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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圣殿的向导
无论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抱有怎样复杂的感情，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世界文学领域至高无上的殊荣，是文学金字塔的塔尖。因为中国作家的长期缺席，也因为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创作缺乏真正的了解，这个奖在中国读者心目中，虽具有炫目的光环，却总像隔着十重雾那样扑朔迷离，或因距离感催生出一种“酸葡萄心理”。
不久前，一位大学时代的同学从瑞典回国，给我带来另一位大学同窗赠与的著作《诺贝尔文学奖传奇》。我读后，深感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读者能看到的最客观全面、透辟精到地解读诺贝尔文学奖的书。遗憾的是它并不为许多人所知。以我来说，这本在中国出版的书，也是问世一年多以后才远涉重洋从遥远的北欧来到我的案头。因此我产生介绍这本书的冲动：它理该拥有更多的读者。
作者万之，在“文革”后首批考入大学的中文系学子中，是颇为独特的一位——他不仅在70年代当“知青”时就已经开始文学创作，写长篇小说和长诗，而且对中外文学，尤其是外国现当代文学有着超出一般人的了解——这种了解，甚至让教外国文学的老师刮目相看。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民间刊物《今天》上，在同学自办的诗刊《求索》上，常能看到他翻译介绍外国现当代作家、诗人的作品，令我们大开眼界。在那“文禁”初开、坚冰尚未打破的年代，这是非常超前的。
毕业后，他考取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攻读欧美戏剧，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又于1986年飞往挪威奥斯陆大学攻读戏剧学博士。从那以后，我与他少有联系，只是偶尔听同学说起，他在瑞典的大学里任教，是“国际笔会”成员，在海外华人作家中颇有名声；还听说，他与马悦然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过从甚密，常于“诺奖”公布后被海内外中文媒体邀请，撰写分析专稿。三十多年了，万之仍在中西之间架设文学交流的桥梁。读了《诺贝尔文学奖传奇》(以下简称《传奇》)，我更加真实地感受到，在这座他矢志不渝架起的桥梁上，他已经走得多么远，飞得多么高了。
万之把自己比作“诺贝尔文学奖博物馆的导游”，是的，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导游来说，他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他从1990年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执教；他的瑞典籍妻子安娜是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的学生，也是一位优秀的中国文学翻译家；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获奖演说，万之都有机会亲临现场聆听；他接受马悦然先生的邀请，多次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纪念活动中担任中文翻译，还与瑞典学院常务秘书贺拉斯·恩格道尔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丁松、布罗斯基、大江健三郎、高行健等有过亲密的交往……这一切都被万之称为“近水楼台”，可以取得“一点独特的个人经验”——“能近距离地观察诺贝尔奖，就近读解它的历史和来龙去脉，贴近地体会它的欧洲文化人文背景，甚至接触到它的评选机构评选人员，甚至参与某些活动，特别是能近距离地观察到各年得奖作家的个人风采……这为我个人解读文学奖提供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独特位置。”
除了这些有利条件，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万之对“诺贝尔文学奖”精神，也即诺奖理想的深刻理解。正如马悦然在这本书《序》中说的：“我们真需要的是在东西方之间建造沟通的桥梁。通过他的文学方面的训练和修养，万之取得了建筑这种重要桥梁的资格。”
可以说，万之，是诺贝尔文学圣殿当之无愧、无可替代的中文向导。有了他的导引，我们才能在这曲径通幽峰回路转的文学迷宫里尽情畅游，领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丰富多姿色彩各异的迷人风采，才能读懂瑞典学院的文学奖评委们通过这个举世瞩目的奖项传达给我们的人文信息和文学密码。
“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在全世界的文学奖项中，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奖金最为丰厚，仪式最为隆重，影响最为广泛，地位也最崇高。”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它想象成“文学的奥林匹克”。
然而，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却用他们独特的评奖理念否定了这一看法。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都像是一次全世界范围的博彩揭晓，也确实有人用猜测获奖人赌博。而当颁奖结果在每年10月第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公布，引起的反应常常不是“恰中下怀”，而是“出人意料”。
比如1992年10月8日，当瑞典学院常务秘书打电话给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的诗人兼剧作家德瑞克·瓦尔科特，通知他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并向他祝贺的时候，诗人的反应是“大吃一惊”，继而追问：“为什么是我?”
