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如今已有所缓解，河流两岸居民回家的希望依旧渺茫。
　　20多年来，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不断的克什米尔地区，一条蜿蜒的河流如同冷战时期的柏林墙一般，将两岸的居民生生阻隔，亲友不能欢聚，儿女不能侍奉父母。尽管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如今已有所缓解，河流两岸居民回家的希望依旧渺茫。类似的悲情故事，在印巴停火线两侧，不断上演。
　　全长245公里的尼隆河在克什米尔中北部的群山中奔涌。40岁的阿什拉夫·扬经常来到河边，凝视着对岸克伦村的木屋。她指着其中一栋说：“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住在里面。他们行动不便，出不了门。他们就是我的父母……”泪水在她的眼眶里打转。
　　阿什拉夫所处的地方，离父母居住的房屋只有十几分钟的路。即使中间隔了一条河，去一趟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但现在，横亘在她和父母之间的，不仅有湍急的河流，还有比河水更深的障碍，她和父母脚下的土地，分别属于长期敌对的印度与巴基斯坦。
　　1948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就这一地区的归属问题爆发战争。1949年7月，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停火，确定了停火线（亦称“控制线”）。此后数十年，印巴关系时紧时缓，经常在克什米尔地区爆发武装冲突。
　　1972年7月，印巴签署了《西姆拉协定》，双方同意在克什米尔地区尊重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停火后形成的实际控制线。后来双方依然冲突不断，直到2003年11月26日才实现全面停火。
　　尼隆河克伦村段在双方当年商定的停火线范围内。
　　65岁的村民锡迪克·布特常常来到河边，看一看河对岸的女儿。
　　“刚才她还坐在那儿呢，”锡迪克指着河对岸山地上的一排房子说，“她嫁了人，有4个孩子。我在河边走的时候，她认出我来了。”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在克什米尔，有70%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20%信仰印度教，其余的是锡克教徒和佛教徒。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穆斯林武装组织展开起义，为了让人口以穆斯林居多的克什米尔脱离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巴基斯坦情报部门“三军情报局”被指资助了这些穆斯林武装组织。
　　为了摆脱动荡的局势，1989年，包括阿什拉夫和锡迪克在内的约3000名印控地区的村民，越过实际控制线，来到巴方控制区避难。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幻想着在冲突结束后重返家园。
　　但这一天迟迟没有来。在接下来的近10年里，又有3000多人从印控地区过来。他们中的青壮年接受了军事训练，被武装起来，经常潜回印控地区实施袭击，一些人回去后便放下武器，过起了平民生活。
　　巴方控制区的官员透露，当年逃过来的人当中，仍在尼隆河边定居的有3600多人。他们大多已人到中年，最大的愿望是和分散多年的家人团聚。
　　“10多年来，起义让克什米尔地区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但没能让它摆脱印度的统治。相反，很多人對起义的正义性产生了质疑。”里兹维说，“一些激进组织也参与到起义中，这让它在国际上饱受指责。”
　　据保守估计，在多年的冲突中，有超过5万人死去，其中多数为平民。冲突将许多人的栖身之所化为废墟，剥夺了整整一代人接受教育和哺育后代的权利。
　　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事务专家艾尔沙德·马哈茂德说：“今天的克什米尔年轻一代终于明白，持续多年的流血冲突，没有让他们在通往独立的道路上前进一步……”
　　随着克什米尔形势的好转，阿什拉夫这些在20多年前逃离家园的人却发现，自己的处境越来越糟，他们成了印巴双方都不承认公民身份、有家难回的人。
　　对那些被视为“不安定因素”、从边境地区迁走的激进分子而言，心理落差更大。他们本想作为“自由战士”为自由而战，没想到成了难民，在巴方控制区首府穆扎法拉巴德市贫民窟的帐篷村里栖身。
　　“在这里，我的孩子没有前途，”一位前“自由战士”沮丧地说，“他们得不到巴基斯坦公民身份，这意味着他们不能申请护照，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也没有其他公民权利。”
　　这些人回家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不愿让他们全部回家。
　　印度担心，这些人全部回来会产生安全风险和管理方面的困难；巴基斯坦则担心，这些人会影响其“正面形象”，很多难民在巴方控制区过得很艰难，一旦脱离监控，他们很可能把这些遭遇说出来。
　　2005年印巴在克什米尔开通了一条巴士客运线。在发放通行证前，双方的官员会对每名旅客进行严格审查，很多人被禁止出行。2011年，两国又开通了一条线路，专供曾经的武装组织战士和他们的家人通行。
　　今年1月，一位曾经的战士说：“我卖掉了所有财产，凑够了一家人飞往尼泊尔的机票钱，然后再从那里进入印控地区，到达（印控地区首府）斯利那加。”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表示，他们一家人的护照和机票都是由一个中间人办的。他和妻子以及3个孩子的护照和机票。总共花费了2000美元。与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相比，这是一笔大钱，但与其他辗转返乡者的花费相比，并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