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之死是个疑案。不仅野史有“烛影斧声”,即太祖为其弟赵光义谋害之说,一则宋人笔记也记载,太祖死后,皇后本来要召见的是四子赵德芳,但最后来的却是赵光义。
　　赵光义继位为宋太宗。赵德芳则被打发到远离首都开封的浙江吴兴(今湖州),去做他的秦王去了。赵德芳的子孙在太湖边上一住就是三百余年,因为身为皇族,赵家世代都在宋廷中做官。公元1254年,即南宋理宗宝祐二年,赵家诞生了一个男童。这个男童,就是后来在中国文化史上刻下深深印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奇才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
　　虽是名义上的天潢贵胄,但赵孟頫并没有受到多少命运女神的格外眷顾。首先是龙脉传了这么多代,血缘已疏,到他父亲时,只能做一个小官,其次他并非父亲的正妻所生,在大家庭中必然多受排斥;最后更要命的是,在他十一岁的时候,父亲便撒手西去。
　　苦难能够磨砺人。父亲早死的刺激催成了赵孟頫的早熟,使其比一般贵族子弟更早体验了人生的苦境。史书上说,赵孟頫父亲去世时,生母丘夫人曾对儿子说过这样一番话:“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成人,吾世则亦已矣。”话音刚落,泣下沾襟,赵孟頫“由是刻厉,昼夜不休……”事实正是这样,父亲早死和家道中落的刺激,慈母的严厉督促,天资上乘的赵孟頫精研学业、艺事,青年时代,即和同乡七名才士被人称为“吴兴八俊”,声名远播。
　　所谓“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销”,身外浮名可以给人带来光环,也可能招惹麻烦。赵孟頫纠结一生的心灵冲突,与其不凡家世和特异才华紧密相连。
　　何处人间有悔尤
　　皇孙的招牌当然荣耀极了,但也要看在什么时候。不能不说,在这点上,赵孟頫生不逢辰。他出生之际,偏安于江南的南宋王朝即在风雨飘摇之中。宋德祐二年(1276),赵孟頫二十二岁,宋王朝大势已去。在拱卫都城杭州的襄阳城陷落之后,蒙元大军马不停蹄进逼杭州,宋朝廷的一纸降表标志着一个旧朝代被埋葬了。
　　改朝换代后,原在宋朝当小官的赵孟頫回到家乡。干什么呢?史书上说“闲居里中”,语焉不详,但以理度之,无非是依靠一点老本济乏,又以诗酒书画遣兴罢了,生活虽稍窘困,倒也清闲。
　　一代雄主忽必烈打破了这种清闲。蒙元以马上得天下,本不重视文化,但为了安抚人心,使政治走上正轨,也需要相应调适。江南向来是人文之渊薮,起用南方人才为我所用,对知识分子释放友好的信号,便成为忽必烈消除不稳定隐患的重要措施。这个措施是分两步走的,一是对南宋原有官员认真登记,加以选用;二是在大局稳定后,立即派官员到江南访贤。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原为宋臣,降元后官居御史的程钜夫奉忽必烈之诏搜访“江南好秀才”,网罗了二十一名才俊,而以赵孟頫居首。因赵身份不同凡响,次年入都的程钜夫又单独带其觐见元世祖忽必烈。对这次君臣之相遇,史书有生动记载,“公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照耀殿庭,世祖皇帝一见称之,以为神仙中人,使坐于右丞叶公之上。耶律中丞言:‘赵孟頫乃故宋宗室子,不宜荐之,使近左右。’程公奏曰:‘立贤无方,陛下盛德,今耶律乃以此劾臣,将陷臣于不测。’上曰:‘彼竖子何知!’……立尚书省,命公草诏书,挥笔立成。上问其大旨,喜曰:‘卿得之矣,皆朕心所欲言者。’”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赵孟頫以其风度和文采折服了忽必烈,这是他在朝中逐步站稳脚跟的保证,但那位耶律中丞的一句排挤之言也充分显示,赵孟頫的宦途危机四伏。
　　赵孟頫觐见忽必烈不久,元王朝授其奉训大夫、兵部郎中一职,从五品。须知,元朝为了加强统治,故意制造民族、地域矛盾,推行四等人制,原南宋统治下的居民称为“南人”,朝廷中用事的是蒙古、色目人,其次是汉人(北方原金朝统治区的汉、契丹、女真等族居民),最下一等才是“南人”。现在“南人”赵孟頫一下就官至五品,显然有优待之意。
　　大宋皇孙赵孟頫从此成为蒙元之臣,在耻食周粟的遗民成为一种道德符号的语境中,这未免让人侧目。赵孟頫为什么仕元?是主动还是被动?
