带来了深圳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的突增。2013年1-4月份的出口数据异动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一异动主要是由于逃离资金借转口贸易入境套取无风险利润。此类现象在特殊时期的确会导致部分数据产生异动，可视为深圳毗邻港澳的特殊地域性因素。
通过使用虚拟变量方法标记这一异常值，我们重新对上述阶段性划分结果进行修正，得到如图8以及图9所示的阶段性划分结果。
图9 进口增速的阶段性划分结果 （剔除1990年异常值）
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深圳市出口增速自1985年以来持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与特区的外向型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有关。相比之下，深圳市的进口增速除了受到自身经济增长需求的推动以外，还受到国家政策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从图9中可以看出，在GDP增速波动的第一阶段，出口增速的两个波动谷底 （也即1985年和1996年） 主要受到了当时国家治理经济过热相关政策的影响。而在GDP增速波动的第二个大周期内，进口增速减缓更多受到了市场因素尤其是整体市场环境的影响。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深圳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历程告诉我们，在改革的初期试点经济体必须要承担很多政策因素的冲击，在改革红利和改革风险中承受波动。同时，特殊政策具有历史性，不能为一个经济体长期依赖和依靠，改革红利需要制度化、产业化后才可以为未来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经济波动是经济研究中的永恒话题。在波动过程中，其波动中枢、波幅以及波动频率都值得研究关注。单边波动不可能持久，即使波动的持续期在场也会在市场的作用下进行修正。政治因素、宏观经济要素都会使试点经济的发展过程出现异常波动，其作用痕迹可以通过阶段性分析予以发现。
毗邻港澳的地域特点在某些特殊时期会有对深圳经济造成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意外扰动。这提醒我们在对深圳经济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港澳因素对深圳经济所产生的异常波动效应。
参考文献：
[1]深圳市统计局.深圳市统计年鉴2012[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2]刘金全，郑挺国.我国经济周期阶段性划分与经济增长走势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第1期.
[3]林建浩，王美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大稳健”——时点识别与原因分析[J]. 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1期.
[4]James D. Hamilton. Time Series Analysis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陈浪南，刘宏伟.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研究[J].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
关键词：经济发展；阶段性；异常值；Markov转换方法
一、引言
深圳经济发展的奇迹可以通过本地GDP增长变动趋势予以展现。观察这一时期的时间序列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深圳经济在34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这些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推移而不断变动。有的因素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从实验到推广，呈现出探索性的特点；有的因素从强到弱、从主导到从属，以至于退出历史舞台，被新因素取而代之，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有的因素短暂而有力，在宏观数据中留下显著的印痕；有的因素厚积薄发，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奠定基
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深圳经济呈现明显的波动性和周期性，不同发展阶段的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也呈现出不同特征。以波动性研究为出发点，探索深圳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助于我们从宏观视野分析深圳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采取了研究经济发展阶段性的规范性方法——Markov转移方法，分别对GDP以及其各个构成成分，也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进行研究。相比于结构突变等其他非线性方法，Markov转移方法对数据生成机制中转移方式的刻画更具灵活性。该方法基于状态变动时点的随机性，既可以刻画数据受到外生性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也可以刻画内生性因素所导致的体制变动。自该方法提出以来已广泛应用于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度量和识别。
本文拟采用此分析方法作为分析的主要手段。通过GDP增速的平均水平与波动性大小对经济发展阶段性进行识别。在识别过程中，我们将GDP增速平均水平与波动性大小趋向一致的时点划分为同一阶段，以实现阶段性划分的假设。考虑到波幅大小和波动持续期长短的区别，从方便分析的角度我们取“大周期”阶段性假定，对大周期内独立性较强的小波动进行要素分析。
二、深圳市经济发展阶段性划分的实证分析
（一） 对深圳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分析结果
