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说过一句有趣的话，“最好的历史学家是最有偏见的历史学家”，这句话在当代中国流传甚广，关键在于“偏见”二字。可惜的是，这二字在咱们因“人心惟危”不得不“允执厥中”的中国颇不受用。尤其是近百年“辩证唯物论”盛行并极端化，凡事都务必辩证来看、客观来说，理工思维甚嚣尘上，一分为二好似切蛋糕。藉此，文学批评遂找机会凑热闹，大肆抱团取暖，彼此捧臭脚，行文四平八稳，说话不着边际，针砭杂文被挤到墙角，稍显锋利笔端之论述，动辄被打压耻笑，金圣叹、吴楚材批才子古文“偏见”之遗风，早已荡然无存。每每笔者拿起当下文学评论文章诵读之后，总掩卷而叹：莫说明清名士，纵然昔日如罗隆基、胡风之“偏见”文学批评，当今安在焉？
　　所幸的是，看到这本薄薄的《新文学档案：1978—2008》（以下简称《新文学档案》）之后，不由得竟让我改变了“当今安在焉”的看法。最先知道这本书，乃是只知书名，未见内容，皆因先前一位台湾朋友告知，佛光大学中文系陈信元教授将此书与陈思和、王万森、洪子诚、朱栋霖等名家的著作同列“参考书目”，且更与钱理群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道，列为“现当代文学”专业必读书。内行人一眼可知，如此抬举殊显《新文学档案》不但“精”，更“偏”具特色——笔者不禁疑惑，既“精”又“偏”，会是什么样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
　　待到笔者借来一读，这本不足三百页的小册子倒真是有些地方非但令人畅快淋漓，更是振聋发聩。其“偏见”之风格，倒真个不由得令心头快意袭来，让读者如当头棒喝。在此，笔者愿反弹琵琶，索性从这五个字的书名入手来谈谈个人浅见，哪怕牵强附会，也倒愿与读者诸君分享一二。
　　首先，《新文学档案》首当其冲便是“新”。这里的新，主要是风格新，亦与“偏见”息息相关。散文化的语调，小说家的笔法，哀婉处令人动容，幽默处令人莞尔；东扯西拉，却有关联，旁敲侧击，不失根源，笔调清新，行文雅驯。笔者深知，这种“偏见”的文笔若是在传统的文学史中，是会被一帮老头儿们大喊“要不得”的，但在《新文学档案》里，却让人不禁拍案叫绝，文章写来就是让人读的，连胡适老先生都说：文章读来舒服第一，管他要得要不得！
　　“风格新”，说来容易，做来却很难。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晓明、陈思和与李劼等人鼓吹的“重写文学史”，不外乎就想为老成守旧的文学史书写注入一点点“新风格”，结果立意虽好，操作却难，最后不得不了无声息了事。毕竟一批治当代文学史的学者、研究人员苦于受到上有“师门”、下有“兄弟”的束缚，虽然高喊“重写”，但说出来的话仍然是新瓶旧酒，最多加一点西方理论、弄几句“解构结构”，如此忽悠糊弄，谈何“风格新”？譬如对于“后现代”的照搬照抄、糊弄大众，已然成为了学界公愤。只是不同的是，在《新文学档案》里，对于“后现代”也有其评价与认识，但是该著却是立足对“当代文学”影响这一范畴，可见其立意之新。《新文学档案》这样阐释“后现代”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尽管批评、研究的实践要晚于后现代理论的传入近十年，但在詹姆逊访华之后，中国的各级作家协会、出版单位与文学研究机构还是举行了各种座谈，商谈中国文学创作形式革新的可能性。特别是经历了伤痕文学的中国的青年作家，虽然对于“后现代”知之甚少，但因为整个大环境，大家还是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变迁与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作家们深知这早已不是之前那个“一人能领导”的专制时代，如何描摹这个与西方社会相差无几的时代，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学形式去适应？
　　
　　恕笔者直言，在当下批评界，“说后现代”装门面的多，“用后现代”做实事的少，“懂后现代”为己所用的则少之又少，若是晓得后现代究竟对于中国有什么影响，那么更是凤毛麟角。在这里，《新文学档案》没有去论述“后现代”一二三四，而是画龙点睛地直接指出“后现代”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如何描摹这个与西方社会相差无几的时代”，即“该用什么样文学形式去适应”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中国社会？
　　其次，《新文学档案》贵在重新定义“文学”。以前我们说文学，研究对象不外乎作家、作品、流派与事件，但现在在《新文学档案》里，出版、影视、娱乐、文化与政策，一概全部被列为文学的考察对象。这种“偏见”的立意，只是不晓得又要被多少人诟病、讽刺。但须知在这“内容为王”的今天，有多少文学作品可以单纯地只以文学作品存在呢？又有谁可以说，《新文学档案》的“偏见”，不正恰恰是对最真实文学本质的“正视”呢？
