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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的“立人”思想来自于中西文学思想的沟通和融合,是其改造国民性的武器,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彰显出他对中国国民性的关注。
关键词:鲁迅翻译立人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鲁迅对国民性的观照,源于他的“立人”思想。鲁迅很早就开始了对人的思考。特别是他对尼采学说的接受,服膺于他的“立人”思想体系的建构。
鲁迅在启蒙实践中经历了从科学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转变。他意识到国家的振兴不能仰赖器物、制度的变革,而在于改变守旧愚昧、自私卑怯的国民素质。“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因此,“立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人各有己,万事才能力举”。尼采哲学的这些内容恰好迎合了鲁迅的“立人”思想的建构。
鲁迅首先选择了尼采的“超人说”。在鲁迅看来,“超人”独具我见,是力抗世俗的逆流者,是独立品格的极力维护者。鲁迅在《破恶声论》说他们:“洞瞩幽隐,评陟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使世,亦无慑也。”鲁迅强调个人思考判断的独立性,对当时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社会风气感到痛心。
西方思潮初入中国,人们不加辨析地因袭模仿,拾取枝叶皮毛而忘却根本,甚至在根本没有掌握的情况下,错误机械地移用,得出荒谬的结论。这种机械地移植西方学说的行为,既源于个性的缺乏,也伴随着灭裂个性的恶果,在看似繁荣的学习西学的外表下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内容,反而有许多至伪至偏处。在社会流行空疏自大的风气下,鲁迅重视个人的自觉和独立的思考,他赞赏“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慢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的个性。
鲁迅认识到,中日之间国势国力的差别正是由于国民素质的不同。于是他开始探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所以,早期鲁迅就发表了几篇论文,包括《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人间之历史》等,开始用“盗”来的火点燃中国人的激情,造就文艺的火炬和灯塔。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着重列举了8位外国“恶魔”派诗人,伸张自己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追求。在文中说:“别求新声于异邦……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所谓“不可究详”,说明鲁迅并不着重其学理的详实和材料的充分,而注重于主观的发挥和情感的共鸣;而所谓“足以振人”,更显示了鲁迅对感召力和感染力的看重。而这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魅力所在,它能够散发出一种激情的力量,来“人心”和“移神质”,并由此呼唤和造就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
这无疑是一篇文艺者的宣言。鲁迅希望用恶魔式的叛逆、尼采“超人”式的激情、雪莱式的“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以及拜伦式的“重独立而自由”等方式来打破中国社会的沉闷和人民精神的愚昧,在无声的中国开出一条生路。所谓“精神界之战士”,就是“率真行诚”的“说真理者”,就是敢于反抗、破坏的叛逆者,就是具有“改革新精神”的勇猛者,更是像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那样的“偶像破坏者”。
《文化偏至论》针对中国借鉴西学过程中出现的偏颇展开批判。鲁迅援引尼采等人的观点,说明“物质、众数”等主张在西方已经发展到极至而产生各种弊端,这些主张开始遭到质疑,中国正效仿欧洲文明发展的至伪至偏处。鉴于此,鲁迅在文中提出了“立人”思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邦国亦以兴起”。“欧美之强,根抵在人”,“是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求,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并且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可见,鲁迅所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也就是“自觉至,个性张”的自我觉醒、个性张扬的精神。他希望从人的个性要求出发去改造社会。
由此看来,鲁迅的“立人”思想来自于中西文学思想的沟通和融合,也是他在“世界之思潮”和“固有之血脉”之间选择的一个切合点。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独特选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的人类文化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因为,尼采说上帝死了,而人走到了前台。文学及其理论更是要以“人”为中心。
鲁迅的“立人”思想是其改造国民性的武器,也是与西方文艺理论对话的基础。他的翻译就是以“立人”作为选择的标准和尺度。他对外国文艺作品的翻译也基于此。
鲁迅会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审视日本作品,并发现其中的价值。他完全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评判,有选择地翻译了一些作品。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很钦佩鲁迅择取外来文化时那种异常强烈的“个性”和“自主”意识。他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长篇“思想剧”《一个青年的梦》,就是对国民性的拷问。
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鲁迅在1920年1月译成。作者企图通过剧本,在国际冲突愈来愈频繁、愈来愈严重的新世纪,寻出国家、民族关系的理想模式,唤醒各国的国民,不惟要唤醒日本国民,还有俄国国民、中国国民,以及其他一些大国的国民。
鲁迅在《译者序》中作了回应:“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更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谈,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完了是朋友了。”
1918年,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更明确地指出:“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若其灭亡,也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竞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鲁迅主张人们应以“人类”为行事的着眼点。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工程可以成为人类进步的改革尝试。
