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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全国人大在表决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简称环资委）组成人选时，出现了罕见的场面——超三成的代表拒绝投下赞成票。现场工作人员宣读投票结果时，人民大会堂内一度哗然，连坐在主席台上的多名新常委，也忍不住交头接耳。
空前多的反对票，让舆论的矛头再度对准环境问题。
近日，北京和中国东部地区一段时间以来出现比较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已经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对于这个问题，新任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表示，“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都很沉重。”他说，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在处理环保及食品问题时要铁腕执法、铁面问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治彦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说明高层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今年雾霾很可能会得到重拳治理。”
此前，在全国人大最后一场记者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主动就民众普遍关心的雾霾问题作出回应。他表示，今年起将对重污染区域的火电、钢铁等六大行业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业界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污染治理史上最严厉的一项措施。此前，环保部仅在太湖流域使用过特别排放限值。
3月16日，全国人大表决除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其余八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当工作人员宣读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获得307张反对票、53张弃权票时，全场出现小骚动。
随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胜俊宣布，要表决环资委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全场代表爆出笑声，坐在二楼媒体席的不少记者随即站起来，拿着相机准备捕捉银幕上即将出现的统计票数。结果，2959名代表中，赞成1969票、反对850票、弃权125票、15人未按表决器。工作人员念到反对票数时，全场哗然，甚至有数位媒体代表鼓掌。
环资委是在1993年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设立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同时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
从以往五年全国人大的表决结果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和中央及地方预算，通常是反对票的高票项目。但这三项每年收到的反对票也不超过五百张，像环资委这次冲高至超三成的反对票，还是五年来的第一次。
比环资委背负更多重责的是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获得的2734张赞成票，让他的得票率在25个国务院部委掌门人中垫底。
分析人士认为，人大代表对环资委和环保部任职人选呈现如此高比例的反对，恐怕不是单纯对具体人选的态度，而主要是出于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与不满。“社会中有太多对环境的不满需要宣泄，这种情绪也自然反映在全国两会上。”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在当天表决结束后，一位来自广东的人大代表在走下人民大会堂台阶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就投了反对票。你看看天安门广场上这么厚的雾霾，环境可怎么办啊？”
诚如他所言，最近一段时期，北京的空气质量恶化状况不但未能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有细心的摄影记者对两会期间的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拍照记录，发现14天中只有3天能够看见蓝天，其余时间全部笼罩在令人窒息的雾霾之中。
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导演陈凯歌，在政协开幕当天对记者说，北京空气质量差使他难以专心从事自己的创作。
陈凯歌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说，现在的环境越来越差，两年前他珍爱的一棵枣树死掉了，“如果一棵树像这样死掉，人能好到哪儿去呢？”他抱怨说，恶劣天气把他逼得无处可躲，无法静心创作。
政协委员、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说，因为北京的雾霾天气，他的很多同事演唱都有了问题，嗓子不舒服，有痰，甚至声音都发生了变化。因此，他将北京的雾霾天气作为自己提案的重点。
在今年全国政协所收到的前三个提案里，就有两个与雾霾天气有关。
据媒体报道，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加了政协科技界委员的联组讨论。中科院院士、政协委员姚檀栋当着习近平的面背了几句被大家调侃的《沁园春·霾》，“北京风光，千里雾霾，万里尘飘……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现场发出一片笑声。
对于雾霾天气，习近平说，在问题面前急不得，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他回忆说，小时候在北京，那个时候其实沙尘也很大，戴着口罩骑车去上学。到学校之后，口罩上都是厚厚的黄沙子。到了冬天，加上煤烟气，情况就更糟了。“那个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250。”
（合成图）摄影记者将拍摄到的两会期间每一天天安门广场的天气状况，用14 张图片按顺序拼接成此图。会期中，仅有3 天能够看见蓝天，其余时间全部笼罩在雾霾之中。
马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领导层和环保部门负责人对雾霾天气作出回应，值得肯定，“但更关键的，是要拿出切实的措施，让公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善”。