　　有人说赵孟頫的选择实出无奈。论据有二:一曰,在程钜夫之前,赵孟頫已碰上过一次征召,他拒绝了,本次征召,他又曾入山躲避;二曰,这次赵孟頫如果不给元王朝面子,将有不测之祸。
　　根据史料,以上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其实,赵孟頫远非激烈的拒绝,本来就是一种姿态。一条有力的证据是,据赵孟頫弟子为其撰写的《行述》,忽必烈刚刚统一中国,赵的母亲丘夫人就对他说:“圣朝必收江南才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以异以常人。”可见在赵氏母子心中,“多读书”、“异以常人”的目的正是为了出仕新朝。在此之前的宋亡后第二年,赵孟頫父亲的坟墓被盗,赵家不得不迁其墓。在古代,这是对整个家族的羞辱。也许赵孟頫由此意识到,必须托庇于新朝,才能确保自己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
　　说赵孟頫不出仕后果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元朝政府此次征聘并未采取极端手段,有些人受荐后没有出山,还有一些人到了大都(元朝都城,即北京),由于各种原因,要求回家,最后也得到了允许,如著名学者吴澄就是好例,他和赵孟頫同时被举荐,但到大都不久即请求放归,最终如愿以偿。综合比较可以认定,在如何对待前朝遗民的问题上,元政府比后来的明清两代王朝要温和得多。
　　然而,说赵孟頫并非被逼出仕元朝,并不代表他在做出这一抉择时一定心安理得。毕竟他的大宋皇孙的身份是无法抹去的,毕竟他是深受传统儒家道德洗礼的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赵孟頫,一方面,他对忽必烈和举荐自己的程钜夫感恩戴德,如写诗歌颂忽必烈:“秦汉纵强多霸略,晋唐虽美乏雄图。经天纬地规模远,代代神孙仰圣谟。”在程钜夫面前,他以门生自居,并称许其为“一代伟人”,事实上,程仅大他五岁,学术功业更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在其笔下,他对自己的出仕又流露出了深深的追悔与自责。
　　当和他一同从乡里赴京的吴澄(字幻南)弃官归去时,他以一篇《送吴幻南还序》表白心迹:“吴君翻然有归志……吴君之心,余之心也。”此时赵孟頫入京仅一年。次年,他写了《罪出》一诗,诗曰:“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诗中,他既以两味中药名“远志“和”小草”为喻,自嘲一出山辄为“小草”,更把出仕后之生活比喻为“毛羽日摧槁”的笼中之鸟。入京的第四年,他又自叹“误落尘网中,四度京华春”,晚年更有“从今放浪形骸外,何处人间有悔尤”的沉痛诗句。
　　“朝端之富贵”与“林下之风流”
　　忽必烈定鼎中原后,怎样处理自己与元王朝的关系,南方知识分子分化成了三种类型:第一种人对故宋忠心耿耿,坚决反对入仕作为异族政权的新朝,最出名的包括诗人郑思肖和与赵孟頫同为“吴兴八俊”的画家钱选,他们一生留在南方,隐居不出;第二种的态度相对和缓,他们曾在元政府中任职,但目睹官场之黑暗,即辞官归隐,如著名画家黄公望、王冕;第三种人在元政府中官运亨通,但为数甚少。赵孟頫属于第三种,他“被遇五朝,官居一品”,是第三种知识分子中官当得最大、最负名望的一个。
　　但赵孟頫的宦途绝非一帆风顺。官场本多倾轧,更何况其身份如此特殊?
