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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岁暮，在香港中文大学出席“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后，我们一行十余人去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参观该店“读者服务中心”时，肖滋和彦火先生告诉我一个可喜的消息：广东花城出版社和该店联合编辑的《郁达夫文集》(共十二卷)和《沈从文文集》(共十二卷)即将陆续出版了。关于这两位老作家，除了对他们的作品是个热心的读者外，我能说些什么呢？
一
关于郁达夫的一生，郭沫若同志在为《郁达夫诗词抄》写的序文中，以他两人的多年友谊做出了十分亲切中肯的论断，足以令人心折。面对着新出的《郁达夫文集》第一、二卷，我不免沉浸到往日的回忆中去。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在《创造》、《洪水》等杂志上发现了他的散文和小说，就十分喜爱他的文笔。我并不欣赏他那种颓废文人的纵情生活，但是他文中引用的一些外国作家的诗行(如：华滋华斯、海涅、歌德、蒿斯曼等)，还有他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真性情和氛围气，对一个青年中学生的我，是有魅力的。稍后，读到他的《采石矶》(关于清代诗人黄仲则的故事)、《碧浪湖的秋夜》(关于清代另一诗人历樊榭的故事)，以及《马缨花开的时候》、《迟桂花》等短篇，感觉颇有回味。三十年代中他写的游记结集《屐痕处处》，特别是旧体诗词，我更是爱常去翻翻。郭老的序文中提到：达夫对自己这一方面的写作也颇为自负，是有他的道理在的。
一九三九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我和同学戴镏龄(现在广东中山大学任英文系主任)从英国同船归国，路过新加坡时，我们特地去访问当时正在《星岛日报》担任编辑的郁先生。一见之下，如遇故人。承他立即邀我们去南天酒家小饮，临行还送了我一帧小影。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心怀爽朗、慷慨好客。其时他正在奔走呼号，为抗日军民向南洋一带侨胞募款，看到我们踏上归程，更触动了他故国河山之思。待到船抵香港时，我们却在《大风》杂志上读到他的《毁家诗纪》，不免感觉意外。抗战胜利后，初次得悉他在南洋为日军杀害的消息，真是令人黯然！达夫先生的作品和他的为人，在南洋一带是人所熟知的。预想他的文集一定会在广大的读者群中流传开来。在此我捉笔写了七绝两首，作为对他的怀念：
惯忆南天旧酒家，可怜笑语隔天涯，
晴窗喜读遗编在，“迟桂花”开颂岁华。
两当轩后见清才，“鸡肋”“寒灰”事可哀，
又是养花天气好，不须牢落酒为开。
(注：《迟桂花》系郁短篇小说题名，《鸡肋》、《寒灰》均系郁当年集名。)
二
沈从文先生在二十年代下半叶起即有作品问世，三十、四十年代中出了很多散文和小说等集子；文笔清新、婉丽，有诗情，有风致，而且不乏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湘西的风土人情经过他的一支笔，娓娓写来，便把读者带进那种情境中去。在我初读这些作品时，一面醉心于他的文笔，一面心上却总有一个解不开的谜：这些秀美细腻的文字，在旧社会怎么会出自一个自幼当兵的军中司书之手呢？从他的自传中了解到他从读《辞源》、看《申报》开始，之后接触到古籍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在那时的杂牌军队里当了不少杂差。再后到报馆去做一名校对，才有机会读《创造周报》、《新潮》、《改造》等新书新杂志。二十岁时辗转到了北京，从此他便“开始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但应该说沈老笔下的生活气息之浓郁，还是得力于入京之前那段光怪陆离、绚烂多采的青少年颠沛生活的土壤，和他敏锐的观察力、优美的文笔，迥非一般“沙龙”文士所能想象的。这也正好说明了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文艺修养二者不可偏废的关系。
当然，在伟大时代的现实变革当中，要恰如其分地知人论世是不容易做到的。
沈老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重校他的长篇小说《长河》时所写的《题记》中说：“……想起我的读者在沉默中所忍受的困难，以及为战胜困难所表现的坚韧和勇敢，我觉得我应当沉默，一切话都是多余了。在我能给他们什么以前，他们已先给了我许多许多了。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在我所熟悉的读者一部分人表现上，我已看到了人类最高品德的另一面。……”这是一种当时的情况。
