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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央电视台不久前在播放根据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金粉世家》,收视率还是不错的｡我不禁又想起小说的原作者张恨水来了,这位“言情小说”作家写了大量小说,其中《啼笑姻缘》影响尤其深远,被拍过电影,后来又被各剧种改编成舞台剧而广泛上演｡但是,他的一生却相当清贫｡如今,写“言情小说”的琼瑶稿费收入却相当可观,被拍成电视剧自然另有报酬｡更主要的,对文艺作品的评价有了微妙的变化,琼瑶当然是名作家,而当年张恨水,则被看成为“另类”,所有的文学史论,都从来一笔不提他｡
张恨水(1895-1967),安徽潜山人｡因家境不宽裕,没有读多少年书,19岁就出外谋生,到了上海｡当时陈大悲在办话剧(那时被称为文明戏)团,张恨水进团打杂了一段时间,发现很难施展才华,去了北京｡1919年进入新闻界,先后在《益世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等报社工作,内勤､外勤都做｡
一个青年记者,虽然文笔不错,在人地生疏的北京,要想打开局面,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会遇到许多意识不到的麻烦,都得一一应付｡当然,偶而也会得到某个社会高层人士或才女､闺秀的青睐,因此产生一系列悲欢离合的故事,使张恨水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他抑止不住自己的冲动,以切身感受,写出了小说《春明外史》,当然,用的是第三人称｡
张恨水是个坚韧的文人,正因为正规化的学校教育接受得不多,他在报社工作之余,在写作小说之余,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他在青少年时早已看过多遍｡此时此刻,他开始从西方名家著作中汲取营养,先是狄更斯和莫泊桑,然后又延伸向雨果､欧文､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有人误以为张恨水是一个旧社会中自我封闭的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显然是莫大的曲解､误解｡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也是北洋政府的所在地｡社会上有的是遗老､政客､军阀,这些人的周围又各有一个小圈子,文痞､打手等等以及三教九流无不齐备｡张恨水开始感到新奇,随着逐步熟悉而萌发了鲜明的爱憎,于是他又写了《金粉世家》｡从总理衙门的公子金燕西和平民女子冷清秋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示了当时北京的生活动态和社会风情｡赢得了比《春明外史》更多的读者｡
随后,他又陆续写出了《落霞孤鹜》､《满江红》｡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在报刊上连载的,连载完毕又出单行本｡即使如此,张恨水的经济仍旧不是很宽裕,知名度仍不是太高,直到《啼笑姻缘》出版,并被电影界看中拍了电影,张恨水才终于成为了人们谈话中的主要人物,经济情况也有了稍许改善｡但有一点始终毫无改变,新文艺界,仍然把他看成是“另类”｡
“九·一八事变”以后,整个华北的环境日益恶化,张恨水感到苦闷､愤慨､激动……他的题材再也不局限于“言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时有流露｡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处境甚为窘迫而险恶的他不得不离开北京而转走南京｡1936年,他任《南京人报》社长,同时继续写长篇连载的章回小说｡
抗战爆发了,他随着同胞们西迁的洪流,到达了陪都重庆｡1938年,供职于《新民报》,因为主要提供连载小说,不要求他到报社上班下班,而重庆又经常在空袭警报之下,所以张恨水就选离市区三十里的南温泉安家落户了｡一开始,作家住在南温泉的不少,还有欧阳山等人,以后因种种原因先后离开,在南温泉的南泉新村的作家只单单剩下了张恨水这一家｡
二
