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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冯骥才，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认识他是从中小学教材中的《挑山工》、《珍珠鸟》开始的。
“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头垂下几根绳子，挂着沉甸甸的物品。登山的时候，他们一只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只胳膊垂着，伴随着步子有节奏地一甩一甩，保持身体平衡。”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
这两段分别节选于冯骥才的《挑山工》和《珍珠鸟》。冯骥才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然而，近年来，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的他，更多的不是以作家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他常年四处奔波，为抢救文化遗产进行实地田野调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常常焦灼地对种种破坏文化遗产的现象发出尖锐批评。
村落文化的衰败
令他忧心忡忡
多年来，冯骥才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古村落，古居民的消失。他说，我一直呼吁保护古村落，实际上没有多少人去干，因为这是没有多少利益的事。我觉得需要国家牵头研讨保护古村落，只是知识界呼吁，志愿者在做是不行的。
冯骥才并不是一个只知坐而论道的文化人，面对中国每天都在消失的古村落，2004年，他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民间文化基金会。十年来，他一个接着一个古村跑，一场接着一场“硬仗”打。虽然他的呐喊时常被淹没在社会对GDP膜拜的喧嚣声中，虽然他的行动多似逆水行舟格外艰难，但他从未退缩。2014年6月，冯骥才及其团队又启动了一个新课题——“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
中国的的古村落如今面临严峻的形势。
传统村落是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几千年来，村落不仅是农业文明最直接的活态存在，更是一部部鲜活的、续写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活史书”。通过一个小小村落，中华民族培育形成了家国文化的秩序观念，构建形成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伦理与道德体系，并代代传承久远悠长的民族历史。从根本上说，传统村落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时至今日，散布在中国大地上的传统村落，仍然是一个个具有活力、并传承文化和发挥功能的社会有机体，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然而在社会快速发展中，人们渐渐发现，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农耕大国，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传统村落一方面默默消亡，另一方面正不断遭受“建设性、开发性、旅游性”的二次破坏。
其实在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村落的减少与消亡是正常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我们不能因此对村落的文明财富就可以不知底数，不留家底，粗暴地大破大立，致使文明传统及其传承受到粗暴的伤害。
冯骥才带领专家组对中国的所有村落进行了田野考察，“问题比想象的严重得多。最近10年失去了90万个村落，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没有这么快的速度失去它的村落”。2000年全国有360万个村落，2001年是270万个，现在的自然村只有200万个左右。他打比方说，“就现在我们开会的时候1天100个村落就没有了”。
中国“村落保护第一人”
“现在，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已经不多了，而城镇化过程中的建设性破坏厉害得很，一拆就是一片。一批老宅在我们手中拆毁太可惜了。中华农耕文明留存的精华，不应该在工业化过程中毁掉。这就要靠知识分子、靠大家去呼吁保护，首先是领导干部要认识和关注这件事。”冯骥才说。
在谈到自己是如何关注这方面时，他说最早的动机由头是从江苏周庄开始。那是1991年，印象中周庄刚刚过了900年的生日。冯骥才去时，周庄尚未被开发旅游，很安静。那天大雾，湿雾里看不见河水，他就站在桥上听水鸟在头顶飞过的声音，隐隐约约有个房子在雾里，这感觉太美了。
当地时兴卖旧房子，冯骥才说那不是历史没有了吗？房主说没有办法，需要钱。估摸房主盖房子需要3万块钱。冯骥才就说好，我支持你，我卖画，这样可以保存下来。后来回上海，当天他就找到台湾一个搞收藏的，卖了3万5，后来房主把房子涨到15万，冯说我再卖吧，他们说你不用卖了，房主说这个房子有价值，我不拆了，将来拆我再告诉你。结果冯骥才卖了画，但钱没有用到周庄，可是通过卖画来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却保留下来了。
到了2005年，冯骥才组织了第一个中国民间文化保护的私募性质的基金会，做了很多民间文化保护的事情，但仍然觉得不够。
