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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前，当习近平大学毕业穿上军装，成为中央军委办公厅一名军人时，中国军队正开始经历“边打仗边改革”的急速变化。
那时，南部边境战事仍然激烈，刺激了解放军的精简整编与机械化转型——最直接的例子是，当时的解放军没有可资识别的军衔制，甚至一度造成战场上指挥紊乱。血的教训，激发了解放军对于正规化和战斗力的热切追求，军队改革的探讨空前热烈。
那一场持续多年的边境战争，是迄今为止中国军队最近的一次战场体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也是这支庞大军队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脱胎换骨之变。
36年后，当习近平成为世界规模第一的230万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他面临的仍然是“边打仗边改革”——打一场针对解放军的整肃之仗、生死之仗，同时推动整个军队再次脱胎换骨，以适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安全与发展需求。
习时代的挑战和使命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同时，当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自1989年11月邓小平卸任这一职务之后，时隔23年，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再次由一位曾经身穿军装的政治家担任。
就在当天的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习近平向全军提出了“能打仗、打胜仗”这个简明有力的要求。
一周后的11月23日，习近平在八一大楼向新任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魏凤和颁发了晋升上将军衔的命令状。
又过了两周，他来到广州战区，登上了一线部队的两栖突击军以及“海口”号导弹驱逐舰——这艘战舰装备了最新型的雷达和强大的防空导弹系统，被称为“中华神盾”。
在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之后的首次部队视察中，习近平清晰地提出了他的治军思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按照打仗的标准搞建设抓准备；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履新不满一个月，习近平就将继承其战略思考的中国梦，针对军队具体化为强军梦。
就在习近平视察广州战区的这一周，东海舰队的5艘舰艇完成了赴西太平洋远海训练的任务，并在返航途中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南京军区空军举行了一场多兵种参与的年度规模最大、要素最全的实战演习，预警机、歼击机、侦察机等悉数登场。
与其感叹习近平出手迅疾，不如看看中国面临怎样的狭关险隘。
中国南海局势不断吃紧——2012年4月起，中国渔政船与前来骚扰的菲律宾军舰对峙数月；2013年12月5日，中国航母辽宁舰在自己的海域训练时，被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考本斯号跟踪监视，甚至出现了中美军舰对峙；2014年五六月间，越南冲撞中方民用船只千余次，还派出潜水蛙人干扰中国石油钻井平台的正常作业；至2016年7月，菲律宾在美国支持下，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
钓鱼岛海域持续紧张——2012年9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两个月前，日本政府决定购买“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引发中国多个城市的反日游行。此后，围绕着钓鱼岛海域，巡航、喊话、战机锁定，摩擦不断。
……
再将时间轴拉长一点，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中国超越的日本则陷于漫长的经济停滞，并叠加了海啸、地震以及核事故等天灾人祸。而欧美则急于摆脱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困境。
2011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2012年将之改为“亚太再平衡战略”。
习近平认为，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但前进的道路决不会一帆风顺。
为此，习近平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等为一体，“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衛国”，并强调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
此外，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亲、诚、惠、容”原则等新战略出炉的同时，在硬币的另一面，习近平也强调了“底线思维”，在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态度明确、分毫不让。
习近平作为解放军最高统帅的“强硬”，一方面来自对外部世界和中国安全态势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来自历史时空中的思考和警醒。
2014年，是中日甲午之战120周年，也是又一个甲午年。对于甲午战争特别是甲午海战的反思，在这一年达到新高潮。习近平也曾两次提及甲午之战，将其形容为“剜心之痛”。
“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在2013年12月末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这样说。他强调，甲午之战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
国防大学政委、军事战略专家刘亚洲认为，这种含义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甲午之战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永铸忧患意识的标志。之所以提忧患意识，是因为解放军近30年无战事，士气不振、备战松懈。
习近平担任中共军队最高领导人之后，几乎没有什么“过渡”或是“缓冲”，铁腕治军，要求军人要“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要求“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特别是对高中级干部，立下“铁规矩”，划出警戒线。
人们很快发现，对于正风肃纪的各项整治行动，军队最先响应，相较于地方步伐更快、尺度更严。一方面是军队反腐突进，落马者连连；另一方面是训练演习规模、强度增大，甚至其中的流血牺牲也不再严格保密。