　　赵孟頫在官场上的第一个现实威胁来自权相桑哥。当时元朝的货币制度在地方上推行不力,桑哥差遣赵到江南督办,要求地方官员谁做事不力就打谁的板子,赵孟頫虽“不得已受命”,但“遍历诸郡,未尝笞一人”。士大夫感激赵孟頫保全了自己的体面,而桑哥对此极为不满。桑哥对下属官员大施淫威,晨钟初鸣即坐在自己官衙里办公,官员后至者一律打板子,赵孟頫偶然迟到了一次,眼看也要受到这种处罚,他向右丞相叶李投诉,叶李大怒,对桑哥说:“古人之所以刑不上大夫,就是为了让读书人知廉耻明节义,你要打官员板子就等于侮辱朝廷。”桑哥感到理亏,向赵孟頫表示安慰,从此桑哥的板子只打小吏。与权相的两次冲突,赵孟頫未落下风,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心理上的阴影始终存在。所幸不久,桑哥得罪了忽必烈,被诛除。赵孟頫意识到了官场的险恶,“力请外补”,即申请到地方上任职,以求脱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至元二十九年(1292)正月,进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到山东做官,官阶为从四品。
　　从1287年他从江南进京,被授从五品官职,到1292年升为从四品,官升一品就花了整整五年时间。从中可以看出忽必烈对他的真实态度。虽然这位雄主赏识其风度和才华,在赵孟頫官阶卑微、经济困窘的时候,还特赐五十锭以济穷,但并未准备让其在政治上一展才华。史书上说忽必烈“谓公聪明绝人,刚直有守,敢为直言,数有意大用”,恐怕都是掩饰真相的门面话。
　　公元1311年,元仁宗即位,赵孟頫突然官符如火,仅用了六年时间,便从一个从四品官员升迁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成为从一品的大员。其升迁之速,即使蒙古、色目人官员中也不多见。据学者考证,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前,南人官至一品姓名可考者只有两人,一为程钜夫,另一个就是赵孟頫。
　　赵孟頫的好运全拜元仁宗所赐。仁宗与元朝诸帝不同,他早年受过儒学教育,而且在中原长大,对于汉族传统文化兴趣甚浓,更重要的是,他特别钟情于赵孟頫独擅胜场的“绘事”,任内大力倡导文治。正是在仁宗治下,一直议而未决的科举制度得以恢复,也给许多沉沦底层的江南文士带来了机遇。作为江南文士代表,诗书画卓绝的赵孟頫,受到仁宗青睐也就顺理成章了。史料记载,元仁宗特别优礼赵孟頫,只称其字“子昂”,而不直呼其名“孟頫”,曾对身边侍臣说:“文学之士,世所难得,如唐李太白、宋苏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赵子昂,与古人何异!”又与左右论赵孟頫有七大优点为常人所不及:帝王苗裔,一也;风采秀异,二也;博学多闻,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七也。赵孟頫晚年多日不到宫中,仁宗询问,左右回答:“子昂年老,畏寒不出。”仁宗即赐御府貂鼠翻披,表示慰问。
　　可以认为,在仁宗朝,赵孟頫确实圣眷甚隆。但必须注意,仁宗不断给赵孟頫加官晋爵,却并未授其实权,没有让其参与重大政务。这就说明,即使是元仁宗,固然高度欣赏赵孟頫在文艺上的突出成就,但也只是把他视为文学侍从之臣,用其“博雅渊深之学”,“藻饰太平之美”。说到底,被人艳羡为“被遇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的赵孟頫,仍然不过是最高统治者的一个工具罢了。
　　受到皇帝的赏识和提拔,赵孟頫当然是感戴的,“帝德光昭四表……圣主福如天大”,就是他为仁宗唱的赞歌。但没有理由认为,他对自己的真实地位和作用就没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就在他升为从一品的这一年,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题目就是“自警”,诗曰:“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荣登一品,但他却说“一生事事总堪惭”,这种不为表面的繁花似锦所迷惑的冷静殊为难得。