对于治理雾霾，环保部曾给出过“到2030年主要城市实现或者达到空气质量国家标准”的日程表。
这就意味着北京、上海等众多城市的居民还要在雾霾天中苦捱18年。马军说：“这显然与公众的期望差距太远。”
对这份日程表，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前述记者会上作过如下的回应：大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是一个难题，伦敦、洛杉矶等大城市也都曾经遭受严重的空气污染困扰，经过艰苦努力才得以基本解决。
但他并没有对“雾霾治理需要18年”的依据作进一步解释，只是说，作为一个北京市民，同时作为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者，他的心情和大家一样，看到这样的污染天气也是心急如焚。 刘治彦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说，去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6100美元，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能源结构单一、产业结构落后、机动车保有量激增等问题叠加，导致之前积累的各种环境问题开始集中显现，“尤其是一些发展较快的区域”。
据环保部统计，雾霾发生频率和程度最严重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虽然只占整个中国面积的8%，却消耗全国42%的煤炭、52%的汽柴油，每平方公里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其他地区的五倍以上，以致这些地区每年出现霾的天数在100天以上，有的城市甚至超过200天。
“必须针对重污染地区出重拳、用猛药，而且还要打组合拳，加强治理。”吴晓青表示，环保部已发出公告，从今年起将在京广沪等重污染区域，对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行业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从源头上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的新增量”。
大范围的特别排放限值，虽被认为是迄今中国污染治理史上最严厉的一项措施，但最终效果如何，业内却普遍持观望态度。
马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些年，针对环境问题已经出台了足够多的措施，“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执行问题。”
15年前，政府开始公布空气质量数据。但令人惊诧的是，即便是在污染程度不断恶化之际，每年宣布的年度蓝天日总数却一直在增加。由于公众越来越怀疑官方的蓝天日数量，这一“蓝天行动”不得不在2012年初被终止。
一位要求匿名的环保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政府无疑能够在举行重要活动的日子确保有真正的蓝天，“但常规的环境执法却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据这位人士介绍，在中国，法律规定对拒绝报告污染物排放数据的行为，最高只能处以人民币5万元的罚款；而对于超标排放行为，也只能处以人民币10万元的罚款。
有媒体报道称，2011年，环保部因11家发电厂蓄意让环境监测设备失效、操纵数据以及超标排放而对其实施了处罚，不过报道未透露罚款金额。
上述不具名的环保人士说，人们很容易明白发电企业为何会违反环保法规，“它们为超标排放而支付的罚款，比它们运行已安装排放控制设备的成本还要低”。
不过，新一届政府对此表示有“更大的决心”。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谈到治理包括雾霾在内的污染时，罕见地用了“铁腕执法、铁面问责”的严厉措辞。
马军说，“这是一个好征兆，让公众看到了驱散雾霾的一点希望。”
空前多的反对票，让舆论的矛头再度对准环境问题。
近日，北京和中国东部地区一段时间以来出现比较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已经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对于这个问题，新任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表示，“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都很沉重。”他说，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在处理环保及食品问题时要铁腕执法、铁面问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治彦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说明高层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今年雾霾很可能会得到重拳治理。”
此前，在全国人大最后一场记者会上，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主动就民众普遍关心的雾霾问题作出回应。他表示，今年起将对重污染区域的火电、钢铁等六大行业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业界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污染治理史上最严厉的一项措施。此前，环保部仅在太湖流域使用过特别排放限值。
环保人选成反对票仓
3月16日，全国人大表决除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其余八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当工作人员宣读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获得307张反对票、53张弃权票时，全场出现小骚动。
随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胜俊宣布，要表决环资委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全场代表爆出笑声，坐在二楼媒体席的不少记者随即站起来，拿着相机准备捕捉银幕上即将出现的统计票数。结果，2959名代表中，赞成1969票、反对850票、弃权125票、15人未按表决器。工作人员念到反对票数时，全场哗然，甚至有数位媒体代表鼓掌。
环资委是在1993年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设立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同时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
从以往五年全国人大的表决结果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和中央及地方预算，通常是反对票的高票项目。但这三项每年收到的反对票也不超过五百张，像环资委这次冲高至超三成的反对票，还是五年来的第一次。