待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迎接解放，沈老即去历史博物馆作了个普通工作人员，从事文物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希望学个十年八年，能够达到一个“合格说明员程度，象一个合格公民，就够好了”。这样他终于搁下了笔。这自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些年来，他默默自甘，改了行，在古代服饰研究方面开创出新的领域，并且还写成了不少专门著作。除去在一九五七年出版过他的《小说选集》外，这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难得的收获了。
一九七八年沈老南来，相遇于沪上，我在陪他逛旧书店时，看到他鹤发童颜，风采不改故常，为他庆幸不置。在他老夫妇去苏州探亲后，我曾趁星期假日赶去那里的饮马桥看他，但因大雨淋漓，未能寻到，只好废然而返。现在经过时间和风雨的考验，他的文集即将重新问世，既可弥补了我国现代文学史的空白，又可和广大读者再次见面，在年纪大一些的人一定会有旧友重逢之感，而在青年当中尽管对沈老名字有点陌生，也一定会从文体的风格中吸取一些养分的。关于沈老作品本身，我个人还是有不少的体会可说，但由于才疏笔拙，深恐一落言诠，反成多余的了。决定还是用沈老自己的话来说明为好。
他在自撰的《散文选译》(戴乃迭英译本)的序中写了一段话，却把他作品的特征贴切地勾勒出来，他在最后一节写道：“……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我‘写’或‘不写’，都反应这种身心受过严重挫折的痕迹，是无从用任何努力加以补救的。我到北京城将近六十年，生命已濒于衰老迟暮，情绪却始终若停顿在一种婴儿状态中。虽十分认真写了许多作品，它的得失成毁都还缺少应有理解。或许正如朱光潜先生给我作的断语，说我是个喜欢朋友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这一段短短的“夫子自道”的话，是能点出个中不少甘苦的吧。
然而，以沈老这样一个热爱祖国和工作，热爱生活和文学艺术的人，果然一向是自愿做一个孤独者吗？我看到过和他一同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同志写的一篇《沈从文小记》(王亚蓉作，见《战地》一九八○年第四期)，其中有两段沈老的话是十分感人的。在十年动乱当中，他为研究而积累起来的资料大多散失，原手稿也早被付之一炬，但沈老并不灰心，说道：“是做事情的，条件再不好也只管做。不做事的，条件再好，照例也是养尊处优，一点不做。”又说：“个人受点委曲有什么要紧，要看到国家在世界上作战！我们中国这么长的文明史，可我们的文物研究还赶不过日本汉学家，心里难过得很。我们的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得努力呀！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就不能用感情代替工作。”这就是他老人家的思想境界。
如今，风风雨雨已经成为过去，让我们在谁也挡不住的春天当中，祝他永葆青春，健康长寿。
一九八二年初春
(《郁达夫文集》、《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二年版)
一
关于郁达夫的一生，郭沫若同志在为《郁达夫诗词抄》写的序文中，以他两人的多年友谊做出了十分亲切中肯的论断，足以令人心折。面对着新出的《郁达夫文集》第一、二卷，我不免沉浸到往日的回忆中去。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在《创造》、《洪水》等杂志上发现了他的散文和小说，就十分喜爱他的文笔。我并不欣赏他那种颓废文人的纵情生活，但是他文中引用的一些外国作家的诗行(如：华滋华斯、海涅、歌德、蒿斯曼等)，还有他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真性情和氛围气，对一个青年中学生的我，是有魅力的。稍后，读到他的《采石矶》(关于清代诗人黄仲则的故事)、《碧浪湖的秋夜》(关于清代另一诗人历樊榭的故事)，以及《马缨花开的时候》、《迟桂花》等短篇，感觉颇有回味。三十年代中他写的游记结集《屐痕处处》，特别是旧体诗词，我更是爱常去翻翻。郭老的序文中提到：达夫对自己这一方面的写作也颇为自负，是有他的道理在的。
一九三九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我和同学戴镏龄(现在广东中山大学任英文系主任)从英国同船归国，路过新加坡时，我们特地去访问当时正在《星岛日报》担任编辑的郁先生。一见之下，如遇故人。承他立即邀我们去南天酒家小饮，临行还送了我一帧小影。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心怀爽朗、慷慨好客。其时他正在奔走呼号，为抗日军民向南洋一带侨胞募款，看到我们踏上归程，更触动了他故国河山之思。待到船抵香港时，我们却在《大风》杂志上读到他的《毁家诗纪》，不免感觉意外。抗战胜利后，初次得悉他在南洋为日军杀害的消息，真是令人黯然！达夫先生的作品和他的为人，在南洋一带是人所熟知的。预想他的文集一定会在广大的读者群中流传开来。在此我捉笔写了七绝两首，作为对他的怀念：
惯忆南天旧酒家，可怜笑语隔天涯，
晴窗喜读遗编在，“迟桂花”开颂岁华。
两当轩后见清才，“鸡肋”“寒灰”事可哀，
又是养花天气好，不须牢落酒为开。
(注：《迟桂花》系郁短篇小说题名，《鸡肋》、《寒灰》均系郁当年集名。)
