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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奎，山东蓬莱人，一个有着10年“北漂”经历的汉子，一个将创业当游戏的乐观者……记者面前的他是一个不愿意按常规出牌的人，其实他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将右腿留在老山前线的一等功英雄。
靠自学充实自己的一等功英雄
1986年11月18日，宋永奎16岁，当兵来到北京。“我是总政文工团的，到部队后做通信员，也就是送‘鸡毛信’的。彭丽媛、杨洪基当时都是我的战友，彭丽媛当时就住我们斜对门，她人不错，我立功后不居功自傲就是受她的影响。1999年我再到北京时，还曾和爱人去找过她。”
“后来，我请战要求到前线，1987年如愿来到了老山前线。那时候独臂将军余秋里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上前线就是他批的。”
在当年的茂岭战役中，宋永奎所在的茂岭第一连负责主攻，在那场战斗中，宋永奎连续战斗和抢修工事36小时。他荣获一等功，但也是那次，他失去了右腿。宋永奎的一位战友告诉记者，“在野战医院刚清醒，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把他送回前沿阵地。”
失去右腿的宋永奎并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相反，他更加积极向上。坚强的毅力，以及良好的适应能力，让装上假肢的他很快就能和常人一样行走。
1988年，部队组织伤病员学习中医，“那时候对这个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后来转业后，我闲着没事，就开始学起了《周易》，随后又研究起了气功，进而又研究起了中医。学中医时，整个过程都是自己在试针、尝药，尤其是一些有毒性的药，不敢给别人开，我又不是医生，如果算的话，也只能算是江湖游医，但我又不游。”宋永奎笑着说，“一开始我治病的对象是亲戚、朋友，慢慢地就传开了，大家有个跌打扭伤了，都来找我，我也从来不收费。”
北漂起步：置之死地而后生
1999年7月23日，宋永奎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十分炎热。他和妻子带着1300块钱来到北京。“来北京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故地重游；二是考察一下北京的市场。”宋永奎说。他感到北京有很多的机遇，但是不管干什么都没本钱，最后他使出了惯用的一招——置之死地而后生。
一开始他只跟妻子说：“想到哪玩咱就去，想吃啥咱就吃。”不到一周，当手里的钱所剩无几时，他才告诉妻子：“我想留在北京，不想回去了。”妻子让他先回去把家里的东西处理了，带点本钱回来，但他却把时间看得更重。“处理东西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我有那么多时间干什么不行。”就这样，一无所有的他们留在了北京。
接下来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吃住。第二天宋永奎就去买了张报纸，看招工信息。“当时好多人都不相信人才中介，但我相信，买报纸就是为了找中介。”他找到中介，交了中介费，身上只剩下不到200元钱了。
“打车去，先花50块钱再说。”这也许是宋永奎最特别的地方，不为自己留任何后路。后来，他们打车去了朝阳区老君堂附近的阳光玻璃二厂，晚上就地找了个又有苍蝇又有蚊子的旅馆住了一宿。
打工：两个人600元
第二天早上，他们和玻璃二厂一个负责人事的经理见了面，经理告诉他们需要两个做饭的。“以前我还真干过饭店。我和经理说，咱们先不谈工资，你先观察我们3天，我们也观察单位3天，之后咱们再谈具体的事，先告诉我们住哪？”这时他们已经住不起旅馆。
