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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齐聚人民大会堂，进行“两会”的重要议程之一——选举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和组成人员。在那些众人瞩目的领导职位之外，历来不兴波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最终人选却因为连日来对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的传闻，霎时引人注目起来。
15日上午选举过后，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迅即向外界发布了消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名人选167名，进行5％的差额选举，最终当选159人。但多少令一些关注者失望的是，公告并没有说明159人中是否有“专职委员”，更不用说明确具体人选。
由于缺乏官方的确认，到目前为止，所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专职委员”的举措仍然只是一个民间的说法。3月4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姜恩柱在面对某记者关于“专职委员”的询问时，并未正面作答，只是透露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人数将会有所增加，“主要是增加一些相对年轻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使人大常委会的年龄、专业结构更加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从本次委员选举的结果看，姜恩柱的回答可算是实话实说。很显然，调整、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已经成为产生十届人大常委会时的题中之意。
相较于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41名候选人中选出134名委员，本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数增加了25名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此外，委员的年龄、教育背景和工作资历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根据过去不成文的“惯例”，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几乎都是从一线退下来的政府官员，一般年龄超过60岁，因此有人说人大是领导干部退休之前的“中转站”，整体年龄偏高，对人大的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充分地完成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决定国家大事和讨论复杂立法上的使命。
据公开资料统计，本届常委会委员159人的平均年龄约为60岁，比九届一次会议时低3.4岁。整体看仍不算年轻，但毕竟补充了一批60岁以下的人。其中40岁以下的有四人，占2.5％；41岁至50岁的有19人，占11.9％；51岁至60岁的有35人，占22％。60岁以下的人共占36.5％。而在差额选举中落选的八人中，有六人年龄均为69岁。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整体学历提高，专业背景增强，尤其是经济、法律、教育、科技领域的委员有所增加。从履历看，他们多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大专学历22人，大学学历 91人，研究生（包括以上）学历40人，一般都在岗位上承担着相当重要和专业的研究与管理工作。
在委员群体上更趋年轻和专业的同时，一批年富力强的国家机关和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更是引人注目。如年仅38岁的两位委员，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他同时兼任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劳动科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另一位是1993年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现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的倪岳峰。在50岁以下的委员中，年富力强的新型委员可谓高度密集（参见本文附表）。
对于这种变化，学界和舆论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蔡定剑对《财经》指出：“我认为这是一个信号，从中可以看到加强和完善人大制度的一种倾向。虽然只是初步的试验性的，但还是有积极的影响。”
在他看来，这使得整个常委会成员的年龄和知识结构更加优化，更趋合理化，将对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审议工作带来积极的作用。“这是从以往有法律或经济等专业背景的委员在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实践中可以看到的。”
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年富力强，这些新当选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将走上完全不同于以往老干部“退居二线”的新道路。因而，他们当选之后工作和角色会有何变化，就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同时担任国家行政、审查和检察机关的职务”，这至少意味着在以上部门任职的新当选的委员，将会调离原单位，专心致志地在人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将成为“专职委员”，人大亦将为其安排专门的办公室。
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这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工作条件，对以往的人大常委会委员来说实际上并不多见。据专家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中，只有委员长这一级别的人有办公室，委员一般没有办公室，只有有些既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也是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才可能在人大常委会的办公所在地有办公室。因而，为这部分新委员设置办公室，事实上也构成了某种象征。
记者设法与新当选的部分年富力强的委员取得了联系，他们并未否认记者言及的“专职委员”一词，但同时也表示，“什么时候调离原单位，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都还很不确定”。
自最近一段时间“专职委员”一事流传以来，还有传闻说这些“专职委员”的行政级别将定为局级甚至是副部级。全国人大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否定了这种说法。道理很简单：委员们在发挥自己参政议政的职能时地位是平等的，无高下尊卑之分。“当然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从政府部分调来的，原来是什么级别，还是什么级别。”
在海内外舆论就此次人大常委会选举新气象颇多好评的同时，仍不乏怀疑之声。有些学者认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首先要有代表性，要充分代表民意，其次才是专业化，因此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进入人大常委会，“其作用充其量是增设了一个研究室”。
不少专家更认为，由于受到现存的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制约，这一举措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和影响，还不能断定，因此呼吁进行其他配套制度的变革。蔡定剑说：“首先是会期要改革，现在是每两个月开一周左右的会。这么短的会期，作为一个专职的委员也不过是能在会期里发言，即便在会期之外你做了很多调研工作，在这么短的会期里也很难有一个合适的平台可以体现出来。会期不改革，‘专职委员’即便有能力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由于如何设立“专职委员”仅是一个操作问题，只涉及人大常委会内部安排和分配，不需要引起任何现行法律的修改，因此要看到传言已久的“专职委员”浮出水面，无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专职委员”要从试验变成一个制度，还需要经历一个从部分专职变成全部专职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很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
