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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度刘郎今又来，只不过“新归来”诗人得算隔世的二度“刘郎”，因为此前的“刘郎”更为诗人所熟悉，也早已列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前度刘郎名谓“归来者”诗歌，即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诗坛涌现的重要诗歌现象。这一群落的诗人早已成名多年，但因政治因素搁笔许久，直到外部环境宽松时，突然爆发了惊人的能量。九叶诗派的郑敏、辛笛、袁可嘉、陈敬容、杜运燮、唐祈、唐湜和七月诗派人艾青、牛汉、绿原、鲁藜、曾卓、彭燕郊老树绽放新枝，创作了许多名篇而再续辉煌，其他50年代业已走向诗坛的流沙河、蔡其矫、苏金伞、公刘、梁南、邵燕祥等诗人佳作频出，一时惊艳诗坛。时代的沉闷迫使他们长期沉默，但语言的光芒隐匿在内心，适逢新时期的劲风，他们的诗作如江河涌动，既保持着一贯的艺术质素，又派生了新的生命思考和艺术元素。“归来者”诗人对思想禁锢和文化高压的反拨，恢复了人的尊严，歌唱灵魂的抗争与高贵，但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作品仍以政治抒情诗为主，献祭的肉身并没有深入骨髓的反思，他们对苦难予以高度赞颂和艺术呈现，甚至不惜“用头颅繁殖玉兰玫瑰”，而高呼“我不怨恨”。他们愿将自己当作高扬的抒情主体，将“磨难”当作道德升华的命定性遭遇，而对造成自身磨难乃至“公共苦难”缺乏终极思考，几成一代人的精神共振。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们多用“我”介入现实，言说的却是“我们”的公共遭遇。诗人们多用善恶评判和是非清浊来评价现实，这些认知的局限恰恰说明了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他们始终不渝地向时代语境靠近，有批判现实的意识，但内心对自身依附的主体信仰，肉体亲近磨难与精神苦恋的悖谬使他们成了缺乏反思能力的依附型知识分子。
与“归来者”许久的无语凝噎和高调复出相比，“新归来诗人”在时代语境、回归心态上并无任何关联之处。尤其不同的是，“归来者”并不局限在單纯的诗歌群体上，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学体裁，有着纷繁复杂的美学要素和艺术表达。巴金、王蒙、汪曾祺等著名作家无疑是“归来者”的主将，风头更胜“归来者”诗人。
新归来诗人多半青少年时期小有诗名，绝大多数在1990年代开始写诗，后于1990年代因生存之故远离了诗坛，大概从不惑之年重拾诗笔且一发不可收。如韩作荣先生所说：“写诗的人就像抽烟的人，戒掉之后，有可能再吸，再吸后有的反而抽得更猛了。”新世纪新媒介的勃兴，催生了文学的回暖。当年的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大学生（尚仲敏、潘洗尘等）或中等学校学生（洪烛、周瑟瑟、汤松波、姜红伟、郭富山等）诗人，纷纷重返诗歌现场，选择“重新做一个诗人”。
“新归来诗人”曾是1980年代诗歌大热的见证人，隐身状态下一直保持着对当代诗歌的冷眼旁观，对1990年代以来的口语诗歌、知识分子写作、下半身诗歌、打工诗歌、网络诗歌等诗歌风潮历历在目，同时也对时代的驳杂和庞大有着深沉的思索。吉狄马加在出席“新归来诗人”颁奖礼时曾说，“新归来诗人群体是当代诗坛的一支生力军……凸显了新归来诗人的群体价值观，回归生命和诗歌本真”，“新归来诗人的涌现不单是当代社会的一种诗歌现象，也是百年新诗回归诗学内在规律、不断向前出发的一种象征”。诗人沙克的作品《我回来了》被认为是新归来诗人的“独立宣言”。而潘洗尘在《“归来者”诗群正在大地上蔓延》一文宣称：“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还乡’，返回理想之乡、正义之乡、精神之乡、诗歌之乡，我们义不容辞，我们理直气壮。”而洪烛更是在《新世纪诗歌的归来者浪潮》一文中，放言诗歌将再现1980年代的繁荣与光荣。忽如一夜春风来，“新归来诗人”在各个民刊、官刊、自媒体（博客、微信群、微信公众号）集束面世，编选出版了《中国新归来诗人诗选》，更于2017年11月在江苏淮安市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研讨会。此外，姜红伟编撰出版了《80年代中学校园诗歌备忘录》、葛红兵出版了回忆录《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用回忆向80年代中学诗歌运动致敬》。以上诸种主观努力，确实在“以集体归来和集中展示的方式，正悄然改变着诗坛的格局。”
“新归来诗人”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中的客观存在与特殊现象，他们既是近40年来文化价值嬗变造成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诗人群体，也是文化多元化、诗歌个体化背景下的价值集结。集束亮相“新归来诗人”，无疑是近年诗坛较为活络的群体，对它的端详和理论厘定，将有助于我们盘点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的得失。
一 在静默中沉思历史与人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归来诗人”时代之洪流初试诗才，夯实了诗歌之基，内心签署了值守诗歌的契约。故此，他们能穿越岁月的风雪，秉笔为旗，蘸血为墨，再燃火苗，以勃发的诗作将理想的殿堂照亮。我们能从马启代的诗歌《我必须在时光的身体上刻下声音》加以验看：“面对白纸，我就有国土万里，它一步一叩首/是刀，是良心的钻/我必须在时光的身体上刻下声音”。马启代一直持守着诗歌的契约，经时代的风霜雨雪而诗心如初。
