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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作为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主体间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表征的言语符号系统，是传播的载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效与完成。在教育传播视域，由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共识域”的缺乏，未能达到符号共享和意义共享，导致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兴趣不大、冷漠以至抵触，需要从教育操作层面上探讨符号沟通及其内容与阐释方式，以增进传受双方相互理解、相互肯定和相互认同。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共识域
中图分类号：G641； G206.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31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传播
话语（discourse），是与语言、言语环境、言语和文本等存在联系和区别的概念。从词源学上看，“discourse”（“话语”）来自拉丁语，由词头dis（穿越、分离、对称）和词coursus（线路、行走）两个部分组成，大意是指对事物演绎、推理、叙说的过程。话语源于语言学。托多罗夫认为，“话语概念是语言应用之功能的对应物”，“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被陈述，它们彼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变成话语” [1]。话语既不单一地指语言学中的语法规则和语言结构，也不完全只是个人的言说行为，而是语言在一定运用过程中与语境之间构成的沟通活动。因此，话语就是指人与人之间在一定社会交往方式上对某一主题或目标从事沟通的言语活动，是一种具有指向性的言语行为。
话语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内容和表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话语，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话语形态。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借助在具体的言说或交往过程中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实现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話语是“在一定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支配下，遵循一定的语言规范、规则和规律，并在特定的话语语境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用来交往、宣传、灌输、说服，以及描述、解释、评价、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主体间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表征的言语符号系统” [2]。这个界定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三个基本要义：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遵循语言自身运作的规则（如语法、修辞、逻辑、语境）；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语言，但不是对象化的物化语言，而是有着时间向度、在传播对话中的语言，在语言实践中体现自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语言实践中具有鲜明的教育性和导向性，通过传受双方相互联系沟通和知识建构以达成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深层次的宣传与说服。
话语研究在本质上属于语言学范畴，其中还融合着传播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的成果，是一个交叉领域。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3]，“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一般都是具有教育的性质，而教育活动同样具有传播性质，因为教育实践的核心是传授，反映的是‘传’和‘受’关系”[4]。传播学将传播视为信息的沟通与交流，而任何信息的流动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和载体。传者心中有某项信息想同受者进行交流，需要把信息用双方都熟知的符号、语词、概念等话语表达出来，并用特定的方式传递给受者，当受者接受到信息后，根据自身的理解和实际情况将自己的行为和选择也采取适当的话语反馈给信息的发布者。一般来说，话语是主体间交往的根本方式，并以语句表达为主要方式，以编码、解码和推理为内在机制，那么其本质就在于通过改变话语主体双方的观点而达到共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从表达、传递、理解到接受是一个承载信息传播交流的过程，承担着信息沟通、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桥梁和纽带的载体功能。传播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价值依归，任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都是通过信息沟通和交流发挥其功能、实现其价值的，离开了信息的交流、沟通与传播，话语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二、基于共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障碍分析
所谓共识域，就是指双方共同认识的范围，也就是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的共同的理解，二是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要想进行成功的双向沟通，沟通的双方必须存在一定的共通的意义空间，这是受者接受传者所传递信息的前提条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成功的双向沟通主要是由传播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大小来决定的。由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每个社会成员的意义空间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但意义的交换或互动只能通过共同的部分来进行。[5]沟通双方“类似的经验”越多，其共同认识的范围也就越大。对于信息的发出者来说，总是希望经过自己编码的符號能被受传者准确解读，但现实中这种愿望并不是每次都能实现。由于话语和主体之间语境的差异，往往要经过多次沟通以扩大和融合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共识域”，才能达到双方的共识。从传播过程的角度来看，成功的沟通，在信道通畅的条件下，必须包括两个条件：符号共享和意义共享，如图1所示。
图1符号与意义共享示意图
