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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出生在衡永郴桂道郴州直隶州宜章县（今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她15岁就毅然投身革命，进入了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当时唯一的女学员。她在报名表的姓名栏里填上了“曾志”二字，同学问她为什么改名，她说：“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她虽历经艰难困苦，但对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如一，毫不动摇。革命战争年代，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后为革命牺牲，她的3个孩子或忍痛送人或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而被迫卖掉，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同时她本人也经受了无数次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考验。革命胜利后，她不恃身居高位的丈夫陶铸之势，自己独立工作，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从未以老资格作为资本向组织争过地位和待遇，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被错误处分，都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朴素的作风。曾志一生精神上追求崇高，生活上甘于平凡。她对精神信仰的执着和对物质生活的淡泊形成巨大反差，这是她品格上的最大特色。
“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1928年11月，曾志在井冈山生下第一个孩子。因革命战争需要，她不得不将刚出生不久的骨肉托付给一位叫石礼保的副连长代为抚养。1929年1月，曾志随队伍告别了井冈山，与孩子也就失去了联系。此后，一直为革命转战南北的曾志，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留在井冈山的长子，但因战争和工作原因，根本就没法前往寻找。直到1952年，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曾志才终于在广州见到长子石来发。石来发8岁时养父养母双亡，靠乞讨度日。解放后，石来发分了田，讨了媳妇，成了井冈山大井村拿工分的农民。周围的人都以为石来发找到当高官的母亲，再也不用当农民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曾志把他留在身边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让他返回井冈山继续当农民。想想过去的苦日子，石来发向母亲提出希望能调到母亲身边，吃上皇粮。曾志一口回绝，说：“毛主席的儿子都去朝鲜打仗，你为什么不能安心在井冈山务农呢？”石来发后来曾3次南下广州，3次均空手而归。曾志一再叮嘱长子石来发要秉承革命遗志、造福井冈人民。尽管曾志后来身居广州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長等要职，但却没有利用权力为长子谋个一官半职。石来发也牢记母亲的教导，在井冈山担任护林员工作，不辞辛苦地巡逻在崇山峻岭之中，一干就是数十年。改革开放后，在井冈山生活艰难的孙子石金龙请求奶奶帮助解决商品粮户口的问题，可曾志依然拒绝了孙子的请求，并鼓励他扎根农村做贡献。曾志还多次对当地县委、县政府领导表示，对其亲属“绝不能搞特殊化照顾，要教育他们模范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不能以老革命亲属的名义向党和政府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千万千万，否则，就可能对我们党的形象造成严重的损害”。
1931年11月，曾志生下第二个男孩，起名铁牛。当时，曾志与丈夫蔡协民被派到福州开展地下工作，由于缺乏经费，生活非常艰苦。小铁牛的降生，给他们带来了欢笑，让他们享受到了天伦之乐。然而，好景不长，蔡协民突遭无妄之灾，被免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职务，派到厦门工作。曾志则暂留福州。她准备带孩子回家乡，将小铁牛交母亲抚养。但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为了筹集经费，曾志的领导竞瞒着她擅自做主，将出生刚刚两个多月的铁牛卖给了一户中医人家，换了100元大洋。曾志别无选择，怔怔呆了半晌，没有哭闹，最后颤抖着无奈却又催人泪下地说了句“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孩子。不久，小铁牛因患“天花”夭折了。小铁牛的死成了曾志一生的痛。