初中时,我读了一大批文艺书籍,其中也包括张恨水的小说,除上面谈到的五部之外,还读了《银汉双星》,对他的作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1年春,我从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到了重庆南温泉附近的小温泉｡找了一份工作,就开始写作,与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孙伏园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他发表了我许多作品,我也去市区拜访了他｡后来知道张恨水近在咫尺,决定造访,听听他的创作经验｡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出发了｡
他所住的南泉新村,实际上不是什么新村,那是从小温泉到南温泉高低不平的山路边上一些毫无规则的散而乱的建筑群｡张恨水家紧靠在山涧旁,很快就找到了｡
他的家一共是两间平房,卧室､客堂､书房,吃饭的地方都在这里了,当然并不宽敞｡住在这里的,除他自己之外,还有他的夫人和比较幼小的孩子｡一家三口,全部的开支不小,都得张恨水一个人负担｡
我开始打量张恨水这个人,中等身材,稍稍有点胖,但决不臃肿,动作还是机伶的｡这一年,他应该已经46岁了,看上去似乎刚到40岁的样子｡夫人更显得年轻,一忽儿哄孩子,一忽儿淘米洗菜｡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我们先从谈日常生活开始,他说现在稿费特别低,光靠重庆的稿费远远不够,在上海､在香港也都有连载小说,三个地方的稿费凑在一起,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没有问题｡但是,他也十分担心,时局还在变化,如果上海(租界)､香港一旦发生战争,势必很快被日军占领,少了这两处稿费来源,日子如何过,就很难说了｡
他又说,同时写几个长篇,事情比较麻烦｡现在的工作方法是每一部小说都开列详细的人物表,按照事先拟定的故事提纲,写到什么地方,每天都有记录｡这样既不致于前后不衔接,也不会重复了｡
因为上海的邮递最不正常,所以寄到上海的稿件存在编辑部的较充裕些,香港报纸发表的连载小说存稿就少些｡至于重庆,有时候前一篇已发,接下来还正在写,十分紧张时,报社派专人来取的,否则就要断档了｡
虽然家务已经全部由夫人承担,张恨水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不仅每天要写这三､四部连载,还要抽时间读书,不读书就等于没有营养了,写出来的文字就不可能有光采｡
读什么书呢?主要是新出的好书｡另一方面,已经看过多遍的经典名著,有时仍旧翻出来再仔细品味｡关于语言的生动､生活气息的浓郁｡他最推崇《儿女英雄传》;关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儒林外史》写的全是文人,无一相同或相似,各自显示其鲜明的特点给了他深刻的印象｡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评也有许多一般读者没有发现､没有感受的地方,他很欣赏金圣叹的敏感和观察事物的深度｡
外国的经典名著,也有多部放在身边｡他认为托尔斯泰擅长处理十分宏伟的场面,而且文笔的哲理性时有流露,确实是位大师｡至于高尔基,他觉得较多作品太向思想性倾斜了,相对地说艺术性就差了些｡有些文学理论也接近一般性的政治论文｡
我之所以很认真地听他这番谈论,主要原因就想知道他的作品艺术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听完之后,觉得虽然不是完整的答卷,但对我欣赏他的作品是有帮助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对《红楼梦》谈得不多,我也没有再问其原因｡
他的夫人在忙家务,没有参加谈话,但有时也立下来听几句｡外间传说他的夫人原是并不相识的读者,因为崇拜他,主动和他联系,然后相识的｡我忍不住冒昧地问张恨水是否真的是如此｡张恨水笑嘻嘻地点了点头,说:“是这样的”｡关于张恨水这个笔名,确实是从“人生长恨水长乐”名句中摘取的,决不是对水有什么怨恨｡后来就不再用原名,而把张恨水作为正式姓名了｡
三