1994年当大江健三郎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时，他“一次又一次狠狠地”掐自己的胳膊，把胳膊都“掐青了”，以证实“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2005年英国戏剧家哈罗尔德·品特获奖，又是“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因为他在世界戏剧界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是“人走灯灭的剧场里的戏剧家”。连他自己对获奖消息都非常吃惊，说：“我非常非常感动，这是我从没料想过的事情。”
高行健在诺贝尔奖宴会上致辞时，带着诙谐的口吻询问瑞典国王和在座的嘉宾：“这是不是一个童话?”
而一些名气很大，获奖预期很高的作家，却屡屡遭遇失望。对此万之这样形容：“近几年瑞典学院声东击西，屡出怪招，常常让那些自作聪明的文学行家和记者们大跌眼镜。”
这是不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爱开玩笑，故意和全世界的读者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当然不是。
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明确规定了文学奖的“理想倾向”和“文学服务于人类文明”的目标。应当说一百多年以来，诺奖的评委始终秉承了这一精神。只不过对什么是“理想倾向”，怎样实现“文学服务于人类文明”的目标，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释。在《传奇》一书中，万之用很多笔墨诠释了这一点。最早，“理想倾向”被简单地解释为非唯物主义的讲究道德理想的文学，后来又解释为一种广为流传的、有众多读者的文学；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强调作家的前卫性和天才；到了70年代，又重新强调道德，强调作家的责任和义务，关注人权等。而近年，评委们“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的。在他们看来，“这个所谓‘理想倾向’的‘理想’，就是文学本身，就是文学本身的理想。文学可以成为不同文化间的桥梁，使人类互相之间有沟通的可能”。对此，恩格道尔在与万之交谈时形象地比喻道：“好的文学作品就像没有写明收信人地址的信件，它不是固定给一个人看的，而是可以送到任何人的手里，给任何人看的。作家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而又走向读者走向他人，而能走多远，你永远也不知道。就是在很遥远的天涯海角，一个好作品也总会有新的接受者。”
也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强调的是文学本身的意义，强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心灵的沟通；在全球化时代，强调一种“多元文化”价值的认可，而不是附加政治的、阶级的、种族的、地域的、文学体 发出声音警告的人”创作的特点。对马丁松，中国读者并不熟悉，万之告诉我们，实际上马丁松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他的“自然哲学”和“陀螺理论”就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还创作过一部奇特的以中国唐朝历史为背景的剧作《魏国三刀》。马丁松在国外鲜为人知，是因为他的语言非常民族化乡土化，然而他“既有乡土气息，又有广阔视野，地方性与国际性结合，甚至有透视宇宙的全方位观点”；他的写作“像镜子一样，映照出20世纪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战争与和平，包括商业文化与汽车文化，包括核武器与环境破坏”。因此万之把他称作“预言者”，“能在水晶球内看到未来道破人生机密”。
1987年获奖的约瑟夫·布罗斯基，瑞典学院的颁奖词是：“因为一种以思想敏锐和诗意强烈为特色的包罗万象的写作。”万之在介绍这位“纯粹的个入主义诗人”时，特别讲到他“不为国王起立”l的故事——在诺贝尔颁奖9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当瑞典国王和王室成员到场，听众纷纷起立致敬，唯有布罗斯基夫妇没有站起来!对此有人说是“不礼貌”，万之认为：“布罗斯基的诗歌是高贵的，他作为诗人也是高贵的。而且这是庸常之人不可企及的高贵。”这不能不让人想到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古今中外最杰出的诗人，都有一颗高贵的灵魂。
布罗斯基的高贵，还表现在他不与集权政治妥协。在前苏联，布罗斯基因为写诗被加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劳动教养，还两度被关入精神病院，最后被放逐，成了一位“四海无家、四海为家”的诗人。但他始终坚持诗歌审美的“私人性”立场，终因诗作的“思想敏锐”、“诗意强烈”和“包罗万象”成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诗人。