郭建强在诗作《德令哈：喟叹》写下：“荒凉撕扯着自己摆脱荒凉，散落的形象和声响/反证着荒凉：无可辩驳无处躲藏的荒凉/荒凉的诗篇要让荒凉显示荒凉的骨质/一个诗人来了……”壮年听雨的“新归来诗人”心事浩茫连广宇，阅尽沧桑，不再强说愁。“写作不是语言宣泄，而是哲思诗思的别名，思想源于内心痛苦的思索，是决裂与选择双重痛苦的表达。”学者王岳川的论断似为“新归来诗人”所说，他们在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之后，没有消极遁世，反而以深挚温存的爱心观照世事，驱策疲惫迷茫的心灵走向彼岸。诗评家张德明认为：“他们的诗歌，少了青春时期的躁动和浮华，多了对生命的静待、凝视和了悟。当我们阅读他们的诗歌时，便会感觉，一种鲜明的历史感，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会从他们的诗句之中呼啸而来。”他们在诗歌中呈现出追索灵魂的态势，峥嵘之气饱满，豪荡之性充盈，似长歌浩浩，戚戚之尤，深至心腑，借诗歌为世界喊疼。“新归来诗人”立功立德立言的运思情怀，其诗歌续接了古代诗歌的“风骨”，故此，他们的精神血脉天然续接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的精神气质。此处，必须明辨，一直继续写作的朦胧诗人应不在“新归来诗人”的范畴之内。因为，新世纪尚能以佳作示人的当年朦胧诗人，还在展现一贯的抒情内质和言说方式，岁月和空间一直变动不居。如此偏安一隅的偏执写作，漠视了现实，也更缺乏介入现实的能力，甚至连言说方式都成了僵化的代名词。对他们而言，拔剑四顾心茫然，属于他们的辉煌时代已然逝去。如果“没有人/为见证/做见证”，那是时代的悲哀，更是诗人的悲哀。 “新归来诗人”邱华栋、沙克、洪烛、李少君、义海、潘洗尘、周瑟瑟、小海、车前子，虽风格各异，秉持不同的美学主张，但他们近年来诗作中多显生命挣扎的呼告与历史焦虑。如，远年写出名作《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的小海，从《大秦帝国》《影子之歌》等作品开始逐渐“离乡”，试图反思现实、勘探存在。义海的诗作始频繁使用后现代主义常见的错觉、错愕，而老庄思想、儒家根脉时时显现，在多维视域中观看现实、静观存在，他的诗歌更彰显了思维之美。潘洗尘的诸多新作增添了岁月的芬芳，睿智地打量着细小的事物，诗歌的及物性更强，人生阅历经诗艺凝结为好闻的松香。以小说家闻名天下的邱华栋语调轻柔，姿态放松，面迎生活但没有任何代入感，体现了足够的观察现场的耐心。仔细辨识，新归来诗人的很多诗歌灵魂的坚韧、高傲，与扼腕、低回紧紧纠葛在一起，它是生命的歌吟，是对诗人使命和人生宿命的双重呈现。他不是简单强调“表现自我”，而以个体主体性表现崇高与理想，以个人的声音表达思想与情感，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独特思考。既然诗人的“自我”是具有主体性的自我，探索和发现就成了他的内在使命和律令；而既然“自己的世界”是诗歌本题意义上的真实世界，那种既定的，一成不变的，只需要通过“形象化”而获得具有形式的先验真实就变得毫无意义。
“新归来诗人”还是乐于踏过现实的泥泞，偎近理想的烛火。换言之，他们的诗作总在扭结着理想与现实的纷争。这种思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诗人产生了“变异”，使其成为一种不在“当下”的存在。表现在诗歌文本中，就是形成了一种缓缓拉开的噬心的张力。“新归来诗人”总是披着理想的战甲，不甘心做现实的逃兵，这样的心态总是油然跃于作品当中，读上几句就可以辨识出来。对“新归来诗人”而言，作为美好象征的理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句中音调是纯粹而高昂的，充当了救赎和启蒙的作用，歌唱者在感染他人的同时，极易获得精神的快感；在九十年代詩句则表现为杂沓而徘徊，如入无人之阵，遂选择日常碎片而借以自慰；于新世纪则表现为轻柔的低语，阅历和知性反倒让理想之烛更加明亮。综上，新归来诗人的诗歌在酷烈的现实下，顽韧地追求着心灵的解脱与意志的自由。进一步说，“新归来诗人”由个体直面时代转型的精神困境，逐渐唤醒自我，进而对现实和存在予以批判。靶心的更换，让“新归来诗人”从当年的非理性狂欢渐趋冷静，而更注重关注生命的痛感。周瑟瑟在评价邱华栋诗集《光谱》时说：“我们习惯于把时代的焦虑与紧张当做文学的资源，把撕裂多作狂欢，把伤口当作鲜花，这样的文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只有放松下来，才能获得文学作为人学在释放我们自身的精神困境时应有的快感。”
里尔克说：“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在新世纪语境下，“新归来诗人”的作品继续“古老的敌意”，坚持在当下芜杂的世界显现出高贵的气质，始终在现实中点亮内心的灯盏。“新归来诗人”的诗歌颇多性情，诗句的剑光闪处而直取咽喉。峻切的诗风，给人以一种深秋远眺、霁月高悬的悲怆感。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难度，表面看是见证的难度。他的诗歌是在确证灵魂的高贵，越来越关注于“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深入人类应有的灵魂内核，表达人类应有的生命内涵。宋醉发的《我的作品大营》是极好的例证，“多年挥师于纸/运筹帷幄于屏/心中自有千军万马/回到现实却调不出/一兵一卒”。是的，直面现实的诗人内心有左冲右突的壮怀激烈，总为庞杂外物所干扰，喧嚣的声浪经常淹没其存在。“新归来诗人”虽到了知天命之年，表面的达观开朗，却掩饰不住对现实的痛切指斥。即便看起来恬淡舒朗的诗作，也蕴含了强烈的激愤之情。