这3天里，他们把厂里3年没有收拾过的厨房和食堂打扫得干干净净。“当时特别热，一边干一边拿凉水洗头，洗完头赶紧趁着凉快干活。当时有个做饭的妇女，看到我们这样干活，她一边大笑一边喊：你们快来看这俩傻冒儿。”宋永奎说：“第4天我就去问经理感觉我们怎么样？经理说挺好。我说那咱签合同吧。那时候工资低，一般每月就300元到350元之间，经理说给我们每人400元。我说两个人给600元吧。不过我们有两个要求，一是我们不能住宿舍，两口子不能分居；另外，我们两个人的活，一个人能干，另一个人干什么与厂里无关，当然违法乱纪的事绝对不干。如果我们一个人干不出两个人的活，你可以轰我们走。我需要了解北京。我是出来创业的，不是来这打工的。”经理答应了他。
干了3个月，宋永奎离开了玻璃二厂，留妻子一人在那。那时候，宋永奎每天骑自行车从南四环外的老君堂到北二环的积水潭、月坛、地坛的人才市场，寻找机会。正常人每天这样一个来回的奔波也吃不消，更不用说只有一条腿的宋永奎了。最惨的一次，他一打开家门，膝盖就扑通跪在地上，看着床就是上不去。
第一次创业：馒头蘸酱油吃了一个月
“在人才市场我发现外地来打工的不少，而且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但是他们家乡缺技术缺项目。我爸在老家种树苗，我就打电话让他给我留点果树苗，运到北京来。我先找了个老乡借了300元钱，150元买了辆自行车，150元打了个广告。然后在积水潭附近租了个房子，交了1200元房租，再买点生活用品，我妻子3个月的工资就这样花没了，最后还剩几十块钱吃饭。”说到钱，宋永奎自嘲地说：“我手里握不住钱，只要是自己认为该投的我就投，我就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一个月后，宋永奎让妻子辞了工作帮自己。“妻子离职后一下没了收入，两个人一个月50块钱的生活费，只能买些馒头蘸酱油吃。我打广告时留的是居委会的电话，有了咨询买果树苗的电话，居委会的老太太就招呼我。接着树苗就运来了，一车树苗也值一万多块钱，这下手里就有钱了。当时北京周边地区还比较落后，思想观念、技术都跟不上，于是我从家里请来技术人员，拉过来大量树苗。有的客户手里没钱，我就直接把树苗给了他，我爸怪我不要钱就给人家树苗，我说等结了果再要钱不迟，结果我没要钱的那些人都不联系我了。”宋永奎回忆在北京的第一次创业。
“我当时住在积水潭，但主要在人才市场、花卉市场卖果树，好多人都奇怪我为什么跑城市里卖果树？其实我就是想告诉别人，出来打工不如自己干。”帮助别人致富的信念，似乎也是宋永奎在北京坚持下来的一个动力。来北京不到半年的时间，宋永奎的树苗几乎覆盖了顺义、怀柔、房山、昌平等地，甚至河北三河的农民也种上了他的树苗。半年前还白手起家，到2000年年初，仅凭在北京卖树苗这一项，他的月收入已经上万。
第二次创业：免费电脑培训的烦恼
因为卖树苗是季节性的，宋永奎不想让其他时间浪费了，于是和妻子商量买了台电脑。“当时电脑在社会上还不多见，只有在一些政府部门才有。而我在部队时就学过电脑。”
对于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宋永奎说：“我平时喜欢研究，电脑这东西当然不能错过。当时新电脑和二手电脑在价钱上差别不是很大，但我怕新电脑出现故障的几率小，这样就不利于我自学修电脑，于是买了台旧的。”
在人才市场和外来民工聊天时，宋永奎感觉到他们除了出卖体力，其他技术都不会。他决定免费教他们学电脑。做点好事也不累，反正也是闲着，他想。
宋永奎的第二次创业从一台电脑开始了。他捡了块泡沫板，写上“免费电脑培训”，然后和妻子拿着这牌子去了月坛公园。把牌子往那一支，两人就边聊天边等。当时月坛公园有个招聘报纸，他们还让人家打了3次广告，结果学生没有招到，却招惹来事了。宋永奎笑道：“附近几个电脑培训学校联合起来找来了派出所民警，民警跟我说，这是违法行为。我说别的法我不懂，但我就懂一条，做好事绝对不违法，派出所最后也没辙。”
让宋永奎感到可气的不是这些竞争对手，而是他的宣传对象。“你说免费教，他们就是不信，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好不容易招来一个内蒙古的小伙子，后来又招了一个秦皇岛的女孩，不久他们跟我们说：‘大哥腿不好，反正现在我们也没工作，还是我们白天出去做宣传，晚上回来学电脑。’”
之后又来了几个人，他们也和最初的两人一样，一边学习一边做宣传。宋永奎和妻子商量：“咱卖树苗，生活还能挺得住，可这些孩子一点收入没有，咱又不能管吃管住，不行咱就收费吧。费用的75%归他们，25%当电脑的损耗。”