谈起他的写作,他并没有特别强调《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等影响较大的作品,而是谈了一系列创作的经验:
他认为生活经验是最重要的,一个作家要经历过贫穷与富裕的生活,那末他写贫穷和富裕的生活才有可能写好｡即使生活经历不那么丰富,至少也应该有所经历,并对社会上的贫穷､富裕等各个方面的生活､现象作仔细的观察,然后有所归纳､整理,再去反映｡至于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一般来说,写家庭和学校还有些办法,写其他题材就往往不精采,并不是才能问题,而是生活经历问题｡《红楼梦》写贾府的奢华､写社会底层人物的穷困都入木三分｡他深信曹雪芹本人有这些方面的生活经历｡
文艺理论书籍一般都谈“矛盾”,张恨水没用这个名词,他用的是“正反”｡他说:“小说的布局不外正反,没有正反,就不成其为小说了｡我们写中国军队的爱护民众､一往无前与日寇官兵的残暴或萎缩厌战,也就是正反”｡
谈起他的多产,他感慨万千｡他说主要是生活所迫,小说连载每天的篇幅是固定的,因此他又替青年书店写了《中华民族伟大讲史》等七本书｡另一方面,他又沉痛地说:“也有作家往往写了一､二部比较象样的作品之后,便不能再写出更好的,这完全由于他们自满｡以为已经成了大文学家,不肯再花苦功认真学习､认真钻研了｡”
关于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创造,张恨水有他自己的丰富经验,但所用的语言,名词和文艺理论书籍中所讲的基本相同｡他说:“不妨把两个不同主人翁的时间､空间都不同的故事编织成为一部小说的骨干,也不妨把某甲某乙的特异性格综合成为一个典型人物｡”
张恨水把文艺创作的最大阻力认定是稿费的过分微薄,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千字的稿费买一斗米的要求始终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支持,而物价三天两头在涨,有时候拿到稿费,只有象征的意义了｡叫作家怎样生活下去｡他觉得在报上写连载,每天发表一节,报馆按时付稿费,即使微薄,也还是比较稳定的,别的作家发表作品就有一个约稿､写稿､审稿､通过､依次发表的过程,有时这个过程还比较复杂而漫长,依靠写稿而维持生活就惨了｡
他更不理解稿酬如此之低,而书价却又相当高｡因此想买些新出版的书充实自己也困难｡他带着几分无奈地说:“好在忙于写,抽出时间再读书也不太容易”｡
他说欧阳山他们住在这里一段时间,后来先后搬走,也是为了生活问题｡
“作家们的生活,无论衣､食､住､行,政府都没有什么安排｡仅仅有一个“文艺奖助金委员会”,起不了什么作用｡最近(黄)白薇,病得很厉害,医药费用三千多元,我替她向文艺奖助金委员会申请救助,花了好大气力,补助了一千元,比没有当然好一些,但那二千多元,还得文艺界穷朋友想办法去帮她归还｡真是,文艺作家太苦了｡”
四
告别张恨水,我回到小温泉,他把的谈话浓缩成二千字左右,立刻寄给上海《中美日报》的范泉,用的是我在上海时经常用的笔名:“过客”｡范泉那时在主编《集纳》,他把这篇《张恨水会见记》分成上下,先后发表在1941年11月5日､11月6日《中美日报》副刊《集纳》｡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了租界｡这篇文章我当时在重庆也没有能看到｡当然,张恨水本人也没有看到｡由于上海､香港先后落入魔爪,张恨水的稿费来源只剩下在重庆报刊上的连载了,生活困难进一步加重,使他深深地陷入了困境｡可能后来报社对他作了一些临时照顾,使他能够继续把连载写下去｡
抗战的胜利当然使他欢欣鼓舞,但是“还都”一事还是拖延了很久很久,一家三口,虽然比较简单,却缺乏体力劳动的主力,所以回到北京的经过可以说苦不堪言｡
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张恨水揭批重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这一面的《八十一梦》,揭批接收大员坐着飞机前来上海､南京､北京劫收而大发胜利财的《五子登科》都拥有大量的读者,做到了雅俗共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化事业得到了飞快的发展｡建国之初,稿费,版税都十分优厚,这些都是张恨水梦寐以求的｡但是,对张恨水来说,却又遭遇到了另外一种尴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诸大师许多经典名著纷纷重印､再版,而他的《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等“言情小说”,则始终得不到重印､再版的机会｡