2000年获奖的法籍中文作家高行健，瑞典学院的颁奖词略长些：“因为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万之在介绍这位“追求独立人格”的作家时，特别提到瑞典艺术家布·拉森设计的那块奖牌：在一块军服绿的铜质底板上有成行成列的红色星星，而中间镂空，是中国传统楷书“一”字形状。他解释说：“奖牌上的这个‘一’，就是‘独一无二’之‘一’，它代表的其实不仅是一个优秀作家的条件，也是表示一个独立独特的个人，是这个星球上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所在，这也正是‘普遍价值’的应有之义。”
他否定了给高行健颁奖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说法，因为高行健从不介入任何政治活动，如果出于政治考虑，则应该选择政治符号意义更为明显的北岛。
针对对高行健的误读，他认为高是这样的作家，他“不是为读者创作的，他们的写作正是从他说的‘自言自语’状态出发的，在他们的作品创作出来之前，理解他们作品的读者还没产生。也只有在他们的作品先产生之后，在人们阅读了他们的作品并且读懂之后，他们的读者才产生”。
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都是这样的作家。这样，“在优秀作品的带动下，人类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才有新的拓展新的提高，这就是优秀文学的意义，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他们的意义”。
这只是书中的三个例子。《传奇》中的20多篇文章，对20多个获奖作家的解读，篇篇精彩，给人一种精神层面的提升感。正如刘再复在《跋》中所说：“他描写的不是‘一个’奇人，而是分布在地球各个角落挥洒不同文字文体的‘一群’奇人，而每个人的特别之处都勾勒得如此明晰，真下功夫了。阅读功夫，比较功夫，思索功夫，写作功夫，全都投下了。”我注意到，万之在介绍这些“人类的钟灵毓秀”(刘再复语)时，心中所关照的还是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希望给后者提供一点启示和借鉴。比如大江健三郎以国际视野对民族主义的克服，比如以帕斯的“人格之重”对照“我们自己”：“在人格的天平上”是否“太轻飘了”?对中文作家的获奖，万之抱有乐观态度：“我希望，也相信，迟早还会有优秀的中文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论他们是住在国外还是国内。”
我的这位学兄，用大量新鲜生动的例子，引人入胜的故事和令人信服的分析，将瑞典学院的颁奖词变为了精彩的“导游词”。他不愧为诺贝尔文学圣殿最称职的中文导游。
无论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抱有怎样复杂的感情，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世界文学领域至高无上的殊荣，是文学金字塔的塔尖。因为中国作家的长期缺席，也因为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其创作缺乏真正的了解，这个奖在中国读者心目中，虽具有炫目的光环，却总像隔着十重雾那样扑朔迷离，或因距离感催生出一种“酸葡萄心理”。
不久前，一位大学时代的同学从瑞典回国，给我带来另一位大学同窗赠与的著作《诺贝尔文学奖传奇》。我读后，深感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读者能看到的最客观全面、透辟精到地解读诺贝尔文学奖的书。遗憾的是它并不为许多人所知。以我来说，这本在中国出版的书，也是问世一年多以后才远涉重洋从遥远的北欧来到我的案头。因此我产生介绍这本书的冲动：它理该拥有更多的读者。
作者万之，在“文革”后首批考入大学的中文系学子中，是颇为独特的一位——他不仅在70年代当“知青”时就已经开始文学创作，写长篇小说和长诗，而且对中外文学，尤其是外国现当代文学有着超出一般人的了解——这种了解，甚至让教外国文学的老师刮目相看。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民间刊物《今天》上，在同学自办的诗刊《求索》上，常能看到他翻译介绍外国现当代作家、诗人的作品，令我们大开眼界。在那“文禁”初开、坚冰尚未打破的年代，这是非常超前的。
毕业后，他考取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攻读欧美戏剧，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又于1986年飞往挪威奥斯陆大学攻读戏剧学博士。从那以后，我与他少有联系，只是偶尔听同学说起，他在瑞典的大学里任教，是“国际笔会”成员，在海外华人作家中颇有名声；还听说，他与马悦然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过从甚密，常于“诺奖”公布后被海内外中文媒体邀请，撰写分析专稿。三十多年了，万之仍在中西之间架设文学交流的桥梁。读了《诺贝尔文学奖传奇》(以下简称《传奇》)，我更加真实地感受到，在这座他矢志不渝架起的桥梁上，他已经走得多么远，飞得多么高了。