图1中，A表示传播中一方的意义空间，B表示另一方的意义空间，图1中A和B之间交集的部分AB表示双方共有的意义空间。A、B不可能完全重合，双方的意义交换只能通过AB进行；随着意义交换的活跃化和持续进行，AB则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作为社会互动过程的传播，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扩大传播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加深双方的了解和相互理解[5]。
在教育传播视域，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兴趣不大、冷漠、甚至抵触，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存在信息沟通困境，这种困境，根源在于主体（教育者）和客体（受教育者）双方共识域的缺乏。在教育操作层面上可以从符号沟通及其内容与阐释方式去寻求原因，即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未能达到符号共享和意义共享，从而导致缺乏相互理解、相互肯定和相互认同。 一是符号沟通的障碍。传播学研究通常都把符号视为传播的基元或要素，即能释读出“意义”的元素。人们之间进行话语交流和沟通时就需要一些双方都能互为熟知的特定的符号，受教育者能否接受并认同教育者所传递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话语符号的可领会性、可接受性，即符号共享。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由特定的符号系统所组成的，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历史阶段性，叙述具体历史所使用的话语都具有明显的历时性特点。受众并未理解特定历史时期使用的特定概念所表达的知识、情感、态度，仅仅记住了某些特定的组合或词句。同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教育热点问题层出不穷，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断吸收新的话语滞后性，导致与受教育者在语词符号、言说方式上的隔阂，以至往往会降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有效性。
二是生活经验的隔阂。受教育者对教育影响的选择和在自身发展内部矛盾的形成和转化方面，都有其能动性，他们总是立足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生活需要以及对生活的感受来选择教育者传递的教育信息。他们存有一个在生活中形成的复杂的“意识框架”，传授双方各自不同的经历，生活经历的时空差异导致生活经验的差异性，加之在教育传授活动中没自觉触及受教育者的生活经验，造成彼此生活世界的视域隔阂，缺乏“类似的经验”加大了受众对接受传者编码的符號有效理解的难度，阻碍了意义交换程度的日趋频繁或互动程度的加深。
三是知识生成的阻隔。“知”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起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动态生成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整个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进行表达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个基础，话语的信息传递就会中断。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积累，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教育者一些文件政策性语言和规章制度性语言来传授，潜在的逻辑是“灌输”和“遵从”，忽视感性和实践因素，教育语言缺乏对主体精神世界的关照，感染力不足，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传授被扭曲成冰冷的词条、概念堆砌填充，激活不了对知识认知的兴趣，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心理逆反。
四是语境创设的缺失。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用话语进行说事时所特有的语言环境和氛围营造”[6]。任何话语都有自己的语境，并受到语境的制约。话语实践过程中的理解有效性不仅仅取决于话语符号及其话语主体本身，而且受制于话语交流的语言环境和氛围营造。因为“意义不是从被符号所标记的具体指示物中发展来的，而是从符号自身的相互关联中发展来的”[7]。在思想政教育实践中，往往忽视语境与话语耦合关系，缺乏科学合理地创设理想的交流语境，以促进双方话语沟通，由于更多的是平铺直叙的“布道”，从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效果。
三、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有效性之路径
（一）充分发挥符号沟通的共通性
话语是由各种符号所构成的言说。话语本身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与之相关联的符号体系的有机结合来实现的。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存在两种形态的概念，即语言的历史态和共时态。符号语言的历史态就是语言的连续变化所显示的形态。符号语言的共时态就是在某一特定时期所显示出的形态。这就为我们从语言符号的时空二维度来分析传受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符号沟通能提供有益借鉴。
1.从历时态看，在我们的实际语言中系统和变化密不可分，因为变化总是继承先前语言的某些特点。在解读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历史内容时，所使用的不少话语具有明显的历时性特点。一些只在特定历史时期使用的特定概念，它们的内涵可能使不在同一时代的受教育者难以理解，或者在现实生活中已找不到对应的人或物，或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已有了新的变化，与现时的同一概念的含义已相差甚远，因此需要化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历时性特点带来的历时与现实隔阂。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唤醒历史记忆，受众在很多情况下不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使用的特定概念是因为缺少与历时的话语相联系的历史记忆，只是看到了历史话语表面的符号形式。只有了解文本的产生背景、过程，才能真正领悟文本的意蕴，运用合适的方式，既要横论又要纵论，既要说现实又要说历史，将受众置身历史场景中，触摸历史，认知特定历史人物在追求社会进步时的经历，从而在历史与现实间搭起一座“桥梁”，“这种经验有助于将现世事件置于当时的背景中考察，并赋予这些事件以意义” [8]。二是对历时性话语进行转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契合具体时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时空承载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不同阶段会因时空条件的变迁和历史使命的转换构成不同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除了含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外，在内容与形式上皆有自己时代特色，要善于用人们当前正在使用的、便于交流与沟通的话语来对其进行描述解读，以实现历史性的话语与具有现代意义、能够传导现代观念的时代话语顺畅对接。