鲁迅在《〈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中,毫不客气地戳破了许多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意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人们;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一些人津津乐道中国当年如何威风,占领朝鲜,觉得这是挺光荣的事。还有一些人夸耀元朝的版图如何大,把异族皇帝成吉忍汗的武功战绩都算到自个儿头上,民族自大的心理一膨胀,羞耻也忘了。这些是武者小路实与鲁迅心弦的共振和心音的共鸣,也是鲁迅翻译这一剧本的原因:“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
如果说,他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是对国民性的拷问的话,那么,他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就是其批判国民性的参照。
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是厨川白村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创作宗旨的随笔集。在作品中厨川白村表达了文艺要干预社会生活,要参与改造社会的文艺思想,这与鲁迅希望通过文艺改造社会、批判国民性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同时,厨川白村解剖国民性、解剖自己的精神也引起了鲁迅的共鸣。
厨川白村用讥嘲的口吻抨击了日本的国民性,指出国民思想改造的迫切性,笔锋犀利。鲁迅从厨川白村那里获得了国民性批判的启示和力量,他通过厨川白村的作品,引起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作者对于他的本国的缺点的猛烈的攻击法,真是一个霹雳手。但大约因为同是立国于亚东,情形大抵相象之故罢,他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在翻译后记中,鲁迅表达了对厨川白村国民性批判的赞同,并说出了对作品的感受。
鲁迅以厨川白村的观点作为参照,指出了中国改造国民性的道路:“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为此,鲁迅付出了许多心血。
鲁迅在杂文里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过揭示。他在小说《阿Q正传》里,就对“精神胜利法”这一国民性进行了形象的解说和冷静的批判。在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实践中,他对改革和守成之间矛盾的普遍性和尖锐性,有着切身的认识。鲁迅希望用决断的行动来改变僵滞、落后的局面。他说,“行”,切实地行,比空谈、等待、愤恨而死或者寻找“不行”的理由要好得多。这譬如浇花,即使乱浇,总胜于不浇;即使有害,总胜于晒死罢。这是其改造国民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王贵友:《翻译家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刘少勤:《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鲁迅与翻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黄炎,女,1969—,山东郓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单位:菏泽学院。
关键词:鲁迅翻译立人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鲁迅对国民性的观照,源于他的“立人”思想。鲁迅很早就开始了对人的思考。特别是他对尼采学说的接受,服膺于他的“立人”思想体系的建构。
鲁迅在启蒙实践中经历了从科学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转变。他意识到国家的振兴不能仰赖器物、制度的变革,而在于改变守旧愚昧、自私卑怯的国民素质。“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因此,“立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人各有己,万事才能力举”。尼采哲学的这些内容恰好迎合了鲁迅的“立人”思想的建构。
鲁迅首先选择了尼采的“超人说”。在鲁迅看来,“超人”独具我见,是力抗世俗的逆流者,是独立品格的极力维护者。鲁迅在《破恶声论》说他们:“洞瞩幽隐,评陟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使世,亦无慑也。”鲁迅强调个人思考判断的独立性,对当时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社会风气感到痛心。
西方思潮初入中国,人们不加辨析地因袭模仿,拾取枝叶皮毛而忘却根本,甚至在根本没有掌握的情况下,错误机械地移用,得出荒谬的结论。这种机械地移植西方学说的行为,既源于个性的缺乏,也伴随着灭裂个性的恶果,在看似繁荣的学习西学的外表下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内容,反而有许多至伪至偏处。在社会流行空疏自大的风气下,鲁迅重视个人的自觉和独立的思考,他赞赏“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慢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的个性。
鲁迅认识到,中日之间国势国力的差别正是由于国民素质的不同。于是他开始探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所以,早期鲁迅就发表了几篇论文,包括《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人间之历史》等,开始用“盗”来的火点燃中国人的激情,造就文艺的火炬和灯塔。
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着重列举了8位外国“恶魔”派诗人,伸张自己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追求。在文中说:“别求新声于异邦……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所谓“不可究详”,说明鲁迅并不着重其学理的详实和材料的充分,而注重于主观的发挥和情感的共鸣;而所谓“足以振人”,更显示了鲁迅对感召力和感染力的看重。而这正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魅力所在,它能够散发出一种激情的力量,来“人心”和“移神质”,并由此呼唤和造就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
这无疑是一篇文艺者的宣言。鲁迅希望用恶魔式的叛逆、尼采“超人”式的激情、雪莱式的“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以及拜伦式的“重独立而自由”等方式来打破中国社会的沉闷和人民精神的愚昧,在无声的中国开出一条生路。所谓“精神界之战士”,就是“率真行诚”的“说真理者”,就是敢于反抗、破坏的叛逆者,就是具有“改革新精神”的勇猛者,更是像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那样的“偶像破坏者”。
