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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被苏联政治家和学者称为苏共失去对形势的控制，走向不归之路悲剧的转折点：这一年春天举行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竞争性差额选举，在选举中，苏共的对手民主派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代会，从此以后，就像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腹中，苏联政治无宁日，最终，苏共失去政权。
苏共缘何要进行竞争性差额选举？这要从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说起。1985年戈氏上台，1987年春提出了根本改革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針，但是，党内、国家各部委高层领导反对和阻挠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群众对经济改革不见成效强烈不满，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1988年夏召开了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通过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最主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实行竞争性差额选举产生苏联人大代表。戈氏的如意算盘是，通过竞选，给在野的改革派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机会，借以打破利益集团，扩大改革阵营的力量，推动经济改革。
1989年春以前，苏联人代会实行实际上的等额选举制。通过竞选产生国家政权机关代表，在苏联虽然是头一遭，但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却不是新鲜事儿。人们不禁要问，那个在推翻罗曼诺夫封建王朝中立下功勋，领导苏联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强大的苏共，为什么没有经得住竞争性差额选举这一考验？
群众不满：埋下接受民主派的种子
1989年进行的竞争苏联人民代表的运动，在苏联形成了政治资源再分配的疾风暴雨。然而，这不是一场突然降临的疾风暴雨，改革以前已经出现了酝酿着政治暴风雨的乌云—苏联各个社会阶层对苏共以及苏联集权体制弊端的不满在逐渐积累。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苏共领导的合法性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在这一主流之下，不满情绪的潜流开始在各个社会阶层蔓延：虽然绝大多数居民基本生活有稳定的保障，但是由于自赫鲁晓夫时期以后苏联实行与美国争霸世界战略，竭力争取军费数量优势：在俄罗斯人均国民收入不抵西方发达国家一半的情况下，人均军费开支却是美、英、德、澳等国的1.3至10倍左右。由于国家把12.6%的国民收入用于军费开支，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当数量居民的收入和居住水平一般，对生活状况并不满意。统计数据表明，一半以上的工人对生活很不满意、不满意、不完全满意；科学工作者和各方面技术专家中对自己整个生活不完全满意和不满意的占2/3以上。中国学者指出：“在苏共执政70多年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苏共……逐渐失去民心。”
早在1920年代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俄共中央就指出党内出现了由于领导职务不同物质待遇悬殊“无节制”以及贪腐蔓延的现象。斯大林时期腐败现象得到遏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总书记公开说“靠工资谁也生活不了”，领导干部腐败成风，特权膨胀，形成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中国学者指出，由于苏共“领导集团……享受特权和贪污腐化，使苏共和苏联政府日益脱离人民群众”，“导致党的威信下降”。斯大林时期，提出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赫鲁晓夫1959年提出苏联开始“全面建设共产主义”，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19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后来宣布“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斯大林后30多年过去了，每一代苏共领导人允诺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声依然洪亮，而共产主义在苏联却仍然遥遥无期。苏共纲领与实际相脱节，民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动摇。在一些地方，工人们以罢工的形式表达对物质待遇差的不满。在部分群众中，手抄本、“夜间人”（白天说官话，晚上闭门说真话）、“厨房争论”（关起家门抨击时政），以及嘲讽领导干部特权、嘲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嘲讽苏共纲领与实践脱节的政治笑话悄然流行，表达着群众的不满情绪与希望变革的愿望。
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总结了1980年代要求变革的社会情绪,“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生活和工作下去的感觉已经十分普遍，它不仅在知识分子中间，就是在工人阶级和职员的相当一部分群众中间，甚至在农民中间，也很广泛”。
无限制“公开性民主化”的后果
改革以前，虽然群众对苏共领导存在不满情绪和改革的愿望，但是由于没有公开传播不满尤其是没有传播批判苏共意见的公开渠道，群众的不满和改革期望主要是模糊和情绪性的。但是，1986年苏共27大开始实施公开性、民主化方针，尤其1987年1月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1988年1月提出“我们主张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之后，情形发生逆转。
