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和朋友出去旅行的路上，我突然接到了寄宿阿姨的一通电话，说母亲出事了，要我早点回家。一个人坐在回程的火车上，我的心一直挂念着母亲。到家时发现门口站着大使馆派来的官员，大家看起来都非常冷静，但从他们的表情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们要我赶快整理行李回首尔，在我确定预感没有错的那一瞬间，极大的不安涌上了心头。当我问起家人是否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只露出为难的表情，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行李还没有完全收拾好就急忙赶到了机场，在办理登机手续的途中，我终于忍不住走向了角落的新闻区，此时看到了一张报纸上印着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上面写着斗大的“暗杀”两字。
　　母亲遇害
　　我赶紧拿起报纸，第一页就刊登着母亲的大幅照片。瞬间全身就像被数万伏电流击中一般，心脏则像是被尖锐的利刃深深刺进般疼痛。我的眼前瞬间一片漆黑，泪水就像滂沱大雨般不停流下。搭乘飞机回韩国的途中就这样不停地以泪洗面，那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事实。
　　出了机场看见父亲前来接机，透过他那紧闭的双唇和隐忍的眼神，我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看着我一脸苍白无助的样子，父亲的眼神有短暂动摇，但他马上又恢复平日冷峻的表情。父亲似乎为了要让我安心，只是默默地咬紧双唇不断拍着我的背。我咬紧牙齿，好不容易强忍住想要落下的泪水，感觉全身都麻木了。母亲的遇害让我们全家陷入了恐慌状态，那晚是那么地害怕又混乱。
　　电视上连日都在播报暗杀当时的情况。在“8·15”光复节庆祝典礼进行的途中，突然连续发出好几声枪响，室内瞬间变得混乱不安，人们也开始四处奔逃，原本在朗读庆祝致词的父亲急忙躲到讲台后方。在第一次的枪声响起大约十五秒后，原本端坐在位子上的母亲突然垂下了头。
　　第一个看到这一幕的人是父亲，他大步走出来用手指向母亲大喊：“送医！”警卫人员赶紧抱起已无意识的母亲离开现场。开枪的罪犯不一会儿就被抓到了，逃离的听众也逐渐回到现场。父亲再次走向讲台，按照原定计划把纪念词念完。庆典结束后他默默地走向母亲刚刚坐过的那个位置，绿色的空椅旁散落着母亲的胶鞋及拎包，父亲弯下腰来，捡起了鞋子与拎包。
　　通过电视看着那些画面的我，身体一直不由自主地颤抖着。那段日子电视上连续好几天都在反复播放着那些画面，要承受媒体将母亲的死当成连续剧一样不断反复播放，对于我来说更是件残忍的事。
　　1974 年8月19 日上午，出殡队伍将经过的那条路上，凌晨起就聚满了人。父亲目送灵车离开青瓦台，直到完全消失在眼前，他悄悄地走进留有母亲遗物的第一夫人办公室，静静关上了房门。
　　母亲的告别式就设在中央厅正门前广场，父亲则独守青瓦台。葬礼结束后回到青瓦台时，父亲张开了双臂将我们抱在怀里，还记得当时父亲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心头就像是被刀凌迟般痛苦……就这样过了一段行尸走肉般的日子，那种悲伤根本无法言传。或许是因为当时心理压力过大，我出现了停经的现象，身体开始到处疼痛，免疫力下降，甚至变成过敏体质，每天都会打喷嚏。
　　但是不能继续难过下去了，相信父亲心里一定远比我们三姐弟还要痛上几十倍。于是我决心振作起来，并告诉自己活着的人得好好活下去，因为忙碌的蜜蜂是没有时间悲伤的。
　　我代替母亲成为“第一夫人”
　　我被赋予了一项新的使命。二十二岁的我代替母亲，成为韩国的第一夫人。
　　母亲葬礼结束才不过六天，我以第一夫人的身份，胸口别着白色小花参加了预定的“第一夫人杯母亲排球大赛”。在难过哭泣的人群面前我强忍住泪水，因为那个场合的我不再是以前的朴槿惠，而是“第一次”履行第一夫人职务的朴槿惠。
　　母亲的离世大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道，法国留学后要站在讲台上教书的梦想就此离我而去，或许这是我无法逃离的命运吧。大学时期我做过一个奇怪的梦，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是那个梦却一直让我记忆犹新。
　　在大风大浪的海岸边，因为浪太大，我与周围的人全部躲到了灯塔下方。就在那瞬间整个场景突然转变，灿烂的阳光下出现了平坦的康庄大道。路尽头的小山丘上升起了耀眼的太阳，是一个既美丽又火红的太阳。
　　做完这个梦不久，又做了另一个奇怪的梦。我被环绕着璀璨蓝光的宇宙包围，这个光环一边转动一边逐渐向我逼近，散发的灿烂光芒既美丽又神秘。
　　当时我在日记中记下这场梦，它让我有种莫名的不安感，也找不出理由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虽然无法证明那场梦和我的人生有何关联，但是每当想起母亲的死以及我人生的转变时，不知不觉都会让我回想起这两个梦。
　　我承接了母亲生前的全部工作。检查寄到青瓦台里的数百封反映民情的信件，还要一一确认负责部门是否在认真处理才能放心。我的主要工作包括改善落后环境、寻访中小型企业、慰问被遗忘的贫苦阶层，进行公益服务。