尤其麻烦的是文艺整风以后,他已年近花甲,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去改造思想吧,主客观都有困难｡写什么呢?实在想不出好点子｡不写吧,心又不甘｡把笔搁下来,干别的也不现实｡再说,一点没有搞费､版税收入,生活也拮据了些｡经过再三考虑,他选择了一条比较稳妥的路｡
戏曲舞台上盛演不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和《孔雀东南飞》,思想性应该是没问题的,于是他就把这些舞台剧丰富情节写成小说,一来年纪大了,二来怕犯错误,写得也比较慢｡当然,其他的作品也写了一些,但主要是写这一类型的小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有的作家几乎都遭遇了厄运,张恨水似乎是集“封､资､修”于一身的现成的批判对象,日子自然不好过｡他于1967年逝世于北京,享年72岁｡
张恨水写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却穷困一世｡稿费版税十分优厚时,他却不能再版旧作,新的创作也遭遇瓶颈｡到了二十一世纪,文艺思想空前活跃,“言情小说”的地位得到了重新评价,但张恨水则没能活到这一天｡
补记:
从“文革”结束到现在,有关张恨水的记载､评论很少,即使有也极简单,而且与事实颇多出入,故特作说明如下:
一､他的《东北四连长》是一部反映东北抗日战争的小说,几乎所有的记载都遗漏了｡
他的《满江红》,是一般的言情小说｡抗战之前,世界书局就出版过,是和《落霞孤鹜》合并装订成册的｡1946年,世界书局又出了一次单行本,于是被误认为是写抗战题材的,事实并非如此｡
三､有的书竟说他在解放后是中国作协的历届理事,完全弄错了｡第一届张姓理事仅张天翼一人｡第二届加了张光年,第三届又加了张志民｡第四届作代会是1985年开的,张恨水已亡故18年了｡因此,他没有当选过任何一届作协理事,更不说“历届”了｡
(据《档案春秋》)
中央电视台不久前在播放根据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金粉世家》,收视率还是不错的｡我不禁又想起小说的原作者张恨水来了,这位“言情小说”作家写了大量小说,其中《啼笑姻缘》影响尤其深远,被拍过电影,后来又被各剧种改编成舞台剧而广泛上演｡但是,他的一生却相当清贫｡如今,写“言情小说”的琼瑶稿费收入却相当可观,被拍成电视剧自然另有报酬｡更主要的,对文艺作品的评价有了微妙的变化,琼瑶当然是名作家,而当年张恨水,则被看成为“另类”,所有的文学史论,都从来一笔不提他｡
张恨水(1895-1967),安徽潜山人｡因家境不宽裕,没有读多少年书,19岁就出外谋生,到了上海｡当时陈大悲在办话剧(那时被称为文明戏)团,张恨水进团打杂了一段时间,发现很难施展才华,去了北京｡1919年进入新闻界,先后在《益世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等报社工作,内勤､外勤都做｡
一个青年记者,虽然文笔不错,在人地生疏的北京,要想打开局面,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会遇到许多意识不到的麻烦,都得一一应付｡当然,偶而也会得到某个社会高层人士或才女､闺秀的青睐,因此产生一系列悲欢离合的故事,使张恨水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他抑止不住自己的冲动,以切身感受,写出了小说《春明外史》,当然,用的是第三人称｡
张恨水是个坚韧的文人,正因为正规化的学校教育接受得不多,他在报社工作之余,在写作小说之余,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他在青少年时早已看过多遍｡此时此刻,他开始从西方名家著作中汲取营养,先是狄更斯和莫泊桑,然后又延伸向雨果､欧文､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有人误以为张恨水是一个旧社会中自我封闭的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显然是莫大的曲解､误解｡