1933年5月，曾志奉命到闽东开展游击斗争。她再次忍痛将出生才13天的第3个儿子蔡春华送人。蔡春华4岁时患上淋巴腺结核，全身溃烂，直到14岁才得到教会医院的免费治疗，命虽然保住了，但落下了终身残疾。因为患病，蔡春华被养父母嫌弃，受尽歧视，很小就被迫流落街头，做苦工，当小贩，一直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解放后曾志找到他时，他己17岁，个头却不过10岁孩子那么高，身上穿的是六七岁孩子的破旧衣服，拖着一条残腿。曾志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送他上学、工作。后来，蔡春华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成了一名工程师，一直过着清贫俭朴的普通人生活。
1945年，曾志和陶铸的女儿陶斯亮4岁。这年，由于党的需要，陶铸和曾志双双受命前往沦陷区开展敌后工作。恰在这时，曾志患了阑尾炎，做手术前，她考虑到敌后斗争会很残酷，日后还有许多大仗要打，就提出要同时做绝育手术。医生坚决不同意，曾志耐心劝说：“我已经属于党，我个人不会有什么后悔的。”医生还是不同意。她就要求组织给予支持。当组织征求陶铸意见时，陶铸用白纸黑字作了回答：“尊重曾志意见，同意。”于是，曾志在陶铸的支持下做了绝育手术。术后不久，夫妇二人就要动身奔赴敌后。临行前，曾志恋恋不舍地把陶斯亮交给伤残军人杨顺卿照看，并交代说如果她和陶铸回不来了，请杨顺卿把陶斯亮当成自己的孩子养大成人。曾志和陶铸在向毛泽东辞行时明确表示：“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毛泽东由衷赞叹道：“这才是陶铸和曾志！”很快，曾志和陶铸转战到了东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凭着“把革命的后代送到她父母手中”这唯一的信念，40多岁的杨顺卿带着陶斯亮，毅然踏上了北上寻亲之路。他们相依为命，颠沛流离，靠讨饭和打短工为生。一年多后，杨顺卿终于含辛茹苦、历尽艰险地把陶斯亮送回到了曾志身边。
晚年，曾志先后将几个孙子、孙女、重孙女接到北京一起生活，供他们上学。1998年4月4日，曾志生前的最后一个生日，她把3个子女都叫到身边，郑重地向两个儿子道歉。她说：当初为了革命，她的选择都是迫不得已。等到了能够补偿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她请求儿子的原谅，并希望他们各自珍重，好好生活。这是这个坚强的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对自己的儿女吐露内心的情感和愧疚。两个月后，曾志带着内心的安详和对生命的无愧撒手人寰。曾志说：“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在艰苦岁月里，每当革命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曾志总是这样“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 “人民还不富裕，如果党的干部手头阔绰，能安心吗”
20世纪80年代初，曾志向组织申请把自己当时的住所、位于南长街的四合院交上去，把家搬到万寿路附近的单元楼。当时北京城市建设的格局，万寿路是相当偏远的郊区。出复兴门向西，一路上几乎没有像样的商业建筑，就连打个长途电话也要到西单电报大楼。曾志原来住的是两进四合院，西靠中南海，离天安门只有一步之遥。按居住空间，建筑格调，人文环境，在既定观念中那里似乎更符合她陶铸遗孀的身份和中组部正部级的待遇，与单元楼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但曾志一向对规格待遇之类的观念十分淡泊。她在万寿路长住了下来，安之若素。
曾志的家居摆设非常普通。客厅和住房的陈设异常简朴，没有一件时髦的家具。陈旧的沙发上，沙发巾已经被洗得褪了颜色，并有两三个显然很难补缀的破洞。家里墙上，除战士话剧团送的一幅陶铸油画像外，四壁皆空，没有任何装饰。餐桌上的旧塑料台布，因为年深日久，中间已发黄、变脆，又被砂锅、水杯烫出许多烙印，终至有一天裂开了口子。曾志不让买新的，自己把中间部分剪掉，又将尚未破碎的两头调到中间再缝起来，虽然短了一截儿却还能凑合。曾有一位台湾友人来她家做客，正赶上她在吃晚饭，主菜仅是一道汤。曾志请客人入座一起喝汤。看着那块被曾志拼凑过的，皱皱巴巴、铺不平整的塑料桌布，客人被深深感动了，说：“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样过日子！”