“说来也奇怪，自从收费以后，人就多了，一台电脑，每个人两个小时轮换上，24小时不休息。我就想：这社会不收钱就不是好事，实际上社会上不收钱的好事太多了。但人们感觉花钱心里踏实，简直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老宋有些无奈。
随着学电脑的人越来越多，宋永奎又买了两台二手电脑。同时，他将培训电脑的地方搬到了朝阳区老君堂村。在妻子的建议下，宋永奎不再卖树苗了，他办起了科技公司，“招生方面我从来不做广告，学生都是慕名而来。最火时，我这有40台电脑。”这时，他将科技公司全部交给了妻子打理。“感觉科技公司不适合自己，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将创业当游戏玩，而守业就不是我擅长的了。”他说。
第三次创业：社会效益第一
2004年前后，第二次创业成功的宋永奎决定到全国各地走走，在妻子的支持下，他装上假肢，出去转了两个月。这次出行让他忧虑，宋永奎说：“农村有句老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此我一直想不通。但是到了四川，我终于明白了。四川真的很穷，有的地方人们吃饭都成问题，可我去看到的是什么呢？麻将，到处是麻将，我到饭店吃饭，老板在打麻将，说没空。说到经济的发展，四川的潜力肯定很大，可是当地更多的人是选择出去打工，留在家里的人，麻将打得不亦乐乎，土地都荒废了。我看人家活得都比我潇洒，我还帮谁啊？我属于那种忧国忧民的人，只是现在有些地方心有余而力不足。”
回到北京后，宋永奎决定再次创业，这次他注册了一个文化公司。“其实公司的老板员工就我一人，就连房子都是蹭老婆电脑培训学校的。”宋永奎笑着说，“我感觉这样省事，自己走到哪，公司就跟到哪。”重新当上老板的他，似乎对“免费”上了瘾，免费给别人建网站，免费拍短片，甚至把自己拉的买卖拱手让给陌生人。
“我把事业当成了一种游戏、一种娱乐，有时候神经兮兮的，所以好多人都想不通，说我大脑有毛病。”他笑着说。
“我这个公司，社会效益第一，公司赚不赚钱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就喜欢这个行业，我希望把它做好。我也不准备留多少钱给儿子，我教他东西。我告诉儿子，从高一到高三，这3年你别上学了，我教你，不光教你学校的东西，我会的、你喜欢的，都教给你。”
这就是宋永奎，一个自己爱“折腾”、现在又要教会儿子怎么“折腾”的人，一个笑傲人生的英雄。
靠自学充实自己的一等功英雄
1986年11月18日，宋永奎16岁，当兵来到北京。“我是总政文工团的，到部队后做通信员，也就是送‘鸡毛信’的。彭丽媛、杨洪基当时都是我的战友，彭丽媛当时就住我们斜对门，她人不错，我立功后不居功自傲就是受她的影响。1999年我再到北京时，还曾和爱人去找过她。”
“后来，我请战要求到前线，1987年如愿来到了老山前线。那时候独臂将军余秋里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我上前线就是他批的。”
在当年的茂岭战役中，宋永奎所在的茂岭第一连负责主攻，在那场战斗中，宋永奎连续战斗和抢修工事36小时。他荣获一等功，但也是那次，他失去了右腿。宋永奎的一位战友告诉记者，“在野战医院刚清醒，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把他送回前沿阵地。”
失去右腿的宋永奎并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相反，他更加积极向上。坚强的毅力，以及良好的适应能力，让装上假肢的他很快就能和常人一样行走。
1988年，部队组织伤病员学习中医，“那时候对这个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后来转业后，我闲着没事，就开始学起了《周易》，随后又研究起了气功，进而又研究起了中医。学中医时，整个过程都是自己在试针、尝药，尤其是一些有毒性的药，不敢给别人开，我又不是医生，如果算的话，也只能算是江湖游医，但我又不游。”宋永奎笑着说，“一开始我治病的对象是亲戚、朋友，慢慢地就传开了，大家有个跌打扭伤了，都来找我，我也从来不收费。”
北漂起步：置之死地而后生
