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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闽粤边特委根据地按照中央指示，在南方15个根据地中率先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展国共抗日合作谈判。1937年6月，中共闽粤边特委在高坑乡（即现在平和县国强乡高坑村）侯卿陈氏宗祠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作出有关决定并发表《为改编红军第一、三支队及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告同胞书》。高坑会议是中共闽粤边抗日合作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促进闽粤边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闽粤边 国共合作 高坑会议
一、闽粤边特委领导下“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运动
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同年6月，中共闽粤边特委指导靖和浦县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再次确定进一步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同年12月25日，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书记黄会聪代表特委起草《坚决的为着开展反日的统一战线与创造反蒋的统一战线而斗争》，指出这“是我们党目前最重要的紧急任务之一”。闽粤边特委在边区首先提出开展下层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组织农民抗日义勇军配合红军作战；领导建立农民抗日自卫军和人民抗日义勇军形成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各县、区纷纷成立抗日义勇军，靖和浦农民抗日自卫军共4000多人，云和诏农民抗日自卫军共3000多人，在边区各地建立了广大群众参加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自卫军，游击区内建立15个中队的抗日义勇军达1000多人，抗日救国会会员达3万多人。为了对人民抗日义勇军实行统一指挥，1936年6月在平和县南胜的邦寮山成立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何俊任总指挥，朱曼平任政治部主任，朱增强任副总指挥[1]P123。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促进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终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闽粤边特委充分领会中共中央精神，开展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最后“联蒋抗日”的一系列革命斗争，也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二、高坑会议的主要内容
1937年5月，闽粤边特委在大芹山根据地通过“白皮红心”的保长牵线搭桥，在南方15个根据地中率先派出代表与当地国民党驻军第157师开展国共合作抗日谈判。后由于特委代理书记何鸣等人被捕，特委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指定张敏为特委代理书记，负责日常工作，另一方面通电157师破坏谈判、捕捉我方的谈判代表，通过中间势力、进步人士对国民党第157师施加压力，对何鸣等人进行全力营救。经过多方努力营救，何鸣等人获释，国共谈判继续进行。6月中旬，闽粤边特委在平和县高坑乡大水坑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决定继续派何鸣、卢叨为代表与国民党第157师谈判；派尹利东去香港向南委汇报情况[2]P64。经过几轮谈判，除了我军驻防地点有分歧外（国民党第157师要求我军开往厦门或海澄石码驻防，我方要求在平和坂仔驻防），其它方面双方意见基本一致。为统一我党的思想认识，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6月23日中共闽粤边特委在高坑陈氏宗祠召开部队连以上和地方区以上干部参加的闽粤边特委扩大会议，即“高坑会议”。
高坑会议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主持，共开了8天（从6月23日到6月30日）[3]。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和畅所欲言的精神，围绕国共合作、部队改编和集中地点以及改编后斗争的方向等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其主要内容有：
（一）在思想上统一党和红军内部达成国共合作的共同认识。认为国共合作是必要的，与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南临委的指示信是一致的。
（二）就国共合作的一些具体事宜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其中对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安全的重大问题（部队集中地点）争论最为激烈，经过几番争执后，双方各让一步，最终确定在漳浦县城驻防。
（三）讨论红军是否全部改编。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以何鸣、吴金为代表，主张队伍拉出根据地，有利于扩大影响；二是以朱曼平、林路、卢胜为代表，担心敌人搞阴谋，反对离开根据地；三是以张敏为代表，主张部队不要全部拉出去，留一部分精锐部队，以防万一。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红军全部开往漳浦县城[3]。
（四）会议期间，与国民党驻军第157师签订“6·26协议”。6月25日谈判代表何鸣、卢叨从高坑到平和小溪，然后由国民党第157师派车接往漳州继续谈判，6月26日在漳州九龙饭店签订“政治协定”，6月27日返回高坑，何鸣继续参加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后期卢叨陪国民党第157师营长钟天定参观红三团训练[3]，7月1日部队开往平和小溪镇接受改编。
（五）批评何鸣在谈判中没有完全按照特委的决定和指示进行，没有通过特委批准就轻易答应把红军开往漳浦县城，导致“漳浦事件”发生，造成红军损失惨重。
（六）研究红军改编后的斗争方向和对策。就特委和对部队集中改编后的领导人选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由张敏代理特委书记，何鸣领导部队，为加强对何鸣的领导、监督，特委决定将特委机关也搬到漳浦去。
（七）会议通过《为改编红军一、三支队及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告闽南同胞书》[4]P71。
