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1日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正式施行。鄙人身为媒体从业人员，深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关键是对“负面报道”的放开。对“正面报道”的放开，我们的不少地方不少部门早就不是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甚至是放开“过了头”：怂恿媒体从业人员造假——说成绩把蓝图当作现实“公开”，把芝麻当作西瓜“公开”。信息公开难在“负面”，贵在“负面”。
　　什么叫“负面报道”？按某些人的分类，凡自然灾害、安全事故、治安案件乃至揭露社会阴暗面、舆论监督批评等报道，都将归于“负面报道”。其实，有些人是把“负面报道”与报道的“负面影响”混为一谈了。任何报道，无论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都面临产生“正面影响”或“负面影响”的问题。有些看似“正面报道”，如果说的尽是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严谨的套话，违心的假话，让读者一看报纸电视就皱眉，一听广播就反胃，那样的“正面报道”即使连篇累牍，能起“正面作用”？宣传先进典型是标准的“正面报道”吧，如果人为拔高，将先进典型“吹”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那样的报道能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鼓舞群众？反之，对于天灾人祸，流血事故、治安案件等“负面事件”，通过适时报道，引起群众警觉，从而减少了社会危害，推出的看似“负面报道”，收获的则是“正面影响”。
　　区分“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既不能凭某个人的好恶，也不能单看报道的事件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照我说，判断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真实标准”：报道凡是真实的，就是“正面报道”；凡是虚假的，就是“负面报道”。二是“利益标准”：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就是“正面报道”；凡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就是“负面报道”。由于有些人“正”“负”混淆，错把“正面”当“负面”，社会上才滋生出那么多假记者借搞“负面报道”诈钱的可耻事，那么多单位用重金去封堵搞“负面报道”记者嘴巴的荒唐事。
　　据我了解，自媒体问世以来，“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一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负面报道”，也就不会有所谓的“正面报道”，“正面报道”同“负面报道”是媒体的“两条腿”。不要说现代社会里的大众传媒，连远在周朝，就设置了“采诗官”，常年巡游各地，采集民间歌谣，从中考察朝政得失，《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即出于此。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采诗官》一诗中就说：“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据考，1896年的一期《京报》里，就既有“官府开设粥厂救济穷人”，“前线将领请假省亲，孝行堪作天下表率”等“正面报道”，也还刊载了一位姓袁的御史的奏折，称：“自从20年前太平天国乱国以来，封官加爵作为奖赏已成了大清政治生活的陋习”，“有些人只要花钱，未经任何考试便能得到功名，这些人贿买县令和道台，使为国家作战的伤残军人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寒窗数年的读书人不能公平地取得一官半职。”那篇“负面报道”最后说：“袁的奏折指出空前的腐败，已直接导致了大清政府财政的严重亏损。”连腐败透顶的满清王朝控制下的《京报》，都还要用少得可怜的一点“负面报道”“作秀”呢。
　　媒体推出“负面报道”，不但需要胆识，也需要智慧。某些人排斥打压所谓的“负面报道”，表面上看“负面报道”少了，暗地里“负面事件”则雨后春笋，不断破土而出。
　　其实，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渐进，社会对“负面报道”的认识已越来越理性，打压“负面报道”的“时代”正逐渐走向没落。2007年6月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就已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同时要求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也被删除。《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又确立了“公开”“平等”“服务”“便民”“安全”“法治”等一系列原则，进一步为“负面报道”的发布扫清了道路，为打造“阳光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奠定了基础。■
　　图：陆小弟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