平日里，曾志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每天早上提着一个旧布袋，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去菜市场买菜。菜场离家远，来回要走个把小时。有人问她：“家里不是有保姆吗？”曾志说：“自己跑跑好处多：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了解社情，天天置身于群众中，心里感到踏实。”她买菜不但要新鲜，还图个便宜，鱼呀、肉呀，常常舍不得买，而且从来不买时令菜__除非有客人来。她曾因为陶斯亮多买了几样时令菜而批评她浪费，并举出腐化变质的实例来说明千里之堤往往毁于蚁穴的道理。如此一来，餐桌上的饭菜难免单调、寡味，平时五六口人能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陶斯亮曾开玩笑说：“我的两个孩子长得细条条的，他们抱怨说，都是给姥姥饿瘦的。姥姥却说：这不挺好吗？不就缺点鱼呀、肉呀什么的，哪顿饭饿着你们了？夏天，西瓜不降到2角钱1斤，我们是不买的。有一回，我孩子看到西瓜降到4角1斤了，就买个来尝尝新鲜，姥姥却批评孩子太奢侈，真的生了气，坚决不吃，以示‘抗议’。妈妈常说：‘奢侈就是腐败。我讨厌奢侈。一对于剩下的饭菜，曾志是决不让倒掉的，下一餐她总把剩菜拿到自己面前吃，而把新做的菜留给家人。
假如你以为曾志天生小气，那可就错了。曾志对革命、对需要帮助的人从来都是很慷慨的。比如，她寄钱给从前下放时的房东，请他们来北京玩，曾志管吃管住，临走还送给盘缠；从前有位小保姆因为家有病人必须回去，曾志送了她200元；陶铸家乡有个家境贫寒的青年考上了大学，曾志很高兴，马上寄去300元以资鼓励。陶铸留下的稿费、公债，连同后来组织上补发的抚恤金，数额不少。曾志一分都没有要，全部交公了。当时，曾志的收入并不多，对此曾志说：“我想，我们这样做，一定更符合陶铸同志的意愿。克己奉公、艰苦樸素，也是陶铸同志传下的家风。要说收入，我从1952年定级以来，工资一分也没有长，反而降过3次。有时，手头是感到紧一点，但只要精打细算，日子还算过得去。人民还不富裕，如果党的干部手头阔绰，能安心吗？”
曾志在临终时，叫陶斯亮帮她清理存款和现金，陶斯亮找出80多个没用完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曾志每月省吃俭用省下的两三百元或三四百元，且每个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以示钱财来源的清白。钱不多，区区几万元，而保存那些工资袋曾志却煞费苦心。她反复叮嘱女儿说：“袋子一定不要丢掉，因为它们能证明，这都是我的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这钱是干净的，每一笔都是清白的。”临终前，身患癌症的曾志已病得奄奄一息。剧烈的阵痛，常常痛得她浑身哆嗦，神志恍惚，但她仍集中起全部意志力，向陶斯亮口述了她的另一份遗嘱：“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我的子女们不得分我的这些钱；要将钱交中组部老干局，给祁阳和宜章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以及留做老干部活动基金；再留一些做出版我的书之用。”曾志在让女儿将遗嘱念了几遍，确认没有违背自己的地方后，才拼尽最后的气力，用颤抖的手，签下了她一生中最后的“曾志”二字。
对自己的信仰守身如玉，曾志是真正做到了！
“走过70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从未动摇过”
曾志退休后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但她只是偶尔去开开会，看看文件。尽管如此，但如果妇联开会、少先队举行活动邀请她，她都很热心。对此，她说：“共产党员嘛，总要尽一点义务。用时髦一点的话说，叫做发挥余热。”有人建议曾志到处走走，看看各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她感慨地说：“想是这样想的。但是，不敢出门。我们这些人，一出门，地方政府和各级领导总是把我们安排得好好的，住得高级，吃得也好。越是这样，我越是心中不安。所以，我是尽量少走动。由于同样的原因，除了特殊情况，我一般不接受宴请。看到那种大吃大喝的场面，我心里就难受。”曾志还说：“对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的现象，人民群众很气愤。其实，真正腐败的干部是极少数。对这种人，人民不满，我也看不惯。其实，像我这样的老同志很多都是这样的。就说我们这个大院吧，住了不少部长、省长一级的干部，绝大多数，还不是跟我家差不多？很普通很普通的。”
生活中曾志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平日里她绝不因为私事麻烦司机，她曾因为挤公交车去买家庭日用品被公交车门夹了脑袋，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脑震荡”。有年夏天，曾志在北戴河休假，需要提前返回北京，便自己去买一张硬座票，既不叫司机又不坐中办的专列，有熟人在人头攒动的车站看到曾志正站在太阳底下汗流浃背地排队，十分吃惊，连忙要带她去贵宾休息厅，曾志硬是不肯。曾志也不允许家人和亲戚占公家的便宜，她曾因为当空姐的亲戚随手带回了飞机上用剩下的咖啡和小毛巾而专门给民航写信，让他们注意对年轻人的教育。 平时来看望曾志的人不少，有求她办事的，也有纯粹出于关心的，她一概热情招待。当客人走时，曾志最常见的送客动作就是骤然起身，一溜小跑、迅疾如风地追出门外，把客人送来的礼品坚决奉还。
