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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词汇之一，其中就包括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长三角一体化、海南自贸试验区等区域发展。
早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2019年的重点工作任务加以部署。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推动區域协调发展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之一，成为当下经济稳增长的“压舱石”。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区域协调不断优化的同时，中国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无序开发与恶性竞争等问题仍然突出。
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
未来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质量？如何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如何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有什么内在逻辑？
范恒山：可以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重大而关键的举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其他重要会议多次强调，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拓展区域发展空间，促进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首先，从空间格局上看，区域政策主要是着力解决地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推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但地区发展是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块的，或者说，各地区的发展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区域兴则国家兴，只有实现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从政策指向上看，区域政策的核心一是实行分类指导、因区制宜;促进一体发展、协调联动，而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分类指导和因地制宜能够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做强做大优势产业、特色经济，消除地区发展瓶颈制约，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而一体发展、协调联动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资源要素配置效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从而降低经济运行成本，还能够促进优势互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三，从具体内容上看，区域问题大体都是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上，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差距过大、相对发达地区国际竞争力不强、资源枯竭地区转型压力较大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区域协调发展、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拥有同等机会同等发展权利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问题，而且涉及经济动能转换和经济能量拓展问题，每一个区域问题的有效解决都涉及数以万亿计的经济发展潜能的开发与显现。
综上所述，区域发展直接关联着国家发展，区域政策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核心政策。有鉴于此，党的十九大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举措，把区域政策列为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范恒山：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地区条件差别大，区域问题较多，很难在短时间内予以全面和根本的解决;由于主客观原因，在发展过程中，新的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出现。
就当前看，区域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地区间实质性差距还没有明显缩小。的确，在区域战略和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从2006年以来，中国各大区域的经济增长格局发生了积极变化，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加快，东部地区一马当先的增长格局逐渐被扭转，呈现出各区域多头并进的局面。但是，在地区间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均拥有的财富水平以及人们享受的公共服务等关键方面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有的还在继续扩大。
第二，区域发展分化状况日渐明显。在四大板块之间，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明显下行，中部发展地区表现强势;在各个板块之内，各省份增长状况差异明显，一些原来较为落后的省份后来居上，而某些曾经发展较好的省份近年来则增长缓慢;在各省份之内，分化状况也表现明显，这不仅体现在欠发达省份，也体现在发达省份。在总体上，南北方经济发展差异越来越明显，西南地区、中部的南方省区、东部沿海地区的增长普遍好于西北地区、中部北方省区以及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的特征比较明显。
第三，区域经济潜力悬殊。东部一些地区坚持改革创新，优化体制机制和产业结构，经济动能和活力进一步增强;中西部一些省区借势发展，广泛利用先进技术和新型运行模式，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在新经济、新业态等的培育发展上实现了跨越发展。而另外少数地区，则停滞于原有产业发展状态，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受制于“马太效应”，某些困难地区资源要素吸收有限而流出加速，呈现出入不敷出的状态。
第四，区域联动存在障碍。受发展理念、既有利益、模仿心理和管理方式等的影响，地区发展思路与战略规划趋同、产业同质同构等问题仍然突出，由此造成的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恶性竞争的情况仍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妨碍区域联动和一体化发展的限制举措，呈现出从显型向隐型转变、从行政手段向技术手段转变、从整体向零散转变的特点。这些障碍影响了区域协调协同发展的进程，损害了国民经济整体的效率和效益。
中国新闻周刊：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如何打破体制限制，促进生产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
范恒山：生产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国民经济优质高速发展的基础，还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要着力于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和促进生产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从发展基础上考量，要通过统筹规划，促进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实现错位发展，避免因产业体系同质同构造成相互封锁与阻隔。
立于这个基础之上，要特别推进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推动建立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依法惩处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行政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严格保护合法产权，全面打造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一流营商环境。
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开通，促进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积极推进经济区建设。超越行政区划限制，遵循经济规律，按照优势互补、一体联动的要求，打造资源要素在更大空间优化配置的经济区，实行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重要方面的统筹规划和协同运作。
