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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如果不是学得太多太难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学生的学习活动本身出了问题？让我们看看学生们是如何学习的。
在我们的学校里，从小学到大学，学生们几乎都在辛辛苦苦地做三件事情：记—练—考。
所谓“记”，主要包括记笔记和记诵，我们的学生在课堂记笔记和课外记诵上表现出的勤奋常常令英美等国来访的教师感动。在学习过程中，记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之一，问题在于记什么和如何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原本应当记住的是知识和原理，而我们的学生记在本上和暂时记在脑子里的却往往是考试时需要复述的字句，考试时能将其准确复述出来就是成功，至于那些字句背后的知识和原理反倒没有字句本身重要。因为如果你用的字句与教材上或老师所说的不同，即便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也还是存在被扣分的危险。
所谓“练”，就是练习，其原意是要让学生在练习中巩固和深化对知识和原理的理解，而我们的学生实际练习的却多是一些应对各种不同试题的能力，通过练习掌握的其实是一堆审题和解题的技巧。在训练应试技巧方面，我们的教育已经几乎达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境界，以至于有时甚至能让学生在听不懂英语听力题的情况下，只要掌握了某些技巧，就仍然能在英语听力考试中获得高分。
所谓“考”，当然就是几乎被我们看成检验教育成败唯一标准的生死攸关的考试。实际上，教育的成败最终要看它是否为社会培养出了各类优秀的人才，特别是要看它是否培养出了能在社会生产、文艺创作、科学探索和技术进步过程中表现出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考试历史的社会里，自古以来考试本身就能改变人的命运，崇拜考试的文化几乎已经积淀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因而考试本身也被人们当成了检验教育成败的试金石，学校、学生、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皆莫不以为分数即是衡量教育水平和人才质量的唯一准绳。于是，教师和学生都迷恋于那些考试中需复述的字句和考试中要用到的技巧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记—练—考，把这几项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教育，除了培养出一流的“录音机”，我们还能指望什么？
我们是如何让学生形成了这种录音机式的学习方式呢？这就要看看我们是如何教导学生的了。
从上小学开始，“认真听讲”就被当作一种道德规训而应用于对我们学生的教导和评价之中。不仅老师在课堂上要求学生认真听讲，期末时班主任还会在学生成绩单的操行评语栏中频繁用到这个其实和道德没有多大关系的词。与此相配合，我们的学校教育中还有“表现”这样一类莫名的概念。哪怕你在课堂上根本听不懂老师讲课了，只要“表现”得“认真听讲”，就能给老师留下好的道德印象，尽管这种“表现”本身其实是伪君子的品性。经此长期教导，我们的学生直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也恪守“认真听讲”的规训，听课拼命记笔记，课后即便在图书馆占上座位也是翻开教材反复记诵老师划的重点内容，顶多也就翻阅一些所谓的“复习资料”，以期考试时可以“高质量”地把录下来的字句“播放”给老师。我们大家似乎都坚信：课堂讲授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再看西方的学校，他们从小学起就开设图书馆课和参观博物馆课，课堂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探讨知识的场所。老师布置作业一般都会要求学生查阅很多资料，教材中常常也有很多用斜体字编排的内容，这些内容一般不必讲授，而是为学生提供背景知识和扩展阅读线索的。