整肃风纪带来公众看得见的变化，而这些其实是在为“看不见的变化”酝酿氛围、准备条件。与中国的改革进程同步，军队改革也已进入“深水区”。
在这场以信息化、智能化和创新为特点的变革中，对于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同时又面临信息化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挑战严峻。尽管武器装备在升级，但解放军的体制编制和指挥体系，仍是在机械化半机械化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一些与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紧密相关的政策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尚未全面纳入国家的整体发展体系之中。 这正是习近平时代面临的挑战和使命。
裁军拉开军改大幕
201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阅兵式上表示，中国将进行第11次裁军，裁减人数为30万。
在当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裁军将分步实施，预计2017年底基本完成。他还表示，裁减军队员额的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构。
分析普遍认为，在新一轮国防和军事改革即将启动之际，此次裁军意义重大。
实际上，早在2013年，中国的军事变革就一直在路上，时快时慢，但一直前行。比如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了国安委，这不只是军队改革的任务，但符合军队改革的逻辑，也是中国整体安全改革方略的重要一步棋——军队不可避免地会在这样的改革中发生一些结构性变化。
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划设了东海防空识别区。这是一个具体举措，也是数十年来解放军对近海军事防御方针的一次重大转折，具有当然的改革甚至变革意义。
半年多后的2014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组织”针对军事问题的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上提到了“军事创新”以及“改变固守部门利益的思维定势，树立全军一盘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念”“改变单一军种作战的思维定势，树立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思想观念”。
在阅兵式后，某军区原作战处长、退役上校周安涛撰文称，通过历次裁军历史可以看出，解放军的每一次裁军，都是着眼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适应科学技术和战争形态的发展，为提高军队战斗力而进行的。
在此前的10次大规模裁军中，先后有数十个大军区和兵团级单位被撤销，近千所军队院校、医院等被裁撤、缩编或改隶，全军员额从兵力最多时的627万人减为目前的230万人。
“裁军减员的目的是提升战斗力，而不是削弱战斗力，还可以促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一位军方人士告诉记者，裁军并不意味着解放军的战斗力会下降，相反，有些军种不仅不裁，很可能还会增加。
裁军30万，实际上是“用火力换人力”，集中资源开发研制新型武器，并不意味着军力减少。
在原军事科学院战略部部长张世平看来，裁军是决心扩展军力和战力，重新将有限的军费导向更高效能、更高科技，这可能产生更佳战略效益。他认为海上、网络和太空作战领域亟待加大投入。尽管中国主张和平利用太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中国受到来自网络的攻击、受到核威胁与来自太空等危及国家核心安全领域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有增无减。
对以陆军为主的解放军来说，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裁军，是一个多年的课题。军内人士普遍认为，裁军与信息化部队建设的关联度极大。目前军队机构的层级过多，不适合信息化战略发展的要求，影响指挥效率，考虑到各兵种的比例问题，精简肯定仍是以陆军为主。
裁军消息一经宣布，军委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以及各种相应军事机构即纷纷表态“坚决拥护”这项决策部署，甚至在一些自媒体上，还有许多军人个体以诸如“随时服从安排”的方式表达拥护，彰显全军对裁军的支持。
在习近平及中央军委决策层的语境中，裁军并不等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解放军正努力改变旧有思维体系，迈向现代化。以惩治军中腐败和裁军为开始，军队改革各项措施将逐一展开。
至此，中国新时期军队改革大幕拉开。与经济深化改革一样，军事改革也将成为贯穿习时代中国发展变革的革命性事件。
去军区，划战区
2016年2月1日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八一大楼宣告成立五大战区——这标志着中国60多年来最大规模军改的主题内容基本完成。
此番由军区到战区的改革，其核心逻辑是“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
此轮大规模军队改革的三块主要内容，在公开报道的时限里，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果不算此前的酝酿时间，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动作，落地时堪称动作迅猛。
在当日的五大战区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并发布训令。习近平指出：“战区担负着应对本战略方向安全威胁、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使命，对维护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全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习近平强调，建立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的标志性举措，是构建我军联合作战体系的历史性进展，对确保我军能打仗、打胜仗，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组建军种、五大战区调整两个场合，习近平都发表了训词。这也是毛泽东之后，首次有中央军委主席给军队致训词。
对比这两次训词，以及十八大以来每次习近平视察军队、出席军队重大会议，都有一个主线：钻研打仗、随时准备打仗、能打胜仗。而为了使指挥体系更加集中统一、灵活高效，习近平还着重提出了一个要求：强化政治意识，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看齐，坚决服从指挥。
按照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的说法，现代战争的基本形式就是“联合作战”，其实质则是通过灵敏高效的指挥、控制、协调，充分发挥诸军兵种的整体威力，协调一致地夺取胜利。