《文化偏至论》针对中国借鉴西学过程中出现的偏颇展开批判。鲁迅援引尼采等人的观点,说明“物质、众数”等主张在西方已经发展到极至而产生各种弊端,这些主张开始遭到质疑,中国正效仿欧洲文明发展的至伪至偏处。鉴于此,鲁迅在文中提出了“立人”思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邦国亦以兴起”。“欧美之强,根抵在人”,“是故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求,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并且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可见,鲁迅所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也就是“自觉至,个性张”的自我觉醒、个性张扬的精神。他希望从人的个性要求出发去改造社会。
由此看来,鲁迅的“立人”思想来自于中西文学思想的沟通和融合,也是他在“世界之思潮”和“固有之血脉”之间选择的一个切合点。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独特选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的人类文化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时代,因为,尼采说上帝死了,而人走到了前台。文学及其理论更是要以“人”为中心。
鲁迅的“立人”思想是其改造国民性的武器,也是与西方文艺理论对话的基础。他的翻译就是以“立人”作为选择的标准和尺度。他对外国文艺作品的翻译也基于此。
鲁迅会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审视日本作品,并发现其中的价值。他完全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评判,有选择地翻译了一些作品。日本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很钦佩鲁迅择取外来文化时那种异常强烈的“个性”和“自主”意识。他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长篇“思想剧”《一个青年的梦》,就是对国民性的拷问。
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鲁迅在1920年1月译成。作者企图通过剧本,在国际冲突愈来愈频繁、愈来愈严重的新世纪,寻出国家、民族关系的理想模式,唤醒各国的国民,不惟要唤醒日本国民,还有俄国国民、中国国民,以及其他一些大国的国民。
鲁迅在《译者序》中作了回应:“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更流露: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谈,战后相爱的至情。他们虽然蒙在国的鼓子里然而已经像竞走一般,走时是竞争者,走完了是朋友了。”
1918年,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更明确地指出:“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若其灭亡,也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竞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鲁迅主张人们应以“人类”为行事的着眼点。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工程可以成为人类进步的改革尝试。
鲁迅在《〈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中,毫不客气地戳破了许多中国人的阴暗心理:“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意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人们;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一些人津津乐道中国当年如何威风,占领朝鲜,觉得这是挺光荣的事。还有一些人夸耀元朝的版图如何大,把异族皇帝成吉忍汗的武功战绩都算到自个儿头上,民族自大的心理一膨胀,羞耻也忘了。这些是武者小路实与鲁迅心弦的共振和心音的共鸣,也是鲁迅翻译这一剧本的原因:“我以为这剧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
如果说,他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是对国民性的拷问的话,那么,他翻译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就是其批判国民性的参照。
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是厨川白村以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创作宗旨的随笔集。在作品中厨川白村表达了文艺要干预社会生活,要参与改造社会的文艺思想,这与鲁迅希望通过文艺改造社会、批判国民性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同时,厨川白村解剖国民性、解剖自己的精神也引起了鲁迅的共鸣。
厨川白村用讥嘲的口吻抨击了日本的国民性,指出国民思想改造的迫切性,笔锋犀利。鲁迅从厨川白村那里获得了国民性批判的启示和力量,他通过厨川白村的作品,引起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作者对于他的本国的缺点的猛烈的攻击法,真是一个霹雳手。但大约因为同是立国于亚东,情形大抵相象之故罢,他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在翻译后记中,鲁迅表达了对厨川白村国民性批判的赞同,并说出了对作品的感受。
鲁迅以厨川白村的观点作为参照,指出了中国改造国民性的道路:“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为此,鲁迅付出了许多心血。
鲁迅在杂文里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过揭示。他在小说《阿Q正传》里,就对“精神胜利法”这一国民性进行了形象的解说和冷静的批判。在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实践中,他对改革和守成之间矛盾的普遍性和尖锐性,有着切身的认识。鲁迅希望用决断的行动来改变僵滞、落后的局面。他说,“行”,切实地行,比空谈、等待、愤恨而死或者寻找“不行”的理由要好得多。这譬如浇花,即使乱浇,总胜于不浇;即使有害,总胜于晒死罢。这是其改造国民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王贵友:《翻译家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刘少勤:《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鲁迅与翻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黄炎,女,1969—,山东郓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单位:菏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