三、高坑会议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高坑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键时刻召开的，以团结抗日救国为宗旨，着眼抗日大局，仔细权衡利弊，促成中共闽粤边区与国民党第157师签订“6·26协议”，是“决定闽南红军命运和前途的会议，决定革命根据地存亡的问题，所以大家都非常认真对待”[5]P48。重温高坑会议的精神，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必须服从大局，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统领全党，才能真正形成推进工作的合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时期。高坑会议是在“卢沟桥事件”前夕，为顺应全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召开的，也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精神和根据南临委1937年3月5日的指示信精神而召开，充分体现了闽粤边特委矢志抗日的民族精神和服从大局的坚定信念。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共产党和红军与国民党及其反动军队不共戴天，抗日战争爆发后，其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红三团和边区的一些干部思想认识一下子转不过弯来，认为不跟国民党合作我们照样抗日；没有跟日本鬼子正面作战的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会依然可以发挥重大作用，根据地的抗日情绪依然高涨。“高坑会议”是为了统一我党和军队内部对国共合作的认识而召开的，会议最终达成对国共合作必要性的共同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工作的有效开展，有赖于一个思想统一、坚强团结的班子。面对当前一些党员干部信仰缺失、精神迷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以及种种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不择手段敛财的腐败行为，我们必须紧紧扭住思想建党这一根本原则不动摇，着眼加强理论武装、统一思想行动，以思想建设引领和推动党各项工作开展。必须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领会讲话科学内涵，把握精神实质，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行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对于广大党员群众来说，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各有分工，只有形成合力，团结一致，才能形成良好的工作格局。因此，要必须树立大局意识，对需要配合的事情，要主动沟通，诚心尽力去办；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从当前发展大局出发，讲风格，讲姿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主动配合，善于配合，真正形成推进工作的合力。
（二）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才能确保党成为一个既有严明纪律又充满活力的战斗集体
高坑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党内民主生活会。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国共谈判的主要内容、部队的集结地点以及是否全部接受改编等问题展开充分讨论并发表意见，一些正确路线和军事主张得到肯定；对何鸣在谈判时急于求成、自作主张答应国民党谈判条件，轻易将队伍带离根据地，导致“漳浦事件”的发生进行批评教育，这也为后来全国各地的国共谈判提供经验教训，例如洛甫、毛泽东《关于南方各地游击队整编原则的指示》和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3]P262-264，都是在总结“漳浦事件”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指示。发扬党内民主，采取正确的集中，成为我们党克敌制胜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如何不断激发党内活力，始终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方式。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步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兴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自律意识，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确保党成为一个既有严明纪律又充满活力的战斗集体。
（三）必须牢固树立改革意识，坚持敢为人先，才能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当时国共合作已成趋势，南方8省各根据地都在与国民党接触谈判。高坑会议期间，中共闽粤边区与国民党第157师签订的“6·26协议”是南方8省15个根据地中最早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签订抗日合作的协议，从此掀起南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高潮。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改革进入“深水区”，不仅需要牢固树立改革意识，也需要首创精神，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分享改革红利。我们要在“敢为”“善为”上持续加大力度。一要“敢为”。加快发展，重在担当，贵在创新。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善于破旧用新、推陈出新，用新思路开拓新局面，用新方法闯出新天地。要敢于先行先试，支持一切有利于发展的探索试验，为创新者壮胆，为进取者助威，为改革者护航，全力营造创新、创造、创业的良好发展氛围。要进一步增强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魄力，“敢”字当头，“干”字为先，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部署上，敢于决策拍板；在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推进上，敢于担负重任；在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上，敢于直面矛盾，例如“两违”占用公共资源，群众意见很大，“两违”工作抓好，老百姓就会觉得共产党好；在各项目标任务的督办考核上，敢于追责问效。以敢想敢干、敢抓敢管的豪迈气概，扫除发展障碍，抢占发展先机，奋力实现各项工作的新突破。二要要“善为”。推进工作，重在方式方法。必须把握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善于运用市场的手段调节和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必须改革创新。平和作为经济欠发达县，束缚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普遍存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相对保守，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这个问题上更加不能含糊，更加不能打各自的“小算盘”。要继续解放思想观念，深入查找和清理那些习惯思维、陈旧观念和过时做法，坚决破除思想上的桎梏和障碍，大刀阔斧地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投融资平台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市场体系、教育人才等方面与厦门、泉州、潮汕地区进行全方位对接，将平和建设成为闽南地区富有特色的区域。
参考文献：
[1]中共平和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平和人民革命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中共平和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平和党史大事记[Z].福建：平和新时代印刷厂，1992.
[3]中共福建省龙溪地委党史办，中共广东省汕头地委党史办.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料汇编[G].福建：华安印刷厂，1985.
[4]福建省平和县政协文史组.平和文史资料（第一辑）[G].福建：华安印刷厂，1984.
