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科书体系形成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始于20世纪20年代之初的苏联。这一源自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在今日颇为人们所诟病,但它在昔日却也有过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方面的成功。其先前成功的根由在于,抓住了那一时代人们的思想之趋向。教科书体系之首要价值,乃是通过合理地解释世界而掌握群众,而其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其所起的作用是启蒙,是接续"五四"之启蒙,而其所据以进行的法国唯物主义正是西方启蒙之主导性力量。教科书体系在唯物史观之外增加的辩证唯物主义实即法国唯物主义的基础,其使得马克思基于科学之客观性与实践的能动性之双重逻辑的论证,变成了基于科学的决定论式的单一逻辑论证。这种决定论论证方式是以一种"科学主义"的方式进行的,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对启蒙的超越,便成了启蒙的一部分,从而也就获得了对于中国未实现启蒙之现实的适应性。但将启蒙精神的科学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又带来了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启蒙思想的能动的批判性的问题。科学主义的根本之点是决定论,启蒙精神正是以此反对宗教迷信的。但若将这种决定论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带来的问题是如何保持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和法国唯物主义时所特别强调的人的能动性。此外,教科书体系还带来了对启蒙精神另一元素即民主观念的改变。在启蒙观念中,趋向决定论的科学主义与源于个人自主的民主精神之间是存在着张力的。但在科学主义的主导下,民主往往被仅仅从经济领域加以理解,即主要从消灭剥削获得经济自主的角度去理解,其被理解为一种随着理想社会到来的自然结果。这种理解虽然在理论上消解了两者之间的张力,但却是以无视这一张力的现实存在为代价的。如此一来,它也就无法回答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现实生活所提出的诸多重大问题,特别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问题。因此,对于教科书体系而言,启蒙元素的纳入既造就了早年的巨大成功,但也埋下了后来不适的种子。而一种近康德式的阐释,当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新的理论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