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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说我的性格不适合进演艺圈，我自己都觉得是。”曲婉婷双手举在胸前翻飞，让指甲油快点干，轻描淡写说了这一句。
无论如何她已是圈中人，看起来还比其中许多人来得幸运。采访前一周她在新加坡，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斩获3奖之外还办了个签唱会，之后给父亲过生日在青岛待了3天，回北京只有一天时间用来开会与接受采访，第二天又要为亚洲巡回演唱会飞马来西亚。通告排得踩着脚后跟，一边回答问题，一边化妆师还在为接下来的电视访问给她涂甲油卷头发。
成名的代价当然不止于忙。以这个哈尔滨姑娘的脾气，再引起争议的微博也不删除，但以一个艺人的标准堪比呈堂证供。7月时在出租车上偶尔听到蔡健雅的歌，曲婉婷对这位1997年出道的前辈大加激赏：“俺喜欢她！希望多出这样的人才，这样的音乐人！”一时被网友调侃成了微博热点。
没到一个月，翻唱《我的歌声里》的《中国好声音》学员李代沫，录制了此歌MV并透露是某汽车公司的活动，因有商业使用之嫌被曲婉婷的公司起诉。这位东北大妞在风口浪尖还一码归一码地发微博：一面对李代沫个人表示感激和鼓励，另一面，对商业行为的态度，又回到她言必称的“版权意识”。
本月初，因为某次宣传中使用了“曲婉婷御用制作人打造”一说，这个被硬拉上关系的当事人发微博说，“希望媒体在报道前做好功课。”有粉丝批评她“变大牌了”，她还较真地回复“我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在你知道名字后我才这样”。
以我们这时代的娱乐工业标准，偶像模板基本都具备德艺双馨温良恭俭让的外包装，好降低市场风险。而这名外形并无优势的女歌手，对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而言，有两首歌被用作电影《春娇与志明》插曲已算走运，《中国好声音》肯翻唱简直该感恩戴德，这种情况下还左维权右批评的，只能是炒作。
但对于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当事人，曲婉婷只看到因果，不觉得侥幸。在做自己与做偶像之间，她坚持前者。
音乐拯救生活
做音乐是最后的救命稻草。2004年底，初恋男友向曲婉婷提出分手；学院向她提出警告：因为学分不够她可能无法毕业，必须去其他学院补修。
在加拿大留学，她前所未有地感到一个人的孤独，但哈尔滨的家也无法给她任何慰藉。说一不二的母亲的任何安排她都没得选择，比如把4年的大学时光用在毫无兴趣的商科上面。对女儿近况并不知情的母亲还在电话中念叨，最好一直读下去，拿到博士学位。
“那时候心真的一下子凉了，觉得读大学已经把人读枯萎了，她还要个博士。”曲婉婷回忆。
她不是没有努力，去其他学院交了钱修了两门课，但一周之后还是申请退出。“有5个月的时间我没有上学，几乎到了崩溃边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烟、酗酒，觉得自己快要得抑郁症。”
退还的学费约合三千人民币。16岁到加拿大后，家里给的钱除了学费、住宿费，只够基本生活，她第一次支配这么大笔钱，给自己买了一件奢侈品——一架电钢琴。
如许多城市80后一样，小时候的曲婉婷也被家里逼着学过才艺；也如这其中许多孩子一样，经过连续3年每天至少一小时的指法练习，她放弃了枯燥的钢琴学习。但十多年后，当她重新尝试把手指放回琴键，却是意外的自如与自由。
她的音乐实实在在。先有具体的人事触发感受想法，大致写成歌词，随意弹一段和弦并配唱，作为一个没学过音乐不识谱的创作歌手，她的记录方式是最简单的手机或电脑上的录音软件。惟一似乎跟艺术家相关的习惯，可能与这阶段的独居有关：周围不能有其他人。
在陌生的国度里，因为有了这架电钢琴，曲婉婷至少可以唱歌给自己听；同时，那些反复困扰却无从说起的心事，终于能被一吐为快。比如她的第一首歌《To Markus》，写给分手的前男友，说起来其实是一个失恋女孩的情绪抒发；而第一首中文歌《我是我》则是对母亲的独立宣言：“我不管你怎么说，我也不要再保持沉默，妈妈，我就是我，请不要想改变我，别人的孩子不是我。”
“我会表达自己，但是生活中并不是每次都能有合适的机会表达，就写成了歌。”