但是，这不应成为诗歌表现的“日常基础”，“新归来诗人”如一只“水中之鱼”，能畅游其间却无法觉察水的重量。他们由隐到显地惊惶不安，不适应新世纪扑面而来的现实，对新的日常习焉不察直接进入诗歌表现得语焉不详。
“新归来诗人”不再用一种英雄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姿态去抒写时代经验，而是唤醒自我意识来重述历史真实，直接把时代经验转换成诗歌内容，语言充满张力与异质。“新归来诗人”的诗歌不是对抗时代，更不能向时代妥协，而是穿越其间谋求灵魂的飞升。“新归来诗人”的努力正在让诗的艺术变成器官，借以扩大视野、丰润内心。“新归来诗人”有着紧张高压的工作氛围，现实如秋风夕阳迫近，时代如杂色斑驳，他和当代诗人遇到了一样的精神困境——心藏圣殿，却对现实无能为力。如此，他们远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明朗高昂的精神脾性，忧时代之病患而血泪斑驳。如阿多尼斯诗句，“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新归来诗人”将无比矛盾的痛苦心态外化为诗，在诗意的营造中，进取与退避交织，失望与希望共存，执着与忘世并生。他们诗歌昂扬的的精神真实，显得比经验的真实更有信度。
“新归来诗人”多有浓厚的乡村背景，或在欠发达工业时代的城镇长大。他们有着乡愁与城愁抵牾的双重经验，而下一代诗人鲜有以上经验，此种记忆与现实的对照经验。在他们青少年时，工业和现代化，曾经作为美好的象征，而十数年后，天使变成了魔鬼，这样的经历极容易催生“梦魇”。“新归来诗人”内心希望理想与生活同时在场，但不幸的是，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图景正在让乌托邦变为“异托邦”。是的，新世纪最初十几年差不多以“拆”和“毁”为主题，击碎了他们留存的美好记忆，他们在故园的废墟上写作，成了无根漂移的游荡者，踏上了永无回归之路。但是，“新归来诗人”在新世纪十几年的精神际遇，又不同于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窘境。那时，他们拼命抵抗着物欲，物质与精神的紧张对抗关系始终是纠缠他们心灵的枷锁。而他们重新出发后，举的是后青春旗帜，走的却是“减速的中年写作”道路。“新归来诗人”绝大多数不再是苦吟的寒士，他们绝大多数生活优渥，可列为中产阶层。他们始终不能忘记当年的启蒙话语，处处以精神贵族自居，不自觉做了农业时代的遗老，作品中的悲情主义较为浓郁。如张清华所说，“显示的是一种无聊和可耻的中产阶级的优越感，在骨子里所暴露的，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软弱和自卑心理。”他们从自我出发，表达中产阶层趣味，最终以自我为中心认知世界，内心涌动着不安全感和焦虑。中产阶层加中年写作，这是“新归来诗人”甩不掉的身份标签。他们是上层精英文学和底层写作的连通器，社会华语的稳压阀。在英美国家，中产阶层倒像是保守主义，他们更愿意强调清教的核心价值。忧郁是这一族群的类特征，“新归来诗人”似乎要说遍天下的忧郁，他们寻求解决现实的呼吁，更容易升华为一种强烈的公共精神。但“新归来诗人”要自我破除精英意识，传达出社会“维根者”的真率性，涵养求真，涵养求美，表现人的本能、本欲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走向开放、理性、文明的情感样态，呈现芸芸众生世间的沉痛与欢欣。 “新归来诗人”的各种返场宣言意在再现个人和群体写作的辉煌，但以创作的实绩和影响看，还存在虚悬于空、无有着落的弊端，他们想在历史和空间里既留下个人声音、又顺带出当时社会人们的和声和合唱，仍需要更多的情感投入和理性磨砺。毕竟，理想和道德能抚慰人心，但必须拿出艺术的表现手段。司汤达勉励作家要成为“在路上行走的镜子”，在素朴与感伤之间观察生活，径直喊出心中的叹息。“新归来诗人”必须完成好这一时代难题，才能在当代诗坛站稳脚跟。
二 凝神领悟经验与超验
历经1980年代的诗歌熏陶与锤炼，内在修为更见深厚。当年，“新归来诗人”可能读几首外国诗歌就敢下笔千言，就以为自己有越千年跨国界的才华。彼时，他们对个别国外诗歌流派、诗人或许有过不短的研究热度，但对西方的文化底蕴尤其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知甚少。而星散天下后，“新归来诗人”反倒看清了世界和自己。坚持阅读的大部分诗人，逐渐有了广博的西方诗学视野，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传统浸入骨髓，二者共同校正了他们的审美航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新归来诗人”的重返，“不是简单地延续早期诗歌写作的抒情风格，而是极力求新求变，充分展开各种新的艺术可能性的探索。”[1]
“新归来诗人”出道时唯新是举，将文学当作进化论理解，视西方现代文学为最高的美学范式。新世纪前后，这些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诗人在时光中逆生长，锻造诗艺的追求更为强烈，进而从事了多种艺术尝试和审美呈现。相对于80后、90后，“新归来诗人”诗艺成长相对缓慢，须要克服时代强压其身的心灵印记，也须要祛除美学上的刻板思维。他们宣称，以复兴诗歌为目的，以反哺诗歌为己任。他们想回归到诗的本质美的追求，试图对文化来一次寻根和重建。不过，“新归来诗人”没必要神话写作前史，应该磨砺诗艺，驱策诗歌实现由先锋实验向坚实充盈转变。“‘新归来诗人’在创作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过日常经验的叙事来摆脱‘影响的焦虑’，在历史和现实的多维联系中彰显文本的组织能力，用艾略特荒原式的反讽去投射生活中的光影声色，对生活细节与日常经验的偏爱使他们的诗作有着更多的‘及物性’特征。”[2]诗言志的大传统，还在继续成为他们的观物方式。他们始终坚持作品要言之有物，不空发议论和为赋新词强说愁。