2.从共时态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应积极回应时代的脉动，彰显时代性、人文性和生活性。要根据现实的变化不断吸收新的话语，对原有话语进行调整和更新，形成传受双方都互为熟知的特定的符号（主要语言、文本等），对涌现出的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要及时补充新话语，一些反映当下社会心态的典型话语需要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者关注的视野，如“被就业”、“被幸福”，这些话语具有社会批判意义和社会进步价值，应该吸纳其积极内涵，并注意筛选出日常生活中已为人们普遍接受，又反映人们群众合理愿望和诉求的鲜活的话语，并提升其学术内涵，如公正和诚信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接“地气”中同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实践保持和谐共振，运用恰当的、丰富多变的话语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持续地传授给受教育者，沟通人与人共存关系的逻辑和心理联系，成为集体共同意识所能觉察到的并能接受的语言符号。
（二）充分利用生活经验的接近性
话语不仅仅是被语言结构规范的符号体系或逻辑意义，它还含涉了传授双方主观意义赋予的过程。接近的生活经验和相似的社会生活背景能增强传授双方意义交换的了解程度和理解程度。杜威曾经指出：在各种不确定的情况下，有一点是可以永久参照的，那就是教育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个体的生活经验也就是现实的、富有生命气息的生活经历，有着形式上的千姿百态，内容上的丰富多彩，空间上的立体多维，成为受教育者汲取道德成长和精神发展的刺激源，关联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顺利进行。传授双方生活经历的时空差异导致生活经验的差异性，更多的是在真诚对话交流实现对彼此生活经验的认识体悟，达到传授双方彼此生活世界的视域融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践过程中如何接近以及接近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是要我们思考接近的适度性和接近的契合点。具体言之，一是要把握接近的适度性，生活本真的实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直观现实、拒绝抽象”的内在旨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面向生活，而疏离生活的“话语”是空洞的，同时要注意走向生活的合理性边界，避免无主导性的泛生活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价值目标不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简单化回归，而在于对话中进行深刻思考、讨论、冲突体验和价值引导，否则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便会失去方向，只会给受教育者带来表面化的即时感官感受和肤浅的体验，从而缺乏改造生活的意义思索，便会将思想政治教育消解于自在性生活之中。二是寻找接近的契合点，在适合的教育时机，善于融入贴切的生活资源以引导受教育者自觉追寻生活经验中蕴含的应然向度。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密切关联，传者要善于从传授双方的生活资源中汲取道德成长和精神发展的刺激源，要洞察受教者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样态，明了哪些生活内容与受教育者相联系，蕴含的道德价值有没有通达学生的主体生命价值，通过深入的个体化的体验分享与反思，唤醒其真实的、现实的主体性，展开个体的内在精神性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只有立足现实生活世界，不断超越现实生活，才能在传授双方生活经验的接近中达到彼此生活世界的视域融合，从而实现意义交换程度的日趋频繁或互动程度的加深。 （三）促成与扩大知识生成的活跃度
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主要包括“实现社会控制的政治性知识、促进思想转变的教化性知识、引导实践生存的体验性知识”[9]。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社会规范与实践经验的统一，在社会控制与个体体验的互动中不断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诸要素之间的组合决定着教育效果，诸要素之间的组合存在着“潜在最优”的理想状态。教育内容要有刚有柔，刚柔适度。政治性知识与教化性知识是显性的知识，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和阶级性，体验性知识是隐性知识，它是富含生命体验和情感特质的生活实践认识，包括主观体验、感受、思想、情感、意志，不具有明显的政治性、阶级性，具有很强的思想渗透力。受教育者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隐性、显性知识时会持有不同的态度，对于具有社会规范性、约束性的政治性知识和教化性知识会不自觉产生抵触心理。经常脱离教育对象的生存体验和日常生活，思想接受在很多情况下是在隐性状态中进行的，过于强调抽象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论灌输，给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传授与生成带来阻碍。“对抗理论”认为，人们往往要维护自己的自由感。当这种自由感受到威胁时，个体就会对外来威胁进行心理抵抗，以便维护或恢复自己的自由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劝导都有一个适可度的问题，不能仅仅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出发，还要把目光投向“现实的人”的问题，对人在实践生活、生存发展的感知体验的疑虑困惑予以热情的关注，使受教者产生教、受同体性感受和积极的思想回应。知识的产生形成过程是知识被接受、开发与共享的过程，而体验是生成知识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一种“缄默知识”，人们对这些知识的传递和认同，并非仅靠逻辑的推理或者科学的论证所获得的，更多的是通过对政治生活或者道德生活的体认、体验，并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认同而形成的。教育是生命个体之间心灵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知识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行为规范及文化的传递。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授中需积极将引导实践生存的体验性知识渗入政治性知识与教化性知识中，使理论命题和政治规则与传授雙方现实体验的认识体验相融合，回应教育对象日常生活中具体可感的现实问题，教育对象才能在解决这些日常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内驱动力，增强受教育者知识接受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意识，尊重个体的生命体验，观照人自由感的诉求，实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彼此契合，有机渗透，强化与个体日常经验世界的关联度，让受教育对象获得情感的认同、观念的契合，最终促成传受双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成的活跃，扩大与更新传受双方内心共通的知识背景。