万之把自己比作“诺贝尔文学奖博物馆的导游”，是的，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导游来说，他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他从1990年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中文系执教；他的瑞典籍妻子安娜是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的学生，也是一位优秀的中国文学翻译家；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获奖演说，万之都有机会亲临现场聆听；他接受马悦然先生的邀请，多次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纪念活动中担任中文翻译，还与瑞典学院常务秘书贺拉斯·恩格道尔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丁松、布罗斯基、大江健三郎、高行健等有过亲密的交往……这一切都被万之称为“近水楼台”，可以取得“一点独特的个人经验”——“能近距离地观察诺贝尔奖，就近读解它的历史和来龙去脉，贴近地体会它的欧洲文化人文背景，甚至接触到它的评选机构评选人员，甚至参与某些活动，特别是能近距离地观察到各年得奖作家的个人风采……这为我个人解读文学奖提供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独特位置。”
除了这些有利条件，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万之对“诺贝尔文学奖”精神，也即诺奖理想的深刻理解。正如马悦然在这本书《序》中说的：“我们真需要的是在东西方之间建造沟通的桥梁。通过他的文学方面的训练和修养，万之取得了建筑这种重要桥梁的资格。”
可以说，万之，是诺贝尔文学圣殿当之无愧、无可替代的中文向导。有了他的导引，我们才能在这曲径通幽峰回路转的文学迷宫里尽情畅游，领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丰富多姿色彩各异的迷人风采，才能读懂瑞典学院的文学奖评委们通过这个举世瞩目的奖项传达给我们的人文信息和文学密码。
“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
在全世界的文学奖项中，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奖金最为丰厚，仪式最为隆重，影响最为广泛，地位也最崇高。”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它想象成“文学的奥林匹克”。
然而，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却用他们独特的评奖理念否定了这一看法。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都像是一次全世界范围的博彩揭晓，也确实有人用猜测获奖人赌博。而当颁奖结果在每年10月第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公布，引起的反应常常不是“恰中下怀”，而是“出人意料”。
比如1992年10月8日，当瑞典学院常务秘书打电话给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的诗人兼剧作家德瑞克·瓦尔科特，通知他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并向他祝贺的时候，诗人的反应是“大吃一惊”，继而追问：“为什么是我?”
1994年当大江健三郎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时，他“一次又一次狠狠地”掐自己的胳膊，把胳膊都“掐青了”，以证实“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2005年英国戏剧家哈罗尔德·品特获奖，又是“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因为他在世界戏剧界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是“人走灯灭的剧场里的戏剧家”。连他自己对获奖消息都非常吃惊，说：“我非常非常感动，这是我从没料想过的事情。”
高行健在诺贝尔奖宴会上致辞时，带着诙谐的口吻询问瑞典国王和在座的嘉宾：“这是不是一个童话?”
而一些名气很大，获奖预期很高的作家，却屡屡遭遇失望。对此万之这样形容：“近几年瑞典学院声东击西，屡出怪招，常常让那些自作聪明的文学行家和记者们大跌眼镜。”
这是不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们爱开玩笑，故意和全世界的读者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当然不是。
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明确规定了文学奖的“理想倾向”和“文学服务于人类文明”的目标。应当说一百多年以来，诺奖的评委始终秉承了这一精神。只不过对什么是“理想倾向”，怎样实现“文学服务于人类文明”的目标，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释。在《传奇》一书中，万之用很多笔墨诠释了这一点。最早，“理想倾向”被简单地解释为非唯物主义的讲究道德理想的文学，后来又解释为一种广为流传的、有众多读者的文学；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强调作家的前卫性和天才；到了70年代，又重新强调道德，强调作家的责任和义务，关注人权等。而近年，评委们“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的。在他们看来，“这个所谓‘理想倾向’的‘理想’，就是文学本身，就是文学本身的理想。文学可以成为不同文化间的桥梁，使人类互相之间有沟通的可能”。对此，恩格道尔在与万之交谈时形象地比喻道：“好的文学作品就像没有写明收信人地址的信件，它不是固定给一个人看的，而是可以送到任何人的手里，给任何人看的。作家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而又走向读者走向他人，而能走多远，你永远也不知道。就是在很遥远的天涯海角，一个好作品也总会有新的接受者。”