如谢有顺所说：“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诗歌中的激愤不同于愤怒。“新歸来诗人”讲求内心的修为，内在的静气控制着外在的狂飙激情，使其诗风没有因为激愤而走向危险的自爆态势。诗歌的象征空间广阔，活脱脱呈现了诗人亲历的现实紧张感。诗人固然该直面现实的假恶丑，但艺术地说出来更显诗人的艺术禀赋。好的诗歌必然驱策含蓄来点燃中国智慧的芳香。多数诗人提笔前心中个个有，下笔却大煞风景。须知，诗有别才，更要有别趣，诗歌的技艺性需要探寻。保罗·策兰说，诗歌从不强行给予，而是去揭示。强予者，诗人直接理念先行，为读者作价值判断。揭示，就是去蔽，揭橥事物之丰富性，引人进入沉思自由之境。
“新归来诗人”的近作越来越注意融合知性与经验，搭建多维的艺术空间。他们的诗歌起自细小的情感，又注入理性的节制。在经验处理上，他们多从浅表经验入笔，这种日常散点观察和场景叙事，但不让经验沦为人云亦云的工具，而是去唤醒新意；也经常引入深埋经验，将人生历练升华为智慧。古岛的诗作《我并不是一个爱跟生活抬杠的人》呈现了这一点：“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爱跟生活抬杠的人/我跟生活早已握手言欢称兄道弟多年/有很多时候，我还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它的同谋和帮凶”。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新归来诗人”以腾空自我来写真我，他们的努力切入了时代的深夜，展开了深入的诗性思索。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所说：“在此夜之夜半，时代的贫乏是巨大的，贫乏的时代甚至更加贫乏，它不再能体验自己的贫乏。”这一诗歌群体似还没有用出洪荒之力，来面对时代的流弊。“要像嗅到蔷薇的香味那样嗅到思想”，就得面对诗语现实、诗与存在的大命题。如欧阳江河说：“真正意义上的大诗人，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当代的诗人，一定是非常复杂、广阔的人。”[3]在此，我建议“新归来诗人”处理好如下诗学问题：
首先，要诗意地在场（即进入观察之境）。前文已经指出，“新归来诗人”的观物方式应适应新时代语境，那么在诗艺呈现上要选择细小的事物，更加注重细节的力量。提升思辨能力，领悟语言的本质，“新归来诗人”应涨破茧壳来提升诗学素养。诗即思，优秀的诗歌总是不断地对生存提出抗辩，如新归来诗人愚木的《镜中人》诗句所言：“是从现实的对立面 融入镜中//隐去了过多生活的质感 仿佛/一张轻薄的纸 陡生阅读的冲动”。新归来诗人首先要观照当下，面对落日残照、黄昏降临、挽歌升起的复杂现实，用平镜、望远镜、显微镜、凸透镜、哈哈镜等，多维度审视。诗人应把握“更成功的瞬间”，学会聆听——听从语言自身的言说，听命于语言对你的引导与召唤。诗人只有通过不断的倾听和构思，才可能真正达到诗歌的本质。俄狄浦斯知晓殒命之前说“我要听，我必须听——如斯所是。”进一步说，“我要听”，就是在此在介入存在。“我必须听”，则是诗人穿越了重重表象，让灵魂之光深入内心和诗行。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了本体与功能的在场。诗人郭力家似是这一立场的美学实践者，我们可从他的诗作《12月8号了我》思维奇而不偏，譬如“一个四舍五入基本百岁的成人/原罪有自醒/忏悔有自觉/感恩有自喜/也是一件好事情” 等诗句，唯有嚼透岁月橄榄的人才写得出来。
只有坚持在场，语言的本质才能抵达诗的本质，语言才可接受存在赠送的礼物。故此，海德格尔说：“诗意让敞亮发生，并且以这种方式使存在物发光和鸣响……我们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不是人“持有”语言，而是语言“持有”人，是人被“赋予”了语言。“新归来诗人”必须淡化写作前史记，重新操练这门功课。
其次，要面对对象凝神领悟，让存在现身（即进入神性之境）。“新归来诗人”要让诗行现身过去、领悟将来，避免沉沦当前，巧妙利用此在的“畏”和“烦”，做到“万有中有神性在场”，借慈悲表述终极关怀。要“凝神领悟”，就该摒弃浮华，静静地聆听诗神的语言，苦心经营着每一句诗。“新归来诗人”的诗歌对神性的召唤，不是单纯的宗教介入，很像是关于现实心理学或人类学的艺术表达。诗人凹凸的《造物之诗，或布莱克之虎》颇有沉思之美：“现在，即使老虎匿迹、绝种，我还可以/凭一幅图，欠下赞美、记想：藉此苟活人世”。“新归来诗人”意在叩问此在，寄情彼处，找出全部存在者背后隐藏的东西，确证神圣和神秘。谁遗忘了过去，就会被“公众意见”和“科学技术”所缠绕，失去最为本真的感受能力，为存在所抛。希望“新归来诗人”对人类的苦痛有着深刻的体悟和思考，敢于直面那些丑恶的事物，让诗歌既有东方的现实关怀，又有西方的终极关怀。
再次，要让词语驱策“我说”与“他说”交相辉映，抵达澄明（即进入艺术之境）。诗人就是摆脱惯性的人，“新归来诗人”应让词与物挣脱“所指”的对应关系，达成陌生感，诞生新意。诗人倮倮在作品《给一条河流命名》坦陈了写作困难与意义所在：“把一首诗像一颗钉子楔入时间/钉住一段往事/无疑是困难的/时间已经被河流带向远方/欢快或者呜咽着。”“新归来诗人”要克服思维惰性和艺术惯性的努力，就是从遮蔽到澄明的过程，如此诗歌才能“光芒朗照”。