（四）努力提升语境交流的融洽度
“语境”是由一系列与话语表达和理解密切相关的因素构成的，其主要包括语言的逻辑层、话语的背景层、交际者的心理层。语境与话语的耦合关系体现在以上三个要素的动态综合作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工作者要探讨语言逻辑的方法适合性、话语背景的洞察敏锐性和交际心理的关系融洽度，合理创设语境，实现传受双方话语沟通的顺畅。
1.语言的逻辑层（方法适合度）。思想表达、信息传递与思维形式合理有效结合，才能获得稳定预期的交流平台。灵活合理地运用常态逻辑与非常态逻辑，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逻辑审美意义。常态逻辑是表意准确、语法规范并符合逻辑常规的常态思维形式。遵循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的规律，在语言表达习惯上要追求词语的适用、概念的准确、语序的合理、语义的清晰，要符合思维方式共性，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話语在理性的现实分析中散发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辨证逻辑乃至形式逻辑上的魅力。非常态逻辑是具有哲理性语言形式和逻辑意义的思维形式，含有矛盾对立元素的哲理性语言表面实则隐含逻辑意义特征。“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种话语表达是哲理形象和逻辑意义的有机结合，“生”与“死”语言表面虽矛盾，却凸显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比，能启发受众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从本质上反映事物运动发展变化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从而吸引受众意会语言蕴含的逻辑意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审美艺术效果。逻辑运用的灵活合理能给受者开阔的思维空间，召唤受者的想象力、创造力，创设教、受思维融合的通道，提供教、受差距弥合的可能性。
2.话语的背景层（洞察敏锐性）。准确把握话语的背景层是话语传播适应语境的需要。从宏观上要根据时代的特征和具体场合做好话语的情景性转换，处理好自己赖以表达思想的语言，与相应的场合相合拍，“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对信息交流现场情景所作的即时动态的认知、调控以使交流语境向预期理想状态发展。从微观上要关注受教育者的前识状态。教育者在使用的语言符号之前，受教育者的前识状态已事先客观存在着，前识是指受众在接受传播信息之前，自身已有的文化传承与认知结构、经验、兴趣、精神状态的总和，它对受教育者的语词符号、言说方式、话语内容持续发挥作用，使受教育者形成自身特有符号的言说风格，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直接语境。因此，教育者要善于了解受教育者的前识状态，把握其接受教育的惯性力，在话语言说中缩小传受双方语言符号、言说方式的隔阂，为建立有利于话语沟通打下良好开端。
3.交际者的心理层（关系融洽度）。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要关注传播理论“沉默的螺旋”现象，其主要观点是，人们为防止交往中的孤立，总是寻求与周围关系的和谐，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发表自己意见；当发觉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一般人就会屈于环境压力，下意识地隐藏自己的观点而保持“沉默”。这一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具有适用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营造“意见环境”与“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但是“沉默”作为一种意见表达方式，其暗含了多种可能性，有着复杂的原因，可能是一些人弱势感受的自我表白，可能是不满情绪的外在表征，也可能是心理反抗的表现形式，还可能只是一种无奈，而不是一种慎重， 更不是一种意愿，是割裂了“传受”关系的交互性并使其处于紧张。因此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话语沟通要提倡建立在民主、平等、开放的基础上，建立起平等交流、开放包容、相互尊重的传受关系，“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在充斥着话语中辩论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有信息的（informed）注视，是由视域的转变而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产生出来的舆论氛围” [10]，畅通“弱势意见”表达的渠道，倾听、接受教育对象的话语表达，以一种期待的、真诚的沟通态度，鼓励受教者积极参与对话交流，以共同建立互动融洽的关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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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格）
The Communicative Discours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onsensus
YE Liying
（Shanwei Polytechnic， Shanwei 5166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The dis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system of verbal signs used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propaganda， indoctrination， and persuasion； and to describe， explain， evaluate and construct the contex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tersubjective ideas， values and behavi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municative discours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lates directly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complete， which depends on the horizon of value consensus. Therefore， we need to explore communication symbols and its contents and interpreting mode from the level of education operation to enhance the transmission by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mutual recognition and mutual recognition.