曾志参加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列席党的十五大。此前，有60多位老友为她举办了一次庆祝入党70周年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志接过话筒，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說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1998年，曾志逝世后魂归井冈样热烈地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的太少了，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很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被撤销职务隔离审查过，那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70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从未动摇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的都是心里话。”纵观曾志一生，正如她晚年时自己所说的：“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曾志在弥留之际，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身边有许多人时，便有点责备地看了看女儿陶斯亮，从失声的喉咙中发出费力的请求：“不要把我抬得太高！不要把我抬得太高！”曾志过世后，陶斯亮在一只旧牛皮纸信封上，看见母亲写有这样一行字：“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打开信封一看，是一份遗嘱。遗嘱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生死观来交代自己的后事：“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打扰；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决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3个月后再发讣告，只发消息，不要写生平……”言辞凿凿，掷地有声！
1998年6月21日，曾志走完了她87年的生命历程，魂归苍山。儿女们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让母亲逝世后真正成为一名彻底的丧事改革者，完全按母亲的遗嘱来办。6月26日，曾志遗体火化时，尽管没有通知任何人，但还是有300多人闻讯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医院为她送行，其中有很多年轻人，足见人们对老人家的敬仰之情。没有灵堂、没有花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遗体火化过程，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在与一位德高望重的功勋老人做最后的告别。望着老人家的遗容，许多老同志泪湿衣衫，久久不愿离去；许多中青年人泪水涟涟，哭声阵阵。“曾志——再见了！“曾妈妈——您一路走好！”颤抖的哭泣声起伏不断、撼人心肺，那情那景感人至深。陶斯亮的女儿深受触动，感慨地说：“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精神不死！”陶斯亮送给母亲的小花圈缎带上写着这样两行字：“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1928年11月，曾志在井冈山生下第一个孩子。因革命战争需要，她不得不将刚出生不久的骨肉托付给一位叫石礼保的副连长代为抚养。1929年1月，曾志随队伍告别了井冈山，与孩子也就失去了联系。此后，一直为革命转战南北的曾志，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留在井冈山的长子，但因战争和工作原因，根本就没法前往寻找。直到1952年，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的曾志才终于在广州见到长子石来发。石来发8岁时养父养母双亡，靠乞讨度日。解放后，石来发分了田，讨了媳妇，成了井冈山大井村拿工分的农民。周围的人都以为石来发找到当高官的母亲，再也不用当农民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曾志把他留在身边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让他返回井冈山继续当农民。想想过去的苦日子，石来发向母亲提出希望能调到母亲身边，吃上皇粮。