对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财政金融法制司司长沈春耀心态平和，“这是个新事也是个好事，但是如果说我们这20个人能怎么样，就把民主和法治建设想得太过简单了。有好多事情还处在探索之中，这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事情。”
15日上午选举过后，官方通讯社新华社迅即向外界发布了消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名人选167名，进行5％的差额选举，最终当选159人。但多少令一些关注者失望的是，公告并没有说明159人中是否有“专职委员”，更不用说明确具体人选。
由于缺乏官方的确认，到目前为止，所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专职委员”的举措仍然只是一个民间的说法。3月4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姜恩柱在面对某记者关于“专职委员”的询问时，并未正面作答，只是透露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人数将会有所增加，“主要是增加一些相对年轻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使人大常委会的年龄、专业结构更加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从本次委员选举的结果看，姜恩柱的回答可算是实话实说。很显然，调整、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已经成为产生十届人大常委会时的题中之意。
相较于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41名候选人中选出134名委员，本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数增加了25名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此外，委员的年龄、教育背景和工作资历上也有明显的差异。
根据过去不成文的“惯例”，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几乎都是从一线退下来的政府官员，一般年龄超过60岁，因此有人说人大是领导干部退休之前的“中转站”，整体年龄偏高，对人大的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充分地完成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决定国家大事和讨论复杂立法上的使命。
据公开资料统计，本届常委会委员159人的平均年龄约为60岁，比九届一次会议时低3.4岁。整体看仍不算年轻，但毕竟补充了一批60岁以下的人。其中40岁以下的有四人，占2.5％；41岁至50岁的有19人，占11.9％；51岁至60岁的有35人，占22％。60岁以下的人共占36.5％。而在差额选举中落选的八人中，有六人年龄均为69岁。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整体学历提高，专业背景增强，尤其是经济、法律、教育、科技领域的委员有所增加。从履历看，他们多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大专学历22人，大学学历 91人，研究生（包括以上）学历40人，一般都在岗位上承担着相当重要和专业的研究与管理工作。
在委员群体上更趋年轻和专业的同时，一批年富力强的国家机关和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更是引人注目。如年仅38岁的两位委员，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他同时兼任中国社会保险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劳动科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另一位是1993年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现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的倪岳峰。在50岁以下的委员中，年富力强的新型委员可谓高度密集（参见本文附表）。
对于这种变化，学界和舆论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北京大学法学院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蔡定剑对《财经》指出：“我认为这是一个信号，从中可以看到加强和完善人大制度的一种倾向。虽然只是初步的试验性的，但还是有积极的影响。”
在他看来，这使得整个常委会成员的年龄和知识结构更加优化，更趋合理化，将对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审议工作带来积极的作用。“这是从以往有法律或经济等专业背景的委员在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实践中可以看到的。”
但是正因为他们的年富力强，这些新当选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将走上完全不同于以往老干部“退居二线”的新道路。因而，他们当选之后工作和角色会有何变化，就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同时担任国家行政、审查和检察机关的职务”，这至少意味着在以上部门任职的新当选的委员，将会调离原单位，专心致志地在人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将成为“专职委员”，人大亦将为其安排专门的办公室。
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这看起来理所当然的工作条件，对以往的人大常委会委员来说实际上并不多见。据专家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中，只有委员长这一级别的人有办公室，委员一般没有办公室，只有有些既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同时也是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员，才可能在人大常委会的办公所在地有办公室。因而，为这部分新委员设置办公室，事实上也构成了某种象征。
记者设法与新当选的部分年富力强的委员取得了联系，他们并未否认记者言及的“专职委员”一词，但同时也表示，“什么时候调离原单位，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都还很不确定”。
自最近一段时间“专职委员”一事流传以来，还有传闻说这些“专职委员”的行政级别将定为局级甚至是副部级。全国人大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否定了这种说法。道理很简单：委员们在发挥自己参政议政的职能时地位是平等的，无高下尊卑之分。“当然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从政府部分调来的，原来是什么级别，还是什么级别。”
在海内外舆论就此次人大常委会选举新气象颇多好评的同时，仍不乏怀疑之声。有些学者认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首先要有代表性，要充分代表民意，其次才是专业化，因此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进入人大常委会，“其作用充其量是增设了一个研究室”。
不少专家更认为，由于受到现存的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的制约，这一举措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和影响，还不能断定，因此呼吁进行其他配套制度的变革。蔡定剑说：“首先是会期要改革，现在是每两个月开一周左右的会。这么短的会期，作为一个专职的委员也不过是能在会期里发言，即便在会期之外你做了很多调研工作，在这么短的会期里也很难有一个合适的平台可以体现出来。会期不改革，‘专职委员’即便有能力也很难充分发挥作用。”
由于如何设立“专职委员”仅是一个操作问题，只涉及人大常委会内部安排和分配，不需要引起任何现行法律的修改，因此要看到传言已久的“专职委员”浮出水面，无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专职委员”要从试验变成一个制度，还需要经历一个从部分专职变成全部专职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很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
对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财政金融法制司司长沈春耀心态平和，“这是个新事也是个好事，但是如果说我们这20个人能怎么样，就把民主和法治建设想得太过简单了。有好多事情还处在探索之中，这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