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文学上颇多争议但又很难绕过的作家。从1990年代至今，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丁庄梦》《炸裂志》等作品虽褒贬不一，但几乎每一部都引发关注和热议。事实上，阎连科早在1970年代末就开始文学创作，1980年代就开始发表大量作品，其时阎连科作品以“军旅题材”和以古都开封文化风情为对象的“历史题材”为主，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1997年之后，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受活》广受好评，他在当代文学史上越来越引人注目。陈晓明认为：“阎连科一直以他的方式执拗地书写乡土中国的痛楚，把历史和政治混为一体，这是他的乡土叙事具有纵深感的缘由之一。阎连科的小说叙事在1990年代又长足发展，他一步步逼近更本质的问题，去质问历史压力之下人类生存所走过的困境。《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写出了乡土生命痛楚的极端状况。”“《受活》这部小说的显著特点在于对乡土中国的困境展开了迄今为止最为极端的描写”，“是一部‘后革命’的神奇悼文。”著名文学史家洪子诚在其《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如是评述阎连科：“对‘苦难’的极度化突出、渲染，对惨烈情节设计的偏爱，无疑体现了作家对这个时代的焦灼、悲愤情绪和有所承担的责任感。可贵的是，后来，这种‘暴露’式的情结在艺术上有了控制;它们被放置在荒诞性的叙事框架之中，建立了悲喜剧杂糅的风格，使叙述增加了柔韧的成分，并赋予现实感极强的故事以寓言化隐匿和伸展的空间。”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阎连科是少数几位具有理论自觉和理论热情的作家之一，他有着对自身创作进行理论命名与自我阐释的自觉，著名的《“神实主义”——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便是他对自身写作的寓意与现实关系所进行的理论确认。阎连科认为“神实主义”即是“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想。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都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文化语境的變化，曾经在1950-1970年代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逐渐成了被反思的对象。随着现代主义的重启，各种各样的“先锋”各引风骚，现实主义甚至一度被视为落伍的、过时的文学代名词。特别是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样以进化论编排起来的线性叙事中，将现实主义打包送入历史似乎既合乎直觉，也顺应文学规律和历史潮流。重建文学表征现实的方式，是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课题。“神实主义”不是对“现实主义”的否定，而是对“现实主义”的拓宽和延伸。它否定的不是关怀现实、思索现实的精神价值，而是某种被特定时代价值所编码的“现实主义”。“神实主义”不仅是阎连科个人的写作宣言，更是一代作家对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崛起的荒诞现实主义潮流的理论自证。因此，“神实主义”所折射的是，既往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方案在进入1980年代以后所遭遇的挑战和危机。“神实主义”并不打算像专注于形式实验的“先锋派”那样放弃“现实”，但它也不准备继续对“革命现实主义”甚至是“古典写实主义”的种种艺术规划邯郸学步、亦步亦趋。某种意义上，“神实主义”是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动机上加装了现代主义的想象力配件，它要求在封闭的“现实主义”上打开一个缺口，以容纳形形色色想象、寓言、神话、魔变等想象力要素，以便显影更内在的现实，敞开被表象现实所遮蔽的深度现实。因此，在这条艺术道路上，阎连科可谓此道不孤，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阎连科的写作，倔强地呼应着罗杰·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他的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在现实寓言化探索之路上的典型个案。值得指出的是，阎连科顽强地要予以寓言化的现实并非任何形式的局部现实、单维现实，而是关于整个民族国家历史的寓言现实。这种吞吐民族心史的文学雄心不为阎连科所独具，而为莫言、贾平凹、余华、格非等作家所共享，只是以阎连科最为典型。以荒诞现实主义来锻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寓言的内在真相，既是阎连科写作最具特征性的文学方程式，也形成了颇具症候性的迷思。以历史寓言来抵达民族国家的内在现实，自有其独到之处，但并非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屡试不爽。文学如何书写和见证现实，同时也是一个再现技术的问题。荒诞现实和历史寓言所架设的文学天桥也可能远离或遮蔽了更驳杂、更丰富的现实可能性，并从而构成了另一种形态的简单化、理念化、模式化甚或艺术上的武断。因此，阎连科的寓言化现实也必然会遭遇其自身的限度。
　　当然，阎连科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复杂、最具个人特征的作家之一。要在一篇小文中说清他的复杂性是不可能的。他的身上兼具了勤奋与颓废、华丽与朴素、单纯与极端、思想与审美、文学与超文学等种种矛盾性，他怀抱着80年代的文学遗产，有着对文学的固执信仰，但时常又会把文学引入非文学的场域，在文学的边界之外成为话题。他在小说中不时发出的惨烈呐喊，颇像鲁迅小说中那只于旷野独自舔舐伤口、对天长嗥的孤狼。这个文学形象，无疑是很值得研究的。本期特邀作家马拉解读阎连科，作为阎连科的学生，马拉有某种近观的优势，却也努力拉开远景镜头来观察，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阎连科的另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