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何英才，原名杨高梧，曾用名杨云集，山西洪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长期从事党的工运工作和组织工作，在山西工运史上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彭真等中央领导人誉为“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
　　走上革命道路
　　1905年7月7日，姥爷出生于洪洞县万安镇贺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姥爷的父亲做长工，因贫困连住房都没有，租住在别人喂养牲口的窑洞里。因他吃了不识字的苦头，便把改变家庭境遇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尽管家境贫寒，还是在1912年供姥爷在本村读了4年初小，1920年在邻村读了3年高小。其间，因很难维持生计，姥爷只能一边务农一边上学，直至1923年高小毕业。
　　因家中无力供他继续读书，姥爷便回村务农，后来又当私塾先生。贫寒的家境、艰难的生活环境以及当地淳朴的民风，造就了姥爷不畏艰难、敢闯敢拼的品格，为他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杰出的工人运动先驱奠定了精神基础。
　　1925年，姥爷只身离家到太原打工谋生。其时，正值掌握山西军政大权的阎锡山从扩充军事实力出发，大力发展军工事业。同年6月，姥爷考入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太原兵工厂前身）枪弹厂做工。工艺实习厂规模很大，有机器1100余部，员工5000多人，分为 3科。工厂借鉴欧洲和日本的管理方式，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对待工人十分严苛。姥爷勤劳肯干，表现积极，不仅很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而且与周边工友相处融洽，逐渐成为青年工人中的突出人物。一次，一个工友因为一点小事被工头大声责骂并拳脚相加。姥爷看到这一幕后冲上去一下子扭住工头打人的手，大声怒斥“不许打人”，周围工友也一起高喊“不许打人”。在众人的斥责声中，工头自觉打人理屈，灰溜溜地走开了。这时，从人群中走来一人，轻轻拍了拍姥爷的肩膀，夸姥爷做得好。这个人正是到工艺实习厂开展工作的省立一中学生王鸿钧。随后，姥爷和王鸿钧渐渐熟悉起来，并参与王鸿钧组织的一系列革命活动。1925年7月，姥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正式走上革命道路。据有关资料记载，1925年10月，中共太原支部仅有党员11人，我的姥爷就是其中一员。
　　领导太原工人运动
　　姥爷入党后，积极开展壮大党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的工作，很快在工人中发展了张斌等3名党员，成立了党小组。到1926年4月，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内党员已达15名，建立了地下党支部（中共在山西工人队伍中建立较早的基层组织之一），姥爷任支部书记。
　　在发展壮大党组织的同时，姥爷带领党员在厂内开展创建厂工会的工作，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加入工会组织，同压迫工人的工厂管理层作斗争。1926年五一劳动节，厂工会正式成立，姥爷当选为组织委员。在工人集中的场所，他们张贴宣传“实现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待遇”“恢复失业工人工作”等标语，为维护工人的自身权益发声。数月间，厂工会会员就发展到三四千人，约占太原参加工会人数的三分之一。当时，工厂所谓的 “储蓄会”“消费社”打着为工人谋福利的口号，实则是盘剥工人的血汗钱。工会以此为突破口，开展斗争，用合法手段揭露“储蓄会”“消费社”的本质，迫使反动组织的头目出面向工人道歉。这次活动大大提高了厂工会的声望，工友们逐渐觉悟起来，开始向工会靠拢。经过斗争实践的考验，一大批工人积极分子先后入党，壮大了党组织。据统计，截至1927年3月，太原市党员发展到420余人，其中，太原兵工厂（1927年1月成立）的工人党员达50余人。
　　坚持狱中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逆转和革命环境的恶化，中共山西地方组织进入最艰难的时期。1928年2月，山西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在霍州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山西省委，姥爷当选为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3月，正当新产生的山西省委准备发动全面武装暴动时，由于叛徒告密，省委再次遭到破坏，姥爷被捕入狱。在狱中，姥爷遭受了严刑拷打和审问，但始终坚贞不屈，保守党的机密，敌人审讯没有结果。同年七八月间，姥爷以“政治犯”罪名被特种刑事法庭判处8年有期徒刑。
　　从被关押到1933年8月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姥爷在5年半的牢狱生活中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狱中党支部遭到破坏后，与王达成、郭洪涛等先后两次成立监狱党支部，带领狱友在特殊环境下与敌人展开顽强斗争。1929年春，他们组织领导了一次长达6天的绝食斗争，要求监狱改善被关押人员的生活待遇。最后，绝食斗争取得成效，他们获得阅读书报等权利，生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发动阳泉矿区工人运动