北京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也是北洋政府的所在地｡社会上有的是遗老､政客､军阀,这些人的周围又各有一个小圈子,文痞､打手等等以及三教九流无不齐备｡张恨水开始感到新奇,随着逐步熟悉而萌发了鲜明的爱憎,于是他又写了《金粉世家》｡从总理衙门的公子金燕西和平民女子冷清秋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示了当时北京的生活动态和社会风情｡赢得了比《春明外史》更多的读者｡
随后,他又陆续写出了《落霞孤鹜》､《满江红》｡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在报刊上连载的,连载完毕又出单行本｡即使如此,张恨水的经济仍旧不是很宽裕,知名度仍不是太高,直到《啼笑姻缘》出版,并被电影界看中拍了电影,张恨水才终于成为了人们谈话中的主要人物,经济情况也有了稍许改善｡但有一点始终毫无改变,新文艺界,仍然把他看成是“另类”｡
“九·一八事变”以后,整个华北的环境日益恶化,张恨水感到苦闷､愤慨､激动……他的题材再也不局限于“言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时有流露｡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处境甚为窘迫而险恶的他不得不离开北京而转走南京｡1936年,他任《南京人报》社长,同时继续写长篇连载的章回小说｡
抗战爆发了,他随着同胞们西迁的洪流,到达了陪都重庆｡1938年,供职于《新民报》,因为主要提供连载小说,不要求他到报社上班下班,而重庆又经常在空袭警报之下,所以张恨水就选离市区三十里的南温泉安家落户了｡一开始,作家住在南温泉的不少,还有欧阳山等人,以后因种种原因先后离开,在南温泉的南泉新村的作家只单单剩下了张恨水这一家｡
二
初中时,我读了一大批文艺书籍,其中也包括张恨水的小说,除上面谈到的五部之外,还读了《银汉双星》,对他的作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1年春,我从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到了重庆南温泉附近的小温泉｡找了一份工作,就开始写作,与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孙伏园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他发表了我许多作品,我也去市区拜访了他｡后来知道张恨水近在咫尺,决定造访,听听他的创作经验｡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出发了｡
他所住的南泉新村,实际上不是什么新村,那是从小温泉到南温泉高低不平的山路边上一些毫无规则的散而乱的建筑群｡张恨水家紧靠在山涧旁,很快就找到了｡
他的家一共是两间平房,卧室､客堂､书房,吃饭的地方都在这里了,当然并不宽敞｡住在这里的,除他自己之外,还有他的夫人和比较幼小的孩子｡一家三口,全部的开支不小,都得张恨水一个人负担｡
我开始打量张恨水这个人,中等身材,稍稍有点胖,但决不臃肿,动作还是机伶的｡这一年,他应该已经46岁了,看上去似乎刚到40岁的样子｡夫人更显得年轻,一忽儿哄孩子,一忽儿淘米洗菜｡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我们先从谈日常生活开始,他说现在稿费特别低,光靠重庆的稿费远远不够,在上海､在香港也都有连载小说,三个地方的稿费凑在一起,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没有问题｡但是,他也十分担心,时局还在变化,如果上海(租界)､香港一旦发生战争,势必很快被日军占领,少了这两处稿费来源,日子如何过,就很难说了｡
他又说,同时写几个长篇,事情比较麻烦｡现在的工作方法是每一部小说都开列详细的人物表,按照事先拟定的故事提纲,写到什么地方,每天都有记录｡这样既不致于前后不衔接,也不会重复了｡
因为上海的邮递最不正常,所以寄到上海的稿件存在编辑部的较充裕些,香港报纸发表的连载小说存稿就少些｡至于重庆,有时候前一篇已发,接下来还正在写,十分紧张时,报社派专人来取的,否则就要断档了｡