　　不能不说,赵孟頫对自己的定位是准确的,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虽然享受着“朝端之富贵”,但一直向往着“林下之风流”,他深深地知道,只有江南,只有在艺术领域,他才可能成为王者,恢复自由的心灵。在他的诗中,作为故乡的江南吴兴,已经成为一个代表自由心灵的意象,“五年京国误蒙恩,乍到江南似梦魂……”,“多病相如已倦游,思归张翰况逢秋?鲈鱼莼菜供无恙,鸿雁稻粮非所求。空有丹心依魏阙,又携十口过齐州。闲身却羡沙头鹭,飞去飞来百自由。”无一不是对心灵自由的呼唤。
　　赵孟頫在仕途奔走,家人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长子是在其赴京上任不久,受寒而逝的,幼女也是因为跟着他在各地奔波,身体虚弱而死。子女的夭亡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在书信中哀叹,“幼女夭亡,哀怀伤切,情无有已”,“老妇钟爱此女,一旦哭之,哀号度日,所不忍闻”。因此赵虽在官场屡获升迁,而退隐之念却越来越强。当公元1318年冬,志同道合的妻子管道升在京脚气病发作时,他再也不恋高位了,坚决要求辞官。不幸的是,管道升次年即卒于他们离京返乡的旅途中。
　　现在,我们的大艺术家终于回归了本来属于他的位置。他在故乡,终日呼朋唤友诗酒流连,磋商艺事,成为当之无愧的文艺领袖。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六月,赵孟頫在故乡逝世。他死之前,犹在家里观书作字,谈笑如常,晚上倏然而逝,时年六十九岁。
　　身后是非谁管得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而以书画成就为最高,不仅被称为“元人冠冕”,后世论者更认为,长期独霸中国画坛的“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意谓中国画自苏东坡转型为“文人画”,而到了赵孟頫这里,才真正奠定根基。可见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但这种地位却因赵以大宋皇孙而出仕元朝的经历,受到了一些非议。如著名学者、明朝遗民傅山就“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还有人在赵孟頫的画作上题了这样两首诗:
　　
　　赵家公子玉堂仙,画出苕溪似辋川。
　　多少青山红树里,岂无十亩种瓜田?
　　
　　隅目晶荧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黄姿。
　　千金千里无人识,笑看胡儿买去骑。
　　
　　当然也有平心之论,一位论者就认为,“天命有在,宋祀已墟,族属疏远,又无责任,仰视俯育,为禄而仕,民之道也”。意思是,宋朝的覆灭已成无法挽回之事实,赵孟頫在皇室中的族属本来已经疏远,又不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为什么要苛求他?上为父母,下为儿女,尽一个成年男人赡养和抚育的责任,“为禄而仕”,这不是天经地义的“民之道”吗?
　　在这个问题上谈得最好的,当推海外学者徐复观,他著《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写到赵孟頫这一章时,挥笔写下了一段非常值得咀嚼的话:“一个过了气的王孙,在实际上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有何分别?而必须严加贬责?并且在他的内心,实际是以这种富贵为精神上的压迫,因而更加深了他对自由的要求,对自然的皈依,对隐逸生活的怀念。因而加深了他艺术上的成就。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得到现实生活与精神向往的完全一致。不因现实生活而埋没掉精神的向往,并加深精神上的向往,这种矛盾生活,常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宿命,也常更由此而凸显出艺术家的心灵。”
　　徐先生之高明,就高明在他超脱了世俗的标准和是非,更关注艺术家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