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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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我刊的投稿、审稿管理流程,提高刊物办公效率,方便作者投稿和专家审稿,实现编者、作者和审稿专家之间的有效沟通,尽量缩短审稿及修改周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已于2020年06月01日正式开通“‘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知网版)”,欢迎广大作者和专家在本刊唯一网站注册投稿、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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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我刊的投稿、审稿管理流程,提高刊物办公效率,方便作者投稿和专家审稿,实现编者、作者和审稿专家之间的有效沟通,尽量缩短审稿及修改周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已于2020年06月01日正式开通“‘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知网版)”,欢迎广大作者和专家在本刊唯一网站注册投稿、审稿。
其他文献
《唐诗归》是竟陵派诗学的一面旗帜,影响极为深远。特别是其初盛唐卷,世人在充分肯定其诗学价值的同时,又斥其“寡陋无稽,错缪叠出”,至于字句,“随意窜改”。而这些又都与其取资的蓝本有关。《唐诗归》的蓝本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唐诗品汇》。在编选时间短暂、“求异”“避熟”等主客观因素作用下,《唐诗归》选择了明万历间黄德水、吴琯递纂的《唐诗纪》作为其初盛唐卷的蓝本。锺、谭二人依托《唐诗纪》,于大量承袭和稍许新变间,发挥自身能动性,选择评点对象,传达诗学观念。《唐诗归》初盛唐卷蓝本的确认,进一步佐证了中晚唐卷是锺惺后
《墨子》“十论”指《墨子》中讨论《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这十大政治、伦理命题的篇章。“十论”之每论皆分上、中、下三篇,但因文献散佚,今仅存《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上》《节用中》两篇、《节葬下》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下》一篇、《非乐上》一篇、《非命》三篇。
龚自珍诗歌的“经典化”与一般的清诗经典化理路不同,从实证角度看,龚自珍与袁枚的诗学接力难于落实,但其诗之个性独造、复古生新等特征符合“性灵说”所倡导的诗学精神,也让龚自珍诗歌在其所处时代中展现出高度的原创性品质,奠定了“经典化”基石。龚自珍诗歌的“经典化”历程大致可以划分出三个阶段:其一,清末延至民初是“经典化”的开始时期;其二,民国时期是“经典化”程度加深的量变积聚时期;其三,龚自珍诗的“经典化”定格于20世纪50年代。通过对龚自珍诗“经典化”的探究,不难发现“近代”这一概念在龚自珍诗研究史上的关键意义
傅惜华旧藏剧本《龙江守岁》的作者只知道为“存韫斋”,《遇合奇缘记》的作者署名“长白女史桂仙氏”,它有韫斋所作序言及凡例。通过考证可知“存韫斋”乃宗室存华,“桂仙”乃嘉庆孝和睿皇后的妹妹、肃亲王永锡次子敬叙之妻钮祜禄氏。存华与钮祜禄氏是侄儿与叔母的关系,《遇合奇缘记》所写的就是存华与钮祜禄氏的一段私情。清华大学图书馆另有存华的稿本两册,其中《处泰堂和鸣集》《慎修堂外集》与《遇合奇缘记》有密切关系。利用新发现的文献,我们重新审视《遇合奇缘记》,可知它所描写的内容在整个中国古代戏曲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其艺术价值
2019年6月24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联合主办的“中国古典诗学高端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青琐高议》是北宋刘斧撰辑的小说集,原书不传,今本为重编本。因事涉神怪、用语通俗,前人或有“俚鄙”之嗤(王士禛跋),但此书在小说史上意义重大,王士禛承认“此《剪灯新话》之前茅”,今人赞誉尤多,如“乃北宋最优秀之小说集”(李剑国《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简称《叙录》,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99页),“是北宋最早也是最大的一部小说选集”(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是南宋初期江西地区刊刻的一部三苏文章选本。此书总卷数不明,据考当在八十卷以上。现存残帙两部,一部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本”),存卷一至四、卷一五至二二、卷二四至八○,共六十九卷;另一部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台北本”),存苏轼文三卷。
集中体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文献,基本上有三个: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体现了马克思更加成熟的唯物史观,其中有这样的论述:“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
文艺的源泉是什么?这是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看,主要存在以物、道、理、情为源泉等几种说法。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堪称是这一问题的定论。如果将这些论述加以系统研究,则可以发现从最早的“感物”到“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实际构成了中国文艺源泉说的一条发展链。关于文艺起源,中国最早的论述见于《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汉末魏晋流行的人物题目亦即人物品评之风,其影响扩展到对宫殿建筑、城池山川等的品题,同时影响了当时的诗歌创作。作为晋宋之际人物清谈和诗歌创作的双料名家,谢混《诫族子诗》是人物品评由口头言说落实到书面创作的典型作品之一,他不仅展示了谢混的文学才华、展示谢氏家门内部人物品评的实况,而且标志了“题目”一词由人物品题到诗文篇题的过渡节点,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