　　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总觉得时间过得实在太快，尤其是工作繁忙时，恨不得把时钟的指针固定起来。只觉得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根本不够用，只好缩短成一天只睡五个小时，晚上十二点就寝、凌晨五点起床。要是有海外贵宾来访的话，为了事前准备，连仅剩五小时的睡眠时间都只好舍弃。嘴唇总会累到起泡，身体也经常发低烧，就连生病也没空理会。
　　凌晨起床后等待早餐的时间，我会先收听早间新闻，接着检查总统一天的行程后再来查阅我的行程表，光是查看每天的拜访行程和处理重要文件，时间就已快接近上午九点，也就是青瓦台开始作业的时间。
　　前来上班的人们一声声响亮的招呼，让宁静的早晨整个活跃了起来。我总是坐在办公室里听着这些充满活力的脚步声，感受全新一天的开始。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母亲对我的教诲。作为第一夫人，我一直以“比别人还要更勤奋”的原则来要求自己，这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地完成更多事情。我相信只要多处理一件民怨，就能让国民过得更好一些。也因为如此，让我的助手们吃尽了苦头。 　　母亲是我最好的教科书。极度讨厌坐在桌前办公的母亲，就算再累都要亲自走访民间处理民怨，亲临现场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课题。
　　母亲对国民寄来的每一封信都不曾疏忽，这是我最好的榜样。寄到青瓦台的明信片或信件都确实经过母亲之手，因为她特别交代过辅助官不可以暗藏或漏失任何与民怨相关的文件。
　　在我接任第一夫人后，和母亲处理民怨时并没有两样。每天都会一一查阅完数百封的民怨信才会回房睡觉，填补母亲的空位确实是件繁重又不简单的事情。那个角色一点也不轻松，是无限的责任连续。母亲在处理完民怨后也需提供建议给父亲，这样的她甚至被称为“青瓦台内的在野党”以及“青瓦台内的申闻鼓”。
　　为失去母亲后变得冷清的青瓦台注入全新的活力，代替受国民爱戴的母亲执行应尽的职责，这就是当时二十二岁的我必须接受的宿命。
　　我决心放下过去岁月，彻底以第一夫人的身份活下去。
　　原以为遥不可及的春天终于来了。对于失去母亲的一家人来说是个凄凉的春天。曾和母亲散过步的路边已长出了绿芽和小花朵，看着这幅景象，心头一阵酸楚，甚至无法好好地站着。
　　不知不觉间青瓦台的花园里开满了白色的木莲花。有一天我打开窗户享受着春天的微风，还邀请了父亲一起用茶。这天父亲尤其沉默，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突然向我提起了母亲的事。
　　“木莲花是你们母亲最爱的花，我的心很痛啊……和你们母亲聊过了无数话题，但她从未提起过为了满足自己私欲而私藏财产之类的话题，就算当了总统的妻子，却依旧过得像贫穷军人的妻子一样。她嘴里总念着要是我离开总统职位，希望可以买一栋山坡上的小房子，在那里种些花草树木过平凡日子。只要想到连如此微小的梦想都没能帮她达成，就让她自己一人离开，我心里就会痛苦万分。槿惠呀，要是连你也不在，我恐怕就活不下去了。”父亲说到这里时不禁流下了眼泪。
　　每当看到这样的父亲，我都会心疼到不知所措，所以必须想尽办法辅佐父亲，填补那极大的空缺。
　　母亲的心愿就是让大韩民国脱离贫穷，让我们的国民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不再有人需要操心下一餐。“6·25”战争让母亲经历过极度贫困的日子，对母亲来说没有比贫穷更可怕的敌人。失去父母的战争孤儿和无止尽的难民行列，到处都是乞丐的战后韩国……为了救国，母亲卷起衣袖辅佐父亲。她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让大家脱离恐怖的贫困日子。
　　每当工作疲惫时我就会看着母亲的照片，就像以前和她面对面谈心事一样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个时候我就会确信母亲一定在某个地方守护着我。
　　外交训练
　　第一夫人的任务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接待国外贵宾。
　　1979 年为了筹备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访韩事宜，青瓦台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当时因为驻韩美军撤退一事，韩美关系处于相当敏感的时期，甚至还散发着一股紧张感。
　　在敏感时刻迎接如此重要的贵宾，更不能疏忽任何一个小细节。卡特总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个友善的隔壁大叔，第一夫人罗莎琳女士则温柔婉约，浑身散发着女人味。
　　父亲和卡特总统的会谈从一开始就因聊起驻韩美军撤退一事而擦出火星。父亲不停地提起驻韩美军除了对韩国之外，对整个东亚和世界和平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卡特总统则拒绝父亲所提出的冻结驻韩美军撤退事宜，同时也强烈质疑我国的人权问题，让整个会谈散发着浓浓的火药味。
　　在会谈中两位最高领导人谁也不愿退让一步，导致会场没有任何人敢出声。卡特总统甚至回绝国宾礼遇，决定到美八军驻地的宿舍就寝，这已表现出他有多么不悦。