1986年实施民主化、公开性方针以后，苏联社会呼吸到前所未有的宽松的新鲜空气，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开始组织“非正式（未在官方注册）小组”、争论俱乐部，出版“非正式出版物”，同时，地下流传的手抄本也走出地下。1987年1月全会以后至1987年秋，建立非正式组织的进程在苏联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加快。当时，自发成立的俱乐部和小组已多达数百个。小组一般人数不多，由3~5人组成，主要目的是进行自由交往并“提出发展社会主动性精神的草案”。
在非正式组织的争论中，民主派知识分子进行了最初的理论准备。当时最具影响的俱乐部是1987年2月在列宁格勒成立的名为“改革”的跨职业交往俱乐部。这个小组的倡议者有年轻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包括后来成为副总理的И.Б.丘拜斯、成为总理的Е.Т.盖达尔等。俱乐部活动的方向，是对和平解决社会冲突的有效方案进行选择等。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改革”俱乐部的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因此，1987年8月由“改革”俱乐部倡议，举行了非正式组织的第一次会见-对话。在这次会见和对话中，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开始联合行动：主要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和记者组成、在官方正式注册的组织“社会主动性俱乐部”也参与了这次会见的组织工作。8月会晤提出了广泛联合非正式组织进行活动的倡议，发表了要求进行自由选举、取消书刊检查、发展市场关系的声明。参加这次会晤的组织并非清一色持民主派立场，因此，会晤还通过了组织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俱乐部的倡议，并在8月下旬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俱乐部联合会”。在这次会晤后，“改革”俱乐部成为莫斯科非正式运动代表见面的一个中心。
1987年秋以前，非正式组织运动有三个特点：第一，运动的主要成员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基本活动方式是理论争论，对社会的影响面有限；第二，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纲领，主要属于意见多元化范围；第三，组织数量少，没有群众的支持（工人运动处于萌芽状态，不支持与知识分子小组联系）。
1987年秋，是非正式组织性质、活动方式和社会影响的分水岭。围绕着筹备十月革命70周年庆典，在如何评价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以及如何评价当前改革的问题上，在俄罗斯大城市的非正式组织成员内部发生了分歧，自由价值的拥护者与社会主义选择者之间原来潜在的分歧发展为公开的冲突，并导致组织分裂。此后，具有激进倾向的小组更为积极地开展了活动。1987年11~12月，这些小组举行了数次未经批准的捍卫政治犯及捍卫在苏联言论自由的行动，非正式组织活动开始政治化。
1987年底以后，非正式组织与媒体开始联合活动，其社会影响亦溢出了知识分子范围。这年11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称斯大林及其亲信对党和人民所犯的过错是巨大和不可原谅的。总书记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庆典4个月以后苏共中央全会成立的为1930年代末镇压牺牲者平反委员会，拉开了苏联官方“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序幕。庆典以后，不仅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建筑师联盟、电影工作者联盟等）进一步联合行动，而且新闻媒体，如《火星》杂志、《文学报》等，也积极参与了非斯大林化运动。上述组织和媒体以创始人资格参加了历史-教育者“纪念”协会，该协会的任务，是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进行彻底平反，建立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在“恢复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下，一些人在大众传媒上展开了对过去的“非神话化”运动。这时，社会舆论开始“燥热”。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Р.Г.皮霍亚说，“小说、文章和回忆录中披露了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事实，替代了苏联社会职业性的历史编纂。与此同时，关于斯大林的镇压，关于对不同思想的迫害的事实雪崩般喷薄而出。”在非斯大林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组织活动的范围和影响迅速扩大。
苏联民众开始政治自决
与等额选举不同，竞争性差额选举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候选人，在1985年改革以后民主派提出与官方不同纲领主张的情况下，实际上是选择不同的政治方針。需要提及的是，早在进行竞选之前，已经开启了这一进程。主要是发生了两个事件。1988年3月13日，列宁格勒工艺学院教师Н.А.安德列耶娃发表来信《我不能放弃原则》，要求肯定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批知识分子激烈地批判安德列耶娃是“改革的敌人”、“斯大林分子”、“保守派”……反对安德列耶娃的知识分子不仅揭露斯大林主义，而且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批评为乌托邦和有缺陷的学说。