除了教导学生“认真听讲”外，我们还常常教导学生“积极发言”。表面看来，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参与课堂讨论，当然是有利于理解和掌握知识并形成创造力的。然而，问题在于这“积极发言”是“发”的什么“言”，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还是只说老师喜欢听的或老师认为正确的话？很不幸，在我们的课堂上你能看到的大多是后一种情形。于是，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孩子们自己真实的看法，不是对知识的热烈讨论，而是鹦鹉学舌，争着说些能得到老师表扬的话。这样的积极发言，我看不仅妨碍了我们孩子们创造力的形成，甚至影响了他们品格的发展，进而也影响了我们社会的进步。
此外，我们还谆谆教诲学生们要“尊敬师长”。我们有尊敬长辈和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老师和长辈当然也是应该尊敬的。我们的学校教学是一种集体学习活动，教师需要有一定的权威来维持秩序从而有效地组织教学。问题在于教师的这种权威到底该有多大，或者说这种权威该不该有一个边界？实际上，既然教师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就是维持教学秩序，那么这种权威的有效性也就应该限定于维持教学秩序的范围内。可叹的是，在我们课堂上，教师的权威实际上早就越出了这个边界。与“认真听讲”之类的教导相结合，教师的权威已经渗透到学生的认知过程、情感过程、道德发展过程等诸方面。孩子们从小就明白，老师讲的就是对的，老师不允许的就是不该做的，不照老师说的方式答题就可能被扣分，甚至老师可以当众以考试成绩等来羞辱一个学生，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学生不合学校要求的头发强行剪去。
再看西方的学校，不要说他们的教师普遍采用的探讨的教学态度，也不必说他们把学生学业成绩当作个人隐私加以尊重，即便是课桌椅的摆放方式这样的细节，也能反映他们给学生的是与我们不同的另外一种教导。在我们的教室里，课桌椅大多采用“秧田式”的排列，学生都面向老师，老师是这个空间中唯一的权力中心。美国课堂的课桌椅排列可以说五花八门，小学课堂就常常出现学生围坐一圈进行讨论的情形，大学里更是在历史上早就形成了“席明纳”这样一种以研讨为主的教学形式。从很多方面都能看出，在西方的家庭和学校中，他们教给孩子们的是作为一种修养的尊重与自重，这是建立在个人平等基础之上的一种品格。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经过多年辛勤的教导，我们的孩子终于被塑造成一个个优质的录音机。这时我们又期望他们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希望这些录音机播放的声音要比他们录下的更加美妙，这岂非强人所难？
文章选自《光明日报》“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笔谈系列，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在我们的学校里，从小学到大学，学生们几乎都在辛辛苦苦地做三件事情：记—练—考。
所谓“记”，主要包括记笔记和记诵，我们的学生在课堂记笔记和课外记诵上表现出的勤奋常常令英美等国来访的教师感动。在学习过程中，记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之一，问题在于记什么和如何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原本应当记住的是知识和原理，而我们的学生记在本上和暂时记在脑子里的却往往是考试时需要复述的字句，考试时能将其准确复述出来就是成功，至于那些字句背后的知识和原理反倒没有字句本身重要。因为如果你用的字句与教材上或老师所说的不同，即便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也还是存在被扣分的危险。
所谓“练”，就是练习，其原意是要让学生在练习中巩固和深化对知识和原理的理解，而我们的学生实际练习的却多是一些应对各种不同试题的能力，通过练习掌握的其实是一堆审题和解题的技巧。在训练应试技巧方面，我们的教育已经几乎达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境界，以至于有时甚至能让学生在听不懂英语听力题的情况下，只要掌握了某些技巧，就仍然能在英语听力考试中获得高分。
所谓“考”，当然就是几乎被我们看成检验教育成败唯一标准的生死攸关的考试。实际上，教育的成败最终要看它是否为社会培养出了各类优秀的人才，特别是要看它是否培养出了能在社会生产、文艺创作、科学探索和技术进步过程中表现出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考试历史的社会里，自古以来考试本身就能改变人的命运，崇拜考试的文化几乎已经积淀成为我们的集体无意识，因而考试本身也被人们当成了检验教育成败的试金石，学校、学生、学生家长、用人单位……皆莫不以为分数即是衡量教育水平和人才质量的唯一准绳。于是，教师和学生都迷恋于那些考试中需复述的字句和考试中要用到的技巧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记—练—考，把这几项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教育，除了培养出一流的“录音机”，我们还能指望什么？
