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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在山东省革委会的主持下，山东大学学报之一的《文史哲》在两次停刊后复刊。邮局的征订量在短时间内猛增至70万份，远超省革委会初定的一两万的印刷量。
由于许多读者坚持不肯退订，时任《文史哲》副主编的刘光裕不得不三次登门请求山东省宣传部部长林萍，终于获准印刷20万份以飨读者。
“他说不能再多了，省里没纸张了。”刘光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包括《文史哲》在内的9所高校学报的复刊，源于毛泽东1973年4月的一次谈话：“有些刊物为什么不能恢复？学报不要在内部搞，可以公开。”
刘光裕说，坊间流传，因为毛泽东问起《文史哲》，才有了这次谈话。
在195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界，也许有人不知道山东大学，但一定没有人不知道《文史哲》。
应时而生
1950年代初，中国的学术刊物只有学术界知名民主人士创办的《新建设》、中宣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学习》、中国新史学分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新史学通讯》等几家。
1951年春的一个夜晚，在青岛市龙口路40号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的家里，副校长陆侃如、历史系主任杨向奎、教师赵纪彬、孙思白等人随意地聊着天。
他们说起《山大生活》这份四开小报，都认为应该办一本大型的学术刊物。随后他们联系了历史系的童书业、赵俪生，文学系的冯沅君、萧涤非、孙昌熙等人，很快得到支持。
山东大学向来以文史见长，30年代就汇聚了如洪深、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老舍、梁实秋、沈从文、游国恩、吴伯箫等一大批人文学者。50年代，山大文史学科处于黄金期，历史系甚至出现了“八马同槽”的盛况，即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童书业、杨向奎八位先生共同执教，为一时美谈。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的第一次会议，在山东大学文学馆二楼西角的一间办公室进行。“繁荣学术、提倡争鸣、奖掖青年学者”成为办刊宗旨。
大家推举华岗为社长，副校长陆侃如、文学院院长吴富恒为副社长，历史系主任杨向奎为主编，编委会由历史系教师童书业、赵俪生、孙思白、卢振华和中文系教师殷焕先、孙昌熙等人组成，负责日常工作。
在编委会挂名的，还有任中文、历史、外文、马列四个系直属党支部书记的吕慧娟，不过她不参与具体编辑事务。
《文史哲》一开始为学术交流自主办刊的同人杂志，不设专职人员，由文史两系的教师兼任编辑。当时连开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跑到历史研究所找地方开会。
第一期《文史哲》出来后，因为没有刊号，无法通过邮局或新华书店发行，编辑部只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给全国各大学的朋友们寄杂志，请他们代售。主编杨向奎后来回忆，这种办法连累了许多朋友，他们只能自己拿钱买下杂志。
编辑部的费用由华岗、杨向奎、陆侃如等人自己掏，除了印刷等费用，还有少量稿费。“学校的老师都不给稿费，校外的稿子给少量稿费，最早是每千字三万元（即三元）。”刘光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编辑们却热情高涨。天命之年的童书业工作起来“不舍昼夜”，为保证《文史哲》不脱稿，有一次连续工作几天几夜；中文系刘景农的脾气“迂缓”，校对最慢，但绝对正确。
“我跟杨向奎先生关系很好，他任历史系主任，又是《文史哲》主编，讲课、搞运动忙得不得了，他就随身带稿子，搞运动、开会他都在看稿子。”吕慧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时的每一期文稿，都先由杨向奎看过，再送到华岗那里终审。有时，为保证及时付印，华岗还会连夜突击改稿。
领衔史学界“五朵金花”论战
据副社长吴富恒回忆，华岗之所以创办《文史哲》，并不仅仅是为了开辟新的学术园地，他要通过《文史哲》打破旧有的、单一的学术模式，建立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新的学术范式。
1950年4月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华岗1930年代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后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1945年出任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是中共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
据山大学生回忆，当时华岗定期在学校广播站前的露天阶梯广场作时事报告，系统讲解马列主义。他口才极好，理论丰富，深入浅出，有理有据。台下听讲的，从山大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到普通学生，人山人海。
“学习马列主义成了山大的一种时尚，像先秦史学者童书业可背诵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苏共编写的《联共（布）党史》‘四节二章’，校园里无人不知。”刘光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从《文史哲》第1期到第35期，华岗发表了近40篇马列理论文章，几乎每期都有。虽然他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超阶级、超政治的“纯技术主义”，但他认为，让人们接受马列主义最好的方法与途径，是自由讨论或辩论。