Key word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of the discourse； the horizon of value consensus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共识域
中图分类号：G641； G206.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31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传播
话语（discourse），是与语言、言语环境、言语和文本等存在联系和区别的概念。从词源学上看，“discourse”（“话语”）来自拉丁语，由词头dis（穿越、分离、对称）和词coursus（线路、行走）两个部分组成，大意是指对事物演绎、推理、叙说的过程。话语源于语言学。托多罗夫认为，“话语概念是语言应用之功能的对应物”，“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被陈述，它们彼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变成话语” [1]。话语既不单一地指语言学中的语法规则和语言结构，也不完全只是个人的言说行为，而是语言在一定运用过程中与语境之间构成的沟通活动。因此，话语就是指人与人之间在一定社会交往方式上对某一主题或目标从事沟通的言语活动，是一种具有指向性的言语行为。
话语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内容和表达。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话语，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话语形态。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需要借助在具体的言说或交往过程中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实现一定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話语是“在一定社会主导意识形态支配下，遵循一定的语言规范、规则和规律，并在特定的话语语境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用来交往、宣传、灌输、说服，以及描述、解释、评价、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主体间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表征的言语符号系统” [2]。这个界定表征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三个基本要义：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遵循语言自身运作的规则（如语法、修辞、逻辑、语境）；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语言，但不是对象化的物化语言，而是有着时间向度、在传播对话中的语言，在语言实践中体现自身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语言实践中具有鲜明的教育性和导向性，通过传受双方相互联系沟通和知识建构以达成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深层次的宣传与说服。
话语研究在本质上属于语言学范畴，其中还融合着传播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的成果，是一个交叉领域。传播是“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3]，“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一般都是具有教育的性质，而教育活动同样具有传播性质，因为教育实践的核心是传授，反映的是‘传’和‘受’关系”[4]。传播学将传播视为信息的沟通与交流，而任何信息的流动都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和载体。传者心中有某项信息想同受者进行交流，需要把信息用双方都熟知的符号、语词、概念等话语表达出来，并用特定的方式传递给受者，当受者接受到信息后，根据自身的理解和实际情况将自己的行为和选择也采取适当的话语反馈给信息的发布者。一般来说，话语是主体间交往的根本方式，并以语句表达为主要方式，以编码、解码和推理为内在机制，那么其本质就在于通过改变话语主体双方的观点而达到共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从表达、传递、理解到接受是一个承载信息传播交流的过程，承担着信息沟通、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桥梁和纽带的载体功能。传播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价值依归，任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都是通过信息沟通和交流发挥其功能、实现其价值的，离开了信息的交流、沟通与传播，话语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二、基于共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障碍分析
所谓共识域，就是指双方共同认识的范围，也就是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共通的意义空间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的共同的理解，二是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要想进行成功的双向沟通，沟通的双方必须存在一定的共通的意义空间，这是受者接受传者所传递信息的前提条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成功的双向沟通主要是由传播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大小来决定的。由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每个社会成员的意义空间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但意义的交换或互动只能通过共同的部分来进行。[5]沟通双方“类似的经验”越多，其共同认识的范围也就越大。对于信息的发出者来说，总是希望经过自己编码的符號能被受传者准确解读，但现实中这种愿望并不是每次都能实现。由于话语和主体之间语境的差异，往往要经过多次沟通以扩大和融合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共识域”，才能达到双方的共识。从传播过程的角度来看，成功的沟通，在信道通畅的条件下，必须包括两个条件：符号共享和意义共享，如图1所示。
图1符号与意义共享示意图
图1中，A表示传播中一方的意义空间，B表示另一方的意义空间，图1中A和B之间交集的部分AB表示双方共有的意义空间。A、B不可能完全重合，双方的意义交换只能通过AB进行；随着意义交换的活跃化和持续进行，AB则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作为社会互动过程的传播，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扩大传播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加深双方的了解和相互理解[5]。