这首歌还是没有换回母亲的谅解。因为反对曲婉婷做音乐，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母亲拒绝与女儿联系，并不再为她提供经济支持。
做音乐或做母亲的女儿
中学时便出国留学，不同于同龄人的离情别绪，曲婉婷只觉得轻松：终于可以离开母亲了。
她至今记得母亲在送机时说：“你外婆在我19岁时去世，我靠自己走到今天。你现在16岁，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了。”
刚到加拿大时住学校宿舍，见识了女同学撒娇、化妆、搭配衣服的功力，曲婉婷惊讶原来做女孩子有这么多学问。“你们怎么会这么多？”“我媽妈就是这样子的呀。”
她其实并不羡慕。母亲是另一种样子：朴素、坚忍、能干，头发很短，不烫不染，走路特别快，做决定特别果毅。是她欣赏的女性类型。
但她无法忍受母亲一直在以自己的价值标准为女儿做决定，“在她面前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一表达就是顶嘴、不孝顺，不管是什么内容，一定会被否定。”曲婉婷回忆。
从学钢琴到学商科，都是母亲的决定，到了加拿大她终于有机会自己做主一些事情。但第一次谈恋爱，她甜蜜羞涩地通过视频让母亲见见男友，只得到一句评语：“这个男人不适合你，赶紧分手吧。”
那时候她不知道如何能做一个令母亲满意的女儿。以母亲的标准，她似乎永远只能成为别人家孩子的绿叶：家里为了她的音乐才华买了钢琴，她却中途放弃；中学时的成绩只是中游，铁定上不了好大学；费尽心思金钱送出国，成绩不好还开始谈恋爱。
惟一让她肯定自己也收获肯定的便是做音乐，但是母亲只给她一道单选题：要么做音乐，要么做她的女儿。刚刚凭借音乐从人生低谷中爬出的曲婉婷选择了前者。
家里断了经济援助，没有绿卡可以合法打工，而做音乐又是个花费很高的行业。2005年，她组了一个乐队，渐渐有一些演出收入，但依然要每天在网上找散工维持生计。曾有一份工作是每周末给人做小时工，干脏活累活的辛苦是一回事，年轻女孩子的安全是另一回事。到后来，雇主周末不出门，特地在家做饭给她吃，“而他是有女朋友的。我那天以后就辞工了。当时如果出事，是没有一个人会来管我的，反而会被遣返回国。”曲婉婷回忆。 “这还是能说的，还有很多吃过的苦，说都不能说。一个人在国外十多年，被欺骗过、伤害过，但也获得了很多经验。在国内的生活不必这么苦，但我并不后悔。”
在没有母亲指派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时候，曲婉婷反而乖乖交了学费、修满学分、拿到了毕业证书。到2009年，她签约加拿大Nettwerk唱片公司，母亲终于认可了她的音乐之路。“我明白她不是不让我做音乐，她原来只是担心我没法生存。”
在母女关系冰释后，曲婉婷一次回国，一位亲戚告诉她，2000年她母亲送完机，亲戚问：你也真狠心，这么点大孩子你就不想她？
“我母亲平静地跟她说：能不想嘛？我就这一个女儿。可我狠心才是对她好啊。”
不顾一切追求所爱
“对我深爱的人和事，我会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曲婉婷说，“那种程度的爱是一种信仰。”
就像2005年，穿过演唱会人潮、拦下加拿大Nettwerk唱片公司老總Terry McBride毛遂自荐时，22岁的她刚开始做音乐，得到了一个非常客气的“可以让我听听你的音乐”的答复。
4年后她才交出自己的音乐。收到CD那天，Terry早已忘记了曾有这么一个瘦小而坚持的中国女孩。十多天后，曲婉婷与Nettwerk正式签约。
这看起来是个传奇，但只有当事人知道，并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好运：如果不是自己4年如一日的创作，争取一切演出机会以扩大影响力，就没有今天的曲婉婷。
“在此之前，我给加拿大的环球、索尼、百代等公司都发过歌曲，没有获得回音。只有一家回复了邮件，说我的音乐不是他们目前想签的，让我继续努力。”曲婉婷说。
Nettwerk只负责发片，为拓展亚洲市场，曲婉婷频繁往返中加，自己找唱片公司谈判，“这对我来说太正常了，我独立惯了，从没娇生惯养过。”
而导演彭浩翔之所以用了《Drenched》作《春娇与志明》的主题曲，也正是她锲而不舍地在大大小小的音乐网站上传自己的音乐，而他遇到了其中之一。
在她的世界里，没有一步登天的爆红，没有理所应当的被爱。因为一切都是自己亲力亲为、费劲争取的，而这也是她对盗版、侵权的反应激烈的原因。