二
沈从文先生在二十年代下半叶起即有作品问世，三十、四十年代中出了很多散文和小说等集子；文笔清新、婉丽，有诗情，有风致，而且不乏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湘西的风土人情经过他的一支笔，娓娓写来，便把读者带进那种情境中去。在我初读这些作品时，一面醉心于他的文笔，一面心上却总有一个解不开的谜：这些秀美细腻的文字，在旧社会怎么会出自一个自幼当兵的军中司书之手呢？从他的自传中了解到他从读《辞源》、看《申报》开始，之后接触到古籍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在那时的杂牌军队里当了不少杂差。再后到报馆去做一名校对，才有机会读《创造周报》、《新潮》、《改造》等新书新杂志。二十岁时辗转到了北京，从此他便“开始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但应该说沈老笔下的生活气息之浓郁，还是得力于入京之前那段光怪陆离、绚烂多采的青少年颠沛生活的土壤，和他敏锐的观察力、优美的文笔，迥非一般“沙龙”文士所能想象的。这也正好说明了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文艺修养二者不可偏废的关系。
当然，在伟大时代的现实变革当中，要恰如其分地知人论世是不容易做到的。
沈老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重校他的长篇小说《长河》时所写的《题记》中说：“……想起我的读者在沉默中所忍受的困难，以及为战胜困难所表现的坚韧和勇敢，我觉得我应当沉默，一切话都是多余了。在我能给他们什么以前，他们已先给了我许多许多了。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在我所熟悉的读者一部分人表现上，我已看到了人类最高品德的另一面。……”这是一种当时的情况。
待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迎接解放，沈老即去历史博物馆作了个普通工作人员，从事文物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希望学个十年八年，能够达到一个“合格说明员程度，象一个合格公民，就够好了”。这样他终于搁下了笔。这自是另外一种情况了。这些年来，他默默自甘，改了行，在古代服饰研究方面开创出新的领域，并且还写成了不少专门著作。除去在一九五七年出版过他的《小说选集》外，这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难得的收获了。
一九七八年沈老南来，相遇于沪上，我在陪他逛旧书店时，看到他鹤发童颜，风采不改故常，为他庆幸不置。在他老夫妇去苏州探亲后，我曾趁星期假日赶去那里的饮马桥看他，但因大雨淋漓，未能寻到，只好废然而返。现在经过时间和风雨的考验，他的文集即将重新问世，既可弥补了我国现代文学史的空白，又可和广大读者再次见面，在年纪大一些的人一定会有旧友重逢之感，而在青年当中尽管对沈老名字有点陌生，也一定会从文体的风格中吸取一些养分的。关于沈老作品本身，我个人还是有不少的体会可说，但由于才疏笔拙，深恐一落言诠，反成多余的了。决定还是用沈老自己的话来说明为好。
他在自撰的《散文选译》(戴乃迭英译本)的序中写了一段话，却把他作品的特征贴切地勾勒出来，他在最后一节写道：“……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我‘写’或‘不写’，都反应这种身心受过严重挫折的痕迹，是无从用任何努力加以补救的。我到北京城将近六十年，生命已濒于衰老迟暮，情绪却始终若停顿在一种婴儿状态中。虽十分认真写了许多作品，它的得失成毁都还缺少应有理解。或许正如朱光潜先生给我作的断语，说我是个喜欢朋友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这一段短短的“夫子自道”的话，是能点出个中不少甘苦的吧。
然而，以沈老这样一个热爱祖国和工作，热爱生活和文学艺术的人，果然一向是自愿做一个孤独者吗？我看到过和他一同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同志写的一篇《沈从文小记》(王亚蓉作，见《战地》一九八○年第四期)，其中有两段沈老的话是十分感人的。在十年动乱当中，他为研究而积累起来的资料大多散失，原手稿也早被付之一炬，但沈老并不灰心，说道：“是做事情的，条件再不好也只管做。不做事的，条件再好，照例也是养尊处优，一点不做。”又说：“个人受点委曲有什么要紧，要看到国家在世界上作战！我们中国这么长的文明史，可我们的文物研究还赶不过日本汉学家，心里难过得很。我们的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得努力呀！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就不能用感情代替工作。”这就是他老人家的思想境界。
如今，风风雨雨已经成为过去，让我们在谁也挡不住的春天当中，祝他永葆青春，健康长寿。
一九八二年初春
(《郁达夫文集》、《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