后来任山大社会学系主任的徐经泽，年轻时曾跟随华岗从事马列主义教学工作。他记得，有一次，华岗明确地对他说，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定于一尊”。又说，斯大林也是有错误的。这不免让徐经泽大吃了一惊。秉直较真的个性，也使华岗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这是后话了。
《文史哲》一创办，就连续发起全国性的史学大讨论。如何划分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古史分期问题，是其中第一次。
1951年7月，童书业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的观点，对“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提出挑战，拉开了讨论的序幕。
古史分期问题，因其背后是如何用马列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问题，几乎吸引了整个史学界参与讨论。除了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杨向奎、吴大琨、赵俪生等人外，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何兹全、周谷城等著名学者也纷纷撰文，加入论战，论战持续至1956年仍未结束。
这场大讨论也引起了日本学界关注。据曾与历史系主任杨向奎同住一屋的山大中文系教师路遥回忆，有一天，杨急急忙忙对他说，北京来电话，让寄50本《文史哲》去，预备郭沫若赴日考察时，应日本学界之请求带去。
1951年9月，《文史哲》发表了历史系教授赵俪生的《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又拉开了一场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讨论。此后，在50年代中前期，他陆续发表了《北宋末的方腊起义》《明初的唐赛儿起义》《北魏末的人民大起义》《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几个问题》等13篇文章，被认为代表当时中国高校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赵俪生的学生、学者秦晖称，这一研究范式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主导该领域。
中国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史和1953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与中国历代土地制度、汉民族的形成一起，史学界的这5次大讨论，被称为建国17年的“五朵金花”。其中，前3朵花均由《文史哲》领衔发起。
在华岗的主持下，《文史哲》影响力日盛。1951年，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一次宴请中，盛赞《文史哲》开风气之先，各高等院校应当效仿。他称，一个综合性大学就是要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并将成果公之于众。学者季羡林后来曾如此盛赞《文史哲》：“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有一登龙门之感。”
被两个“小人物”推向鼎盛
1952年，由于《文史哲》财务困难，华岗向山东省委统战部和青岛市委请求支持。上面一次性拨给2000万元（即2000元），才渡过难关。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被定为山大学报之一，经费从此由学校负责。
从1952年起，《文史哲》开始设立专职编辑。第一个专职编辑葛懋春回忆，一次他和杨向奎去华岗家汇报工作，华岗提出一个编辑原则：尽量使每一期刊物上出现一个新作者。
李泽厚第一次在《文史哲》发表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时，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不久，是中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的文章认为，《大同书》反映了康有为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是进步的。他与持相反观点的汤志均（后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在《文史哲》上公开辩论，一举成名。他说：“后有国外朋友来信，以为我已是教授，其实我还是实习研究员。”
而李希凡第一次在《文史哲》发表文章《典型人物的创造》时，不过是山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
1954年，26岁、大学刚毕业的李希凡与23岁的中学教师蓝翎，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意外成为一场政治风雨的开端，也意外地将《文史哲》推向鼎盛。
在这篇文章中，李希凡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引入红学研究，批判了俞平伯当年3月发表在北京《新建设》杂志上的《红楼梦简论》。他认为俞平伯“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