冯骥才认为，村落保护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村落史，“没人管”。他说，“现在国家有拨巨资保护古村落，但古村落的保护权不在农民手里，而在官员、学者、开发商手里，变成了官员的政绩、学者的科研成果，开发商的资源，农民搬走了，村空巢了，传统也就完了，还有什么价值呢？比如丽江，丽江的原住民都走了，操着各地方言的人住在里面，我逛了两天，丽江商店的牌子上有四五十个错别字。世界文化遗产有点‘栽跟斗’”。
冯骥才也反对目前简单的古村落评定办法，“政府采用的是基层往上报的方式，这种方式问题大，水分多。比如一个村落，我想不拆，想要国家补贴，就夸大它的内容，想拆的话就瞒报”。
他坦言，不是为保护村落而保护村落，而是用文化保护跟社会的土豪潮流作斗争，“现在的社会潮流是跟知识分子相对的，我做文化保护是要跟愚昧的、反文化的潮流作斗争”。
从保护天津老城开始，冯骥才写了很多批评”旧城改造”的文章。他表示特别痛恨这个词。
冯骥才文章曾写道：我曾专门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批评这个口号。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听了一愣，问为什么。我说中国有一句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过年叫“除旧迎新”，旧是不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叫古城改造或者老城改造，起码你知道老城还有一些东西，就得稍微重视一下。叫旧城，意味着除掉就是合理的。再者，改造都是针对不好的东西，要是叫老城建设或者老城修缮、老城改建，都比“旧城改造”好，这个词给中国的破坏力非常大。
这个所谓的“旧城改造”过程中，没有把文化这个因素放进去，往往是功能性地改造城市，就是考虑它的实用性，没有考虑文化精神、记忆和个性。
最近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进行了改造，实际上是再造。这个再造，我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千姿百态的城市全部推平，重新造，而且这个过程基本是由房地产商来完成的，根据商业需要盖房子，所有的建筑都是商业建筑，充满了商业化、伪豪华、暴发户式的审美。
当时李瑞环说：“这个词（注：指“旧城改造”）就是我发明的，当时我们没有你们现在这样的觉悟，那个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在老城区里面实在生活太困难了，我急于改变中国的生活，所以就用了这个词。但是现在来看，你们文化界有这样的觉悟是好的。”我当时还跟李瑞环开了一个玩笑，我说：“冒犯了。”大伙儿都笑了。
也有人问过我：冯骥才你住老房子还是住单元房？你自己怎么不住到破房子里？这不是抬杠嘛。但问题是，现在有些地方应该拆掉，我们没拆；有些地方很有价值却非拆不可，为什么？因为那儿地皮贵，拆了再建开发商能挣大钱。有些老百姓住的房子确实很破，可你盖的新楼他们也住不起，并没完全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这到底是谁得了好处？
“在泰山上，随处都可以碰到挑山工。他们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头垂下几根绳子，挂着沉甸甸的物品。登山的时候，他们一只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只胳膊垂着，伴随着步子有节奏地一甩一甩，保持身体平衡。”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
这两段分别节选于冯骥才的《挑山工》和《珍珠鸟》。冯骥才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画家。然而，近年来，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的他，更多的不是以作家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他常年四处奔波，为抢救文化遗产进行实地田野调查；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常常焦灼地对种种破坏文化遗产的现象发出尖锐批评。
村落文化的衰败
令他忧心忡忡
多年来，冯骥才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古村落，古居民的消失。他说，我一直呼吁保护古村落，实际上没有多少人去干，因为这是没有多少利益的事。我觉得需要国家牵头研讨保护古村落，只是知识界呼吁，志愿者在做是不行的。
冯骥才并不是一个只知坐而论道的文化人，面对中国每天都在消失的古村落，2004年，他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民间文化基金会。十年来，他一个接着一个古村跑，一场接着一场“硬仗”打。虽然他的呐喊时常被淹没在社会对GDP膜拜的喧嚣声中，虽然他的行动多似逆水行舟格外艰难，但他从未退缩。2014年6月，冯骥才及其团队又启动了一个新课题——“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
中国的的古村落如今面临严峻的形势。
传统村落是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几千年来，村落不仅是农业文明最直接的活态存在，更是一部部鲜活的、续写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活史书”。通过一个小小村落，中华民族培育形成了家国文化的秩序观念，构建形成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伦理与道德体系，并代代传承久远悠长的民族历史。从根本上说，传统村落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时至今日，散布在中国大地上的传统村落，仍然是一个个具有活力、并传承文化和发挥功能的社会有机体，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然而在社会快速发展中，人们渐渐发现，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农耕大国，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传统村落一方面默默消亡，另一方面正不断遭受“建设性、开发性、旅游性”的二次破坏。