在1987年秋冬还发生了“叶利钦事件”。这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例行全会讨论与庆祝十月革命和当前任务有关的问题。在这次全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发言，批评改革进展缓慢，批评苏联70年没有议会制，影射戈尔巴乔夫搞个人崇拜，最后他请求退出政治局，说他已经递交了辞呈。会上大多数中央委员批判了叶利钦的发言。半个月后，苏共莫斯科市委会开会，解除了叶利钦的职务。《真理报》以两整版篇幅摘登了莫斯科市委会批判叶利钦的发言。但是，正因为叶利钦敢于批判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改革方针并提出激进改革方案，一部分知识分子发动了保卫叶利钦的运动。12月12日大学生和教师举行了争论，在争论中要求公布叶利钦事件和在新闻媒体上公布叶利钦讲话的速记记录。在叶利钦工作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俄罗斯其他一系列的城市，都举行了类似的集会。这些集会提高了叶利钦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威望，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塑造叶利钦的形象。例如，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叶利钦讲话的几个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是叶利钦反对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利加乔夫保守路线的，叶利钦被塑造成了反对保守派斗士的形象；还有一个版本是叶利钦反对领导干部特权的，他又被塑造成为反对干部特权斗士的形象。这些讲话的流行，使叶利钦的知名度和威望飙升，迅速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政治家。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А.С.巴尔辛科夫认为，“叶利钦事件”和Н.А.安德列耶娃的讨论，促进了苏联社会政治自决的进程。在叶利钦事件之前的长时期，人们习惯于根据苏共的领导方针行事；10月事件以前，人们信任苏共的改革方针可以改善社会主义，而叶利钦事件出现以后，苏共高层在改革方针问题上的分歧暴露出来，一方面，更多的人开始对苏共高层领导和改革方针持谨慎支持的态度；另一方面，那些认为应该走激进化改革道路的人更确信自己的感觉。由于叶利钦成为最受欢迎的政治家，爱屋及乌，他主张的激进改革路线在群众中开始有好感。后来叶利钦当选苏联人民代表的基础，就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
到1988年春以后，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活动更具组织性：一些非正式组织宣布成立了跨俱乐部的党团，党团中包括持激进立场的“纪念”、“民主改革”、“改革-88”以及“人民和谐”小组。跨俱乐部党团的领袖是后来成为俄罗斯副总理的И.Б.丘拜斯等。经他们倡议，筹备了提交第19次代表会议、推动政治改革的社会委托书，推动社会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政治高潮。
改革以前，苏联普通群众虽然对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存在种种不满，1985年以后对改革停滞不满，但是认可苏共的领导，拥护苏共主流派社会主义改革基本是社会的主流情绪。实施公开性、民主化方针以后，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创办刊物，组织讨论会，发表文章，传递群众的不满，这种不满迅速相互影响，强化、升级。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专家А.С.巴尔辛科夫这样评价道：“苏联知识分子做了在自己的基本群众中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准备。”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尼·维尔特在其多次再版的著作《苏维埃国家历史》中指出，“公开性把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提高到新的水平”。群众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强化与升级，奠定了其在竞选中情绪激进化—厌倦、厌恶苏共，憧憬激进改革，从而使民主派当选的社会基础。而安德列耶娃事件和叶利钦事件开启的群众政治自决的进程，不啻为竞选进行了演练。
苏共缘何要进行竞争性差额选举？这要从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说起。1985年戈氏上台，1987年春提出了根本改革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針，但是，党内、国家各部委高层领导反对和阻挠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群众对经济改革不见成效强烈不满，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1988年夏召开了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通过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最主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实行竞争性差额选举产生苏联人大代表。戈氏的如意算盘是，通过竞选，给在野的改革派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机会，借以打破利益集团，扩大改革阵营的力量，推动经济改革。
1989年春以前，苏联人代会实行实际上的等额选举制。通过竞选产生国家政权机关代表，在苏联虽然是头一遭，但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却不是新鲜事儿。人们不禁要问，那个在推翻罗曼诺夫封建王朝中立下功勋，领导苏联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强大的苏共，为什么没有经得住竞争性差额选举这一考验？
群众不满：埋下接受民主派的种子
1989年进行的竞争苏联人民代表的运动，在苏联形成了政治资源再分配的疾风暴雨。然而，这不是一场突然降临的疾风暴雨，改革以前已经出现了酝酿着政治暴风雨的乌云—苏联各个社会阶层对苏共以及苏联集权体制弊端的不满在逐渐积累。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国家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苏共领导的合法性没有发生大的问题。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在这一主流之下，不满情绪的潜流开始在各个社会阶层蔓延：虽然绝大多数居民基本生活有稳定的保障，但是由于自赫鲁晓夫时期以后苏联实行与美国争霸世界战略，竭力争取军费数量优势：在俄罗斯人均国民收入不抵西方发达国家一半的情况下，人均军费开支却是美、英、德、澳等国的1.3至10倍左右。由于国家把12.6%的国民收入用于军费开支，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当数量居民的收入和居住水平一般，对生活状况并不满意。统计数据表明，一半以上的工人对生活很不满意、不满意、不完全满意；科学工作者和各方面技术专家中对自己整个生活不完全满意和不满意的占2/3以上。中国学者指出：“在苏共执政70多年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苏共……逐渐失去民心。”