通过对上述数据选择恰当的自回归阶数，我们得到了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阶段性分析结果 （见图1-图4），其中图中的实线表示相应指标的增速，虚线表示宏观经济总量处于适速波动阶段的状态概率。依据转移概率为0.5的判定标准，相应的阴影区域标示出了处于适速波动阶段的年份。
从上述四个估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规律：
1.从深圳GDP的阶段性划分图可以看出，以1996年为分界时点，深圳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两个大周期。第一个周期（记为A段）为1979年至1995年；第二个周期 （记为B段） 为1996年至2012年。构成要素方面，从深圳消费的阶段性划分图中，其分段与GDP保持同步；从深圳投资的阶段性划分图中，投资周期领先GDP周期两年；从净出口的阶段性划分图中可以看出，其受不明因素干扰明显，阶段性节奏混乱，需要做特别分析。
2. A段周期波动特征：GDP波动的中轴线处于高位，波幅大，震动明显，有一个异常值 （出现于1986年），在此阶段有4个波峰、3个波谷，组成一个小周期群；与此对应，投资存在两个异常值 （分别出现在1987年以及1989年），有3个波峰、2个波谷；消费也存在两个异常值 （分别出现在1986、1987年以及1988、1989年），有2个波峰、2个波谷。
3. B段周期波动特征：GDP波动水平适度，波幅小，周期波动特征不明显，没有异常值。在2009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波谷，2011年有一个波峰值，形成一个扰动。与此对应，投资波动趋于平缓，有一个波谷（1995年）；消费亦如此，有两个波动的谷底，分别出现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以及2009年“次贷”危机时期。
4. 从净出口变量的阶段性划分图可以看出，在1994年以及2005年有两个异常值将整个数据划分为3段，考虑为特殊的政策因素，其总体波动幅度明显大于GDP，也明显大于消费以及投资。鉴于深圳的外向型经济特征，进出口因素对GDP的影响不可忽视，因此需要做深入的分析。我们将出口和进口增速单独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图5与图6的阶段性划分结果表明，进口和出口均在1990年存在一个异常值。出口增速与进口增速总体波动趋势趋同，在1990年后趋同性更强，相关系数达0.85。通过使用虚拟变量排除异常值干扰，我们可以看出进出口增速在1991年以后总体保持稳定，大体支持对GDP的阶段性划分结果。但其中进口数据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次贷危机”时期出现了增速下滑的现象。
（二） 对上述规律的分析以及异常值和波动峰值的解释
1. 对经济运行两阶段划分的分析和解释。
模型中所体现的经济运行A、B两阶段特征符合我们相关的分析假定，与深圳经济发展现状基本吻合。A段为深圳改革开放特区发展阶段。从1979年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后，深圳充当了经济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角色。深圳特区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运行体，承载着制度转轨时期特殊的使命，即对制度创新、要素创新、管理创新等先行先试。一些重大改革政策在付诸实现之前都会在深圳予以试点，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在深圳产生改革红利，短期内助推深圳GDP的提升。但深圳同时也承担了其中的风险，风险的释放也导致GDP在短期内下降。这也是解释这段时期经济波动频繁的重要原因。总体而言，GDP及相关构成指标均围绕高位平均值 （37%） 波动，深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获得的改革性红利明显。
B段为深圳脱离特区政策后自主发展壮大阶段。严格意义上说，这一阶段应该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开始形成，但是由于预期作用，我们在模型分析上可以看出，尽管分析中的周期性过渡有些模糊，但是1996年的数据已经支持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趋势上已可判定为明显拐点出现。从指标上看，该阶段GDP以及各构成指标增速经过3到5年的持续下滑后，逐步处于稳定状态，围绕着适度的平均增速 （15%） 波动，除2009年出现较大下降外，整体波幅平缓。此阶段，在阶段性分析中与A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态。 2. 对A阶段异常值以及波动峰值的解释。
在阶段性分析图中，A阶段在1986年出现了异常值，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投资过热后政府政策调整造成的结果，这在投资和消费的阶段性划分图上同样得到了验证。在1984、1988、1990、1993年四个时点形成四个波峰，同时在1986、1989、1992年形成3个波谷，分别对应着特区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或重大国家政治经济事件。说明政策红利和重大政治经济对深圳特区的发展影响深刻。与此对应，投资存在两个异常值 （分别出现在1986年以及1989年），有3个波峰、2个波谷；分别对应着重大政治经济冲击后，政府投资拉动的反应。消费也存在两个异常区间 （分别出现在1986、1987年以及1989、1990年） 与投资相呼应；另外，消费数据还对应着2个波谷 （1986年以及1989年）（原因同上）。有2个波峰 （1988年以及1993年） 可以寻找到高通货膨胀时期的佐证。从各项宏观经济综合指标变动的同步性来看，在此阶段，投资、消费与GDP的周期性变动 （峰、谷时点） 表现除了较为明显的同步性，而这些周期波动的峰谷时点都与国家各项政治经济事件相联系，同时也可以看出深圳特区经济建设在探索阶段中的运行状况与体制、政策因素高度相关，政策的高度波动性导致了市场对政策预期的分歧加大，进一步导致了宏观经济运行发生较大幅度的波动。
3. 对B阶段异常值以及波动峰值的解释。
