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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陷入了发展困境，遭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批评。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复兴，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代表了对传统福利国家的反思和完善，其中“社会投资型国家”是吉登斯用以取代福利国家概念的一个术语，它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本文从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重点解析了“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内容。
【关键词】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福利国家；社会投资型国家
【Abstract】Since the 1970's， the welfare state has fallen into dilemma which suffered criticisms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 As the resuscitate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the Third Road Theory represent the rethinking and improvement of traditional welfare state， and 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is a term raised by Giddens to replace the welfare state， it contains plentiful content which can be analyzed from value and institution.
【Key Words】Giddens； The Third Road； Welfare Stat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一、传统福利国家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许多福利国家出现经济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同时，由于福利国家制度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缺陷，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欧洲福利国家纷纷陷入危机，主要表现为失业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等。
（一）失业危机
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曾是特别引以为豪的社会成就。但是，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使得充分就业受到了严重打击：首先，高税收严重削弱了投资者的热情，影响了经济发展，就业岗位大量缩减，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其次，高福利导致了人们工作热情降低，产生大量自动失业人员，他们宁可失业以获得国家救济也不去工作，这通常被称为“享乐性失业”。
（二）财政危机
为了使社会福利得以维系，各国政府不得不消耗巨额财政用于公共开支，而政府支出的过度增长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这几乎成了福利国家的通病。同时，国民收入的相当部分被作为社会保障税和各种福利缴费加以扣除，税后所得仅能维持最基本的日常开支，这也导致民众逃税现象严重。
（三）社会危机
一是老龄化严重，这是由低出生率和较长的预期寿命两者共同引起的，较长的预期寿命将使受供养者的比率变得难以承受。二是阶层关系恶化，由于传统福利政策主要是“劫富济贫”，其最大受惠者是社会底层民众，这使得社会上层和中产阶层被福利制度边缘化，造成了社会阶层的隔离。
（四）道德危机
传统的消极福利制度逐渐抵消了那种热爱工作和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导致所谓的懒汉效应，养成了许多社会成员的投机倾向和依赖心理。吉登斯认为，传统福利国家的两难困境就是“国家所提供的福利救济越多，发生道德公害（moral hazard）和欺诈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二、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
面对上述种种危机，西方福利国家在诸多领域纷纷进行了改革和创新，陆续提出了重构福利国家（restructuring the welfare state）、再造福利国家（reinventing the welfare state）、后福利主义（post welfarism）、后福利国家（post welfare state）等理论。吉登斯的社会投资型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是在反思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尤其是英国工党的执政经验之后提出的一种积极福利国家策略，可以从价值和制度两个层面理解这一理论。
（一）核心价值
1.无责任即无权利。
吉登斯认为，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传统福利制度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滋生了人们对政府的过度依赖，使人们丧失了自主生活的动力，国家自上而下的包办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依赖、道德风险和官僚主义，权利和机会最终变成了自私和贪婪的动力。因此，吉登斯将“社会投资型国家”的重点确定为个人自我负责精神和独立意识的培养。而且，权利和责任是统一的。如果一个人拒绝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他就不应该享受救济的权利，并且要接受相应制裁。正如吉登斯所言：“作为一项伦理原则，‘无责任即无权利’必须不仅仅适用于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适用于每一个人。作为公民权利的一个方面，‘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原则必须对政治家和公民、富人和穷人、企业机构和个人同等适用。”
2.作为包容性的平等。
传统福利国家致力于“劫富济贫”，保障社会下层利益，这导致社会上层和中产阶级被福利制度所排斥和边缘化，他们对别人漠不关心，不参与公共事业，从而威胁了社会团结，破坏了社会凝聚力。与此不同的是，吉登斯认为，福利制度不仅要为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所需和必要技能培训，还应关注社会上层和庞大的中产阶级，体现福利制度的包容性。这不仅是因为生态恶化等新型社会风险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防止这些风险是一种跨阶级的普遍性福利，而且因为“只有一种造福于大多数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够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種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那么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
3.作为自主的自由。
新自由主义者攻击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造成了人们对福利系统产生普遍的依赖，从而丧失了个人的自主性，并最终导致个人自由的窒息。吉登斯认为“应当接受右派对福利国家提出的某些批评”。那种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很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但是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某些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而且，福利救济有可能导致违反设计福利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结果。 （二）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制度安排
1.新的混合经济 。