评论家傅元峰认为：“希望能把新归来当成一种关键的诗歌现象，纳入到当代汉诗的命运共同体中，并把它作为最重要的诗歌存在来梳理……”从这一点看，“新归来诗人”还只是文学现象，并非文学流派，甚至连一致鲜明的诗学主张都难寻见。不管当下或日后的群体数量多么惊人，主事者们超常热心和广泛人脉的因素，似乎遮盖了客观自然生成的合法性。很多诗人如李少君、周庆荣、林雪、潘洗尘、车前子、周瑟瑟、小海一直身处诗歌现场，表现活跃且个性独异，既未出走，何谈“回归”，而勉强列入“新归来诗人”当中，这样的“归来者”团体是否有一网拉尽天下鱼虾之嫌？
不论是自身，还是诗坛，一致希望新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诗歌群体能抛弃自己熟悉的路数，在现实中养好那颗狭窄的心，装满一个大的宇宙，让再次点燃的诗歌之火越来越旺。
【注释】
[1]伍明春：《时代印迹的锐利呈现》，《文学教育》2012年第5期。
[2]蒋登科、王鹏：《“新归来诗人”初论》，《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4期。
[3]扈雅璐：《个人经验与公共生活体验的深度诗思——欧阳江河诗歌特征与启示》，《星星》理论版，2017年第9期，第58页。
与“归来者”许久的无语凝噎和高调复出相比，“新归来诗人”在时代语境、回归心态上并无任何关联之处。尤其不同的是，“归来者”并不局限在單纯的诗歌群体上，它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学体裁，有着纷繁复杂的美学要素和艺术表达。巴金、王蒙、汪曾祺等著名作家无疑是“归来者”的主将，风头更胜“归来者”诗人。
新归来诗人多半青少年时期小有诗名，绝大多数在1990年代开始写诗，后于1990年代因生存之故远离了诗坛，大概从不惑之年重拾诗笔且一发不可收。如韩作荣先生所说：“写诗的人就像抽烟的人，戒掉之后，有可能再吸，再吸后有的反而抽得更猛了。”新世纪新媒介的勃兴，催生了文学的回暖。当年的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大学生（尚仲敏、潘洗尘等）或中等学校学生（洪烛、周瑟瑟、汤松波、姜红伟、郭富山等）诗人，纷纷重返诗歌现场，选择“重新做一个诗人”。
“新归来诗人”曾是1980年代诗歌大热的见证人，隐身状态下一直保持着对当代诗歌的冷眼旁观，对1990年代以来的口语诗歌、知识分子写作、下半身诗歌、打工诗歌、网络诗歌等诗歌风潮历历在目，同时也对时代的驳杂和庞大有着深沉的思索。吉狄马加在出席“新归来诗人”颁奖礼时曾说，“新归来诗人群体是当代诗坛的一支生力军……凸显了新归来诗人的群体价值观，回归生命和诗歌本真”，“新归来诗人的涌现不单是当代社会的一种诗歌现象，也是百年新诗回归诗学内在规律、不断向前出发的一种象征”。诗人沙克的作品《我回来了》被认为是新归来诗人的“独立宣言”。而潘洗尘在《“归来者”诗群正在大地上蔓延》一文宣称：“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候‘还乡’，返回理想之乡、正义之乡、精神之乡、诗歌之乡，我们义不容辞，我们理直气壮。”而洪烛更是在《新世纪诗歌的归来者浪潮》一文中，放言诗歌将再现1980年代的繁荣与光荣。忽如一夜春风来，“新归来诗人”在各个民刊、官刊、自媒体（博客、微信群、微信公众号）集束面世，编选出版了《中国新归来诗人诗选》，更于2017年11月在江苏淮安市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研讨会。此外，姜红伟编撰出版了《80年代中学校园诗歌备忘录》、葛红兵出版了回忆录《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用回忆向80年代中学诗歌运动致敬》。以上诸种主观努力，确实在“以集体归来和集中展示的方式，正悄然改变着诗坛的格局。”
“新归来诗人”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中的客观存在与特殊现象，他们既是近40年来文化价值嬗变造成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诗人群体，也是文化多元化、诗歌个体化背景下的价值集结。集束亮相“新归来诗人”，无疑是近年诗坛较为活络的群体，对它的端详和理论厘定，将有助于我们盘点新时期以来诗歌创作的得失。
一 在静默中沉思历史与人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归来诗人”时代之洪流初试诗才，夯实了诗歌之基，内心签署了值守诗歌的契约。故此，他们能穿越岁月的风雪，秉笔为旗，蘸血为墨，再燃火苗，以勃发的诗作将理想的殿堂照亮。我们能从马启代的诗歌《我必须在时光的身体上刻下声音》加以验看：“面对白纸，我就有国土万里，它一步一叩首/是刀，是良心的钻/我必须在时光的身体上刻下声音”。马启代一直持守着诗歌的契约，经时代的风霜雨雪而诗心如初。