从经济发展阶段分析同中我们可以看出，在A阶段向B阶段转换过程中，经济周期波动出现分界模糊，整体波动弱化的现象。这一过程持续达3-4年，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周期波动单边向下，没有异常值，为深圳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几年，随后在2000年后进入波动状态，波动形态逐渐形成，并保持平稳，这标志着深圳经济周期波动新阶段的正式到来。从波动的态势来看，GDP增速在2001年出现了一个波动谷底。在这一时期由于深圳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历史定位已基本完成，其多数改革成果已从局部试验性阶段向全国普遍推广，深圳经济所具有的特区优势逐步淡去，深圳原有的依靠政策优势形成的增长模式遇到瓶颈。为此，深圳立足于自身区域，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实现经济的结构性和战略性调整。在巩固其金融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的基础上，深圳立足于本地，深入挖掘信息产业、生物制药产业、文化产业、现代物流业等产业发展潜力，形成新的增长优势和发展模式，使深圳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态势，由于和心境战力和特色产业结构完成构建，深圳进入内生性发展阶段，外生性干扰逐渐弱化，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波动幅度逐渐平滑，经济并未出现大起大落。随后，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负面冲击，全球经济陷入停滞，深圳经济由于受到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在2009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波谷。随后在国家多项刺激政策的推动下，在2011年经济波动达到峰值，形成本轮大周期中的一个扰动。
4. 对进出口相关异常值的解释。
从进出口数据的阶段性划分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相比于投资和消费，深圳市进出口增速受到了较多外生因素，如政策性因素、国际事件等影响。从净出口增速的阶段性划分图来看，深圳市净出口增速总体保持平稳，但在1994年与2005年均存在异常值点。而这些异常值点分别对应了我国94年的汇率双轨制并轨以及2005年新一轮汇改重启所带来的人民币贬值效应。与之对应，这两个时点的净出口增速均出现了大幅跳升。而在其他时点，净出口增速的波动态势与GDP增速的波动态势大致相同，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步性。
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口数据还是出口数据均在1990年出现异常值。具体来看，1989年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实施封锁，全国的进出口数据同期大幅下降，贸易环境恶化，再次凸显香港作为我国进出口贸易重要的中转地的作用，而深圳毗邻香港，由此带来了深圳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的突增。2013年1-4月份的出口数据异动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一异动主要是由于逃离资金借转口贸易入境套取无风险利润。此类现象在特殊时期的确会导致部分数据产生异动，可视为深圳毗邻港澳的特殊地域性因素。
通过使用虚拟变量方法标记这一异常值，我们重新对上述阶段性划分结果进行修正，得到如图8以及图9所示的阶段性划分结果。
图9 进口增速的阶段性划分结果 （剔除1990年异常值）
从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深圳市出口增速自1985年以来持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这与特区的外向型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有关。相比之下，深圳市的进口增速除了受到自身经济增长需求的推动以外，还受到国家政策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从图9中可以看出，在GDP增速波动的第一阶段，出口增速的两个波动谷底 （也即1985年和1996年） 主要受到了当时国家治理经济过热相关政策的影响。而在GDP增速波动的第二个大周期内，进口增速减缓更多受到了市场因素尤其是整体市场环境的影响。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深圳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历程告诉我们，在改革的初期试点经济体必须要承担很多政策因素的冲击，在改革红利和改革风险中承受波动。同时，特殊政策具有历史性，不能为一个经济体长期依赖和依靠，改革红利需要制度化、产业化后才可以为未来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经济波动是经济研究中的永恒话题。在波动过程中，其波动中枢、波幅以及波动频率都值得研究关注。单边波动不可能持久，即使波动的持续期在场也会在市场的作用下进行修正。政治因素、宏观经济要素都会使试点经济的发展过程出现异常波动，其作用痕迹可以通过阶段性分析予以发现。
毗邻港澳的地域特点在某些特殊时期会有对深圳经济造成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意外扰动。这提醒我们在对深圳经济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不能忽视港澳因素对深圳经济所产生的异常波动效应。
参考文献：
[1]深圳市统计局.深圳市统计年鉴2012[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2]刘金全，郑挺国.我国经济周期阶段性划分与经济增长走势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8第1期.
[3]林建浩，王美今.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大稳健”——时点识别与原因分析[J]. 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1期.
[4]James D. Hamilton. Time Series Analysis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陈浪南，刘宏伟.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和持续性研究[J].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