曾志一口回绝，说：“毛主席的儿子都去朝鲜打仗，你为什么不能安心在井冈山务农呢？”石来发后来曾3次南下广州，3次均空手而归。曾志一再叮嘱长子石来发要秉承革命遗志、造福井冈人民。尽管曾志后来身居广州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長等要职，但却没有利用权力为长子谋个一官半职。石来发也牢记母亲的教导，在井冈山担任护林员工作，不辞辛苦地巡逻在崇山峻岭之中，一干就是数十年。改革开放后，在井冈山生活艰难的孙子石金龙请求奶奶帮助解决商品粮户口的问题，可曾志依然拒绝了孙子的请求，并鼓励他扎根农村做贡献。曾志还多次对当地县委、县政府领导表示，对其亲属“绝不能搞特殊化照顾，要教育他们模范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不能以老革命亲属的名义向党和政府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千万千万，否则，就可能对我们党的形象造成严重的损害”。
1931年11月，曾志生下第二个男孩，起名铁牛。当时，曾志与丈夫蔡协民被派到福州开展地下工作，由于缺乏经费，生活非常艰苦。小铁牛的降生，给他们带来了欢笑，让他们享受到了天伦之乐。然而，好景不长，蔡协民突遭无妄之灾，被免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职务，派到厦门工作。曾志则暂留福州。她准备带孩子回家乡，将小铁牛交母亲抚养。但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为了筹集经费，曾志的领导竞瞒着她擅自做主，将出生刚刚两个多月的铁牛卖给了一户中医人家，换了100元大洋。曾志别无选择，怔怔呆了半晌，没有哭闹，最后颤抖着无奈却又催人泪下地说了句“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孩子。不久，小铁牛因患“天花”夭折了。小铁牛的死成了曾志一生的痛。
1933年5月，曾志奉命到闽东开展游击斗争。她再次忍痛将出生才13天的第3个儿子蔡春华送人。蔡春华4岁时患上淋巴腺结核，全身溃烂，直到14岁才得到教会医院的免费治疗，命虽然保住了，但落下了终身残疾。因为患病，蔡春华被养父母嫌弃，受尽歧视，很小就被迫流落街头，做苦工，当小贩，一直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解放后曾志找到他时，他己17岁，个头却不过10岁孩子那么高，身上穿的是六七岁孩子的破旧衣服，拖着一条残腿。曾志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送他上学、工作。后来，蔡春华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成了一名工程师，一直过着清贫俭朴的普通人生活。
1945年，曾志和陶铸的女儿陶斯亮4岁。这年，由于党的需要，陶铸和曾志双双受命前往沦陷区开展敌后工作。恰在这时，曾志患了阑尾炎，做手术前，她考虑到敌后斗争会很残酷，日后还有许多大仗要打，就提出要同时做绝育手术。医生坚决不同意，曾志耐心劝说：“我已经属于党，我个人不会有什么后悔的。”医生还是不同意。她就要求组织给予支持。当组织征求陶铸意见时，陶铸用白纸黑字作了回答：“尊重曾志意见，同意。”于是，曾志在陶铸的支持下做了绝育手术。术后不久，夫妇二人就要动身奔赴敌后。临行前，曾志恋恋不舍地把陶斯亮交给伤残军人杨顺卿照看，并交代说如果她和陶铸回不来了，请杨顺卿把陶斯亮当成自己的孩子养大成人。曾志和陶铸在向毛泽东辞行时明确表示：“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毛泽东由衷赞叹道：“这才是陶铸和曾志！”很快，曾志和陶铸转战到了东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凭着“把革命的后代送到她父母手中”这唯一的信念，40多岁的杨顺卿带着陶斯亮，毅然踏上了北上寻亲之路。他们相依为命，颠沛流离，靠讨饭和打短工为生。一年多后，杨顺卿终于含辛茹苦、历尽艰险地把陶斯亮送回到了曾志身边。
晚年，曾志先后将几个孙子、孙女、重孙女接到北京一起生活，供他们上学。1998年4月4日，曾志生前的最后一个生日，她把3个子女都叫到身边，郑重地向两个儿子道歉。她说：当初为了革命，她的选择都是迫不得已。等到了能够补偿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她请求儿子的原谅，并希望他们各自珍重，好好生活。这是这个坚强的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对自己的儿女吐露内心的情感和愧疚。两个月后，曾志带着内心的安详和对生命的无愧撒手人寰。曾志说：“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在艰苦岁月里，每当革命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曾志总是这样“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 “人民还不富裕，如果党的干部手头阔绰，能安心吗”