也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强调的是文学本身的意义，强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心灵的沟通；在全球化时代，强调一种“多元文化”价值的认可，而不是附加政治的、阶级的、种族的、地域的、文学体 发出声音警告的人”创作的特点。对马丁松，中国读者并不熟悉，万之告诉我们，实际上马丁松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他的“自然哲学”和“陀螺理论”就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还创作过一部奇特的以中国唐朝历史为背景的剧作《魏国三刀》。马丁松在国外鲜为人知，是因为他的语言非常民族化乡土化，然而他“既有乡土气息，又有广阔视野，地方性与国际性结合，甚至有透视宇宙的全方位观点”；他的写作“像镜子一样，映照出20世纪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战争与和平，包括商业文化与汽车文化，包括核武器与环境破坏”。因此万之把他称作“预言者”，“能在水晶球内看到未来道破人生机密”。
1987年获奖的约瑟夫·布罗斯基，瑞典学院的颁奖词是：“因为一种以思想敏锐和诗意强烈为特色的包罗万象的写作。”万之在介绍这位“纯粹的个入主义诗人”时，特别讲到他“不为国王起立”l的故事——在诺贝尔颁奖9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当瑞典国王和王室成员到场，听众纷纷起立致敬，唯有布罗斯基夫妇没有站起来!对此有人说是“不礼貌”，万之认为：“布罗斯基的诗歌是高贵的，他作为诗人也是高贵的。而且这是庸常之人不可企及的高贵。”这不能不让人想到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古今中外最杰出的诗人，都有一颗高贵的灵魂。
布罗斯基的高贵，还表现在他不与集权政治妥协。在前苏联，布罗斯基因为写诗被加以“社会寄生虫”的罪名劳动教养，还两度被关入精神病院，最后被放逐，成了一位“四海无家、四海为家”的诗人。但他始终坚持诗歌审美的“私人性”立场，终因诗作的“思想敏锐”、“诗意强烈”和“包罗万象”成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诗人。
2000年获奖的法籍中文作家高行健，瑞典学院的颁奖词略长些：“因为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万之在介绍这位“追求独立人格”的作家时，特别提到瑞典艺术家布·拉森设计的那块奖牌：在一块军服绿的铜质底板上有成行成列的红色星星，而中间镂空，是中国传统楷书“一”字形状。他解释说：“奖牌上的这个‘一’，就是‘独一无二’之‘一’，它代表的其实不仅是一个优秀作家的条件，也是表示一个独立独特的个人，是这个星球上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所在，这也正是‘普遍价值’的应有之义。”
他否定了给高行健颁奖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说法，因为高行健从不介入任何政治活动，如果出于政治考虑，则应该选择政治符号意义更为明显的北岛。
针对对高行健的误读，他认为高是这样的作家，他“不是为读者创作的，他们的写作正是从他说的‘自言自语’状态出发的，在他们的作品创作出来之前，理解他们作品的读者还没产生。也只有在他们的作品先产生之后，在人们阅读了他们的作品并且读懂之后，他们的读者才产生”。
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都是这样的作家。这样，“在优秀作品的带动下，人类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才有新的拓展新的提高，这就是优秀文学的意义，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奖励他们的意义”。
这只是书中的三个例子。《传奇》中的20多篇文章，对20多个获奖作家的解读，篇篇精彩，给人一种精神层面的提升感。正如刘再复在《跋》中所说：“他描写的不是‘一个’奇人，而是分布在地球各个角落挥洒不同文字文体的‘一群’奇人，而每个人的特别之处都勾勒得如此明晰，真下功夫了。阅读功夫，比较功夫，思索功夫，写作功夫，全都投下了。”我注意到，万之在介绍这些“人类的钟灵毓秀”(刘再复语)时，心中所关照的还是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希望给后者提供一点启示和借鉴。比如大江健三郎以国际视野对民族主义的克服，比如以帕斯的“人格之重”对照“我们自己”：“在人格的天平上”是否“太轻飘了”?对中文作家的获奖，万之抱有乐观态度：“我希望，也相信，迟早还会有优秀的中文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论他们是住在国外还是国内。”
我的这位学兄，用大量新鲜生动的例子，引人入胜的故事和令人信服的分析，将瑞典学院的颁奖词变为了精彩的“导游词”。他不愧为诺贝尔文学圣殿最称职的中文导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