　　姥爷出狱后，受省委委派赴阳泉矿区，秘密发展党员与党组织、发动矿区工人运动。初到阳泉，人地生疏，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姥爷便以卖花生、饼子为掩护，四处走访，接近群众，向煤矿工人宣传革命思想。
　　不久，他结识原在国民党高桂滋部任武术教官、兵变失败后与部队失去联系、到保晋公司二矿厂谋生的王凤山（原名焦岐峰，河北高邑人）及其母张秀坤，进入二矿厂当井下工人。姥爷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利用各种机会宣传革命道理。其间，他以张秀坤家为联络点，一方面和王凤山刻写传单，由张秀坤天不亮散发到阳泉、平坦街、石卜咀等地，以此扩大革命影响;另一方面，在煤矿工人中教育启发矿工思考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傳播工人阶级想求得解放，必须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道理。张秀坤母子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在工人和家属中威望很高，很快她家成了进步工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在他们的组织下，阳泉矿区总工会成立，姥爷出任工会主席。他们还于1936年12月组建了阳泉矿工武术团，为以后建立工人护矿队和抗日游击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4年6月，姥爷吸收张秀坤、王凤山入党，张秀坤成为阳泉地区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之后，姥爷在矿区不断发展党员，1935年初组建中共阳泉矿区支部，姥爷任支部书记。矿区党组织建立后，团结、教育工人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1935年3月，中共阳泉矿区支部领导保晋公司二矿厂井下工人和四矿厂工人2000多人联合举行大罢工，捣毁了二矿厂矿长办公的八角楼，迫使资方答应罢工工人提出的补发欠薪、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通过这次罢工，工人们认识到团结斗争的力量。罢工斗争的胜利，鼓舞了大家的斗志，树立了党在广大矿工中的威信，使党组织在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中共山西特委领导下，中共阳泉矿区委员会（又称中共阳泉工人特别委员会）建立，从1937年1月至7月，姥爷任书记，王凤山、杨凤岐任委员。同年6月，矿区支部又领导煤矿工人支援保晋铁厂因厂方拖欠工人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经过两次罢工，工人的觉悟和党的威信都有了很大提高。随着抗日形势发展，矿区党组织又不断引导工人为抗日救国而斗争，至七七事变前，矿区党员人数已发展至40余人，为抗战期间阳泉党组织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带领阳泉矿工开展抗日游击战
　　七七事变后，姥爷领导的阳泉矿区总工会号召工人组织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以牺盟会成员为骨干，组建了有500余人的阳泉煤矿工人抗日游击大队，姥爷担任游击大队政治委员。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娘子关，姥爷率领矿工游击大队，先后在平定、阳泉、寿阳、昔阳一带开展游击战，沉重地打击敌人。1939年初，《新华日报》以《英勇搏斗的阳泉矿工》为题，报道了矿区抗日游击队在昔阳与日、伪军英勇作战的事迹，其中写道：“这群无衣无食没有军事素养的矿工，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与敌人的飞机火炮搏斗。他们在一年的战斗中锻炼了自己，成为我们的铁军，我们的劲旅。最近，他们在昔阳给敌人痛击，毙敌数百，在广大群众欢呼庆祝声中前进。”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矿工游击队被正式编入八路军，成为第一二九师独立支队的骨干力量，勇敢顽强地战斗在太行山上。
　　矿工游击队被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因作战负伤的姥爷转入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冀豫晋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晋冀豫区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晋豫区党委书记，参与了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筹运粮食、传递情报等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1945年4月至6月，姥爷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党的七大。鉴于姥爷有丰富的城市工作经验，又有孤身一人成功地把阳泉矿工组织起来的革命经历，党的七大后他被任命为中共太行区委太原委员会书记、中共太行区委城工部部长，主要负责新解放区的城市工作。1947年6月，姥爷出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之后不久便离开长期工作和战斗的山西这片热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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