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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党的正式建立。“一大”制订了第一个党纲。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有13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东、广东6个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2名,另外有1名是党的筹建人陈独秀指派的。具体名单如下:
北京:張国焘、刘仁静;上海:李汉俊、李达;湖北:董必武、陈潭秋;湖南:毛泽东、何叔衡;山东:邓恩铭、王烬美;广东:陈公博、周佛海;特指代表:包恵僧。
在数十年剧烈的革命洪流激荡下,在岁月的无情冲刷下,历经大浪淘沙,最终,13名代表分别走上了四种归宿。
第一种,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毛泽东、董必武2位;
第二种,坚持革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成为革命先烈,有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烬美。
这第一种、第二种的7位代表,他们始终坚持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初心”,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整个人生,直至宝贵的生命;他们更代表了近代百年中国革命中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勇于献身的数以千万计的先烈,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
第三种,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革命。他们是李达、刘仁静和包恵僧。这中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李达,他虽一度脱离了党的组织,但并未改变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成了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后又重返党组织;另一类就是刘仁静和包恵僧,他们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崇高信仰,名副其实地脱离了革命。
第四种,堕落成为革命叛徒和民族败类汉奸,他们分别是: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三个人的堕落道路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个人主义私欲所致。可见,对共产党人来说,不管是普通党员,还是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其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不能放松对世界观的改造,否则就必然会堕落。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毛泽东:《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
“一大”十三名代表最终在人生道路上的不同归宿,难道不值得后人深思吗?
出席中共一大的共有13位代表,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山东、广东6个共产主义小组,每个小组2名,另外有1名是党的筹建人陈独秀指派的。具体名单如下:
北京:張国焘、刘仁静;上海:李汉俊、李达;湖北:董必武、陈潭秋;湖南:毛泽东、何叔衡;山东:邓恩铭、王烬美;广东:陈公博、周佛海;特指代表:包恵僧。
在数十年剧烈的革命洪流激荡下,在岁月的无情冲刷下,历经大浪淘沙,最终,13名代表分别走上了四种归宿。
第一种,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毛泽东、董必武2位;
第二种,坚持革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成为革命先烈,有邓恩铭、李汉俊、何叔衡、陈潭秋、王烬美。
这第一种、第二种的7位代表,他们始终坚持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初心”,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整个人生,直至宝贵的生命;他们更代表了近代百年中国革命中前仆后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勇于献身的数以千万计的先烈,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
第三种,由于种种原因,脱离了革命。他们是李达、刘仁静和包恵僧。这中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李达,他虽一度脱离了党的组织,但并未改变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成了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后又重返党组织;另一类就是刘仁静和包恵僧,他们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崇高信仰,名副其实地脱离了革命。
第四种,堕落成为革命叛徒和民族败类汉奸,他们分别是: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三个人的堕落道路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个人主义私欲所致。可见,对共产党人来说,不管是普通党员,还是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其资格多老,功劳多大,都不能放松对世界观的改造,否则就必然会堕落。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毛泽东:《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
“一大”十三名代表最终在人生道路上的不同归宿,难道不值得后人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