此文被毛泽东看到，被认为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赞扬了李、蓝“两个小人物”（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以“小人物的文章”为由不同意《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并称：“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自此，一场批判胡适的全国性运动展开了。
运动开始时，吕慧娟正在北大进修。她记得，北大专门辟出了一间五六十平米的屋子，展出胡适的著作文稿，供师生批判。但她十分惊讶，为什么两个年轻人的文章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1952年，《文史哲》就陆续发表了陆侃如《纪念五四，批判胡适》等文章，从1952年至1954年，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文章有6篇之多。
“现在看起来，其实那篇文章不过是《文史哲》‘敢为天下先’、勇于挑战权威的普通文章。”吕慧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原本只是学术层面的讨论，被政治利用而已。”
从此，《文史哲》名声大噪，走向鼎盛。1955年至1956年，被作为国家代表图书，赠与苏联科学院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等。
“不想给老前辈丢脸”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爆发。公安部从胡风日记里得知，华岗与胡风在1937年至1940年间互访频繁，并有通信来往。8月25日，华岗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中共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突遭逮捕，从此开始了10余年的监禁，1972年在山东监狱病逝。1980年，获彻底平反。
“华岗被捕后，山大许多著名教授纷纷离开学校。”刘光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副校长童第周去了中科院生物研究所，杨向奎去了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吴大琨去了人大历史系，赵俪生去了兰州大学历史系。”
1958年，学术界开始了“厚今薄古”运动。
6月，《文史哲》进行整改，声明特别欢迎“结合当前政治运动”“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分析批评现代文艺作品”的文章。据统计，当年一共出版12期，其中关于“反右”斗争的文章17篇，关于思想批判的23篇。但是，仍被批判“很少配合政治运动”“为学术而学术”。
1959年1月，《文史哲》停刊。
1973年，《文史哲》复刊。原副社长吴富恒担任主编，担任副主编的刘光裕此前在山东省革委会的写作班子任职，因政治好、业务能力强被调来负责《文史哲》的复刊工作。
出于长久以来对《文史哲》的敬意，“不想给老前辈丢脸”，刘光裕希望在彼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之下仍能保有一点学术气息。复刊第一期，没有转发中共十大的文章，也未刊载工农兵文章，排版上没有加黑加粗体，并在邮局征订时，附上了该期目录。
这期的征订量，达到了《文史哲》有史以来的最高：70万份。
由于许多读者坚持不肯退订，时任《文史哲》副主编的刘光裕不得不三次登门请求山东省宣传部部长林萍，终于获准印刷20万份以飨读者。
“他说不能再多了，省里没纸张了。”刘光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包括《文史哲》在内的9所高校学报的复刊，源于毛泽东1973年4月的一次谈话：“有些刊物为什么不能恢复？学报不要在内部搞，可以公开。”
刘光裕说，坊间流传，因为毛泽东问起《文史哲》，才有了这次谈话。
在195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界，也许有人不知道山东大学，但一定没有人不知道《文史哲》。
应时而生
1950年代初，中国的学术刊物只有学术界知名民主人士创办的《新建设》、中宣部理论宣传处主办的《学习》、中国新史学分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新史学通讯》等几家。
1951年春的一个夜晚，在青岛市龙口路40号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的家里，副校长陆侃如、历史系主任杨向奎、教师赵纪彬、孙思白等人随意地聊着天。
他们说起《山大生活》这份四开小报，都认为应该办一本大型的学术刊物。随后他们联系了历史系的童书业、赵俪生，文学系的冯沅君、萧涤非、孙昌熙等人，很快得到支持。
山东大学向来以文史见长，30年代就汇聚了如洪深、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老舍、梁实秋、沈从文、游国恩、吴伯箫等一大批人文学者。50年代，山大文史学科处于黄金期，历史系甚至出现了“八马同槽”的盛况，即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童书业、杨向奎八位先生共同执教，为一时美谈。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的第一次会议，在山东大学文学馆二楼西角的一间办公室进行。“繁荣学术、提倡争鸣、奖掖青年学者”成为办刊宗旨。
大家推举华岗为社长，副校长陆侃如、文学院院长吴富恒为副社长，历史系主任杨向奎为主编，编委会由历史系教师童书业、赵俪生、孙思白、卢振华和中文系教师殷焕先、孙昌熙等人组成，负责日常工作。
在编委会挂名的，还有任中文、历史、外文、马列四个系直属党支部书记的吕慧娟，不过她不参与具体编辑事务。
《文史哲》一开始为学术交流自主办刊的同人杂志，不设专职人员，由文史两系的教师兼任编辑。当时连开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跑到历史研究所找地方开会。