在这其中，“集中指挥权”，是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关键。只有从体制上剥离军种的指挥权、固化战区和联合部队对军种部队的指挥权，联合作战指挥才能真正有效形成，才能真正组织平时的联合训练和联合保障，战时指挥联合作战。
军事专家楼耀亮称，“主战”这两个字反映了战区的一个核心职能，就是指挥打仗，指挥打仗就要研究打仗，要把本战区的形势和任务搞清楚，要把握好这个战略方向作战特别是军事力量运用的特点规律。各个战略方向差别很大，要研究制定和演練好作战预案，同时还要进行联合训练。总之，要随时准备领兵打仗，它的核心职能就叫联合作战指挥，这是它的关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说，战区机关的组建是“以原7个军区机关相关职能、机构为基础，充实军种指挥和保障要素，组建5个战区机关，均为正大军区级，归中央军委建制领导”。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东部战区几乎与原南京军区等同，司令部驻南京，主要领导和指挥上海市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所属武装力量，下辖第1、第12、第31集团军等部队。由于辖区内包含了上海、南京、杭州、福州等东南沿海较发达城市和工业区，且与朝鲜半岛、日本和台湾岛隔海相望，战略位置重要。有专家指出，“东南部沿海将是中国未来作战的重要方向，东部战区无疑是针对台海，针对钓鱼岛”。
南部战区包括了原广州军区和原成都军区的云、贵两省，司令部驻广州，领导和指挥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所属武装力量，下辖第41、第42、第14集团军等部队。从地理位置上看，南部战区的防务方向是南海、珠三角、港澳以及台海地区。
西部战区在五个战区中面积最大，是除云、贵两省外的原成都军区和原兰州军区的结合体，司令部驻成都，领导和指挥四川、西藏、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重庆等地所属武装力量，下辖第13、第21、第47集团军等部队。因为与中亚多国接壤，且边临印度，有漫长的陆疆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北部战区在原沈阳军区辖区基础上划入了内蒙古，司令部驻沈阳，领导和指挥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等地所属武装力量，下辖第16、第26、第39、第40集团军等部队。
中部战区则是原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分辖区的集合，司令部驻北京，领导和指挥河北、山西、河南和北京、天津等地所属武裝力量，下辖第20、第54、第27、第38、第65集团军等部队。
除去七大军区时期的兰州和济南，其他5个城市——南京、广州、成都、沈阳和北京依然是战区司令部驻地，没有新增的驻地城市。有分析认为，这样做首先是出于该战略方向担负的任务和使命，同时也是为了“充分利用原来军区机关比较成熟的基础设施，包括通信等设施，以便很快展开工作”。
改变的不只是数量和区域
从5位主官接过战区战旗的那一刻起，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军区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84年前，1932年的2月1日，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军区——江西军区正式成立，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开创了我军有军区机构的先河。
军区设置的发展沿革历史，也印证着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足迹。
接下来的岁月，我军经历了八路军辖区内的四大军区制；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又先后成立六大军区；共和国成立之后，解放军军区最多时达13个；随后20多年，大军区体制又进行了微调。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国内外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主题。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党的工作重心也早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军队怎么办？要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样深刻的问题渐渐地出现在了决策者们的案头。国际上，世界各个军事强国已经开始了一场新的军事变革。从机械化到信息化，从人力密集型到科技密集型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早在1979年进行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军队的高层已经感觉到了军队有很大的问题，经历了十年的文革时期，军队已经问题百出。当时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全力进行经济建设，资金经费优先的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没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军队和国防建设，军队只有减少军队的员额，腾出资金用于装备的改善和自身的发展。
当时的军队，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不利于新时期条件下的军队发展。为此，中共中央下了决心，裁军一百万，十一大军区裁撤为七大军区。
21世纪以来，世界新军事革命进入质变阶段，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我军以陆军为主体的大军区领导指挥体制，已不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要求，建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势所必然。因此，从七大军区到五大战区改变的不只是数量和区域，还有职能。
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称，战区作为“本战略方向的唯一最高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担负应对本战略方向安全威胁、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使命，按联合作战要求，科学划分职能、理顺指挥关系、规范指挥流程，形成顺畅高效的指挥体系，获得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斗力。
“新的战区划分并不是简单地把原有七大军区重新划分，两者的内在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知名军事专家宋忠平分析道，“以前我们的十一大军区到后来的七大军区，完全按照地理省份来划分。新的战区则是基于战略威胁的方向，按照任务来划分，各自界线相对模糊。所以，简单地讨论某个省归到哪个战区，没有什么意义。”具体到各个战区，宋忠平认为：“中部战区比较好理解，就是保护京畿地区；东南西北各是一个外来威胁的方向。”