“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主要关注于经济安全和再分配，而把财富创造视为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新自由主义者则把竞争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不同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社会投资型国家”主张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它“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它既涉及到国际、国家和地方各层次上的调控与非调控之间的平衡，也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平衡”。
2.多中心治理和多元投资主体。
积极福利的主体应实现从国家主导到多元主体的转变。吉登斯认为，在传统福利制度下，国家是社会福利投资的主体，承担着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部分，这正是造成政府财政压力和社会其他主体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今天，我们应当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公民个人和政府以外的其它机构也应当为这种福利做出贡献。”国家仍然应对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负有责任，但解决的方式不应再包揽一切，而是通过发挥政府及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来完成。
3.教育的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
再分配政策是福利国家的核心政策价值，但吉登斯主张应该把再分配的重点转向“对可能性的再分配”，“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后’的再分配”。所以，在积极福利中，再分配的重点不再是对物质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其重点转向对可能性的关注上，这就要求实现教育和培训机会的平等，以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取代事后的再分配。把优先权赋予教育，把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当作是可能性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手段，这样就可以实现由“追求平等的目标”到“创造平等的机会”的转化。
4.风险管理制度的创新。
“社会投资型国家”针对结构性失业、享乐性失业和各种新型风险提出了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和机会转换的理念，强调在福利国家改革中利用风险资源，建立“积极福利”。另一方面，吉登斯从积极福利理念出發，主张改革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废除按固定年龄强制退休制，把老年人视为一种尚能承担责任的资源而不是只知享受权利的负担，延长他们的退休年龄，给他们以用武之地，能工作的继续工作，停止正式工作的也仍旧尽心尽力地为社会服务。
三、结语
作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投资国家”理论代表了西方国家内部自由主义右翼与老牌民主社会主义的折中和调和。对自由和福利看法代表了自由主义和老牌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分歧，前者认为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而后者则主张国家应在重大的福利领域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和再分配措施。吉登斯认为，自由和福利可以兼顾，政府对民众和社会生活的调控可以是建设性的，公民的自主性、自由和权利在福利国家里仍然可以得到有效地保障，这就是他的“社会投资型国家”所要实现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吉登斯著 郑戈译：《第三条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艾斯平编 周晓亮译：《转变中的福利国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3]丁开杰 林义主编：《后福利国家》[M].上海：三联书店，2004.
[4]吉登斯著 孙相东译：《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5]张静 张陈：《“第三条道路”福利改革评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作者简介：郑玉芳（1983- ），女，安徽宣城人，广州松田职业学院教师，中级经济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兰州大学公共管理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福利国家等。
【关键词】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福利国家；社会投资型国家
【Abstract】Since the 1970's， the welfare state has fallen into dilemma which suffered criticisms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 As the resuscitate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the Third Road Theory represent the rethinking and improvement of traditional welfare state， and th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is a term raised by Giddens to replace the welfare state， it contains plentiful content which can be analyzed from value and institution.
【Key Words】Giddens； The Third Road； Welfare State； Social Investment State
一、传统福利国家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许多福利国家出现经济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同时，由于福利国家制度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缺陷，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欧洲福利国家纷纷陷入危机，主要表现为失业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等。
（一）失业危机
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曾是特别引以为豪的社会成就。但是，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使得充分就业受到了严重打击：首先，高税收严重削弱了投资者的热情，影响了经济发展，就业岗位大量缩减，进而导致失业率上升；其次，高福利导致了人们工作热情降低，产生大量自动失业人员，他们宁可失业以获得国家救济也不去工作，这通常被称为“享乐性失业”。
（二）财政危机
为了使社会福利得以维系，各国政府不得不消耗巨额财政用于公共开支，而政府支出的过度增长造成了巨额财政赤字，这几乎成了福利国家的通病。同时，国民收入的相当部分被作为社会保障税和各种福利缴费加以扣除，税后所得仅能维持最基本的日常开支，这也导致民众逃税现象严重。
（三）社会危机
一是老龄化严重，这是由低出生率和较长的预期寿命两者共同引起的，较长的预期寿命将使受供养者的比率变得难以承受。二是阶层关系恶化，由于传统福利政策主要是“劫富济贫”，其最大受惠者是社会底层民众，这使得社会上层和中产阶层被福利制度边缘化，造成了社会阶层的隔离。
（四）道德危机
传统的消极福利制度逐渐抵消了那种热爱工作和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导致所谓的懒汉效应，养成了许多社会成员的投机倾向和依赖心理。吉登斯认为，传统福利国家的两难困境就是“国家所提供的福利救济越多，发生道德公害（moral hazard）和欺诈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二、社会投资型国家理论