20世纪80年代初，曾志向组织申请把自己当时的住所、位于南长街的四合院交上去，把家搬到万寿路附近的单元楼。当时北京城市建设的格局，万寿路是相当偏远的郊区。出复兴门向西，一路上几乎没有像样的商业建筑，就连打个长途电话也要到西单电报大楼。曾志原来住的是两进四合院，西靠中南海，离天安门只有一步之遥。按居住空间，建筑格调，人文环境，在既定观念中那里似乎更符合她陶铸遗孀的身份和中组部正部级的待遇，与单元楼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但曾志一向对规格待遇之类的观念十分淡泊。她在万寿路长住了下来，安之若素。
曾志的家居摆设非常普通。客厅和住房的陈设异常简朴，没有一件时髦的家具。陈旧的沙发上，沙发巾已经被洗得褪了颜色，并有两三个显然很难补缀的破洞。家里墙上，除战士话剧团送的一幅陶铸油画像外，四壁皆空，没有任何装饰。餐桌上的旧塑料台布，因为年深日久，中间已发黄、变脆，又被砂锅、水杯烫出许多烙印，终至有一天裂开了口子。曾志不让买新的，自己把中间部分剪掉，又将尚未破碎的两头调到中间再缝起来，虽然短了一截儿却还能凑合。曾有一位台湾友人来她家做客，正赶上她在吃晚饭，主菜仅是一道汤。曾志请客人入座一起喝汤。看着那块被曾志拼凑过的，皱皱巴巴、铺不平整的塑料桌布，客人被深深感动了，说：“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这样过日子！”
平日里，曾志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每天早上提着一个旧布袋，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去菜市场买菜。菜场离家远，来回要走个把小时。有人问她：“家里不是有保姆吗？”曾志说：“自己跑跑好处多：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了解社情，天天置身于群众中，心里感到踏实。”她买菜不但要新鲜，还图个便宜，鱼呀、肉呀，常常舍不得买，而且从来不买时令菜__除非有客人来。她曾因为陶斯亮多买了几样时令菜而批评她浪费，并举出腐化变质的实例来说明千里之堤往往毁于蚁穴的道理。如此一来，餐桌上的饭菜难免单调、寡味，平时五六口人能有两三个菜就不错了。陶斯亮曾开玩笑说：“我的两个孩子长得细条条的，他们抱怨说，都是给姥姥饿瘦的。姥姥却说：这不挺好吗？不就缺点鱼呀、肉呀什么的，哪顿饭饿着你们了？夏天，西瓜不降到2角钱1斤，我们是不买的。有一回，我孩子看到西瓜降到4角1斤了，就买个来尝尝新鲜，姥姥却批评孩子太奢侈，真的生了气，坚决不吃，以示‘抗议’。妈妈常说：‘奢侈就是腐败。我讨厌奢侈。一对于剩下的饭菜，曾志是决不让倒掉的，下一餐她总把剩菜拿到自己面前吃，而把新做的菜留给家人。
假如你以为曾志天生小气，那可就错了。曾志对革命、对需要帮助的人从来都是很慷慨的。比如，她寄钱给从前下放时的房东，请他们来北京玩，曾志管吃管住，临走还送给盘缠；从前有位小保姆因为家有病人必须回去，曾志送了她200元；陶铸家乡有个家境贫寒的青年考上了大学，曾志很高兴，马上寄去300元以资鼓励。陶铸留下的稿费、公债，连同后来组织上补发的抚恤金，数额不少。曾志一分都没有要，全部交公了。当时，曾志的收入并不多，对此曾志说：“我想，我们这样做，一定更符合陶铸同志的意愿。克己奉公、艰苦樸素，也是陶铸同志传下的家风。要说收入，我从1952年定级以来，工资一分也没有长，反而降过3次。有时，手头是感到紧一点，但只要精打细算，日子还算过得去。人民还不富裕，如果党的干部手头阔绰，能安心吗？”
曾志在临终时，叫陶斯亮帮她清理存款和现金，陶斯亮找出80多个没用完的工资袋，每个袋里装着曾志每月省吃俭用省下的两三百元或三四百元，且每个袋都注有年份月份，排列有序，以示钱财来源的清白。钱不多，区区几万元，而保存那些工资袋曾志却煞费苦心。她反复叮嘱女儿说：“袋子一定不要丢掉，因为它们能证明，这都是我的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这钱是干净的，每一笔都是清白的。”临终前，身患癌症的曾志已病得奄奄一息。剧烈的阵痛，常常痛得她浑身哆嗦，神志恍惚，但她仍集中起全部意志力，向陶斯亮口述了她的另一份遗嘱：“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我的子女们不得分我的这些钱；要将钱交中组部老干局，给祁阳和宜章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以及留做老干部活动基金；再留一些做出版我的书之用。”曾志在让女儿将遗嘱念了几遍，确认没有违背自己的地方后，才拼尽最后的气力，用颤抖的手，签下了她一生中最后的“曾志”二字。
对自己的信仰守身如玉，曾志是真正做到了！
“走过70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从未动摇过”