虽然家务已经全部由夫人承担,张恨水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因为不仅每天要写这三､四部连载,还要抽时间读书,不读书就等于没有营养了,写出来的文字就不可能有光采｡
读什么书呢?主要是新出的好书｡另一方面,已经看过多遍的经典名著,有时仍旧翻出来再仔细品味｡关于语言的生动､生活气息的浓郁｡他最推崇《儿女英雄传》;关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儒林外史》写的全是文人,无一相同或相似,各自显示其鲜明的特点给了他深刻的印象｡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评也有许多一般读者没有发现､没有感受的地方,他很欣赏金圣叹的敏感和观察事物的深度｡
外国的经典名著,也有多部放在身边｡他认为托尔斯泰擅长处理十分宏伟的场面,而且文笔的哲理性时有流露,确实是位大师｡至于高尔基,他觉得较多作品太向思想性倾斜了,相对地说艺术性就差了些｡有些文学理论也接近一般性的政治论文｡
我之所以很认真地听他这番谈论,主要原因就想知道他的作品艺术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听完之后,觉得虽然不是完整的答卷,但对我欣赏他的作品是有帮助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对《红楼梦》谈得不多,我也没有再问其原因｡
他的夫人在忙家务,没有参加谈话,但有时也立下来听几句｡外间传说他的夫人原是并不相识的读者,因为崇拜他,主动和他联系,然后相识的｡我忍不住冒昧地问张恨水是否真的是如此｡张恨水笑嘻嘻地点了点头,说:“是这样的”｡关于张恨水这个笔名,确实是从“人生长恨水长乐”名句中摘取的,决不是对水有什么怨恨｡后来就不再用原名,而把张恨水作为正式姓名了｡
三
谈起他的写作,他并没有特别强调《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等影响较大的作品,而是谈了一系列创作的经验:
他认为生活经验是最重要的,一个作家要经历过贫穷与富裕的生活,那末他写贫穷和富裕的生活才有可能写好｡即使生活经历不那么丰富,至少也应该有所经历,并对社会上的贫穷､富裕等各个方面的生活､现象作仔细的观察,然后有所归纳､整理,再去反映｡至于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一般来说,写家庭和学校还有些办法,写其他题材就往往不精采,并不是才能问题,而是生活经历问题｡《红楼梦》写贾府的奢华､写社会底层人物的穷困都入木三分｡他深信曹雪芹本人有这些方面的生活经历｡
文艺理论书籍一般都谈“矛盾”,张恨水没用这个名词,他用的是“正反”｡他说:“小说的布局不外正反,没有正反,就不成其为小说了｡我们写中国军队的爱护民众､一往无前与日寇官兵的残暴或萎缩厌战,也就是正反”｡
谈起他的多产,他感慨万千｡他说主要是生活所迫,小说连载每天的篇幅是固定的,因此他又替青年书店写了《中华民族伟大讲史》等七本书｡另一方面,他又沉痛地说:“也有作家往往写了一､二部比较象样的作品之后,便不能再写出更好的,这完全由于他们自满｡以为已经成了大文学家,不肯再花苦功认真学习､认真钻研了｡”
关于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创造,张恨水有他自己的丰富经验,但所用的语言,名词和文艺理论书籍中所讲的基本相同｡他说:“不妨把两个不同主人翁的时间､空间都不同的故事编织成为一部小说的骨干,也不妨把某甲某乙的特异性格综合成为一个典型人物｡”
张恨水把文艺创作的最大阻力认定是稿费的过分微薄,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千字的稿费买一斗米的要求始终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支持,而物价三天两头在涨,有时候拿到稿费,只有象征的意义了｡叫作家怎样生活下去｡他觉得在报上写连载,每天发表一节,报馆按时付稿费,即使微薄,也还是比较稳定的,别的作家发表作品就有一个约稿､写稿､审稿､通过､依次发表的过程,有时这个过程还比较复杂而漫长,依靠写稿而维持生活就惨了｡