第一期《文史哲》出来后，因为没有刊号，无法通过邮局或新华书店发行，编辑部只好采用最原始的办法，给全国各大学的朋友们寄杂志，请他们代售。主编杨向奎后来回忆，这种办法连累了许多朋友，他们只能自己拿钱买下杂志。
编辑部的费用由华岗、杨向奎、陆侃如等人自己掏，除了印刷等费用，还有少量稿费。“学校的老师都不给稿费，校外的稿子给少量稿费，最早是每千字三万元（即三元）。”刘光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但编辑们却热情高涨。天命之年的童书业工作起来“不舍昼夜”，为保证《文史哲》不脱稿，有一次连续工作几天几夜；中文系刘景农的脾气“迂缓”，校对最慢，但绝对正确。
“我跟杨向奎先生关系很好，他任历史系主任，又是《文史哲》主编，讲课、搞运动忙得不得了，他就随身带稿子，搞运动、开会他都在看稿子。”吕慧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时的每一期文稿，都先由杨向奎看过，再送到华岗那里终审。有时，为保证及时付印，华岗还会连夜突击改稿。
领衔史学界“五朵金花”论战
据副社长吴富恒回忆，华岗之所以创办《文史哲》，并不仅仅是为了开辟新的学术园地，他要通过《文史哲》打破旧有的、单一的学术模式，建立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新的学术范式。
1950年4月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华岗1930年代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后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1945年出任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是中共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
据山大学生回忆，当时华岗定期在学校广播站前的露天阶梯广场作时事报告，系统讲解马列主义。他口才极好，理论丰富，深入浅出，有理有据。台下听讲的，从山大副校长童第周、陆侃如到普通学生，人山人海。
“学习马列主义成了山大的一种时尚，像先秦史学者童书业可背诵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苏共编写的《联共（布）党史》‘四节二章’，校园里无人不知。”刘光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从《文史哲》第1期到第35期，华岗发表了近40篇马列理论文章，几乎每期都有。虽然他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超阶级、超政治的“纯技术主义”，但他认为，让人们接受马列主义最好的方法与途径，是自由讨论或辩论。
后来任山大社会学系主任的徐经泽，年轻时曾跟随华岗从事马列主义教学工作。他记得，有一次，华岗明确地对他说，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定于一尊”。又说，斯大林也是有错误的。这不免让徐经泽大吃了一惊。秉直较真的个性，也使华岗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这是后话了。
《文史哲》一创办，就连续发起全国性的史学大讨论。如何划分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古史分期问题，是其中第一次。
1951年7月，童书业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的观点，对“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提出挑战，拉开了讨论的序幕。
古史分期问题，因其背后是如何用马列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问题，几乎吸引了整个史学界参与讨论。除了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杨向奎、吴大琨、赵俪生等人外，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何兹全、周谷城等著名学者也纷纷撰文，加入论战，论战持续至1956年仍未结束。
这场大讨论也引起了日本学界关注。据曾与历史系主任杨向奎同住一屋的山大中文系教师路遥回忆，有一天，杨急急忙忙对他说，北京来电话，让寄50本《文史哲》去，预备郭沫若赴日考察时，应日本学界之请求带去。
1951年9月，《文史哲》发表了历史系教授赵俪生的《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又拉开了一场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讨论。此后，在50年代中前期，他陆续发表了《北宋末的方腊起义》《明初的唐赛儿起义》《北魏末的人民大起义》《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几个问题》等13篇文章，被认为代表当时中国高校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赵俪生的学生、学者秦晖称，这一研究范式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主导该领域。
中国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史和1953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与中国历代土地制度、汉民族的形成一起，史学界的这5次大讨论，被称为建国17年的“五朵金花”。其中，前3朵花均由《文史哲》领衔发起。