曾志退休后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但她只是偶尔去开开会，看看文件。尽管如此，但如果妇联开会、少先队举行活动邀请她，她都很热心。对此，她说：“共产党员嘛，总要尽一点义务。用时髦一点的话说，叫做发挥余热。”有人建议曾志到处走走，看看各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她感慨地说：“想是这样想的。但是，不敢出门。我们这些人，一出门，地方政府和各级领导总是把我们安排得好好的，住得高级，吃得也好。越是这样，我越是心中不安。所以，我是尽量少走动。由于同样的原因，除了特殊情况，我一般不接受宴请。看到那种大吃大喝的场面，我心里就难受。”曾志还说：“对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的现象，人民群众很气愤。其实，真正腐败的干部是极少数。对这种人，人民不满，我也看不惯。其实，像我这样的老同志很多都是这样的。就说我们这个大院吧，住了不少部长、省长一级的干部，绝大多数，还不是跟我家差不多？很普通很普通的。”
生活中曾志从不占公家一点便宜。平日里她绝不因为私事麻烦司机，她曾因为挤公交车去买家庭日用品被公交车门夹了脑袋，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脑震荡”。有年夏天，曾志在北戴河休假，需要提前返回北京，便自己去买一张硬座票，既不叫司机又不坐中办的专列，有熟人在人头攒动的车站看到曾志正站在太阳底下汗流浃背地排队，十分吃惊，连忙要带她去贵宾休息厅，曾志硬是不肯。曾志也不允许家人和亲戚占公家的便宜，她曾因为当空姐的亲戚随手带回了飞机上用剩下的咖啡和小毛巾而专门给民航写信，让他们注意对年轻人的教育。 平时来看望曾志的人不少，有求她办事的，也有纯粹出于关心的，她一概热情招待。当客人走时，曾志最常见的送客动作就是骤然起身，一溜小跑、迅疾如风地追出门外，把客人送来的礼品坚决奉还。
曾志参加最后一次公开活动是列席党的十五大。此前，有60多位老友为她举办了一次庆祝入党70周年的活动。当主持人朗诵了一首真挚动人的赞美诗之后，曾志接过话筒，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說了一番肺腑之言：“今天大家这1998年，曾志逝世后魂归井冈样热烈地祝贺，我实在很惭愧，我为党做的太少了，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很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被撤销职务隔离审查过，那我也绝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70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从未动摇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的都是心里话。”纵观曾志一生，正如她晚年时自己所说的：“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曾志在弥留之际，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身边有许多人时，便有点责备地看了看女儿陶斯亮，从失声的喉咙中发出费力的请求：“不要把我抬得太高！不要把我抬得太高！”曾志过世后，陶斯亮在一只旧牛皮纸信封上，看见母亲写有这样一行字：“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打开信封一看，是一份遗嘱。遗嘱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生死观来交代自己的后事：“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打扰；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决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3个月后再发讣告，只发消息，不要写生平……”言辞凿凿，掷地有声！
1998年6月21日，曾志走完了她87年的生命历程，魂归苍山。儿女们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让母亲逝世后真正成为一名彻底的丧事改革者，完全按母亲的遗嘱来办。6月26日，曾志遗体火化时，尽管没有通知任何人，但还是有300多人闻讯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医院为她送行，其中有很多年轻人，足见人们对老人家的敬仰之情。没有灵堂、没有花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遗体火化过程，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在与一位德高望重的功勋老人做最后的告别。望着老人家的遗容，许多老同志泪湿衣衫，久久不愿离去；许多中青年人泪水涟涟，哭声阵阵。“曾志——再见了！“曾妈妈——您一路走好！”颤抖的哭泣声起伏不断、撼人心肺，那情那景感人至深。陶斯亮的女儿深受触动，感慨地说：“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精神不死！”陶斯亮送给母亲的小花圈缎带上写着这样两行字：“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