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是为全世界创造美，文学翻译要把文学味儿翻出来，”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接受笔者专访时说，“这是值得一辈子去做的事情，我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
　　作为文学翻译领域的世界最高奖——“北极光”奖第一位来自亚洲的获得者，许渊冲从事文学翻译长达60余年，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译著百余种，尤其是在中国古诗词外译方面造诣极深，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
　　2021年4月，许渊冲度过了100岁生日。这位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大学者，在100年的人生旅程中，有着丰富多彩的经历。如今他安居在北大畅春园，每天伏案写作1000字，经常熬夜到凌晨两三点。
　　在采访中，许渊冲回顾了当年的西南联大，也介绍了自己的翻译思想和理论。他认为，文学翻译是为全世界创造美，促进中国和世界互相理解、互相欣赏——“双方互相支持，丰富世界的文化资源”。
　　“知道的越多越好。”许渊冲把求知当成一生的追求。虽然已是百岁老人，许渊冲仍然对知识、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他每天都去公园散步，偶尔还坐着汽车去北京街头转一转。同时他也关注世界，对于美国大选、登陆火星等新闻都非常熟稔。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是许渊冲喜欢的一句话。在采访的最后，这位老人中气十足、声音洪亮地说：“我自己没有多大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好好活下去，同时也尽我的能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吧。”

“后人胜前人”

　　马国川：作为百岁老人，您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可以将它分为几个阶段？
　　许渊冲：如果按照但丁《神曲》的分法，我的一生可以分为三部曲：青春、炼狱、新生。1950年以前基本上是学习继承时期，同时注意前人的弱点，准备超越;1980年以前是改造时期，耗费了我生命中的黄金时代;1980年以后才开始了我的超越时期，外译中超越了中国翻译家，中译外则成了“诗译英法唯一人”。
　　马国川：从1938年到1946年，您在西南联大求学八年。您个人怎么评价那个时代的西南联大？
　　许渊冲：现在谈西南联大，没法还原当时的感受，现在的看法跟当时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因为时间越久，看法的变化越大。“西南联大”本身就是一個复杂问题，它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而来的。三个学校很不同，有的人认为北大好，有的人认为清华好，也有人认为南开好，到底哪个好？要研究。
　　我的看法，有的方面是清华好，有的方面是北大好。并不是清华绝对胜过北大，也不是北大绝对击败清华。清华有清华的长处，北大有北大的长处。一般说来，我倒更倾向于清华。清华西方味儿足，北大中国味儿足。
　　马国川：对学生来说，西南联大的学习环境自由宽松，西南联大的教师也多是当时最优秀的学术人物。在这些教师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许渊冲：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影响。这些老师当时是我的老师，现在还是我的老师。80年过去，我现在看得比过去更准确，更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缺点。因为已经过去80年了，时代进步了，看法也进步了，现在很多地方是后人胜前人。
　　马国川：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新人不及旧人。
　　许渊冲：这都是有可能的。好坏不一定根据新旧来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现在认为，他们缺点不少，本来可以更好。钱钟书，当年在我们看来很了不起，但是今天看来也有不足的地方。
　　钱先生认为翻译有两种，一种是有色玻璃，一种是无色玻璃。他主张翻译应该是无色玻璃，不应该是有色玻璃，就是说每个字都要翻出来，比原文不多不少。我和他当面讨论，最终尊重他的意见。但是根据多年的经验，我现在的看法是，没有无色玻璃，一定是有色玻璃。人类眼睛就是有颜色的，“本色”是看不到的。要翻译“本色”是不可能的，钱先生自己也认为不能翻译出“本色”来。例如，刘禹锡的诗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翻译怎么可能字与字都对得上？
　　马国川：看来，翻译不是多就是少，是更多一些好，还是更少一些好？
　　许渊冲：可多可少，不是一定的，看具体情况，怎样更美就怎么翻译。例如，毛泽东的诗句“不爱红装爱武装”，钱钟书先生主张，红装就翻译成“红装”，武装就翻译成“武装”。可是这样一翻译，诗意就没有了。
　　我翻译成“to face the powder， not powder the face”。从字面上说，“face the powder”意思是“面对硝烟”，“not powder the face”意思是“不涂脂抹粉”，似乎距离原文很远，但是我认为这样翻译英文就胜过了中文。如果径直翻译成“喜欢枪炮而不喜欢打扮”，就失去了味道，诗的韵味就没有了。
　　马国川：您最早是同意钱钟书先生的，后来是什么时候变的呢？
　　许渊冲：我根据自己的经验，逐渐认识到，有的文字要直译，如果意译能够表达原意又让文字更美，就应该意译。我和钱先生最大的不同在此。
　　马国川：其实钱钟书先生是学问家，不是翻译家。您才是真正的翻译家。
　　许渊冲：我也不敢自称是翻译家，都是程度问题。以文学而论，不但要翻译字句，还要翻译出它的美来。不一定是要跟原文最近就是最好。如果严格按照原文翻译，不但能够表达原文的意思，还能表达原文的美，那么就可以用原文。如果有比原文更美的，不妨采用更美的。