他更不理解稿酬如此之低,而书价却又相当高｡因此想买些新出版的书充实自己也困难｡他带着几分无奈地说:“好在忙于写,抽出时间再读书也不太容易”｡
他说欧阳山他们住在这里一段时间,后来先后搬走,也是为了生活问题｡
“作家们的生活,无论衣､食､住､行,政府都没有什么安排｡仅仅有一个“文艺奖助金委员会”,起不了什么作用｡最近(黄)白薇,病得很厉害,医药费用三千多元,我替她向文艺奖助金委员会申请救助,花了好大气力,补助了一千元,比没有当然好一些,但那二千多元,还得文艺界穷朋友想办法去帮她归还｡真是,文艺作家太苦了｡”
四
告别张恨水,我回到小温泉,他把的谈话浓缩成二千字左右,立刻寄给上海《中美日报》的范泉,用的是我在上海时经常用的笔名:“过客”｡范泉那时在主编《集纳》,他把这篇《张恨水会见记》分成上下,先后发表在1941年11月5日､11月6日《中美日报》副刊《集纳》｡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了租界｡这篇文章我当时在重庆也没有能看到｡当然,张恨水本人也没有看到｡由于上海､香港先后落入魔爪,张恨水的稿费来源只剩下在重庆报刊上的连载了,生活困难进一步加重,使他深深地陷入了困境｡可能后来报社对他作了一些临时照顾,使他能够继续把连载写下去｡
抗战的胜利当然使他欢欣鼓舞,但是“还都”一事还是拖延了很久很久,一家三口,虽然比较简单,却缺乏体力劳动的主力,所以回到北京的经过可以说苦不堪言｡
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张恨水揭批重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这一面的《八十一梦》,揭批接收大员坐着飞机前来上海､南京､北京劫收而大发胜利财的《五子登科》都拥有大量的读者,做到了雅俗共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化事业得到了飞快的发展｡建国之初,稿费,版税都十分优厚,这些都是张恨水梦寐以求的｡但是,对张恨水来说,却又遭遇到了另外一种尴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诸大师许多经典名著纷纷重印､再版,而他的《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等“言情小说”,则始终得不到重印､再版的机会｡
尤其麻烦的是文艺整风以后,他已年近花甲,深入工农兵群众中去改造思想吧,主客观都有困难｡写什么呢?实在想不出好点子｡不写吧,心又不甘｡把笔搁下来,干别的也不现实｡再说,一点没有搞费､版税收入,生活也拮据了些｡经过再三考虑,他选择了一条比较稳妥的路｡
戏曲舞台上盛演不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和《孔雀东南飞》,思想性应该是没问题的,于是他就把这些舞台剧丰富情节写成小说,一来年纪大了,二来怕犯错误,写得也比较慢｡当然,其他的作品也写了一些,但主要是写这一类型的小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有的作家几乎都遭遇了厄运,张恨水似乎是集“封､资､修”于一身的现成的批判对象,日子自然不好过｡他于1967年逝世于北京,享年72岁｡
张恨水写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却穷困一世｡稿费版税十分优厚时,他却不能再版旧作,新的创作也遭遇瓶颈｡到了二十一世纪,文艺思想空前活跃,“言情小说”的地位得到了重新评价,但张恨水则没能活到这一天｡
补记:
从“文革”结束到现在,有关张恨水的记载､评论很少,即使有也极简单,而且与事实颇多出入,故特作说明如下:
一､他的《东北四连长》是一部反映东北抗日战争的小说,几乎所有的记载都遗漏了｡
他的《满江红》,是一般的言情小说｡抗战之前,世界书局就出版过,是和《落霞孤鹜》合并装订成册的｡1946年,世界书局又出了一次单行本,于是被误认为是写抗战题材的,事实并非如此｡
三､有的书竟说他在解放后是中国作协的历届理事,完全弄错了｡第一届张姓理事仅张天翼一人｡第二届加了张光年,第三届又加了张志民｡第四届作代会是1985年开的,张恨水已亡故18年了｡因此,他没有当选过任何一届作协理事,更不说“历届”了｡
(据《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