早在1920年代国内战争结束以后不久，俄共中央就指出党内出现了由于领导职务不同物质待遇悬殊“无节制”以及贪腐蔓延的现象。斯大林时期腐败现象得到遏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总书记公开说“靠工资谁也生活不了”，领导干部腐败成风，特权膨胀，形成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中国学者指出，由于苏共“领导集团……享受特权和贪污腐化，使苏共和苏联政府日益脱离人民群众”，“导致党的威信下降”。斯大林时期，提出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赫鲁晓夫1959年提出苏联开始“全面建设共产主义”，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把美国远远抛在后面”；19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后来宣布“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斯大林后30多年过去了，每一代苏共领导人允诺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声依然洪亮，而共产主义在苏联却仍然遥遥无期。苏共纲领与实际相脱节，民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发生动摇。在一些地方，工人们以罢工的形式表达对物质待遇差的不满。在部分群众中，手抄本、“夜间人”（白天说官话，晚上闭门说真话）、“厨房争论”（关起家门抨击时政），以及嘲讽领导干部特权、嘲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嘲讽苏共纲领与实践脱节的政治笑话悄然流行，表达着群众的不满情绪与希望变革的愿望。
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总结了1980年代要求变革的社会情绪,“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生活和工作下去的感觉已经十分普遍，它不仅在知识分子中间，就是在工人阶级和职员的相当一部分群众中间，甚至在农民中间，也很广泛”。
无限制“公开性民主化”的后果
改革以前，虽然群众对苏共领导存在不满情绪和改革的愿望，但是由于没有公开传播不满尤其是没有传播批判苏共意见的公开渠道，群众的不满和改革期望主要是模糊和情绪性的。但是，1986年苏共27大开始实施公开性、民主化方针，尤其1987年1月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1988年1月提出“我们主张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之后，情形发生逆转。
1986年实施民主化、公开性方针以后，苏联社会呼吸到前所未有的宽松的新鲜空气，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开始组织“非正式（未在官方注册）小组”、争论俱乐部，出版“非正式出版物”，同时，地下流传的手抄本也走出地下。1987年1月全会以后至1987年秋，建立非正式组织的进程在苏联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加快。当时，自发成立的俱乐部和小组已多达数百个。小组一般人数不多，由3~5人组成，主要目的是进行自由交往并“提出发展社会主动性精神的草案”。
在非正式组织的争论中，民主派知识分子进行了最初的理论准备。当时最具影响的俱乐部是1987年2月在列宁格勒成立的名为“改革”的跨职业交往俱乐部。这个小组的倡议者有年轻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包括后来成为副总理的И.Б.丘拜斯、成为总理的Е.Т.盖达尔等。俱乐部活动的方向，是对和平解决社会冲突的有效方案进行选择等。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改革”俱乐部的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因此，1987年8月由“改革”俱乐部倡议，举行了非正式组织的第一次会见-对话。在这次会见和对话中，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开始联合行动：主要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和记者组成、在官方正式注册的组织“社会主动性俱乐部”也参与了这次会见的组织工作。8月会晤提出了广泛联合非正式组织进行活动的倡议，发表了要求进行自由选举、取消书刊检查、发展市场关系的声明。参加这次会晤的组织并非清一色持民主派立场，因此，会晤还通过了组织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俱乐部的倡议，并在8月下旬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俱乐部联合会”。在这次会晤后，“改革”俱乐部成为莫斯科非正式运动代表见面的一个中心。
1987年秋以前，非正式组织运动有三个特点：第一，运动的主要成员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子，基本活动方式是理论争论，对社会的影响面有限；第二，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纲领，主要属于意见多元化范围；第三，组织数量少，没有群众的支持（工人运动处于萌芽状态，不支持与知识分子小组联系）。
1987年秋，是非正式组织性质、活动方式和社会影响的分水岭。围绕着筹备十月革命70周年庆典，在如何评价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以及如何评价当前改革的问题上，在俄罗斯大城市的非正式组织成员内部发生了分歧，自由价值的拥护者与社会主义选择者之间原来潜在的分歧发展为公开的冲突，并导致组织分裂。此后，具有激进倾向的小组更为积极地开展了活动。1987年11~12月，这些小组举行了数次未经批准的捍卫政治犯及捍卫在苏联言论自由的行动，非正式组织活动开始政治化。