[5]陈天才.情系大芹山[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彭月才
[关键词] 闽粤边 国共合作 高坑会议
一、闽粤边特委领导下“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 运动
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主要矛盾，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成为国共两党由对峙到联合的重要契机，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同年6月，中共闽粤边特委指导靖和浦县委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再次确定进一步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政策。同年12月25日，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书记黄会聪代表特委起草《坚决的为着开展反日的统一战线与创造反蒋的统一战线而斗争》，指出这“是我们党目前最重要的紧急任务之一”。闽粤边特委在边区首先提出开展下层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组织农民抗日义勇军配合红军作战；领导建立农民抗日自卫军和人民抗日义勇军形成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各县、区纷纷成立抗日义勇军，靖和浦农民抗日自卫军共4000多人，云和诏农民抗日自卫军共3000多人，在边区各地建立了广大群众参加的农民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自卫军，游击区内建立15个中队的抗日义勇军达1000多人，抗日救国会会员达3万多人。为了对人民抗日义勇军实行统一指挥，1936年6月在平和县南胜的邦寮山成立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何俊任总指挥，朱曼平任政治部主任，朱增强任副总指挥[1]P123。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促进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终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闽粤边特委充分领会中共中央精神，开展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最后“联蒋抗日”的一系列革命斗争，也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二、高坑会议的主要内容
1937年5月，闽粤边特委在大芹山根据地通过“白皮红心”的保长牵线搭桥，在南方15个根据地中率先派出代表与当地国民党驻军第157师开展国共合作抗日谈判。后由于特委代理书记何鸣等人被捕，特委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指定张敏为特委代理书记，负责日常工作，另一方面通电157师破坏谈判、捕捉我方的谈判代表，通过中间势力、进步人士对国民党第157师施加压力，对何鸣等人进行全力营救。经过多方努力营救，何鸣等人获释，国共谈判继续进行。6月中旬，闽粤边特委在平和县高坑乡大水坑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会议决定继续派何鸣、卢叨为代表与国民党第157师谈判；派尹利东去香港向南委汇报情况[2]P64。经过几轮谈判，除了我军驻防地点有分歧外（国民党第157师要求我军开往厦门或海澄石码驻防，我方要求在平和坂仔驻防），其它方面双方意见基本一致。为统一我党的思想认识，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6月23日中共闽粤边特委在高坑陈氏宗祠召开部队连以上和地方区以上干部参加的闽粤边特委扩大会议，即“高坑会议”。
高坑会议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主持，共开了8天（从6月23日到6月30日）[3]。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和畅所欲言的精神，围绕国共合作、部队改编和集中地点以及改编后斗争的方向等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其主要内容有：
（一）在思想上统一党和红军内部达成国共合作的共同认识。认为国共合作是必要的，与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南临委的指示信是一致的。
（二）就国共合作的一些具体事宜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其中对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安全的重大问题（部队集中地点）争论最为激烈，经过几番争执后，双方各让一步，最终确定在漳浦县城驻防。
（三）讨论红军是否全部改编。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以何鸣、吴金为代表，主张队伍拉出根据地，有利于扩大影响；二是以朱曼平、林路、卢胜为代表，担心敌人搞阴谋，反对离开根据地；三是以张敏为代表，主张部队不要全部拉出去，留一部分精锐部队，以防万一。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红军全部开往漳浦县城[3]。
（四）会议期间，与国民党驻军第157师签订“6·26协议”。6月25日谈判代表何鸣、卢叨从高坑到平和小溪，然后由国民党第157师派车接往漳州继续谈判，6月26日在漳州九龙饭店签订“政治协定”，6月27日返回高坑，何鸣继续参加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后期卢叨陪国民党第157师营长钟天定参观红三团训练[3]，7月1日部队开往平和小溪镇接受改编。
（五）批评何鸣在谈判中没有完全按照特委的决定和指示进行，没有通过特委批准就轻易答应把红军开往漳浦县城，导致“漳浦事件”发生，造成红军损失惨重。
（六）研究红军改编后的斗争方向和对策。就特委和对部队集中改编后的领导人选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决定由张敏代理特委书记，何鸣领导部队，为加强对何鸣的领导、监督，特委决定将特委机关也搬到漳浦去。
（七）会议通过《为改编红军一、三支队及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告闽南同胞书》[4]P71。
三、高坑会议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高坑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键时刻召开的，以团结抗日救国为宗旨，着眼抗日大局，仔细权衡利弊，促成中共闽粤边区与国民党第157师签订“6·26协议”，是“决定闽南红军命运和前途的会议，决定革命根据地存亡的问题，所以大家都非常认真对待”[5]P48。重温高坑会议的精神，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必须服从大局，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统领全党，才能真正形成推进工作的合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时期。高坑会议是在“卢沟桥事件”前夕，为顺应全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召开的，也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示精神和根据南临委1937年3月5日的指示信精神而召开，充分体现了闽粤边特委矢志抗日的民族精神和服从大局的坚定信念。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共产党和红军与国民党及其反动军队不共戴天，抗日战争爆发后，其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红三团和边区的一些干部思想认识一下子转不过弯来，认为不跟国民党合作我们照样抗日；没有跟日本鬼子正面作战的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会依然可以发挥重大作用，根据地的抗日情绪依然高涨。