在教育传播视域，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兴趣不大、冷漠、甚至抵触，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存在信息沟通困境，这种困境，根源在于主体（教育者）和客体（受教育者）双方共识域的缺乏。在教育操作层面上可以从符号沟通及其内容与阐释方式去寻求原因，即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未能达到符号共享和意义共享，从而导致缺乏相互理解、相互肯定和相互认同。 一是符号沟通的障碍。传播学研究通常都把符号视为传播的基元或要素，即能释读出“意义”的元素。人们之间进行话语交流和沟通时就需要一些双方都能互为熟知的特定的符号，受教育者能否接受并认同教育者所传递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话语符号的可领会性、可接受性，即符号共享。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由特定的符号系统所组成的，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历史阶段性，叙述具体历史所使用的话语都具有明显的历时性特点。受众并未理解特定历史时期使用的特定概念所表达的知识、情感、态度，仅仅记住了某些特定的组合或词句。同时，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教育热点问题层出不穷，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不断吸收新的话语滞后性，导致与受教育者在语词符号、言说方式上的隔阂，以至往往会降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有效性。
二是生活经验的隔阂。受教育者对教育影响的选择和在自身发展内部矛盾的形成和转化方面，都有其能动性，他们总是立足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生活需要以及对生活的感受来选择教育者传递的教育信息。他们存有一个在生活中形成的复杂的“意识框架”，传授双方各自不同的经历，生活经历的时空差异导致生活经验的差异性，加之在教育传授活动中没自觉触及受教育者的生活经验，造成彼此生活世界的视域隔阂，缺乏“类似的经验”加大了受众对接受传者编码的符號有效理解的难度，阻碍了意义交换程度的日趋频繁或互动程度的加深。
三是知识生成的阻隔。“知”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起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动态生成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整个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进行表达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个基础，话语的信息传递就会中断。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积累，在很多情况下是通过教育者一些文件政策性语言和规章制度性语言来传授，潜在的逻辑是“灌输”和“遵从”，忽视感性和实践因素，教育语言缺乏对主体精神世界的关照，感染力不足，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传授被扭曲成冰冷的词条、概念堆砌填充，激活不了对知识认知的兴趣，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心理逆反。
四是语境创设的缺失。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语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用话语进行说事时所特有的语言环境和氛围营造”[6]。任何话语都有自己的语境，并受到语境的制约。话语实践过程中的理解有效性不仅仅取决于话语符号及其话语主体本身，而且受制于话语交流的语言环境和氛围营造。因为“意义不是从被符号所标记的具体指示物中发展来的，而是从符号自身的相互关联中发展来的”[7]。在思想政教育实践中，往往忽视语境与话语耦合关系，缺乏科学合理地创设理想的交流语境，以促进双方话语沟通，由于更多的是平铺直叙的“布道”，从而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效果。
三、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有效性之路径
（一）充分发挥符号沟通的共通性
话语是由各种符号所构成的言说。话语本身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与之相关联的符号体系的有机结合来实现的。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存在两种形态的概念，即语言的历史态和共时态。符号语言的历史态就是语言的连续变化所显示的形态。符号语言的共时态就是在某一特定时期所显示出的形态。这就为我们从语言符号的时空二维度来分析传受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符号沟通能提供有益借鉴。
1.从历时态看，在我们的实际语言中系统和变化密不可分，因为变化总是继承先前语言的某些特点。在解读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历史内容时，所使用的不少话语具有明显的历时性特点。一些只在特定历史时期使用的特定概念，它们的内涵可能使不在同一时代的受教育者难以理解，或者在现实生活中已找不到对应的人或物，或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已有了新的变化，与现时的同一概念的含义已相差甚远，因此需要化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历时性特点带来的历时与现实隔阂。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唤醒历史记忆，受众在很多情况下不理解在特定历史时期使用的特定概念是因为缺少与历时的话语相联系的历史记忆，只是看到了历史话语表面的符号形式。只有了解文本的产生背景、过程，才能真正领悟文本的意蕴，运用合适的方式，既要横论又要纵论，既要说现实又要说历史，将受众置身历史场景中，触摸历史，认知特定历史人物在追求社会进步时的经历，从而在历史与现实间搭起一座“桥梁”，“这种经验有助于将现世事件置于当时的背景中考察，并赋予这些事件以意义” [8]。二是对历时性话语进行转换。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契合具体时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时空承载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不同阶段会因时空条件的变迁和历史使命的转换构成不同的话语体系，这些话语除了含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外，在内容与形式上皆有自己时代特色，要善于用人们当前正在使用的、便于交流与沟通的话语来对其进行描述解读，以实现历史性的话语与具有现代意义、能够传导现代观念的时代话语顺畅对接。