　　对于身为青瓦台女主人的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一句话、一个行为都有可能造成两国反目成仇，因此我如履薄冰般地小心谨慎。父亲和卡特总统正在打冷战的时候，我和罗莎琳女士认真地聊了一下。当时卡特总统和龙山美军部队士兵们慢跑的画面，引发我国国民关注，而我就以慢跑为例，向第一夫人表达了韩国和美国的差异。
　　“看到卡特总统慢跑的模样，我国的国民们开始对慢跑产生了兴趣。”
　　“是吗？总统会这么健康，都是因为每天坚持慢跑。他不管去哪个国家，早上一定都会出去慢跑。”
　　“连我看了都觉得应该会对健康有很大帮助。有一定体力且健康的人，相信一口气跑好几公里都不成问题，但是对刚开完刀身体不适的人来说，过度的运动会不会反而带来负担呢？”
　　“说得没错，生病的人要是太急着慢跑，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据说卡特总统在当日的晚宴上，从总统夫人那里听到了我说的那番话。由于整场晚宴中他不停地向我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以至于有人称那次的晚宴为“槿惠—卡特会谈”。之后卡特总统的态度大变，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甚至最重要的驻韩美军撤回事宜，最后也决定取消了。
　　罗莎琳女士在记者的采访当中提到，两位领导人的意见相差甚远，导致对话很难进行下去，但是后来她把和我聊天的内容转达给卡特总统后，就顺利地解开了那些争议点。
　　父亲比任何时候都要开心地对我说：“槿惠这次立了大功，做得好。”经过这次的契机，我明白了其实国家间的外交也是由人来进行的，为了守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一个领导者的外交能力是多么重要。我坚信只要能给对方信赖感，找出适当的说话方式，就有无限可能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执行第一夫人任务的时候，在青瓦台里接见的国外贵宾就相当多。有来自德国、美国、瑞典、英国、法国、日本的贵宾，还有新西兰副首相夫人、哥斯达黎加外相、突尼斯总务处长官、澳大利亚和泰国的大使夫人、危地马拉和肯尼亚的外相夫人、以色列和芬兰大使等，数都数不清。他们有时候看到我还会歪头表示不解。
　　“这位第一夫人怎么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年轻许多。非常感谢您的贴心招待，等我回国，我愿意担任介绍韩国的外交使者。”
　　每当听到这番话时我都会感到相当有自信。在与外宾的交谈中给对方亲切的感觉，对我们的外交也产生了相当正面的作用。除了聊文化、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等政治性的话题外，也会聊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话题。每个国家的第一夫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烦恼，我们通过这种聊天方式，也解开过许多不容易解开的政治问题。
　　爸爸时常露出满意的表情说“托你的福，事情轻松解决了”。在国宾来访时和父亲一起出席会谈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多。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用轻松的话题化解僵硬的气氛。为了达成这个任务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就连一个小时的会谈，我都得花上更多时间做准备。只要是对外交有帮助的情报，我都会整理得一目了然，这时候代替母亲参加过大型活动所累积的经验，就发挥了它的功效。
　　偶尔我还会在父亲身旁担任翻译，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东西也不少。父亲时常会提醒我外交的重要性，他的外交哲学是很坚定的。
　　“日据时代把国家让给日本，对我们这辈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恨。眼看着我们的年轻子弟们被抓去日本当兵却无能为力，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发生‘6·25’战争这种悲剧也都是因为我国的国力太弱，现在为了要在这块土地上去除战争的恐惧，让我们的民族可以兴旺，最重要的就是搞好外交，无论如何都得把国家利益摆在优先。”
　　正如画家父亲的孩子，会比其他小孩更容易启发美术天分一样，我借由总统父亲快速熟悉了外交的敏感度，也学会了和其他国家的政商人士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秘诀。
　　外交训练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练成的，就像需要长时间才能酿出陶醉人心的红酒一样，它需要时间和真诚的磨炼。虽然当时我并没有发现，但现在回想我在第一夫人的位置，不断透过反复地预习和复习，的确培养了外交的敏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