有媒体称，西部和北部战区将着重国土防卫和反恐，东部和南部战区则着眼于“海权”的发展与巩固，各战区发展会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来通盘考虑。
中国过去奉行“本土防御”，主要为了防御外敌大规模入侵，打人民战争，除正规军，军区还肩负着战时动员的任务，要组织省军区、预备役、民兵，分区设防，自然强调地理属性。
“随着中国日益强大，我国本土遭受全面入侵几乎完全不可能，国防战略由国土防御向机动作战方向发展。”军事科普作家张明说，空军、海军、火箭军等跨地域、高度机动性的技术兵种，很多时候重要性超过了机动性较差的陆军，扮演主角，这也迫使抱着落后理念的军区退出历史舞台。
基于传统“分区设防”思路设立的七大军区，寓管理和指挥于一体，部队建设和作战合一，训练、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后勤技术保障，甚至辖区内的民兵、兵役、国防动员等都要管。
“新军改的原则是‘战区主战、军种主建’，部队训练、建设都交给各自军兵种，战区就一门心思钻研联合作战指挥，以及组织大型联合军演。”宋忠平认为，这样有利于消除“虚胖”，锻炼“肌肉”，培育新的战力增长点。 “以前的军区想要指挥一场军事斗争，就必须通过军委，再通过总参下达给军区，再下达给军区下的诸军种指挥机构，然后才到达作战部队，想要调动海空军部队，还需要海军、空军司令部的命令和指示，非常繁琐。”
宋忠平称，此轮军改，将指挥体系从军委-总参谋部-军区-军区下的诸军种指挥机构-部队5层，精简为军委-战区-部队3层，让指挥体制扁平化，战区就可以在自己辖区内指挥陆海空火支五军，整个指挥链条短得多，指挥体系变得扁平、清晰，能根据战场形势变化作出快速、灵活的反应。
张明指出实现扁平化指挥体制的物质基础，正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不需要原来那么繁琐的指挥体系。
“过去，军队依靠人力来实现战场控制，通过无线电用语音传递信息，一个作战单元控制的范围比较有限。”张明解释说，“现在凭借新技术，作战单元的战场控制能力大为增加，传递视频和图像信息非常快捷，用更少的部队就可以控制面积广大的战场，显然不需要那么多的指挥层次了。”
战区与军区的另一个重要区别，体现在臂章图案上。与旧的军区臂章只有一个交叉的钢枪图案不同，新的战区臂章混合了钢枪（陆军）、飞翅（空军）、铁锚（海军）、导弹（火箭军）、指挥刀（原总部元素）等图案，意味着旧军区的“大陆军”色彩进一步淡化，新战区将把不同军种整合起来，构建军队联合作战体系。
换句话说，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如國防部发言人所言，战区将是“本战略方向的唯一最高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可以根据中央军委赋予的指挥权责，对“所有担负战区作战任务的部队实施统一指挥和控制”。
这已经体现了战区和军区的本质性差别。
防控南海，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1947年8月，豫东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解放战争刚打了一年，毛泽东敢这么讲，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军事实力超过了国民党，而是我军在战争硝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掌握战争规律、具有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构筑了一个人才高地。
人，永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
军改后，军种主建、战区主战。南部战区扼守祖国的南大门，维护南海权益是战区肩负的最重要使命。能否有效完成这一使命，战区将领是关键。记者资料梳理发现，南部战区可谓卧虎藏龙，中央军委配备的高级指挥员个个经历不凡，仅人们熟知的就有“五虎上将”：王教成、刘小午、陈照海、常丁求、沈金龙。
南部战区司令员王教成，17岁入伍，长期在南京军区服役，经历过野战部队、军区机关等多个岗位的历练，并参加过边境反击战。1988年，他曾在南京军区三界训练基地担任过副司令员。资料显示，这个基地是我军第一个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被命名为“东方欧文堡”。可见，王教成是位精通作训和实战的将领。
对于打仗，王教成时刻准备着。南部战区成立之初，王教成曾撰文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将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军队的睦邻友好，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同时，对影响地区安全的各种威胁和挑战保持高度警惕，扎实推进备战，确保一旦有事，有效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决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行为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
南部战区副司令员陈照海，曾任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20年前，他成为了中央军委向俄罗斯派遣的42位军事留学生之一，是首批赴俄总参军事学院留学的中高级指挥官。
打赢现代战争，离不开信息化。南部战区陆军司令员刘小午，就是一位“信息战”高手。他曾到美国曼哈顿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硕士，后又到国防大学攻读了作战指挥专业硕士。他的毕业论文《面向信息化战争的思考——论我军指挥手段快速发展》，深入探讨了部队现行指挥手段中信息化运用存在的短板问题。
不光有高学历，刘小午还通过不断学习，走向“强能力”，成为指挥、技术合一型指挥员。2004年，他曾带头攻关出一个集所有指挥要素于一体的作战指挥系统，在对抗性演练中“牛刀初试”，便显示出“千里眼”的功能，“我在哪里？”“友邻在哪里？”“敌人在哪里？”这一新系统让战场变得“透明化”。
地面有雄狮，空中有雄鹰。南部战区副司令员常丁求，是全军最年轻的现役大军区职军官。他曾在恶劣天气时，头一个带领机队参加考核，5分钟内取得三战三捷的战绩。在常丁求曾任师长的空军航空兵某师营院内，至今还立着一块“敢”字碑，在此鼓舞之下，常丁求迅速成为一名卓越的指挥员。
南海军演演习指挥员，是南海舰队司令员沈金龙，军演期间他频繁在媒体上亮相。2014年8月，沈金龙担任编队指挥员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曾赴夏威夷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这是历史上中方首次参加该演习。这次海外之行，让他备受关注。
吴胜利上将说：“我们绝不会牺牲南海主权权益，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事关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国家的安全稳定、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要指望我们在领土主权上作出让步。”当前，三军用命、将士齐心，无论南海形势如何，中国都不会害怕。这不光是因为我们站在正义一方，更因为我们做好了时刻战斗的准备。