我们是如何让学生形成了这种录音机式的学习方式呢？这就要看看我们是如何教导学生的了。
从上小学开始，“认真听讲”就被当作一种道德规训而应用于对我们学生的教导和评价之中。不仅老师在课堂上要求学生认真听讲，期末时班主任还会在学生成绩单的操行评语栏中频繁用到这个其实和道德没有多大关系的词。与此相配合，我们的学校教育中还有“表现”这样一类莫名的概念。哪怕你在课堂上根本听不懂老师讲课了，只要“表现”得“认真听讲”，就能给老师留下好的道德印象，尽管这种“表现”本身其实是伪君子的品性。经此长期教导，我们的学生直到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也恪守“认真听讲”的规训，听课拼命记笔记，课后即便在图书馆占上座位也是翻开教材反复记诵老师划的重点内容，顶多也就翻阅一些所谓的“复习资料”，以期考试时可以“高质量”地把录下来的字句“播放”给老师。我们大家似乎都坚信：课堂讲授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再看西方的学校，他们从小学起就开设图书馆课和参观博物馆课，课堂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探讨知识的场所。老师布置作业一般都会要求学生查阅很多资料，教材中常常也有很多用斜体字编排的内容，这些内容一般不必讲授，而是为学生提供背景知识和扩展阅读线索的。
除了教导学生“认真听讲”外，我们还常常教导学生“积极发言”。表面看来，在课堂上积极发言，参与课堂讨论，当然是有利于理解和掌握知识并形成创造力的。然而，问题在于这“积极发言”是“发”的什么“言”，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还是只说老师喜欢听的或老师认为正确的话？很不幸，在我们的课堂上你能看到的大多是后一种情形。于是，我们看到的往往不是孩子们自己真实的看法，不是对知识的热烈讨论，而是鹦鹉学舌，争着说些能得到老师表扬的话。这样的积极发言，我看不仅妨碍了我们孩子们创造力的形成，甚至影响了他们品格的发展，进而也影响了我们社会的进步。
此外，我们还谆谆教诲学生们要“尊敬师长”。我们有尊敬长辈和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老师和长辈当然也是应该尊敬的。我们的学校教学是一种集体学习活动，教师需要有一定的权威来维持秩序从而有效地组织教学。问题在于教师的这种权威到底该有多大，或者说这种权威该不该有一个边界？实际上，既然教师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就是维持教学秩序，那么这种权威的有效性也就应该限定于维持教学秩序的范围内。可叹的是，在我们课堂上，教师的权威实际上早就越出了这个边界。与“认真听讲”之类的教导相结合，教师的权威已经渗透到学生的认知过程、情感过程、道德发展过程等诸方面。孩子们从小就明白，老师讲的就是对的，老师不允许的就是不该做的，不照老师说的方式答题就可能被扣分，甚至老师可以当众以考试成绩等来羞辱一个学生，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学生不合学校要求的头发强行剪去。
再看西方的学校，不要说他们的教师普遍采用的探讨的教学态度，也不必说他们把学生学业成绩当作个人隐私加以尊重，即便是课桌椅的摆放方式这样的细节，也能反映他们给学生的是与我们不同的另外一种教导。在我们的教室里，课桌椅大多采用“秧田式”的排列，学生都面向老师，老师是这个空间中唯一的权力中心。美国课堂的课桌椅排列可以说五花八门，小学课堂就常常出现学生围坐一圈进行讨论的情形，大学里更是在历史上早就形成了“席明纳”这样一种以研讨为主的教学形式。从很多方面都能看出，在西方的家庭和学校中，他们教给孩子们的是作为一种修养的尊重与自重，这是建立在个人平等基础之上的一种品格。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经过多年辛勤的教导，我们的孩子终于被塑造成一个个优质的录音机。这时我们又期望他们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希望这些录音机播放的声音要比他们录下的更加美妙，这岂非强人所难？
文章选自《光明日报》“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笔谈系列，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