1999年7月23日，宋永奎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十分炎热。他和妻子带着1300块钱来到北京。“来北京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故地重游；二是考察一下北京的市场。”宋永奎说。他感到北京有很多的机遇，但是不管干什么都没本钱，最后他使出了惯用的一招——置之死地而后生。
一开始他只跟妻子说：“想到哪玩咱就去，想吃啥咱就吃。”不到一周，当手里的钱所剩无几时，他才告诉妻子：“我想留在北京，不想回去了。”妻子让他先回去把家里的东西处理了，带点本钱回来，但他却把时间看得更重。“处理东西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我有那么多时间干什么不行。”就这样，一无所有的他们留在了北京。
接下来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吃住。第二天宋永奎就去买了张报纸，看招工信息。“当时好多人都不相信人才中介，但我相信，买报纸就是为了找中介。”他找到中介，交了中介费，身上只剩下不到200元钱了。
“打车去，先花50块钱再说。”这也许是宋永奎最特别的地方，不为自己留任何后路。后来，他们打车去了朝阳区老君堂附近的阳光玻璃二厂，晚上就地找了个又有苍蝇又有蚊子的旅馆住了一宿。
打工：两个人600元
第二天早上，他们和玻璃二厂一个负责人事的经理见了面，经理告诉他们需要两个做饭的。“以前我还真干过饭店。我和经理说，咱们先不谈工资，你先观察我们3天，我们也观察单位3天，之后咱们再谈具体的事，先告诉我们住哪？”这时他们已经住不起旅馆。
这3天里，他们把厂里3年没有收拾过的厨房和食堂打扫得干干净净。“当时特别热，一边干一边拿凉水洗头，洗完头赶紧趁着凉快干活。当时有个做饭的妇女，看到我们这样干活，她一边大笑一边喊：你们快来看这俩傻冒儿。”宋永奎说：“第4天我就去问经理感觉我们怎么样？经理说挺好。我说那咱签合同吧。那时候工资低，一般每月就300元到350元之间，经理说给我们每人400元。我说两个人给600元吧。不过我们有两个要求，一是我们不能住宿舍，两口子不能分居；另外，我们两个人的活，一个人能干，另一个人干什么与厂里无关，当然违法乱纪的事绝对不干。如果我们一个人干不出两个人的活，你可以轰我们走。我需要了解北京。我是出来创业的，不是来这打工的。”经理答应了他。
干了3个月，宋永奎离开了玻璃二厂，留妻子一人在那。那时候，宋永奎每天骑自行车从南四环外的老君堂到北二环的积水潭、月坛、地坛的人才市场，寻找机会。正常人每天这样一个来回的奔波也吃不消，更不用说只有一条腿的宋永奎了。最惨的一次，他一打开家门，膝盖就扑通跪在地上，看着床就是上不去。
第一次创业：馒头蘸酱油吃了一个月
“在人才市场我发现外地来打工的不少，而且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但是他们家乡缺技术缺项目。我爸在老家种树苗，我就打电话让他给我留点果树苗，运到北京来。我先找了个老乡借了300元钱，150元买了辆自行车，150元打了个广告。然后在积水潭附近租了个房子，交了1200元房租，再买点生活用品，我妻子3个月的工资就这样花没了，最后还剩几十块钱吃饭。”说到钱，宋永奎自嘲地说：“我手里握不住钱，只要是自己认为该投的我就投，我就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
一个月后，宋永奎让妻子辞了工作帮自己。“妻子离职后一下没了收入，两个人一个月50块钱的生活费，只能买些馒头蘸酱油吃。我打广告时留的是居委会的电话，有了咨询买果树苗的电话，居委会的老太太就招呼我。接着树苗就运来了，一车树苗也值一万多块钱，这下手里就有钱了。当时北京周边地区还比较落后，思想观念、技术都跟不上，于是我从家里请来技术人员，拉过来大量树苗。有的客户手里没钱，我就直接把树苗给了他，我爸怪我不要钱就给人家树苗，我说等结了果再要钱不迟，结果我没要钱的那些人都不联系我了。”宋永奎回忆在北京的第一次创业。
“我当时住在积水潭，但主要在人才市场、花卉市场卖果树，好多人都奇怪我为什么跑城市里卖果树？其实我就是想告诉别人，出来打工不如自己干。”帮助别人致富的信念，似乎也是宋永奎在北京坚持下来的一个动力。来北京不到半年的时间，宋永奎的树苗几乎覆盖了顺义、怀柔、房山、昌平等地，甚至河北三河的农民也种上了他的树苗。半年前还白手起家，到2000年年初，仅凭在北京卖树苗这一项，他的月收入已经上万。
第二次创业：免费电脑培训的烦恼