　　苏州大学教授、评论家王尧在《书写文学史的“三重立场”——新文学档案·序》中这样说：
　　
　　在韩晗看来，“文学本体”就是可以反映文学、服务文学的一种文学存在形式。文学是抽象的概念，但文学本体却是真实、客观存在的概念。在《新文学档案》中，文学本体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被扩大化了——作家、作品、思潮、现象、文学批评甚至文学生产模式，都成了可以分析的对象。强调文学本体的多元化，恰恰是当下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最需要的一种研究范式。
　　
　　王尧教授一针见血指出了其研究“文学本体”的多元化。实际上，这是《新文学档案》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一次值得肯定的贡献。笔者拙以为，所谓“重写文学史”，实际上重写的是“文学”，而不是“历史”，毕竟“历史”已经发生，如何重写？那么重写“文学”的范式为何？落实到实处，便是对于“文学本体”的重写。之前我们强调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现在我们就要强调商品、资本对文学的影响，之前我们强调“好作家出好作品”，现在我们要肯定出版机构与市场的意义，这些都是“文学”这个范畴里的新生事物，《新文学档案》注意到了，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个值得肯定的注意。
　　最后，立足于“档案”是《新文学档案》最引人注目的闪光之处。笔者以为，一本当代文学史，“偏见”不是不可以，但不是吹捧、辱骂与意气用事，借用苏格拉底的话说，所谓带有“偏见”的批评家，乃是既是雕塑师，又是助产士，其职能在于把文学史中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去除掉，然后促使读者在面对一些有价值的文学本体时，可以催生出新的审美快乐。而这正需要大量的文本、史实甚至历史档案、原始照片作为支撑。《新文学档案》以“档案”为立足点，不正显示出该著求真务实的扎实作风吗？
　　在这本书中，近百幅图片以及作者本人亲力亲为的访谈、见闻，构成了这本书有别于其他文学史的一大亮点。别的不说，且不见现在多少文学批评家用二手资料？又有多少批评家嚼剩饭、吃残羹？“读三行写三页”的文学批评，已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新文学档案》不但拒绝用这类方式写作，而且更是将这种“批评策略”尖刻地“批评”了一番——当批评家被批评家批评的时候，批评才真的变得有意义：
　　
　　当作家脱离文学思维，且同时批评不能解读文本（或者不为文本所解读）时，作家、文本与批评家三者之间就会呈现出“三者相互独立”的景象。这是“文学市场化”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所呈现出的表征危机。但是，从更深层次的文学本质来看——这一切当是由另一种接受关系决定的，即从读图时代到畅销时代的“双轴位移”。
　　
　　当然，并非《新文学档案》就真的完美无缺、堪称圭臬。譬如在论述“八十年代”的时候，无意中漏掉了“美学热”，这是不应该的，在论述“九十年代”时，又缺乏了对于“新启蒙”运动的评介与梳理，笔者认为，这两件大的思潮运动直接建构了所谓“新时期”文学的若干体系与准则，在一本研究“新时期文学”的书中，缺乏对这两次思潮运动的足够认识，这是值得批评的。
　　但毕竟瑕不掩瑜，在面对每年数百卷“当代文学史”出版热潮的当下，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写作，写作姿态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了“被写作”即研究问题的本身。
　　掩卷而叹，笔者发现，《新文学档案》的作者韩晗，今年才二十五岁，而且已然是中国作协成员、武大文学博士，这本书完稿时他才二十三岁！这样的盛年，这样的风华正茂，却能写出这样有着思想性的作品，且让海峡对岸将其与陈思和、洪子诚等名家同列，这是韩晗的机遇。无怪乎北大教授张颐武盛赞《新文学档案》“出手不凡，很有见地”，诚哉斯言！
　　笔者从事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教研多年，不论学识只论年龄，谬称前辈恐无不当，因此，我只寄望年轻、先锋的韩晗，今后行文、治学之风，当与《新文学档案》的“偏见”一脉相承，切莫被这世道磨了锐气、折了灵光，最后落一个少年得志但老手颓唐的结局。如若今日之韩晗将这份对文学、对理想的“偏见”可持之以恒、长此以往地执著下去，非但韩晗之大幸，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大幸焉！
　　
　　（韩晗：《新文学档案：1978—2008》，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