这种强势张扬的风格未必被每个人接受，但相比外界的看法，她更在意内心的是非标准，像她曾在微博中骄傲宣称的：“我是一个有思想并且想表达思想的人。我不是音乐公司包装出来的歌手。这就是我，不爱走开。”
无论如何她已是圈中人，看起来还比其中许多人来得幸运。采访前一周她在新加坡，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斩获3奖之外还办了个签唱会，之后给父亲过生日在青岛待了3天，回北京只有一天时间用来开会与接受采访，第二天又要为亚洲巡回演唱会飞马来西亚。通告排得踩着脚后跟，一边回答问题，一边化妆师还在为接下来的电视访问给她涂甲油卷头发。
成名的代价当然不止于忙。以这个哈尔滨姑娘的脾气，再引起争议的微博也不删除，但以一个艺人的标准堪比呈堂证供。7月时在出租车上偶尔听到蔡健雅的歌，曲婉婷对这位1997年出道的前辈大加激赏：“俺喜欢她！希望多出这样的人才，这样的音乐人！”一时被网友调侃成了微博热点。
没到一个月，翻唱《我的歌声里》的《中国好声音》学员李代沫，录制了此歌MV并透露是某汽车公司的活动，因有商业使用之嫌被曲婉婷的公司起诉。这位东北大妞在风口浪尖还一码归一码地发微博：一面对李代沫个人表示感激和鼓励，另一面，对商业行为的态度，又回到她言必称的“版权意识”。
本月初，因为某次宣传中使用了“曲婉婷御用制作人打造”一说，这个被硬拉上关系的当事人发微博说，“希望媒体在报道前做好功课。”有粉丝批评她“变大牌了”，她还较真地回复“我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在你知道名字后我才这样”。
以我们这时代的娱乐工业标准，偶像模板基本都具备德艺双馨温良恭俭让的外包装，好降低市场风险。而这名外形并无优势的女歌手，对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而言，有两首歌被用作电影《春娇与志明》插曲已算走运，《中国好声音》肯翻唱简直该感恩戴德，这种情况下还左维权右批评的，只能是炒作。
但对于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当事人，曲婉婷只看到因果，不觉得侥幸。在做自己与做偶像之间，她坚持前者。
音乐拯救生活
做音乐是最后的救命稻草。2004年底，初恋男友向曲婉婷提出分手；学院向她提出警告：因为学分不够她可能无法毕业，必须去其他学院补修。
在加拿大留学，她前所未有地感到一个人的孤独，但哈尔滨的家也无法给她任何慰藉。说一不二的母亲的任何安排她都没得选择，比如把4年的大学时光用在毫无兴趣的商科上面。对女儿近况并不知情的母亲还在电话中念叨，最好一直读下去，拿到博士学位。
“那时候心真的一下子凉了，觉得读大学已经把人读枯萎了，她还要个博士。”曲婉婷回忆。
她不是没有努力，去其他学院交了钱修了两门课，但一周之后还是申请退出。“有5个月的时间我没有上学，几乎到了崩溃边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烟、酗酒，觉得自己快要得抑郁症。”
退还的学费约合三千人民币。16岁到加拿大后，家里给的钱除了学费、住宿费，只够基本生活，她第一次支配这么大笔钱，给自己买了一件奢侈品——一架电钢琴。
如许多城市80后一样，小时候的曲婉婷也被家里逼着学过才艺；也如这其中许多孩子一样，经过连续3年每天至少一小时的指法练习，她放弃了枯燥的钢琴学习。但十多年后，当她重新尝试把手指放回琴键，却是意外的自如与自由。
她的音乐实实在在。先有具体的人事触发感受想法，大致写成歌词，随意弹一段和弦并配唱，作为一个没学过音乐不识谱的创作歌手，她的记录方式是最简单的手机或电脑上的录音软件。惟一似乎跟艺术家相关的习惯，可能与这阶段的独居有关：周围不能有其他人。
在陌生的国度里，因为有了这架电钢琴，曲婉婷至少可以唱歌给自己听；同时，那些反复困扰却无从说起的心事，终于能被一吐为快。比如她的第一首歌《To Markus》，写给分手的前男友，说起来其实是一个失恋女孩的情绪抒发；而第一首中文歌《我是我》则是对母亲的独立宣言：“我不管你怎么说，我也不要再保持沉默，妈妈，我就是我，请不要想改变我，别人的孩子不是我。”
“我会表达自己，但是生活中并不是每次都能有合适的机会表达，就写成了歌。”
这首歌还是没有换回母亲的谅解。因为反对曲婉婷做音乐，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母亲拒绝与女儿联系，并不再为她提供经济支持。
做音乐或做母亲的女儿