第三，合作共建各类功能平台。基于共同发展和协调联动，围绕空间拓展、产业转移承接、动能转换提升等，积极协作，发展“飞地经济”、共建产业园区、打造创新示范基地，并通过优化体制与政策设计，实现深度融合、一体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舆论认为大湾区有很多无形的墙，那么该如何打破壁垒，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发挥更大的协同效能？
范恒山：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合作与联动是关键。从现状看，与世界上其他重要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强的特殊性，最突出的是，粤港澳三地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运用不同的法律体系，分属于不同的关税区，还使用不同的货币交易;这一地区存在着四个中心城市，且地区间、城市间发展很不平衡，这种特殊性给粤港澳创新创造与发展提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但也为推进开放、合作与联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从过去看，一体化进展不够明显、区域协调性不够强是这一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在粤港澳地区，不仅存在着同质竞争，也存在着市场分割、行政封锁和各自为战，资源重置错配状况较为明显，互补性应未能充分展现。因此，超越特有的社会、法律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区别，超越各自拥有的经济利益诉求，通过深化合作、扩大开放形成融合发展、一体联动的格局就成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使之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这是我们在思想上必须十分清楚、在操作上应当狠下功夫的。
在这个方面，首先要坚持统一规划。统一规划或统筹规划是协调发展、一体联动的行动依据和指南。中央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所秉持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协调发展、开放合作和互利共赢，应当结合实际认真落实好。与此同时，还要基于开放合作和一体联动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优化、城乡融合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营商环境改善等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域和关键方面进行统一规划。
其次要严守行为规则。在粤港澳大湾区难以形成统一的法规约束的情况下，应通过协商制定具有约束力的、类法律的行为准则，规划各方的行为，并明确违反行为守则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代价。
其三要强化协调机制，应借鉴有关地方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全覆盖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一体联动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与此同时，还应以特殊的魄力、超凡的智慧推进相关体制创新，进行一些适应粤港澳地区特殊性的制度设计。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体制机制上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创新或特殊制度设计？
范恒山：在我看来，特殊的制度设计或体制机制创新可以朝三个方面努力：第一，探索通行体制。即通过超越大湾区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法律体系等特殊制度的探索，形成能够联接三地的体制通道。体制创新的方向，是寻求三地规则可接轨、可打通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考虑在三个层次上进行探索，一是将目前三地制度层面的共通点全面进行梳理，进一步打通形成为共同规则;二是寻求三地制度的对接点，并将它们进行适当融合;三是对存在差别的制度环节进一步进行最大限度的创新，以在更适宜的层次上便利共同发展。在后一方面，前海、横琴和国内其他地区已經创造的一些好的做法，应积极加以借鉴。
第二，试行“联办模式”。为及时有效处理各种具体经济社会事务，可以考虑在试点的基础上，在一些城市的必要领域设置由三地熟悉各自规制的专业人士组成联合办公机构，协商处理涉及三地的事务。同时，鼓励三地同类专业人员联合执业，协调有效开展跨地区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活动。
第三，打造合作平台。围绕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着眼于一体联动和集聚创新，建立各种合作载体和平台，实行深度融合、共同管理、一体运作。
早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2019年的重点工作任务加以部署。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推动區域协调发展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之一，成为当下经济稳增长的“压舱石”。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区域协调不断优化的同时，中国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无序开发与恶性竞争等问题仍然突出。
未来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质量？如何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如何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
区域政策被列为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有什么内在逻辑？
范恒山：可以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重大而关键的举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其他重要会议多次强调，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拓展区域发展空间，促进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首先，从空间格局上看，区域政策主要是着力解决地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推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但地区发展是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块的，或者说，各地区的发展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区域兴则国家兴，只有实现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其次，从政策指向上看，区域政策的核心一是实行分类指导、因区制宜;促进一体发展、协调联动，而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分类指导和因地制宜能够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做强做大优势产业、特色经济，消除地区发展瓶颈制约，增强区域核心竞争力;而一体发展、协调联动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资源要素配置效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从而降低经济运行成本，还能够促进优势互补，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三，从具体内容上看，区域问题大体都是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上，包括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差距过大、相对发达地区国际竞争力不强、资源枯竭地区转型压力较大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区域协调发展、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拥有同等机会同等发展权利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问题，而且涉及经济动能转换和经济能量拓展问题，每一个区域问题的有效解决都涉及数以万亿计的经济发展潜能的开发与显现。
综上所述，区域发展直接关联着国家发展，区域政策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核心政策。有鉴于此，党的十九大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举措，把区域政策列为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