那时，南部边境战事仍然激烈，刺激了解放军的精简整编与机械化转型——最直接的例子是，当时的解放军没有可资识别的军衔制，甚至一度造成战场上指挥紊乱。血的教训，激发了解放军对于正规化和战斗力的热切追求，军队改革的探讨空前热烈。
那一场持续多年的边境战争，是迄今为止中国军队最近的一次战场体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也是这支庞大军队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脱胎换骨之变。
36年后，当习近平成为世界规模第一的230万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他面临的仍然是“边打仗边改革”——打一场针对解放军的整肃之仗、生死之仗，同时推动整个军队再次脱胎换骨，以适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安全与发展需求。
习时代的挑战和使命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同时，当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自1989年11月邓小平卸任这一职务之后，时隔23年，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再次由一位曾经身穿军装的政治家担任。
就在当天的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习近平向全军提出了“能打仗、打胜仗”这个简明有力的要求。
一周后的11月23日，习近平在八一大楼向新任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魏凤和颁发了晋升上将军衔的命令状。
又过了两周，他来到广州战区，登上了一线部队的两栖突击军以及“海口”号导弹驱逐舰——这艘战舰装备了最新型的雷达和强大的防空导弹系统，被称为“中华神盾”。
在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之后的首次部队视察中，习近平清晰地提出了他的治军思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按照打仗的标准搞建设抓准备；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履新不满一个月，习近平就将继承其战略思考的中国梦，针对军队具体化为强军梦。
就在习近平视察广州战区的这一周，东海舰队的5艘舰艇完成了赴西太平洋远海训练的任务，并在返航途中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南京军区空军举行了一场多兵种参与的年度规模最大、要素最全的实战演习，预警机、歼击机、侦察机等悉数登场。
与其感叹习近平出手迅疾，不如看看中国面临怎样的狭关险隘。
中国南海局势不断吃紧——2012年4月起，中国渔政船与前来骚扰的菲律宾军舰对峙数月；2013年12月5日，中国航母辽宁舰在自己的海域训练时，被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考本斯号跟踪监视，甚至出现了中美军舰对峙；2014年五六月间，越南冲撞中方民用船只千余次，还派出潜水蛙人干扰中国石油钻井平台的正常作业；至2016年7月，菲律宾在美国支持下，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
钓鱼岛海域持续紧张——2012年9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两个月前，日本政府决定购买“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引发中国多个城市的反日游行。此后，围绕着钓鱼岛海域，巡航、喊话、战机锁定，摩擦不断。
……
再将时间轴拉长一点，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被中国超越的日本则陷于漫长的经济停滞，并叠加了海啸、地震以及核事故等天灾人祸。而欧美则急于摆脱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困境。
2011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2012年将之改为“亚太再平衡战略”。
习近平认为，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但前进的道路决不会一帆风顺。
为此，习近平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等为一体，“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衛国”，并强调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
此外，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亲、诚、惠、容”原则等新战略出炉的同时，在硬币的另一面，习近平也强调了“底线思维”，在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态度明确、分毫不让。
习近平作为解放军最高统帅的“强硬”，一方面来自对外部世界和中国安全态势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来自历史时空中的思考和警醒。
2014年，是中日甲午之战120周年，也是又一个甲午年。对于甲午战争特别是甲午海战的反思，在这一年达到新高潮。习近平也曾两次提及甲午之战，将其形容为“剜心之痛”。
“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在2013年12月末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这样说。他强调，甲午之战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
国防大学政委、军事战略专家刘亚洲认为，这种含义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甲午之战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永铸忧患意识的标志。之所以提忧患意识，是因为解放军近30年无战事，士气不振、备战松懈。
习近平担任中共军队最高领导人之后，几乎没有什么“过渡”或是“缓冲”，铁腕治军，要求军人要“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要求“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特别是对高中级干部，立下“铁规矩”，划出警戒线。
人们很快发现，对于正风肃纪的各项整治行动，军队最先响应，相较于地方步伐更快、尺度更严。一方面是军队反腐突进，落马者连连；另一方面是训练演习规模、强度增大，甚至其中的流血牺牲也不再严格保密。
整肃风纪带来公众看得见的变化，而这些其实是在为“看不见的变化”酝酿氛围、准备条件。与中国的改革进程同步，军队改革也已进入“深水区”。