面对上述种种危机，西方福利国家在诸多领域纷纷进行了改革和创新，陆续提出了重构福利国家（restructuring the welfare state）、再造福利国家（reinventing the welfare state）、后福利主义（post welfarism）、后福利国家（post welfare state）等理论。吉登斯的社会投资型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是在反思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尤其是英国工党的执政经验之后提出的一种积极福利国家策略，可以从价值和制度两个层面理解这一理论。
（一）核心价值
1.无责任即无权利。
吉登斯认为，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传统福利制度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滋生了人们对政府的过度依赖，使人们丧失了自主生活的动力，国家自上而下的包办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依赖、道德风险和官僚主义，权利和机会最终变成了自私和贪婪的动力。因此，吉登斯将“社会投资型国家”的重点确定为个人自我负责精神和独立意识的培养。而且，权利和责任是统一的。如果一个人拒绝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他就不应该享受救济的权利，并且要接受相应制裁。正如吉登斯所言：“作为一项伦理原则，‘无责任即无权利’必须不仅仅适用于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适用于每一个人。作为公民权利的一个方面，‘无责任即无权利’的原则必须对政治家和公民、富人和穷人、企业机构和个人同等适用。”
2.作为包容性的平等。
传统福利国家致力于“劫富济贫”，保障社会下层利益，这导致社会上层和中产阶级被福利制度所排斥和边缘化，他们对别人漠不关心，不参与公共事业，从而威胁了社会团结，破坏了社会凝聚力。与此不同的是，吉登斯认为，福利制度不仅要为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生活所需和必要技能培训，还应关注社会上层和庞大的中产阶级，体现福利制度的包容性。这不仅是因为生态恶化等新型社会风险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防止这些风险是一种跨阶级的普遍性福利，而且因为“只有一种造福于大多数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够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種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那么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
3.作为自主的自由。
新自由主义者攻击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造成了人们对福利系统产生普遍的依赖，从而丧失了个人的自主性，并最终导致个人自由的窒息。吉登斯认为“应当接受右派对福利国家提出的某些批评”。那种自上而下的福利分配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很不民主的，它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但是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某些类型的福利机构是官僚化的、脱离群众的、没有效率的，而且，福利救济有可能导致违反设计福利制度之初衷的不合理结果。 （二）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制度安排
1.新的混合经济 。
“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主要关注于经济安全和再分配，而把财富创造视为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新自由主义者则把竞争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不同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社会投资型国家”主张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它“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它既涉及到国际、国家和地方各层次上的调控与非调控之间的平衡，也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平衡”。
2.多中心治理和多元投资主体。
积极福利的主体应实现从国家主导到多元主体的转变。吉登斯认为，在传统福利制度下，国家是社会福利投资的主体，承担着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部分，这正是造成政府财政压力和社会其他主体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今天，我们应当倡导一种积极的福利。公民个人和政府以外的其它机构也应当为这种福利做出贡献。”国家仍然应对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负有责任，但解决的方式不应再包揽一切，而是通过发挥政府及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来完成。
3.教育的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
再分配政策是福利国家的核心政策价值，但吉登斯主张应该把再分配的重点转向“对可能性的再分配”，“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后’的再分配”。所以，在积极福利中，再分配的重点不再是对物质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其重点转向对可能性的关注上，这就要求实现教育和培训机会的平等，以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取代事后的再分配。把优先权赋予教育，把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当作是可能性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基础和手段，这样就可以实现由“追求平等的目标”到“创造平等的机会”的转化。
4.风险管理制度的创新。
“社会投资型国家”针对结构性失业、享乐性失业和各种新型风险提出了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和机会转换的理念，强调在福利国家改革中利用风险资源，建立“积极福利”。另一方面，吉登斯从积极福利理念出發，主张改革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废除按固定年龄强制退休制，把老年人视为一种尚能承担责任的资源而不是只知享受权利的负担，延长他们的退休年龄，给他们以用武之地，能工作的继续工作，停止正式工作的也仍旧尽心尽力地为社会服务。
三、结语
作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投资国家”理论代表了西方国家内部自由主义右翼与老牌民主社会主义的折中和调和。对自由和福利看法代表了自由主义和老牌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分歧，前者认为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而后者则主张国家应在重大的福利领域实行强有力的干预和再分配措施。吉登斯认为，自由和福利可以兼顾，政府对民众和社会生活的调控可以是建设性的，公民的自主性、自由和权利在福利国家里仍然可以得到有效地保障，这就是他的“社会投资型国家”所要实现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吉登斯著 郑戈译：《第三条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艾斯平编 周晓亮译：《转变中的福利国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3]丁开杰 林义主编：《后福利国家》[M].上海：三联书店，2004.
[4]吉登斯著 孙相东译：《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5]张静 张陈：《“第三条道路”福利改革评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作者简介：郑玉芳（1983- ），女，安徽宣城人，广州松田职业学院教师，中级经济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兰州大学公共管理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福利国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