新的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出现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中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范恒山：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地区条件差别大，区域问题较多，很难在短时间内予以全面和根本的解决;由于主客观原因，在发展过程中，新的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出现。
就当前看，区域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地区间实质性差距还没有明显缩小。的确，在区域战略和政策的强力推动下，从2006年以来，中国各大区域的经济增长格局发生了积极变化，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加快，东部地区一马当先的增长格局逐渐被扭转，呈现出各区域多头并进的局面。但是，在地区间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均拥有的财富水平以及人们享受的公共服务等关键方面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有的还在继续扩大。
第二，区域发展分化状况日渐明显。在四大板块之间，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明显下行，中部发展地区表现强势;在各个板块之内，各省份增长状况差异明显，一些原来较为落后的省份后来居上，而某些曾经发展较好的省份近年来则增长缓慢;在各省份之内，分化状况也表现明显，这不仅体现在欠发达省份，也体现在发达省份。在总体上，南北方经济发展差异越来越明显，西南地区、中部的南方省区、东部沿海地区的增长普遍好于西北地区、中部北方省区以及东部地区，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的特征比较明显。
第三，区域经济潜力悬殊。东部一些地区坚持改革创新，优化体制机制和产业结构，经济动能和活力进一步增强;中西部一些省区借势发展，广泛利用先进技术和新型运行模式，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在新经济、新业态等的培育发展上实现了跨越发展。而另外少数地区，则停滞于原有产业发展状态，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受制于“马太效应”，某些困难地区资源要素吸收有限而流出加速，呈现出入不敷出的状态。
第四，区域联动存在障碍。受发展理念、既有利益、模仿心理和管理方式等的影响，地区发展思路与战略规划趋同、产业同质同构等问题仍然突出，由此造成的地区封锁、市场分割和恶性竞争的情况仍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妨碍区域联动和一体化发展的限制举措，呈现出从显型向隐型转变、从行政手段向技术手段转变、从整体向零散转变的特点。这些障碍影响了区域协调协同发展的进程，损害了国民经济整体的效率和效益。
中国新闻周刊：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如何打破体制限制，促进生产资源和要素的自由流动？
范恒山：生产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国民经济优质高速发展的基础，还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要着力于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和促进生产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从发展基础上考量，要通过统筹规划，促进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实现错位发展，避免因产业体系同质同构造成相互封锁与阻隔。
立于这个基础之上，要特别推进三个方面的创新：第一，推动建立公平开放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依法惩处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行政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严格保护合法产权，全面打造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一流营商环境。
第二，积极推进经济区建设。超越行政区划限制，遵循经济规律，按照优势互补、一体联动的要求，打造资源要素在更大空间优化配置的经济区，实行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重要方面的统筹规划和协同运作。
第三，合作共建各类功能平台。基于共同发展和协调联动，围绕空间拓展、产业转移承接、动能转换提升等，积极协作，发展“飞地经济”、共建产业园区、打造创新示范基地，并通过优化体制与政策设计，实现深度融合、一体发展。
以特殊的魄力、超凡的智慧推进相关体制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舆论认为大湾区有很多无形的墙，那么该如何打破壁垒，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发挥更大的协同效能？
范恒山：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合作与联动是关键。从现状看，与世界上其他重要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强的特殊性，最突出的是，粤港澳三地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运用不同的法律体系，分属于不同的关税区，还使用不同的货币交易;这一地区存在着四个中心城市，且地区间、城市间发展很不平衡，这种特殊性给粤港澳创新创造与发展提升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但也为推进开放、合作与联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从过去看，一体化进展不够明显、区域协调性不够强是这一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在粤港澳地区，不仅存在着同质竞争，也存在着市场分割、行政封锁和各自为战，资源重置错配状况较为明显，互补性应未能充分展现。因此，超越特有的社会、法律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区别，超越各自拥有的经济利益诉求，通过深化合作、扩大开放形成融合发展、一体联动的格局就成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使之成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和关键所在，这是我们在思想上必须十分清楚、在操作上应当狠下功夫的。
在这个方面，首先要坚持统一规划。统一规划或统筹规划是协调发展、一体联动的行动依据和指南。中央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所秉持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协调发展、开放合作和互利共赢，应当结合实际认真落实好。与此同时，还要基于开放合作和一体联动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优化、城乡融合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营商环境改善等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域和关键方面进行统一规划。
其次要严守行为规则。在粤港澳大湾区难以形成统一的法规约束的情况下，应通过协商制定具有约束力的、类法律的行为准则，规划各方的行为，并明确违反行为守则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代价。
其三要强化协调机制，应借鉴有关地方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全覆盖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一体联动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与此同时，还应以特殊的魄力、超凡的智慧推进相关体制创新，进行一些适应粤港澳地区特殊性的制度设计。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体制机制上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创新或特殊制度设计？
范恒山：在我看来，特殊的制度设计或体制机制创新可以朝三个方面努力：第一，探索通行体制。即通过超越大湾区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法律体系等特殊制度的探索，形成能够联接三地的体制通道。体制创新的方向，是寻求三地规则可接轨、可打通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考虑在三个层次上进行探索，一是将目前三地制度层面的共通点全面进行梳理，进一步打通形成为共同规则;二是寻求三地制度的对接点，并将它们进行适当融合;三是对存在差别的制度环节进一步进行最大限度的创新，以在更适宜的层次上便利共同发展。在后一方面，前海、横琴和国内其他地区已經创造的一些好的做法，应积极加以借鉴。
第二，试行“联办模式”。为及时有效处理各种具体经济社会事务，可以考虑在试点的基础上，在一些城市的必要领域设置由三地熟悉各自规制的专业人士组成联合办公机构，协商处理涉及三地的事务。同时，鼓励三地同类专业人员联合执业，协调有效开展跨地区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活动。
第三，打造合作平台。围绕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着眼于一体联动和集聚创新，建立各种合作载体和平台，实行深度融合、共同管理、一体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