在这场以信息化、智能化和创新为特点的变革中，对于机械化任务尚未完成同时又面临信息化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挑战严峻。尽管武器装备在升级，但解放军的体制编制和指挥体系，仍是在机械化半机械化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一些与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紧密相关的政策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尚未全面纳入国家的整体发展体系之中。 这正是习近平时代面临的挑战和使命。
裁军拉开军改大幕
201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阅兵式上表示，中国将进行第11次裁军，裁减人数为30万。
在当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裁军将分步实施，预计2017年底基本完成。他还表示，裁减军队员额的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调整优化军队结构。
分析普遍认为，在新一轮国防和军事改革即将启动之际，此次裁军意义重大。
实际上，早在2013年，中国的军事变革就一直在路上，时快时慢，但一直前行。比如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了国安委，这不只是军队改革的任务，但符合军队改革的逻辑，也是中国整体安全改革方略的重要一步棋——军队不可避免地会在这样的改革中发生一些结构性变化。
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划设了东海防空识别区。这是一个具体举措，也是数十年来解放军对近海军事防御方针的一次重大转折，具有当然的改革甚至变革意义。
半年多后的2014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组织”针对军事问题的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上提到了“军事创新”以及“改变固守部门利益的思维定势，树立全军一盘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念”“改变单一军种作战的思维定势，树立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思想观念”。
在阅兵式后，某军区原作战处长、退役上校周安涛撰文称，通过历次裁军历史可以看出，解放军的每一次裁军，都是着眼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适应科学技术和战争形态的发展，为提高军队战斗力而进行的。
在此前的10次大规模裁军中，先后有数十个大军区和兵团级单位被撤销，近千所军队院校、医院等被裁撤、缩编或改隶，全军员额从兵力最多时的627万人减为目前的230万人。
“裁军减员的目的是提升战斗力，而不是削弱战斗力，还可以促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一位军方人士告诉记者，裁军并不意味着解放军的战斗力会下降，相反，有些军种不仅不裁，很可能还会增加。
裁军30万，实际上是“用火力换人力”，集中资源开发研制新型武器，并不意味着军力减少。
在原军事科学院战略部部长张世平看来，裁军是决心扩展军力和战力，重新将有限的军费导向更高效能、更高科技，这可能产生更佳战略效益。他认为海上、网络和太空作战领域亟待加大投入。尽管中国主张和平利用太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中国受到来自网络的攻击、受到核威胁与来自太空等危及国家核心安全领域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有增无减。
对以陆军为主的解放军来说，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裁军，是一个多年的课题。军内人士普遍认为，裁军与信息化部队建设的关联度极大。目前军队机构的层级过多，不适合信息化战略发展的要求，影响指挥效率，考虑到各兵种的比例问题，精简肯定仍是以陆军为主。
裁军消息一经宣布，军委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以及各种相应军事机构即纷纷表态“坚决拥护”这项决策部署，甚至在一些自媒体上，还有许多军人个体以诸如“随时服从安排”的方式表达拥护，彰显全军对裁军的支持。
在习近平及中央军委决策层的语境中，裁军并不等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解放军正努力改变旧有思维体系，迈向现代化。以惩治军中腐败和裁军为开始，军队改革各项措施将逐一展开。
至此，中国新时期军队改革大幕拉开。与经济深化改革一样，军事改革也将成为贯穿习时代中国发展变革的革命性事件。
去军区，划战区
2016年2月1日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八一大楼宣告成立五大战区——这标志着中国60多年来最大规模军改的主题内容基本完成。
此番由军区到战区的改革，其核心逻辑是“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
此轮大规模军队改革的三块主要内容，在公开报道的时限里，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果不算此前的酝酿时间，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动作，落地时堪称动作迅猛。
在当日的五大战区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并发布训令。习近平指出：“战区担负着应对本战略方向安全威胁、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使命，对维护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全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习近平强调，建立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的标志性举措，是构建我军联合作战体系的历史性进展，对确保我军能打仗、打胜仗，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新组建军种、五大战区调整两个场合，习近平都发表了训词。这也是毛泽东之后，首次有中央军委主席给军队致训词。
对比这两次训词，以及十八大以来每次习近平视察军队、出席军队重大会议，都有一个主线：钻研打仗、随时准备打仗、能打胜仗。而为了使指挥体系更加集中统一、灵活高效，习近平还着重提出了一个要求：强化政治意识，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看齐，坚决服从指挥。
按照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的说法，现代战争的基本形式就是“联合作战”，其实质则是通过灵敏高效的指挥、控制、协调，充分发挥诸军兵种的整体威力，协调一致地夺取胜利。
在这其中，“集中指挥权”，是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关键。只有从体制上剥离军种的指挥权、固化战区和联合部队对军种部队的指挥权，联合作战指挥才能真正有效形成，才能真正组织平时的联合训练和联合保障，战时指挥联合作战。