郭建强在诗作《德令哈：喟叹》写下：“荒凉撕扯着自己摆脱荒凉，散落的形象和声响/反证着荒凉：无可辩驳无处躲藏的荒凉/荒凉的诗篇要让荒凉显示荒凉的骨质/一个诗人来了……”壮年听雨的“新归来诗人”心事浩茫连广宇，阅尽沧桑，不再强说愁。“写作不是语言宣泄，而是哲思诗思的别名，思想源于内心痛苦的思索，是决裂与选择双重痛苦的表达。”学者王岳川的论断似为“新归来诗人”所说，他们在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之后，没有消极遁世，反而以深挚温存的爱心观照世事，驱策疲惫迷茫的心灵走向彼岸。诗评家张德明认为：“他们的诗歌，少了青春时期的躁动和浮华，多了对生命的静待、凝视和了悟。当我们阅读他们的诗歌时，便会感觉，一种鲜明的历史感，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会从他们的诗句之中呼啸而来。”他们在诗歌中呈现出追索灵魂的态势，峥嵘之气饱满，豪荡之性充盈，似长歌浩浩，戚戚之尤，深至心腑，借诗歌为世界喊疼。“新归来诗人”立功立德立言的运思情怀，其诗歌续接了古代诗歌的“风骨”，故此，他们的精神血脉天然续接了朦胧诗、后朦胧诗的精神气质。此处，必须明辨，一直继续写作的朦胧诗人应不在“新归来诗人”的范畴之内。因为，新世纪尚能以佳作示人的当年朦胧诗人，还在展现一贯的抒情内质和言说方式，岁月和空间一直变动不居。如此偏安一隅的偏执写作，漠视了现实，也更缺乏介入现实的能力，甚至连言说方式都成了僵化的代名词。对他们而言，拔剑四顾心茫然，属于他们的辉煌时代已然逝去。如果“没有人/为见证/做见证”，那是时代的悲哀，更是诗人的悲哀。 “新归来诗人”邱华栋、沙克、洪烛、李少君、义海、潘洗尘、周瑟瑟、小海、车前子，虽风格各异，秉持不同的美学主张，但他们近年来诗作中多显生命挣扎的呼告与历史焦虑。如，远年写出名作《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的小海，从《大秦帝国》《影子之歌》等作品开始逐渐“离乡”，试图反思现实、勘探存在。义海的诗作始频繁使用后现代主义常见的错觉、错愕，而老庄思想、儒家根脉时时显现，在多维视域中观看现实、静观存在，他的诗歌更彰显了思维之美。潘洗尘的诸多新作增添了岁月的芬芳，睿智地打量着细小的事物，诗歌的及物性更强，人生阅历经诗艺凝结为好闻的松香。以小说家闻名天下的邱华栋语调轻柔，姿态放松，面迎生活但没有任何代入感，体现了足够的观察现场的耐心。仔细辨识，新归来诗人的很多诗歌灵魂的坚韧、高傲，与扼腕、低回紧紧纠葛在一起，它是生命的歌吟，是对诗人使命和人生宿命的双重呈现。他不是简单强调“表现自我”，而以个体主体性表现崇高与理想，以个人的声音表达思想与情感，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独特思考。既然诗人的“自我”是具有主体性的自我，探索和发现就成了他的内在使命和律令；而既然“自己的世界”是诗歌本题意义上的真实世界，那种既定的，一成不变的，只需要通过“形象化”而获得具有形式的先验真实就变得毫无意义。
“新归来诗人”还是乐于踏过现实的泥泞，偎近理想的烛火。换言之，他们的诗作总在扭结着理想与现实的纷争。这种思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诗人产生了“变异”，使其成为一种不在“当下”的存在。表现在诗歌文本中，就是形成了一种缓缓拉开的噬心的张力。“新归来诗人”总是披着理想的战甲，不甘心做现实的逃兵，这样的心态总是油然跃于作品当中，读上几句就可以辨识出来。对“新归来诗人”而言，作为美好象征的理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句中音调是纯粹而高昂的，充当了救赎和启蒙的作用，歌唱者在感染他人的同时，极易获得精神的快感；在九十年代詩句则表现为杂沓而徘徊，如入无人之阵，遂选择日常碎片而借以自慰；于新世纪则表现为轻柔的低语，阅历和知性反倒让理想之烛更加明亮。综上，新归来诗人的诗歌在酷烈的现实下，顽韧地追求着心灵的解脱与意志的自由。进一步说，“新归来诗人”由个体直面时代转型的精神困境，逐渐唤醒自我，进而对现实和存在予以批判。靶心的更换，让“新归来诗人”从当年的非理性狂欢渐趋冷静，而更注重关注生命的痛感。周瑟瑟在评价邱华栋诗集《光谱》时说：“我们习惯于把时代的焦虑与紧张当做文学的资源，把撕裂多作狂欢，把伤口当作鲜花，这样的文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只有放松下来，才能获得文学作为人学在释放我们自身的精神困境时应有的快感。”
里尔克说：“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在新世纪语境下，“新归来诗人”的作品继续“古老的敌意”，坚持在当下芜杂的世界显现出高贵的气质，始终在现实中点亮内心的灯盏。“新归来诗人”的诗歌颇多性情，诗句的剑光闪处而直取咽喉。峻切的诗风，给人以一种深秋远眺、霁月高悬的悲怆感。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难度，表面看是见证的难度。他的诗歌是在确证灵魂的高贵，越来越关注于“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深入人类应有的灵魂内核，表达人类应有的生命内涵。宋醉发的《我的作品大营》是极好的例证，“多年挥师于纸/运筹帷幄于屏/心中自有千军万马/回到现实却调不出/一兵一卒”。是的，直面现实的诗人内心有左冲右突的壮怀激烈，总为庞杂外物所干扰，喧嚣的声浪经常淹没其存在。“新归来诗人”虽到了知天命之年，表面的达观开朗，却掩饰不住对现实的痛切指斥。即便看起来恬淡舒朗的诗作，也蕴含了强烈的激愤之情。
但是，这不应成为诗歌表现的“日常基础”，“新归来诗人”如一只“水中之鱼”，能畅游其间却无法觉察水的重量。他们由隐到显地惊惶不安，不适应新世纪扑面而来的现实，对新的日常习焉不察直接进入诗歌表现得语焉不详。
“新归来诗人”不再用一种英雄主义和感伤主义的姿态去抒写时代经验，而是唤醒自我意识来重述历史真实，直接把时代经验转换成诗歌内容，语言充满张力与异质。“新归来诗人”的诗歌不是对抗时代，更不能向时代妥协，而是穿越其间谋求灵魂的飞升。“新归来诗人”的努力正在让诗的艺术变成器官，借以扩大视野、丰润内心。“新归来诗人”有着紧张高压的工作氛围，现实如秋风夕阳迫近，时代如杂色斑驳，他和当代诗人遇到了一样的精神困境——心藏圣殿，却对现实无能为力。如此，他们远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明朗高昂的精神脾性，忧时代之病患而血泪斑驳。如阿多尼斯诗句，“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新归来诗人”将无比矛盾的痛苦心态外化为诗，在诗意的营造中，进取与退避交织，失望与希望共存，执着与忘世并生。他们诗歌昂扬的的精神真实，显得比经验的真实更有信度。