“意美、音美、形美”

　　马国川：晚清思想家严复提出翻译要“信达雅”，您同意吗？
　　许渊冲：“信达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信”，有的译文比原文更“达”，“雅”是最难说的。例如，“东边日出西边雨”，如果只按照字面翻译成“东边出太阳，西边在下雨”，就乏味了。如果翻译成“东边露出了笑容，西边流下了眼泪”，把“雨”（rains）翻译成“眼泪”（tears），就更人格化，表示的意思比原文更深一点，也更雅一些。表达诗意很重要。
　　外文翻译成中文，就要让中国人容易接受。反过来，把中文翻成外文，也要使外国人能接受。有时候字面上换了个词，但是从内容上说反而没有坏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更重内容，而不在乎形式。
　　马国川：这就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是尊重内容，还是尊重诗意的表达？
　　许渊冲：中国的语言文字和西方的大不相同，据统计只有百分之四十几可以对等。因此翻译时，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不能只用对等原则。创造文学美需要用最好的译语来表达，有的原文是很美的，有的原文并不美，所以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如果对等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那就选用对等词;如果没有对等或者对等不是最好的表达，就应该舍“对等”而取“最好”了。贝多芬说得好：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不可以打破的。
　　马国川：作为一个翻译家，您觉得自己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许渊冲：这个问题太大，不能说“最大的贡献”，只不过是某些方面进步比别人多一点，某些方面比别人少一点，将来还可以更进步。一般来说，文学作品应该是既真又美的。译文如果只求真而不求美，也不能算是忠实于原文。这是我对钱钟书先生译论的补充和发展。
　　马国川：您把中国古代诗词的美呈现给西方读者，这是您最大的贡献。
　　许渊冲：人家抽象，我是能够具体尽量具体。其实，我就是把西方诗的写法应用到中国诗的翻译上来，西方诗也尽量利用中国诗词的好处。创造文学美，需要用最好的译语来表达。实际上，只要照这个方法做，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翻译要考虑很多方面，哪个最美我就用哪个。美，主观性很强，客观也有影响，所以过一段时间可能又改变了看法，我经常修改自己的翻译作品。新人总是胜过旧人的，总是可以找到更美的翻译。
　　马国川：您在翻译上追求美，但是怎么理解美，也是一个言人人殊的问题。
　　许渊冲：我主张“三美”——意美、形美、音美。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美”能够使人“知之”，就是真;“形美”能够使人“好之”，就是善;“音美”能够使人“乐之”，就是美。所以，真善美的翻译最好。
　　真善美三者的关系就是知之、好之、乐之。那么怎么样使人知之、好之、乐之？方法就是真善美。这样一来，中国文学艺术可以使世界文学艺术前进一步，世界文学艺术也可以使中国文学艺术更丰富。双方互相支持，丰富世界的文化资源。
　　马国川：关于翻译，您有自己很系统的主张。但是我也注意到，实际上中国翻译界也有很多人不同意您的观点。
　　许渊冲：是的，要说服我很难，要批评我很容易，但是批评声音高的不多，没有几个我说不服的。我说的不一定都对，有意见拿出来，我来指出不对在哪里。当面辩理好了，能够当面辩过我的，我还没有碰到。