1987年底以后，非正式组织与媒体开始联合活动，其社会影响亦溢出了知识分子范围。这年11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称斯大林及其亲信对党和人民所犯的过错是巨大和不可原谅的。总书记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庆典4个月以后苏共中央全会成立的为1930年代末镇压牺牲者平反委员会，拉开了苏联官方“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序幕。庆典以后，不仅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建筑师联盟、电影工作者联盟等）进一步联合行动，而且新闻媒体，如《火星》杂志、《文学报》等，也积极参与了非斯大林化运动。上述组织和媒体以创始人资格参加了历史-教育者“纪念”协会，该协会的任务，是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进行彻底平反，建立斯大林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在“恢复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下，一些人在大众传媒上展开了对过去的“非神话化”运动。这时，社会舆论开始“燥热”。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Р.Г.皮霍亚说，“小说、文章和回忆录中披露了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事实，替代了苏联社会职业性的历史编纂。与此同时，关于斯大林的镇压，关于对不同思想的迫害的事实雪崩般喷薄而出。”在非斯大林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组织活动的范围和影响迅速扩大。
苏联民众开始政治自决
与等额选举不同，竞争性差额选举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候选人，在1985年改革以后民主派提出与官方不同纲领主张的情况下，实际上是选择不同的政治方針。需要提及的是，早在进行竞选之前，已经开启了这一进程。主要是发生了两个事件。1988年3月13日，列宁格勒工艺学院教师Н.А.安德列耶娃发表来信《我不能放弃原则》，要求肯定斯大林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批知识分子激烈地批判安德列耶娃是“改革的敌人”、“斯大林分子”、“保守派”……反对安德列耶娃的知识分子不仅揭露斯大林主义，而且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批评为乌托邦和有缺陷的学说。
在1987年秋冬还发生了“叶利钦事件”。这年10月21日，苏共中央例行全会讨论与庆祝十月革命和当前任务有关的问题。在这次全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发言，批评改革进展缓慢，批评苏联70年没有议会制，影射戈尔巴乔夫搞个人崇拜，最后他请求退出政治局，说他已经递交了辞呈。会上大多数中央委员批判了叶利钦的发言。半个月后，苏共莫斯科市委会开会，解除了叶利钦的职务。《真理报》以两整版篇幅摘登了莫斯科市委会批判叶利钦的发言。但是，正因为叶利钦敢于批判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改革方针并提出激进改革方案，一部分知识分子发动了保卫叶利钦的运动。12月12日大学生和教师举行了争论，在争论中要求公布叶利钦事件和在新闻媒体上公布叶利钦讲话的速记记录。在叶利钦工作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俄罗斯其他一系列的城市，都举行了类似的集会。这些集会提高了叶利钦在群众中的知名度和威望，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塑造叶利钦的形象。例如，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叶利钦讲话的几个版本，其中有一个版本是叶利钦反对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利加乔夫保守路线的，叶利钦被塑造成了反对保守派斗士的形象；还有一个版本是叶利钦反对领导干部特权的，他又被塑造成为反对干部特权斗士的形象。这些讲话的流行，使叶利钦的知名度和威望飙升，迅速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政治家。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А.С.巴尔辛科夫认为，“叶利钦事件”和Н.А.安德列耶娃的讨论，促进了苏联社会政治自决的进程。在叶利钦事件之前的长时期，人们习惯于根据苏共的领导方针行事；10月事件以前，人们信任苏共的改革方针可以改善社会主义，而叶利钦事件出现以后，苏共高层在改革方针问题上的分歧暴露出来，一方面，更多的人开始对苏共高层领导和改革方针持谨慎支持的态度；另一方面，那些认为应该走激进化改革道路的人更确信自己的感觉。由于叶利钦成为最受欢迎的政治家，爱屋及乌，他主张的激进改革路线在群众中开始有好感。后来叶利钦当选苏联人民代表的基础，就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
到1988年春以后，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活动更具组织性：一些非正式组织宣布成立了跨俱乐部的党团，党团中包括持激进立场的“纪念”、“民主改革”、“改革-88”以及“人民和谐”小组。跨俱乐部党团的领袖是后来成为俄罗斯副总理的И.Б.丘拜斯等。经他们倡议，筹备了提交第19次代表会议、推动政治改革的社会委托书，推动社会掀起了一个小小的政治高潮。
改革以前，苏联普通群众虽然对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存在种种不满，1985年以后对改革停滞不满，但是认可苏共的领导，拥护苏共主流派社会主义改革基本是社会的主流情绪。实施公开性、民主化方针以后，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创办刊物，组织讨论会，发表文章，传递群众的不满，这种不满迅速相互影响，强化、升级。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专家А.С.巴尔辛科夫这样评价道：“苏联知识分子做了在自己的基本群众中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准备。”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尼·维尔特在其多次再版的著作《苏维埃国家历史》中指出，“公开性把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提高到新的水平”。群众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强化与升级，奠定了其在竞选中情绪激进化—厌倦、厌恶苏共，憧憬激进改革，从而使民主派当选的社会基础。而安德列耶娃事件和叶利钦事件开启的群众政治自决的进程，不啻为竞选进行了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