在华岗的主持下，《文史哲》影响力日盛。1951年，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一次宴请中，盛赞《文史哲》开风气之先，各高等院校应当效仿。他称，一个综合性大学就是要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并将成果公之于众。学者季羡林后来曾如此盛赞《文史哲》：“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有一登龙门之感。”
被两个“小人物”推向鼎盛
1952年，由于《文史哲》财务困难，华岗向山东省委统战部和青岛市委请求支持。上面一次性拨给2000万元（即2000元），才渡过难关。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被定为山大学报之一，经费从此由学校负责。
从1952年起，《文史哲》开始设立专职编辑。第一个专职编辑葛懋春回忆，一次他和杨向奎去华岗家汇报工作，华岗提出一个编辑原则：尽量使每一期刊物上出现一个新作者。
李泽厚第一次在《文史哲》发表文章《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时，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不久，是中科院哲学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的文章认为，《大同书》反映了康有为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是进步的。他与持相反观点的汤志均（后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在《文史哲》上公开辩论，一举成名。他说：“后有国外朋友来信，以为我已是教授，其实我还是实习研究员。”
而李希凡第一次在《文史哲》发表文章《典型人物的创造》时，不过是山大中文系二年级学生。
1954年，26岁、大学刚毕业的李希凡与23岁的中学教师蓝翎，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意外成为一场政治风雨的开端，也意外地将《文史哲》推向鼎盛。
在这篇文章中，李希凡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引入红学研究，批判了俞平伯当年3月发表在北京《新建设》杂志上的《红楼梦简论》。他认为俞平伯“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
此文被毛泽东看到，被认为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赞扬了李、蓝“两个小人物”（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以“小人物的文章”为由不同意《人民日报》转载此文），并称：“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自此，一场批判胡适的全国性运动展开了。
运动开始时，吕慧娟正在北大进修。她记得，北大专门辟出了一间五六十平米的屋子，展出胡适的著作文稿，供师生批判。但她十分惊讶，为什么两个年轻人的文章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1952年，《文史哲》就陆续发表了陆侃如《纪念五四，批判胡适》等文章，从1952年至1954年，批判胡适实用主义的文章有6篇之多。
“现在看起来，其实那篇文章不过是《文史哲》‘敢为天下先’、勇于挑战权威的普通文章。”吕慧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原本只是学术层面的讨论，被政治利用而已。”
从此，《文史哲》名声大噪，走向鼎盛。1955年至1956年，被作为国家代表图书，赠与苏联科学院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等。
“不想给老前辈丢脸”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爆发。公安部从胡风日记里得知，华岗与胡风在1937年至1940年间互访频繁，并有通信来往。8月25日，华岗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向明（中共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突遭逮捕，从此开始了10余年的监禁，1972年在山东监狱病逝。1980年，获彻底平反。
“华岗被捕后，山大许多著名教授纷纷离开学校。”刘光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副校长童第周去了中科院生物研究所，杨向奎去了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吴大琨去了人大历史系，赵俪生去了兰州大学历史系。”
1958年，学术界开始了“厚今薄古”运动。
6月，《文史哲》进行整改，声明特别欢迎“结合当前政治运动”“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分析批评现代文艺作品”的文章。据统计，当年一共出版12期，其中关于“反右”斗争的文章17篇，关于思想批判的23篇。但是，仍被批判“很少配合政治运动”“为学术而学术”。
1959年1月，《文史哲》停刊。
1973年，《文史哲》复刊。原副社长吴富恒担任主编，担任副主编的刘光裕此前在山东省革委会的写作班子任职，因政治好、业务能力强被调来负责《文史哲》的复刊工作。
出于长久以来对《文史哲》的敬意，“不想给老前辈丢脸”，刘光裕希望在彼时各种条件的限制之下仍能保有一点学术气息。复刊第一期，没有转发中共十大的文章，也未刊载工农兵文章，排版上没有加黑加粗体，并在邮局征订时，附上了该期目录。
这期的征订量，达到了《文史哲》有史以来的最高：70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