“新归来诗人”多有浓厚的乡村背景，或在欠发达工业时代的城镇长大。他们有着乡愁与城愁抵牾的双重经验，而下一代诗人鲜有以上经验，此种记忆与现实的对照经验。在他们青少年时，工业和现代化，曾经作为美好的象征，而十数年后，天使变成了魔鬼，这样的经历极容易催生“梦魇”。“新归来诗人”内心希望理想与生活同时在场，但不幸的是，新世纪以来的发展图景正在让乌托邦变为“异托邦”。是的，新世纪最初十几年差不多以“拆”和“毁”为主题，击碎了他们留存的美好记忆，他们在故园的废墟上写作，成了无根漂移的游荡者，踏上了永无回归之路。但是，“新归来诗人”在新世纪十几年的精神际遇，又不同于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窘境。那时，他们拼命抵抗着物欲，物质与精神的紧张对抗关系始终是纠缠他们心灵的枷锁。而他们重新出发后，举的是后青春旗帜，走的却是“减速的中年写作”道路。“新归来诗人”绝大多数不再是苦吟的寒士，他们绝大多数生活优渥，可列为中产阶层。他们始终不能忘记当年的启蒙话语，处处以精神贵族自居，不自觉做了农业时代的遗老，作品中的悲情主义较为浓郁。如张清华所说，“显示的是一种无聊和可耻的中产阶级的优越感，在骨子里所暴露的，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软弱和自卑心理。”他们从自我出发，表达中产阶层趣味，最终以自我为中心认知世界，内心涌动着不安全感和焦虑。中产阶层加中年写作，这是“新归来诗人”甩不掉的身份标签。他们是上层精英文学和底层写作的连通器，社会华语的稳压阀。在英美国家，中产阶层倒像是保守主义，他们更愿意强调清教的核心价值。忧郁是这一族群的类特征，“新归来诗人”似乎要说遍天下的忧郁，他们寻求解决现实的呼吁，更容易升华为一种强烈的公共精神。但“新归来诗人”要自我破除精英意识，传达出社会“维根者”的真率性，涵养求真，涵养求美，表现人的本能、本欲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走向开放、理性、文明的情感样态，呈现芸芸众生世间的沉痛与欢欣。 “新归来诗人”的各种返场宣言意在再现个人和群体写作的辉煌，但以创作的实绩和影响看，还存在虚悬于空、无有着落的弊端，他们想在历史和空间里既留下个人声音、又顺带出当时社会人们的和声和合唱，仍需要更多的情感投入和理性磨砺。毕竟，理想和道德能抚慰人心，但必须拿出艺术的表现手段。司汤达勉励作家要成为“在路上行走的镜子”，在素朴与感伤之间观察生活，径直喊出心中的叹息。“新归来诗人”必须完成好这一时代难题，才能在当代诗坛站稳脚跟。
二 凝神领悟经验与超验
历经1980年代的诗歌熏陶与锤炼，内在修为更见深厚。当年，“新归来诗人”可能读几首外国诗歌就敢下笔千言，就以为自己有越千年跨国界的才华。彼时，他们对个别国外诗歌流派、诗人或许有过不短的研究热度，但对西方的文化底蕴尤其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知甚少。而星散天下后，“新归来诗人”反倒看清了世界和自己。坚持阅读的大部分诗人，逐渐有了广博的西方诗学视野，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传统浸入骨髓，二者共同校正了他们的审美航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新归来诗人”的重返，“不是简单地延续早期诗歌写作的抒情风格，而是极力求新求变，充分展开各种新的艺术可能性的探索。”[1]
“新归来诗人”出道时唯新是举，将文学当作进化论理解，视西方现代文学为最高的美学范式。新世纪前后，这些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诗人在时光中逆生长，锻造诗艺的追求更为强烈，进而从事了多种艺术尝试和审美呈现。相对于80后、90后，“新归来诗人”诗艺成长相对缓慢，须要克服时代强压其身的心灵印记，也须要祛除美学上的刻板思维。他们宣称，以复兴诗歌为目的，以反哺诗歌为己任。他们想回归到诗的本质美的追求，试图对文化来一次寻根和重建。不过，“新归来诗人”没必要神话写作前史，应该磨砺诗艺，驱策诗歌实现由先锋实验向坚实充盈转变。“‘新归来诗人’在创作上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过日常经验的叙事来摆脱‘影响的焦虑’，在历史和现实的多维联系中彰显文本的组织能力，用艾略特荒原式的反讽去投射生活中的光影声色，对生活细节与日常经验的偏爱使他们的诗作有着更多的‘及物性’特征。”[2]诗言志的大传统，还在继续成为他们的观物方式。他们始终坚持作品要言之有物，不空发议论和为赋新词强说愁。
如谢有顺所说：“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诗歌中的激愤不同于愤怒。“新歸来诗人”讲求内心的修为，内在的静气控制着外在的狂飙激情，使其诗风没有因为激愤而走向危险的自爆态势。诗歌的象征空间广阔，活脱脱呈现了诗人亲历的现实紧张感。诗人固然该直面现实的假恶丑，但艺术地说出来更显诗人的艺术禀赋。好的诗歌必然驱策含蓄来点燃中国智慧的芳香。多数诗人提笔前心中个个有，下笔却大煞风景。须知，诗有别才，更要有别趣，诗歌的技艺性需要探寻。保罗·策兰说，诗歌从不强行给予，而是去揭示。强予者，诗人直接理念先行，为读者作价值判断。揭示，就是去蔽，揭橥事物之丰富性，引人进入沉思自由之境。