2.从共时态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应积极回应时代的脉动，彰显时代性、人文性和生活性。要根据现实的变化不断吸收新的话语，对原有话语进行调整和更新，形成传受双方都互为熟知的特定的符号（主要语言、文本等），对涌现出的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要及时补充新话语，一些反映当下社会心态的典型话语需要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者关注的视野，如“被就业”、“被幸福”，这些话语具有社会批判意义和社会进步价值，应该吸纳其积极内涵，并注意筛选出日常生活中已为人们普遍接受，又反映人们群众合理愿望和诉求的鲜活的话语，并提升其学术内涵，如公正和诚信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接“地气”中同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实践保持和谐共振，运用恰当的、丰富多变的话语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持续地传授给受教育者，沟通人与人共存关系的逻辑和心理联系，成为集体共同意识所能觉察到的并能接受的语言符号。
（二）充分利用生活经验的接近性
话语不仅仅是被语言结构规范的符号体系或逻辑意义，它还含涉了传授双方主观意义赋予的过程。接近的生活经验和相似的社会生活背景能增强传授双方意义交换的了解程度和理解程度。杜威曾经指出：在各种不确定的情况下，有一点是可以永久参照的，那就是教育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个体的生活经验也就是现实的、富有生命气息的生活经历，有着形式上的千姿百态，内容上的丰富多彩，空间上的立体多维，成为受教育者汲取道德成长和精神发展的刺激源，关联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顺利进行。传授双方生活经历的时空差异导致生活经验的差异性，更多的是在真诚对话交流实现对彼此生活经验的认识体悟，达到传授双方彼此生活世界的视域融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践过程中如何接近以及接近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是要我们思考接近的适度性和接近的契合点。具体言之，一是要把握接近的适度性，生活本真的实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直观现实、拒绝抽象”的内在旨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面向生活，而疏离生活的“话语”是空洞的，同时要注意走向生活的合理性边界，避免无主导性的泛生活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价值目标不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简单化回归，而在于对话中进行深刻思考、讨论、冲突体验和价值引导，否则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便会失去方向，只会给受教育者带来表面化的即时感官感受和肤浅的体验，从而缺乏改造生活的意义思索，便会将思想政治教育消解于自在性生活之中。二是寻找接近的契合点，在适合的教育时机，善于融入贴切的生活资源以引导受教育者自觉追寻生活经验中蕴含的应然向度。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密切关联，传者要善于从传授双方的生活资源中汲取道德成长和精神发展的刺激源，要洞察受教者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样态，明了哪些生活内容与受教育者相联系，蕴含的道德价值有没有通达学生的主体生命价值，通过深入的个体化的体验分享与反思，唤醒其真实的、现实的主体性，展开个体的内在精神性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只有立足现实生活世界，不断超越现实生活，才能在传授双方生活经验的接近中达到彼此生活世界的视域融合，从而实现意义交换程度的日趋频繁或互动程度的加深。 （三）促成与扩大知识生成的活跃度
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主要包括“实现社会控制的政治性知识、促进思想转变的教化性知识、引导实践生存的体验性知识”[9]。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社会规范与实践经验的统一，在社会控制与个体体验的互动中不断生成。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诸要素之间的组合决定着教育效果，诸要素之间的组合存在着“潜在最优”的理想状态。教育内容要有刚有柔，刚柔适度。政治性知识与教化性知识是显性的知识，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和阶级性，体验性知识是隐性知识，它是富含生命体验和情感特质的生活实践认识，包括主观体验、感受、思想、情感、意志，不具有明显的政治性、阶级性，具有很强的思想渗透力。受教育者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隐性、显性知识时会持有不同的态度，对于具有社会规范性、约束性的政治性知识和教化性知识会不自觉产生抵触心理。经常脱离教育对象的生存体验和日常生活，思想接受在很多情况下是在隐性状态中进行的，过于强调抽象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论灌输，给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传授与生成带来阻碍。“对抗理论”认为，人们往往要维护自己的自由感。当这种自由感受到威胁时，个体就会对外来威胁进行心理抵抗，以便维护或恢复自己的自由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劝导都有一个适可度的问题，不能仅仅从政治需要的角度出发，还要把目光投向“现实的人”的问题，对人在实践生活、生存发展的感知体验的疑虑困惑予以热情的关注，使受教者产生教、受同体性感受和积极的思想回应。知识的产生形成过程是知识被接受、开发与共享的过程，而体验是生成知识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是一种“缄默知识”，人们对这些知识的传递和认同，并非仅靠逻辑的推理或者科学的论证所获得的，更多的是通过对政治生活或者道德生活的体认、体验，并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认同而形成的。教育是生命个体之间心灵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知识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行为规范及文化的传递。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授中需积极将引导实践生存的体验性知识渗入政治性知识与教化性知识中，使理论命题和政治规则与传授雙方现实体验的认识体验相融合，回应教育对象日常生活中具体可感的现实问题，教育对象才能在解决这些日常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内驱动力，增强受教育者知识接受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意识，尊重个体的生命体验，观照人自由感的诉求，实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彼此契合，有机渗透，强化与个体日常经验世界的关联度，让受教育对象获得情感的认同、观念的契合，最终促成传受双方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成的活跃，扩大与更新传受双方内心共通的知识背景。
（四）努力提升语境交流的融洽度
“语境”是由一系列与话语表达和理解密切相关的因素构成的，其主要包括语言的逻辑层、话语的背景层、交际者的心理层。语境与话语的耦合关系体现在以上三个要素的动态综合作用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工作者要探讨语言逻辑的方法适合性、话语背景的洞察敏锐性和交际心理的关系融洽度，合理创设语境，实现传受双方话语沟通的顺畅。