其实在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村落的减少与消亡是正常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我们不能因此对村落的文明财富就可以不知底数，不留家底，粗暴地大破大立，致使文明传统及其传承受到粗暴的伤害。
冯骥才带领专家组对中国的所有村落进行了田野考察，“问题比想象的严重得多。最近10年失去了90万个村落，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没有这么快的速度失去它的村落”。2000年全国有360万个村落，2001年是270万个，现在的自然村只有200万个左右。他打比方说，“就现在我们开会的时候1天100个村落就没有了”。
中国“村落保护第一人”
“现在，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已经不多了，而城镇化过程中的建设性破坏厉害得很，一拆就是一片。一批老宅在我们手中拆毁太可惜了。中华农耕文明留存的精华，不应该在工业化过程中毁掉。这就要靠知识分子、靠大家去呼吁保护，首先是领导干部要认识和关注这件事。”冯骥才说。
在谈到自己是如何关注这方面时，他说最早的动机由头是从江苏周庄开始。那是1991年，印象中周庄刚刚过了900年的生日。冯骥才去时，周庄尚未被开发旅游，很安静。那天大雾，湿雾里看不见河水，他就站在桥上听水鸟在头顶飞过的声音，隐隐约约有个房子在雾里，这感觉太美了。
当地时兴卖旧房子，冯骥才说那不是历史没有了吗？房主说没有办法，需要钱。估摸房主盖房子需要3万块钱。冯骥才就说好，我支持你，我卖画，这样可以保存下来。后来回上海，当天他就找到台湾一个搞收藏的，卖了3万5，后来房主把房子涨到15万，冯说我再卖吧，他们说你不用卖了，房主说这个房子有价值，我不拆了，将来拆我再告诉你。结果冯骥才卖了画，但钱没有用到周庄，可是通过卖画来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却保留下来了。
到了2005年，冯骥才组织了第一个中国民间文化保护的私募性质的基金会，做了很多民间文化保护的事情，但仍然觉得不够。
冯骥才认为，村落保护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村落史，“没人管”。他说，“现在国家有拨巨资保护古村落，但古村落的保护权不在农民手里，而在官员、学者、开发商手里，变成了官员的政绩、学者的科研成果，开发商的资源，农民搬走了，村空巢了，传统也就完了，还有什么价值呢？比如丽江，丽江的原住民都走了，操着各地方言的人住在里面，我逛了两天，丽江商店的牌子上有四五十个错别字。世界文化遗产有点‘栽跟斗’”。
冯骥才也反对目前简单的古村落评定办法，“政府采用的是基层往上报的方式，这种方式问题大，水分多。比如一个村落，我想不拆，想要国家补贴，就夸大它的内容，想拆的话就瞒报”。
他坦言，不是为保护村落而保护村落，而是用文化保护跟社会的土豪潮流作斗争，“现在的社会潮流是跟知识分子相对的，我做文化保护是要跟愚昧的、反文化的潮流作斗争”。
从保护天津老城开始，冯骥才写了很多批评”旧城改造”的文章。他表示特别痛恨这个词。
冯骥才文章曾写道：我曾专门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批评这个口号。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听了一愣，问为什么。我说中国有一句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过年叫“除旧迎新”，旧是不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叫古城改造或者老城改造，起码你知道老城还有一些东西，就得稍微重视一下。叫旧城，意味着除掉就是合理的。再者，改造都是针对不好的东西，要是叫老城建设或者老城修缮、老城改建，都比“旧城改造”好，这个词给中国的破坏力非常大。
这个所谓的“旧城改造”过程中，没有把文化这个因素放进去，往往是功能性地改造城市，就是考虑它的实用性，没有考虑文化精神、记忆和个性。
最近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进行了改造，实际上是再造。这个再造，我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千姿百态的城市全部推平，重新造，而且这个过程基本是由房地产商来完成的，根据商业需要盖房子，所有的建筑都是商业建筑，充满了商业化、伪豪华、暴发户式的审美。
当时李瑞环说：“这个词（注：指“旧城改造”）就是我发明的，当时我们没有你们现在这样的觉悟，那个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在老城区里面实在生活太困难了，我急于改变中国的生活，所以就用了这个词。但是现在来看，你们文化界有这样的觉悟是好的。”我当时还跟李瑞环开了一个玩笑，我说：“冒犯了。”大伙儿都笑了。
也有人问过我：冯骥才你住老房子还是住单元房？你自己怎么不住到破房子里？这不是抬杠嘛。但问题是，现在有些地方应该拆掉，我们没拆；有些地方很有价值却非拆不可，为什么？因为那儿地皮贵，拆了再建开发商能挣大钱。有些老百姓住的房子确实很破，可你盖的新楼他们也住不起，并没完全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这到底是谁得了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