比环资委背负更多重责的是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获得的2734张赞成票，让他的得票率在25个国务院部委掌门人中垫底。
分析人士认为，人大代表对环资委和环保部任职人选呈现如此高比例的反对，恐怕不是单纯对具体人选的态度，而主要是出于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与不满。“社会中有太多对环境的不满需要宣泄，这种情绪也自然反映在全国两会上。”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在当天表决结束后，一位来自广东的人大代表在走下人民大会堂台阶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就投了反对票。你看看天安门广场上这么厚的雾霾，环境可怎么办啊？”
诚如他所言，最近一段时期，北京的空气质量恶化状况不但未能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有细心的摄影记者对两会期间的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拍照记录，发现14天中只有3天能够看见蓝天，其余时间全部笼罩在令人窒息的雾霾之中。
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导演陈凯歌，在政协开幕当天对记者说，北京空气质量差使他难以专心从事自己的创作。
陈凯歌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说，现在的环境越来越差，两年前他珍爱的一棵枣树死掉了，“如果一棵树像这样死掉，人能好到哪儿去呢？”他抱怨说，恶劣天气把他逼得无处可躲，无法静心创作。
政协委员、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说，因为北京的雾霾天气，他的很多同事演唱都有了问题，嗓子不舒服，有痰，甚至声音都发生了变化。因此，他将北京的雾霾天气作为自己提案的重点。
在今年全国政协所收到的前三个提案里，就有两个与雾霾天气有关。
雾霾治理需要多久？
据媒体报道，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加了政协科技界委员的联组讨论。中科院院士、政协委员姚檀栋当着习近平的面背了几句被大家调侃的《沁园春·霾》，“北京风光，千里雾霾，万里尘飘……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现场发出一片笑声。
对于雾霾天气，习近平说，在问题面前急不得，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他回忆说，小时候在北京，那个时候其实沙尘也很大，戴着口罩骑车去上学。到学校之后，口罩上都是厚厚的黄沙子。到了冬天，加上煤烟气，情况就更糟了。“那个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250。”
马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领导层和环保部门负责人对雾霾天气作出回应，值得肯定，“但更关键的，是要拿出切实的措施，让公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善”。
对于治理雾霾，环保部曾给出过“到2030年主要城市实现或者达到空气质量国家标准”的日程表。
这就意味着北京、上海等众多城市的居民还要在雾霾天中苦捱18年。马军说：“这显然与公众的期望差距太远。”
对这份日程表，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前述记者会上作过如下的回应：大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是一个难题，伦敦、洛杉矶等大城市也都曾经遭受严重的空气污染困扰，经过艰苦努力才得以基本解决。
但他并没有对“雾霾治理需要18年”的依据作进一步解释，只是说，作为一个北京市民，同时作为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者，他的心情和大家一样，看到这样的污染天气也是心急如焚。 刘治彦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说，去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6100美元，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能源结构单一、产业结构落后、机动车保有量激增等问题叠加，导致之前积累的各种环境问题开始集中显现，“尤其是一些发展较快的区域”。
据环保部统计，雾霾发生频率和程度最严重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虽然只占整个中国面积的8%，却消耗全国42%的煤炭、52%的汽柴油，每平方公里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其他地区的五倍以上，以致这些地区每年出现霾的天数在100天以上，有的城市甚至超过200天。
“必须针对重污染地区出重拳、用猛药，而且还要打组合拳，加强治理。”吴晓青表示，环保部已发出公告，从今年起将在京广沪等重污染区域，对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行业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从源头上严格控制大气污染物的新增量”。
期待铁腕治污
大范围的特别排放限值，虽被认为是迄今中国污染治理史上最严厉的一项措施，但最终效果如何，业内却普遍持观望态度。
马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些年，针对环境问题已经出台了足够多的措施，“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执行问题。”
15年前，政府开始公布空气质量数据。但令人惊诧的是，即便是在污染程度不断恶化之际，每年宣布的年度蓝天日总数却一直在增加。由于公众越来越怀疑官方的蓝天日数量，这一“蓝天行动”不得不在2012年初被终止。
一位要求匿名的环保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政府无疑能够在举行重要活动的日子确保有真正的蓝天，“但常规的环境执法却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据这位人士介绍，在中国，法律规定对拒绝报告污染物排放数据的行为，最高只能处以人民币5万元的罚款；而对于超标排放行为，也只能处以人民币10万元的罚款。
有媒体报道称，2011年，环保部因11家发电厂蓄意让环境监测设备失效、操纵数据以及超标排放而对其实施了处罚，不过报道未透露罚款金额。
上述不具名的环保人士说，人们很容易明白发电企业为何会违反环保法规，“它们为超标排放而支付的罚款，比它们运行已安装排放控制设备的成本还要低”。
不过，新一届政府对此表示有“更大的决心”。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谈到治理包括雾霾在内的污染时，罕见地用了“铁腕执法、铁面问责”的严厉措辞。
马军说，“这是一个好征兆，让公众看到了驱散雾霾的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