“高坑会议”是为了统一我党和军队内部对国共合作的认识而召开的，会议最终达成对国共合作必要性的共同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党思想和意志统一了，才能统一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意志，才能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工作的有效开展，有赖于一个思想统一、坚强团结的班子。面对当前一些党员干部信仰缺失、精神迷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以及种种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不择手段敛财的腐败行为，我们必须紧紧扭住思想建党这一根本原则不动摇，着眼加强理论武装、统一思想行动，以思想建设引领和推动党各项工作开展。必须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领会讲话科学内涵，把握精神实质，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行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对于广大党员群众来说，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各有分工，只有形成合力，团结一致，才能形成良好的工作格局。因此，要必须树立大局意识，对需要配合的事情，要主动沟通，诚心尽力去办；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从当前发展大局出发，讲风格，讲姿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主动配合，善于配合，真正形成推进工作的合力。
（二）必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才能确保党成为一个既有严明纪律又充满活力的战斗集体
高坑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党内民主生活会。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国共谈判的主要内容、部队的集结地点以及是否全部接受改编等问题展开充分讨论并发表意见，一些正确路线和军事主张得到肯定；对何鸣在谈判时急于求成、自作主张答应国民党谈判条件，轻易将队伍带离根据地，导致“漳浦事件”的发生进行批评教育，这也为后来全国各地的国共谈判提供经验教训，例如洛甫、毛泽东《关于南方各地游击队整编原则的指示》和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3]P262-264，都是在总结“漳浦事件”教训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指示。发扬党内民主，采取正确的集中，成为我们党克敌制胜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背景下，如何不断激发党内活力，始终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方式。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步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发展的制度和机制，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兴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牢固树立自律意识，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确保党成为一个既有严明纪律又充满活力的战斗集体。
（三）必须牢固树立改革意识，坚持敢为人先，才能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
当时国共合作已成趋势，南方8省各根据地都在与国民党接触谈判。高坑会议期间，中共闽粤边区与国民党第157师签订的“6·26协议”是南方8省15个根据地中最早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签订抗日合作的协议，从此掀起南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高潮。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改革进入“深水区”，不仅需要牢固树立改革意识，也需要首创精神，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分享改革红利。我们要在“敢为”“善为”上持续加大力度。一要“敢为”。加快发展，重在担当，贵在创新。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善于破旧用新、推陈出新，用新思路开拓新局面，用新方法闯出新天地。要敢于先行先试，支持一切有利于发展的探索试验，为创新者壮胆，为进取者助威，为改革者护航，全力营造创新、创造、创业的良好发展氛围。要进一步增强勇于创新、敢于担当的魄力，“敢”字当头，“干”字为先，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部署上，敢于决策拍板；在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推进上，敢于担负重任；在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上，敢于直面矛盾，例如“两违”占用公共资源，群众意见很大，“两违”工作抓好，老百姓就会觉得共产党好；在各项目标任务的督办考核上，敢于追责问效。以敢想敢干、敢抓敢管的豪迈气概，扫除发展障碍，抢占发展先机，奋力实现各项工作的新突破。二要要“善为”。推进工作，重在方式方法。必须把握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善于运用市场的手段调节和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必须改革创新。平和作为经济欠发达县，束缚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普遍存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相对保守，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这个问题上更加不能含糊，更加不能打各自的“小算盘”。要继续解放思想观念，深入查找和清理那些习惯思维、陈旧观念和过时做法，坚决破除思想上的桎梏和障碍，大刀阔斧地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投融资平台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市场体系、教育人才等方面与厦门、泉州、潮汕地区进行全方位对接，将平和建设成为闽南地区富有特色的区域。
参考文献：
[1]中共平和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平和人民革命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中共平和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平和党史大事记[Z].福建：平和新时代印刷厂，1992.
[3]中共福建省龙溪地委党史办，中共广东省汕头地委党史办.闽粤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料汇编[G].福建：华安印刷厂，1985.
[4]福建省平和县政协文史组.平和文史资料（第一辑）[G].福建：华安印刷厂，1984.
[5]陈天才.情系大芹山[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