中学时便出国留学，不同于同龄人的离情别绪，曲婉婷只觉得轻松：终于可以离开母亲了。
她至今记得母亲在送机时说：“你外婆在我19岁时去世，我靠自己走到今天。你现在16岁，也差不多是这个年纪了。”
刚到加拿大时住学校宿舍，见识了女同学撒娇、化妆、搭配衣服的功力，曲婉婷惊讶原来做女孩子有这么多学问。“你们怎么会这么多？”“我媽妈就是这样子的呀。”
她其实并不羡慕。母亲是另一种样子：朴素、坚忍、能干，头发很短，不烫不染，走路特别快，做决定特别果毅。是她欣赏的女性类型。
但她无法忍受母亲一直在以自己的价值标准为女儿做决定，“在她面前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一表达就是顶嘴、不孝顺，不管是什么内容，一定会被否定。”曲婉婷回忆。
从学钢琴到学商科，都是母亲的决定，到了加拿大她终于有机会自己做主一些事情。但第一次谈恋爱，她甜蜜羞涩地通过视频让母亲见见男友，只得到一句评语：“这个男人不适合你，赶紧分手吧。”
那时候她不知道如何能做一个令母亲满意的女儿。以母亲的标准，她似乎永远只能成为别人家孩子的绿叶：家里为了她的音乐才华买了钢琴，她却中途放弃；中学时的成绩只是中游，铁定上不了好大学；费尽心思金钱送出国，成绩不好还开始谈恋爱。
惟一让她肯定自己也收获肯定的便是做音乐，但是母亲只给她一道单选题：要么做音乐，要么做她的女儿。刚刚凭借音乐从人生低谷中爬出的曲婉婷选择了前者。
家里断了经济援助，没有绿卡可以合法打工，而做音乐又是个花费很高的行业。2005年，她组了一个乐队，渐渐有一些演出收入，但依然要每天在网上找散工维持生计。曾有一份工作是每周末给人做小时工，干脏活累活的辛苦是一回事，年轻女孩子的安全是另一回事。到后来，雇主周末不出门，特地在家做饭给她吃，“而他是有女朋友的。我那天以后就辞工了。当时如果出事，是没有一个人会来管我的，反而会被遣返回国。”曲婉婷回忆。 “这还是能说的，还有很多吃过的苦，说都不能说。一个人在国外十多年，被欺骗过、伤害过，但也获得了很多经验。在国内的生活不必这么苦，但我并不后悔。”
在没有母亲指派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时候，曲婉婷反而乖乖交了学费、修满学分、拿到了毕业证书。到2009年，她签约加拿大Nettwerk唱片公司，母亲终于认可了她的音乐之路。“我明白她不是不让我做音乐，她原来只是担心我没法生存。”
在母女关系冰释后，曲婉婷一次回国，一位亲戚告诉她，2000年她母亲送完机，亲戚问：你也真狠心，这么点大孩子你就不想她？
“我母亲平静地跟她说：能不想嘛？我就这一个女儿。可我狠心才是对她好啊。”
不顾一切追求所爱
“对我深爱的人和事，我会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曲婉婷说，“那种程度的爱是一种信仰。”
就像2005年，穿过演唱会人潮、拦下加拿大Nettwerk唱片公司老總Terry McBride毛遂自荐时，22岁的她刚开始做音乐，得到了一个非常客气的“可以让我听听你的音乐”的答复。
4年后她才交出自己的音乐。收到CD那天，Terry早已忘记了曾有这么一个瘦小而坚持的中国女孩。十多天后，曲婉婷与Nettwerk正式签约。
这看起来是个传奇，但只有当事人知道，并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好运：如果不是自己4年如一日的创作，争取一切演出机会以扩大影响力，就没有今天的曲婉婷。
“在此之前，我给加拿大的环球、索尼、百代等公司都发过歌曲，没有获得回音。只有一家回复了邮件，说我的音乐不是他们目前想签的，让我继续努力。”曲婉婷说。
Nettwerk只负责发片，为拓展亚洲市场，曲婉婷频繁往返中加，自己找唱片公司谈判，“这对我来说太正常了，我独立惯了，从没娇生惯养过。”
而导演彭浩翔之所以用了《Drenched》作《春娇与志明》的主题曲，也正是她锲而不舍地在大大小小的音乐网站上传自己的音乐，而他遇到了其中之一。
在她的世界里，没有一步登天的爆红，没有理所应当的被爱。因为一切都是自己亲力亲为、费劲争取的，而这也是她对盗版、侵权的反应激烈的原因。
这种强势张扬的风格未必被每个人接受，但相比外界的看法，她更在意内心的是非标准，像她曾在微博中骄傲宣称的：“我是一个有思想并且想表达思想的人。我不是音乐公司包装出来的歌手。这就是我，不爱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