1.语言的逻辑层（方法适合度）。思想表达、信息传递与思维形式合理有效结合，才能获得稳定预期的交流平台。灵活合理地运用常态逻辑与非常态逻辑，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逻辑审美意义。常态逻辑是表意准确、语法规范并符合逻辑常规的常态思维形式。遵循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的规律，在语言表达习惯上要追求词语的适用、概念的准确、语序的合理、语义的清晰，要符合思维方式共性，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話语在理性的现实分析中散发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辨证逻辑乃至形式逻辑上的魅力。非常态逻辑是具有哲理性语言形式和逻辑意义的思维形式，含有矛盾对立元素的哲理性语言表面实则隐含逻辑意义特征。“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种话语表达是哲理形象和逻辑意义的有机结合，“生”与“死”语言表面虽矛盾，却凸显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比，能启发受众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从本质上反映事物运动发展变化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从而吸引受众意会语言蕴含的逻辑意义，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审美艺术效果。逻辑运用的灵活合理能给受者开阔的思维空间，召唤受者的想象力、创造力，创设教、受思维融合的通道，提供教、受差距弥合的可能性。
2.话语的背景层（洞察敏锐性）。准确把握话语的背景层是话语传播适应语境的需要。从宏观上要根据时代的特征和具体场合做好话语的情景性转换，处理好自己赖以表达思想的语言，与相应的场合相合拍，“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对信息交流现场情景所作的即时动态的认知、调控以使交流语境向预期理想状态发展。从微观上要关注受教育者的前识状态。教育者在使用的语言符号之前，受教育者的前识状态已事先客观存在着，前识是指受众在接受传播信息之前，自身已有的文化传承与认知结构、经验、兴趣、精神状态的总和，它对受教育者的语词符号、言说方式、话语内容持续发挥作用，使受教育者形成自身特有符号的言说风格，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直接语境。因此，教育者要善于了解受教育者的前识状态，把握其接受教育的惯性力，在话语言说中缩小传受双方语言符号、言说方式的隔阂，为建立有利于话语沟通打下良好开端。
3.交际者的心理层（关系融洽度）。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要关注传播理论“沉默的螺旋”现象，其主要观点是，人们为防止交往中的孤立，总是寻求与周围关系的和谐，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当发现自己属于“多数”或“优势”意见时，便倾向于积极大胆地发表自己意见；当发觉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一般人就会屈于环境压力，下意识地隐藏自己的观点而保持“沉默”。这一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具有适用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营造“意见环境”与“优势意见”采取趋同行动，但是“沉默”作为一种意见表达方式，其暗含了多种可能性，有着复杂的原因，可能是一些人弱势感受的自我表白，可能是不满情绪的外在表征，也可能是心理反抗的表现形式，还可能只是一种无奈，而不是一种慎重， 更不是一种意愿，是割裂了“传受”关系的交互性并使其处于紧张。因此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话语沟通要提倡建立在民主、平等、开放的基础上，建立起平等交流、开放包容、相互尊重的传受关系，“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要在充斥着话语中辩论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有信息的（informed）注视，是由视域的转变而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产生出来的舆论氛围” [10]，畅通“弱势意见”表达的渠道，倾听、接受教育对象的话语表达，以一种期待的、真诚的沟通态度，鼓励受教者积极参与对话交流，以共同建立互动融洽的关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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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格）
The Communicative Discours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onsensus
YE Liying
（Shanwei Polytechnic， Shanwei 5166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The dis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system of verbal signs used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propaganda， indoctrination， and persuasion； and to describe， explain， evaluate and construct the contex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tersubjective ideas， values and behavi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municative discours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lates directly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complete， which depends on the horizon of value consensus. Therefore， we need to explore communication symbols and its contents and interpreting mode from the level of education operation to enhance the transmission by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mutual recognition and mutual recognition.
Key word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of the discourse； the horizon of value conse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