军事专家楼耀亮称，“主战”这两个字反映了战区的一个核心职能，就是指挥打仗，指挥打仗就要研究打仗，要把本战区的形势和任务搞清楚，要把握好这个战略方向作战特别是军事力量运用的特点规律。各个战略方向差别很大，要研究制定和演練好作战预案，同时还要进行联合训练。总之，要随时准备领兵打仗，它的核心职能就叫联合作战指挥，这是它的关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说，战区机关的组建是“以原7个军区机关相关职能、机构为基础，充实军种指挥和保障要素，组建5个战区机关，均为正大军区级，归中央军委建制领导”。
记者梳理资料发现，东部战区几乎与原南京军区等同，司令部驻南京，主要领导和指挥上海市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所属武装力量，下辖第1、第12、第31集团军等部队。由于辖区内包含了上海、南京、杭州、福州等东南沿海较发达城市和工业区，且与朝鲜半岛、日本和台湾岛隔海相望，战略位置重要。有专家指出，“东南部沿海将是中国未来作战的重要方向，东部战区无疑是针对台海，针对钓鱼岛”。
南部战区包括了原广州军区和原成都军区的云、贵两省，司令部驻广州，领导和指挥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所属武装力量，下辖第41、第42、第14集团军等部队。从地理位置上看，南部战区的防务方向是南海、珠三角、港澳以及台海地区。
西部战区在五个战区中面积最大，是除云、贵两省外的原成都军区和原兰州军区的结合体，司令部驻成都，领导和指挥四川、西藏、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重庆等地所属武装力量，下辖第13、第21、第47集团军等部队。因为与中亚多国接壤，且边临印度，有漫长的陆疆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北部战区在原沈阳军区辖区基础上划入了内蒙古，司令部驻沈阳，领导和指挥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等地所属武装力量，下辖第16、第26、第39、第40集团军等部队。
中部战区则是原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部分辖区的集合，司令部驻北京，领导和指挥河北、山西、河南和北京、天津等地所属武裝力量，下辖第20、第54、第27、第38、第65集团军等部队。
除去七大军区时期的兰州和济南，其他5个城市——南京、广州、成都、沈阳和北京依然是战区司令部驻地，没有新增的驻地城市。有分析认为，这样做首先是出于该战略方向担负的任务和使命，同时也是为了“充分利用原来军区机关比较成熟的基础设施，包括通信等设施，以便很快展开工作”。
改变的不只是数量和区域
从5位主官接过战区战旗的那一刻起，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军区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84年前，1932年的2月1日，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军区——江西军区正式成立，中共赣南特委书记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开创了我军有军区机构的先河。
军区设置的发展沿革历史，也印证着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足迹。
接下来的岁月，我军经历了八路军辖区内的四大军区制；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又先后成立六大军区；共和国成立之后，解放军军区最多时达13个；随后20多年，大军区体制又进行了微调。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国内外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主题。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党的工作重心也早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军队怎么办？要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样深刻的问题渐渐地出现在了决策者们的案头。国际上，世界各个军事强国已经开始了一场新的军事变革。从机械化到信息化，从人力密集型到科技密集型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早在1979年进行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军队的高层已经感觉到了军队有很大的问题，经历了十年的文革时期，军队已经问题百出。当时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全力进行经济建设，资金经费优先的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没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军队和国防建设，军队只有减少军队的员额，腾出资金用于装备的改善和自身的发展。
当时的军队，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不利于新时期条件下的军队发展。为此，中共中央下了决心，裁军一百万，十一大军区裁撤为七大军区。
21世纪以来，世界新军事革命进入质变阶段，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我军以陆军为主体的大军区领导指挥体制，已不适应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要求，建立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势所必然。因此，从七大军区到五大战区改变的不只是数量和区域，还有职能。
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称，战区作为“本战略方向的唯一最高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担负应对本战略方向安全威胁、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使命，按联合作战要求，科学划分职能、理顺指挥关系、规范指挥流程，形成顺畅高效的指挥体系，获得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斗力。
“新的战区划分并不是简单地把原有七大军区重新划分，两者的内在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知名军事专家宋忠平分析道，“以前我们的十一大军区到后来的七大军区，完全按照地理省份来划分。新的战区则是基于战略威胁的方向，按照任务来划分，各自界线相对模糊。所以，简单地讨论某个省归到哪个战区，没有什么意义。”具体到各个战区，宋忠平认为：“中部战区比较好理解，就是保护京畿地区；东南西北各是一个外来威胁的方向。”