因为卖树苗是季节性的，宋永奎不想让其他时间浪费了，于是和妻子商量买了台电脑。“当时电脑在社会上还不多见，只有在一些政府部门才有。而我在部队时就学过电脑。”
对于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宋永奎说：“我平时喜欢研究，电脑这东西当然不能错过。当时新电脑和二手电脑在价钱上差别不是很大，但我怕新电脑出现故障的几率小，这样就不利于我自学修电脑，于是买了台旧的。”
在人才市场和外来民工聊天时，宋永奎感觉到他们除了出卖体力，其他技术都不会。他决定免费教他们学电脑。做点好事也不累，反正也是闲着，他想。
宋永奎的第二次创业从一台电脑开始了。他捡了块泡沫板，写上“免费电脑培训”，然后和妻子拿着这牌子去了月坛公园。把牌子往那一支，两人就边聊天边等。当时月坛公园有个招聘报纸，他们还让人家打了3次广告，结果学生没有招到，却招惹来事了。宋永奎笑道：“附近几个电脑培训学校联合起来找来了派出所民警，民警跟我说，这是违法行为。我说别的法我不懂，但我就懂一条，做好事绝对不违法，派出所最后也没辙。”
让宋永奎感到可气的不是这些竞争对手，而是他的宣传对象。“你说免费教，他们就是不信，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好不容易招来一个内蒙古的小伙子，后来又招了一个秦皇岛的女孩，不久他们跟我们说：‘大哥腿不好，反正现在我们也没工作，还是我们白天出去做宣传，晚上回来学电脑。’”
之后又来了几个人，他们也和最初的两人一样，一边学习一边做宣传。宋永奎和妻子商量：“咱卖树苗，生活还能挺得住，可这些孩子一点收入没有，咱又不能管吃管住，不行咱就收费吧。费用的75%归他们，25%当电脑的损耗。”
“说来也奇怪，自从收费以后，人就多了，一台电脑，每个人两个小时轮换上，24小时不休息。我就想：这社会不收钱就不是好事，实际上社会上不收钱的好事太多了。但人们感觉花钱心里踏实，简直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老宋有些无奈。
随着学电脑的人越来越多，宋永奎又买了两台二手电脑。同时，他将培训电脑的地方搬到了朝阳区老君堂村。在妻子的建议下，宋永奎不再卖树苗了，他办起了科技公司，“招生方面我从来不做广告，学生都是慕名而来。最火时，我这有40台电脑。”这时，他将科技公司全部交给了妻子打理。“感觉科技公司不适合自己，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将创业当游戏玩，而守业就不是我擅长的了。”他说。
第三次创业：社会效益第一
2004年前后，第二次创业成功的宋永奎决定到全国各地走走，在妻子的支持下，他装上假肢，出去转了两个月。这次出行让他忧虑，宋永奎说：“农村有句老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此我一直想不通。但是到了四川，我终于明白了。四川真的很穷，有的地方人们吃饭都成问题，可我去看到的是什么呢？麻将，到处是麻将，我到饭店吃饭，老板在打麻将，说没空。说到经济的发展，四川的潜力肯定很大，可是当地更多的人是选择出去打工，留在家里的人，麻将打得不亦乐乎，土地都荒废了。我看人家活得都比我潇洒，我还帮谁啊？我属于那种忧国忧民的人，只是现在有些地方心有余而力不足。”
回到北京后，宋永奎决定再次创业，这次他注册了一个文化公司。“其实公司的老板员工就我一人，就连房子都是蹭老婆电脑培训学校的。”宋永奎笑着说，“我感觉这样省事，自己走到哪，公司就跟到哪。”重新当上老板的他，似乎对“免费”上了瘾，免费给别人建网站，免费拍短片，甚至把自己拉的买卖拱手让给陌生人。
“我把事业当成了一种游戏、一种娱乐，有时候神经兮兮的，所以好多人都想不通，说我大脑有毛病。”他笑着说。
“我这个公司，社会效益第一，公司赚不赚钱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就喜欢这个行业，我希望把它做好。我也不准备留多少钱给儿子，我教他东西。我告诉儿子，从高一到高三，这3年你别上学了，我教你，不光教你学校的东西，我会的、你喜欢的，都教给你。”
这就是宋永奎，一个自己爱“折腾”、现在又要教会儿子怎么“折腾”的人，一个笑傲人生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