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兼具现代主义的气质和后现代的意蕴,但又超越了二者的抽象对立。因而,马克思与当代西方"新现代主义"思潮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具有广阔的对话空间。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现代性思想的差异主要源于二者在现代性诊断模式上的分野,即从资本逻辑出发的"总体性视野"与从合理化逻辑出发的"领域分化视野"的差异。哈贝马斯沿着韦伯的思路在社会理论基础上重建了康德的"先验主义二元论"的划界原则,从形式逻辑所要求的同一律和矛盾律出发,对不同行为合理性领域的外部差别进行类型区分。然而,马克思则是在实现哲学的"社会存在论转向"的基础上重建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因而,他并没有停留在不同行为类型的外部差别上,而是直接深入各种行为的内部,去探讨它的内部矛盾的性质、结构和趋向,进行辩证剖解和历史分析。"总体性"和"领域分化"两种不同的现代性诊断模式,必然导致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在现代性治疗方式上产生更大的差异。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治疗方案的核心是社会诸种合理性领域的重新规划与协调。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治疗方案的关键是对资本主义总体性存在的内在超越。马克思与新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对话,为我们指明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独特品质。对话中所凸显的一系列当代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问题,仍是亟需关注和研究的前沿课题,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理论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