“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马国川：您翻译了许多中国古代诗词，当代中国人对于有些古诗词已经不甚了了，要让外国人理解中国古代诗词就更难了。
　　许渊冲：挑战很大。李白最有名的一句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苏联人问毛主席，你们说这诗好，好在什么地方？后来又问茅盾，茅盾问我，因为他知道我翻译这首诗。我说，因为中国有个团圆的观念，“床前明月光”，看到圆月亮就想到团圆，旅人低头想到了故乡，所以说“低头思故乡”。西方没有团圆的观念，月亮圆跟家人团圆没有关系，所以苏联人说不懂。
　　我把“床前明月光”翻译成床前月光如水（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低头思故乡”翻译成沉浸在乡愁中（head bent，in homesickness I am drowned）。把乡愁比作水，床前的明月光像是一潭水，看见在水上的月光，就想到如水的家乡。这样一讲，苏联人恍然大悟：你们中国的文化高深，但是这样表达就能够理解了。
　　马国川：一首诗就说明了中西文化的不同。
　　许渊冲：所以我们搞翻译工作的，就是尽量使不了解的东西成为了解的东西。仅有这一步还不够，还要更进一步，使互相了解变成互相喜欢。中国人翻译或许能够让外国人懂，但是中国的美没有传播出去。怎样使外国人不但懂这个意思，还要懂这个美，喜欢这个美？要做到很难。
　　文学翻译是为全世界创造美，文学翻译要把文学味翻出来，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每一句诗词变成另外一个美的语言，没有固定的方法，我费了毕生之力，还不敢说就找到了。这是值得一辈子去做的事情，我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
　　马国川：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文化工程，因为要让中国和世界对话沟通，必须首先了解中国，还要了解世界。
　　许渊冲：很难，印度、埃及也是文化古国，历史都比中国更悠久，但是民族气味太重、宗教气味太重，它们的文化很难变成其他民族能够理解的东西，因此很难和世界沟通，自己也很难发展。在这方面，中国胜过西方。我们宗教气味不重，而且倡导“天下为公”。我个人看来，就目前我们所知，以古文化而论，中国文化最高。在《礼记》里就有“大同”“天下为公”的说法。要真正好好地研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马国川：您在《西南联大求学日记》这本书里，讲到了冯友兰说过的“人生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您觉得自己现在生活在哪一种境界呢？
　　許渊冲：对人而言，前三个境界就可以了。“天地境界”是什么？可能冯友兰先生也没有完全了解。人很难完全了解天地，我觉得天地境界不可能。
　　马国川：我理解，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就是说一个人无欲无求，能够平心静气地做一件事。
　　许渊冲：你这标准太低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容易了。孔子到了“天地境界”吗？没有到。老子也没有到啊。
　　马国川：您已经100岁了，现在您觉得您这一辈子最好的时候是现在，还是上大学的时候？
　　许渊冲：大学的时候是无知的，现在知道的多一点了，但是距离100分也差得很远，甚至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反正我就知道，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东西。知识由少而多，从不知到已知，这样就可以了，哪有“天地境界”。
　　马国川：您一直把求知当成一生的追求。作为一个年逾百岁的知识分子，您对后辈有什么希望？
　　许渊冲：一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没有顶点。哪里可能有全知的人？只能说，知道的越多越好。
　　人生应该尽量生活得愉快。我自己没有多大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好好活下去，同时也尽我的能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吧。我活了100岁，再做不了多少事了，只能靠你们做了，大家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你们前途越来越大，希望在未来。
　　（作者为《财经》高级研究员;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