“新归来诗人”的近作越来越注意融合知性与经验，搭建多维的艺术空间。他们的诗歌起自细小的情感，又注入理性的节制。在经验处理上，他们多从浅表经验入笔，这种日常散点观察和场景叙事，但不让经验沦为人云亦云的工具，而是去唤醒新意；也经常引入深埋经验，将人生历练升华为智慧。古岛的诗作《我并不是一个爱跟生活抬杠的人》呈现了这一点：“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爱跟生活抬杠的人/我跟生活早已握手言欢称兄道弟多年/有很多时候，我还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它的同谋和帮凶”。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新归来诗人”以腾空自我来写真我，他们的努力切入了时代的深夜，展开了深入的诗性思索。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所说：“在此夜之夜半，时代的贫乏是巨大的，贫乏的时代甚至更加贫乏，它不再能体验自己的贫乏。”这一诗歌群体似还没有用出洪荒之力，来面对时代的流弊。“要像嗅到蔷薇的香味那样嗅到思想”，就得面对诗语现实、诗与存在的大命题。如欧阳江河说：“真正意义上的大诗人，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当代的诗人，一定是非常复杂、广阔的人。”[3]在此，我建议“新归来诗人”处理好如下诗学问题：
首先，要诗意地在场（即进入观察之境）。前文已经指出，“新归来诗人”的观物方式应适应新时代语境，那么在诗艺呈现上要选择细小的事物，更加注重细节的力量。提升思辨能力，领悟语言的本质，“新归来诗人”应涨破茧壳来提升诗学素养。诗即思，优秀的诗歌总是不断地对生存提出抗辩，如新归来诗人愚木的《镜中人》诗句所言：“是从现实的对立面 融入镜中//隐去了过多生活的质感 仿佛/一张轻薄的纸 陡生阅读的冲动”。新归来诗人首先要观照当下，面对落日残照、黄昏降临、挽歌升起的复杂现实，用平镜、望远镜、显微镜、凸透镜、哈哈镜等，多维度审视。诗人应把握“更成功的瞬间”，学会聆听——听从语言自身的言说，听命于语言对你的引导与召唤。诗人只有通过不断的倾听和构思，才可能真正达到诗歌的本质。俄狄浦斯知晓殒命之前说“我要听，我必须听——如斯所是。”进一步说，“我要听”，就是在此在介入存在。“我必须听”，则是诗人穿越了重重表象，让灵魂之光深入内心和诗行。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了本体与功能的在场。诗人郭力家似是这一立场的美学实践者，我们可从他的诗作《12月8号了我》思维奇而不偏，譬如“一个四舍五入基本百岁的成人/原罪有自醒/忏悔有自觉/感恩有自喜/也是一件好事情” 等诗句，唯有嚼透岁月橄榄的人才写得出来。
只有坚持在场，语言的本质才能抵达诗的本质，语言才可接受存在赠送的礼物。故此，海德格尔说：“诗意让敞亮发生，并且以这种方式使存在物发光和鸣响……我们必须学会倾听诗人的言说。”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不是人“持有”语言，而是语言“持有”人，是人被“赋予”了语言。“新归来诗人”必须淡化写作前史记，重新操练这门功课。
其次，要面对对象凝神领悟，让存在现身（即进入神性之境）。“新归来诗人”要让诗行现身过去、领悟将来，避免沉沦当前，巧妙利用此在的“畏”和“烦”，做到“万有中有神性在场”，借慈悲表述终极关怀。要“凝神领悟”，就该摒弃浮华，静静地聆听诗神的语言，苦心经营着每一句诗。“新归来诗人”的诗歌对神性的召唤，不是单纯的宗教介入，很像是关于现实心理学或人类学的艺术表达。诗人凹凸的《造物之诗，或布莱克之虎》颇有沉思之美：“现在，即使老虎匿迹、绝种，我还可以/凭一幅图，欠下赞美、记想：藉此苟活人世”。“新归来诗人”意在叩问此在，寄情彼处，找出全部存在者背后隐藏的东西，确证神圣和神秘。谁遗忘了过去，就会被“公众意见”和“科学技术”所缠绕，失去最为本真的感受能力，为存在所抛。希望“新归来诗人”对人类的苦痛有着深刻的体悟和思考，敢于直面那些丑恶的事物，让诗歌既有东方的现实关怀，又有西方的终极关怀。
再次，要让词语驱策“我说”与“他说”交相辉映，抵达澄明（即进入艺术之境）。诗人就是摆脱惯性的人，“新归来诗人”应让词与物挣脱“所指”的对应关系，达成陌生感，诞生新意。诗人倮倮在作品《给一条河流命名》坦陈了写作困难与意义所在：“把一首诗像一颗钉子楔入时间/钉住一段往事/无疑是困难的/时间已经被河流带向远方/欢快或者呜咽着。”“新归来诗人”要克服思维惰性和艺术惯性的努力，就是从遮蔽到澄明的过程，如此诗歌才能“光芒朗照”。
评论家傅元峰认为：“希望能把新归来当成一种关键的诗歌现象，纳入到当代汉诗的命运共同体中，并把它作为最重要的诗歌存在来梳理……”从这一点看，“新归来诗人”还只是文学现象，并非文学流派，甚至连一致鲜明的诗学主张都难寻见。不管当下或日后的群体数量多么惊人，主事者们超常热心和广泛人脉的因素，似乎遮盖了客观自然生成的合法性。很多诗人如李少君、周庆荣、林雪、潘洗尘、车前子、周瑟瑟、小海一直身处诗歌现场，表现活跃且个性独异，既未出走，何谈“回归”，而勉强列入“新归来诗人”当中，这样的“归来者”团体是否有一网拉尽天下鱼虾之嫌？
不论是自身，还是诗坛，一致希望新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诗歌群体能抛弃自己熟悉的路数，在现实中养好那颗狭窄的心，装满一个大的宇宙，让再次点燃的诗歌之火越来越旺。
【注释】
[1]伍明春：《时代印迹的锐利呈现》，《文学教育》2012年第5期。
[2]蒋登科、王鹏：《“新归来诗人”初论》，《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4期。
[3]扈雅璐：《个人经验与公共生活体验的深度诗思——欧阳江河诗歌特征与启示》，《星星》理论版，2017年第9期，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