有媒体称，西部和北部战区将着重国土防卫和反恐，东部和南部战区则着眼于“海权”的发展与巩固，各战区发展会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来通盘考虑。
中国过去奉行“本土防御”，主要为了防御外敌大规模入侵，打人民战争，除正规军，军区还肩负着战时动员的任务，要组织省军区、预备役、民兵，分区设防，自然强调地理属性。
“随着中国日益强大，我国本土遭受全面入侵几乎完全不可能，国防战略由国土防御向机动作战方向发展。”军事科普作家张明说，空军、海军、火箭军等跨地域、高度机动性的技术兵种，很多时候重要性超过了机动性较差的陆军，扮演主角，这也迫使抱着落后理念的军区退出历史舞台。
基于传统“分区设防”思路设立的七大军区，寓管理和指挥于一体，部队建设和作战合一，训练、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后勤技术保障，甚至辖区内的民兵、兵役、国防动员等都要管。
“新军改的原则是‘战区主战、军种主建’，部队训练、建设都交给各自军兵种，战区就一门心思钻研联合作战指挥，以及组织大型联合军演。”宋忠平认为，这样有利于消除“虚胖”，锻炼“肌肉”，培育新的战力增长点。 “以前的军区想要指挥一场军事斗争，就必须通过军委，再通过总参下达给军区，再下达给军区下的诸军种指挥机构，然后才到达作战部队，想要调动海空军部队，还需要海军、空军司令部的命令和指示，非常繁琐。”
宋忠平称，此轮军改，将指挥体系从军委-总参谋部-军区-军区下的诸军种指挥机构-部队5层，精简为军委-战区-部队3层，让指挥体制扁平化，战区就可以在自己辖区内指挥陆海空火支五军，整个指挥链条短得多，指挥体系变得扁平、清晰，能根据战场形势变化作出快速、灵活的反应。
张明指出实现扁平化指挥体制的物质基础，正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不需要原来那么繁琐的指挥体系。
“过去，军队依靠人力来实现战场控制，通过无线电用语音传递信息，一个作战单元控制的范围比较有限。”张明解释说，“现在凭借新技术，作战单元的战场控制能力大为增加，传递视频和图像信息非常快捷，用更少的部队就可以控制面积广大的战场，显然不需要那么多的指挥层次了。”
战区与军区的另一个重要区别，体现在臂章图案上。与旧的军区臂章只有一个交叉的钢枪图案不同，新的战区臂章混合了钢枪（陆军）、飞翅（空军）、铁锚（海军）、导弹（火箭军）、指挥刀（原总部元素）等图案，意味着旧军区的“大陆军”色彩进一步淡化，新战区将把不同军种整合起来，构建军队联合作战体系。
换句话说，从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如國防部发言人所言，战区将是“本战略方向的唯一最高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可以根据中央军委赋予的指挥权责，对“所有担负战区作战任务的部队实施统一指挥和控制”。
这已经体现了战区和军区的本质性差别。
防控南海，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1947年8月，豫东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解放战争刚打了一年，毛泽东敢这么讲，不是因为共产党的军事实力超过了国民党，而是我军在战争硝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掌握战争规律、具有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构筑了一个人才高地。
人，永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
军改后，军种主建、战区主战。南部战区扼守祖国的南大门，维护南海权益是战区肩负的最重要使命。能否有效完成这一使命，战区将领是关键。记者资料梳理发现，南部战区可谓卧虎藏龙，中央军委配备的高级指挥员个个经历不凡，仅人们熟知的就有“五虎上将”：王教成、刘小午、陈照海、常丁求、沈金龙。
南部战区司令员王教成，17岁入伍，长期在南京军区服役，经历过野战部队、军区机关等多个岗位的历练，并参加过边境反击战。1988年，他曾在南京军区三界训练基地担任过副司令员。资料显示，这个基地是我军第一个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被命名为“东方欧文堡”。可见，王教成是位精通作训和实战的将领。
对于打仗，王教成时刻准备着。南部战区成立之初，王教成曾撰文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将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军队的睦邻友好，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同时，对影响地区安全的各种威胁和挑战保持高度警惕，扎实推进备战，确保一旦有事，有效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决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任何行为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
南部战区副司令员陈照海，曾任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20年前，他成为了中央军委向俄罗斯派遣的42位军事留学生之一，是首批赴俄总参军事学院留学的中高级指挥官。
打赢现代战争，离不开信息化。南部战区陆军司令员刘小午，就是一位“信息战”高手。他曾到美国曼哈顿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硕士，后又到国防大学攻读了作战指挥专业硕士。他的毕业论文《面向信息化战争的思考——论我军指挥手段快速发展》，深入探讨了部队现行指挥手段中信息化运用存在的短板问题。
不光有高学历，刘小午还通过不断学习，走向“强能力”，成为指挥、技术合一型指挥员。2004年，他曾带头攻关出一个集所有指挥要素于一体的作战指挥系统，在对抗性演练中“牛刀初试”，便显示出“千里眼”的功能，“我在哪里？”“友邻在哪里？”“敌人在哪里？”这一新系统让战场变得“透明化”。
地面有雄狮，空中有雄鹰。南部战区副司令员常丁求，是全军最年轻的现役大军区职军官。他曾在恶劣天气时，头一个带领机队参加考核，5分钟内取得三战三捷的战绩。在常丁求曾任师长的空军航空兵某师营院内，至今还立着一块“敢”字碑，在此鼓舞之下，常丁求迅速成为一名卓越的指挥员。
南海军演演习指挥员，是南海舰队司令员沈金龙，军演期间他频繁在媒体上亮相。2014年8月，沈金龙担任编队指挥员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曾赴夏威夷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这是历史上中方首次参加该演习。这次海外之行，让他备受关注。
吴胜利上将说：“我们绝不会牺牲南海主权权益，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事关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国家的安全稳定、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不要指望我们在领土主权上作出让步。”当前，三军用命、将士齐心，无论南海形势如何，中国都不会害怕。这不光是因为我们站在正义一方，更因为我们做好了时刻战斗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