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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编辑出版是文化生产的重要组成，担负着为人民精神生活提供丰富健康的营养品的重要任务。当前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并有序传承下去，是编辑出版事业的神圣使命。编辑出版自身有着悠久历史，原本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将我国历史上古圣先贤的智慧精华传承到今天，未来还会以更新的理念和技术手段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趋势仍在逐步加强，各国家、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了解、碰撞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是大势所趋。在了解其他国家多样文化的同时，如何将我们自己丰富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有序传承，发扬光大，一时间成为互联网上热议的话题。国务院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时期，编辑出版工作理应进一步担负起传承中华文明、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
编辑出版的历史
“出版”一词据部分学者考证，可能由日本传入，最早见于我国1883年的一本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中已经正式使用，这也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报纸刊物出版的专门法律。虽然“出版”作为专有名词出现较晚，但是编辑出版的相关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并且历朝历代都接续进行。
先秦时期，百家诸子，他们的学说能够得以保存，流传至今，有赖于他们本人的记录以及门人弟子进行的搜集整理工作。这一时期虽然尚未有“出版”的条件，但是编辑工作已经初见端倪。到了两汉时期，已有官方设立的藏书、校书之所。刘向、刘歆父子更是耗费20多年的心血，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图书编目整理工作。他们广搜异本，遴选篇目，纠理错讹，校勘文字，最终誊写新本，收藏于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中。他们的这项工作，为先秦的古籍流传并得以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殆至唐朝，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使得“出版”这一行为开始迈向实践。唐朝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雕版印书都十分风行，且书籍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儒家经典、佛学典籍之外，民间还一度自行刻印历书，更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书籍。史料记载，当时曾有人将白居易的诗“缮写模勒”，在市面上贩卖或者换取茶酒等，“模勒”即指雕版刻印。到了宋朝，文化领域更加繁荣，人们对书籍的渴求度进一步提高，全国各地都有刻书场所，且工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直到今天，宋版书仍因其刻印精良、纸墨精良、校勘精细，为收藏家所珍视。这一时期，官方组织编写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和史书；民间流行将自己和祖上所著文章付梓赠送和珍藏；同时书坊进一步兴盛，将编书、印书、卖书合为一体，这已经与现代的出版机构功能基本相仿了。可以说，编辑出版的所有事务到了两宋时期已经臻于成熟。明清时期，彩色套印技术进一步提高，除了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小说、话本以及其他文学类书籍外，画册类的图书也更多地出现在市场上。
综上可以看出，编辑出版工作实际上贯穿在整个中华历史中，它自身的历史同样是悠久且意义深远的。
编辑出版的文化意义
编辑出版工作不仅起到了传播与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连它自身的进步和发展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西汉时，造纸术被发明，到东汉时得到改进，适合书写，一种更加轻便低廉的传播载体取代了厚重的竹简和昂贵的丝帛，从而为书籍的制作与传播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到了唐朝，社会的经济、文化有了极大的发展，同时对外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彼时社会对知识的需求量大增。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图书大量发行变得可行，印书业开始蓬勃发展，圖书在扩大文化传播的同时，促进了造纸术的极大改善，造纸原料更加丰富，纸张的产量和质量都有飞速的提升，并在之后的宋、元、明、清历朝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出现了彩色蜡笺、泥金、罗纹等高端纸品。可以说图书的发展对造纸术、印刷术的提升有着重大影响，而造纸和印刷又在我们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中占了两个席位。图书的制作离不开编辑出版的工作，这是编辑出版在技术层面上对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贡献。
在文化传承方面更不必多言，先秦时有孔子编订《诗经》，有后学弟子整理《论语》《孟子》，等等，他们的努力使得优秀的传统文化流传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可以说，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五千年不绝，就是因为我们的先辈从未停止传承的脚步。他们将口口相传的民歌整理成文字，将鼎器的只言片语汇入史籍，将民间流传的种种版本校勘编纂存入庙堂，也将庙堂之内存放的典籍播撒于民间教化子民，于是，中华文明的脉络清晰有序，中华文化的根基深广扎实。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其中提到的“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都是编辑出版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
编辑出版为文化传播提供载体
2021年河南卫视春节晚会的《唐宫夜宴》等一系列节目，因其深厚的底蕴、巧妙的构思、精致的设计、绝美的表演与高端的技术手段的完美结合，而火爆全网，备受好评，真正做到了“让文物活起来”。由此推想当下的图书出版，亦有可以学习借鉴之处。如今的出版业与多媒体的融合也日益成熟，从传统纸质图书到数字阅读，再到有声化、影像化甚至人工智能化，文化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紧密地结合起来。即便是纸质图书，也有了“立体书”“布偶书”等增加了操作性的新形式。因此，除了过去的资料保存功能，图书出版在互动性等方面的开拓，也为其成为多元化的传播载体提供了更多方式。
编辑出版为文化传承提供“保鲜剂”
泱泱五千年中华文明，不可谓不悠久，不可谓不“旧”。但是“旧”不意味着失去活力。相反，“旧”的东西能够绵延千年，经久不衰，恰恰证明它的活力始终不减，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价值。这其中当然有我们的先人们的付出的心血。作为新时代的图书出版的从业者，要做的就是将传承至今的民族文化精华进一步“保鲜”，使其所有的文化活力，通过新的创意和技术，更加丰富多彩地呈现在世人眼前。如前文提到的《唐宫夜宴》是将博物馆中的陶俑化作真人搬上舞台，图书出版则可将典籍中的思想精髓与文化韵味用文字和声、光、影、色等手段结合起来展示。如岳麓书社就曾推出阅读无障碍版四大名著，在原有的纸质图书基础上，邀请播音主持界的著名专家进行全文演播，并且标注拼音、注释等，解决了读者面对生僻字时的阅读困难。同时利用二维码技术对接专家讲解视频，采用VR技术实现立体阅读，真正做到了无障碍式的阅读，且适合全年龄段各个领域各种需求的读者。以新鲜的技术手段和创意，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针对性地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读者眼前，让人类的思想和艺术的结晶闪亮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是文化的“保鲜”。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纲要》的“主要目标”中提出：“……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作为新时代的出版人，深感使命在肩，重任在前，自当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为中华文明传承发扬贡献力量。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参考文献：
[1]孙越.中国编辑出版的历程和发展趋势[J]，才智，2014，1：262.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趋势仍在逐步加强，各国家、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了解、碰撞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是大势所趋。在了解其他国家多样文化的同时，如何将我们自己丰富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有序传承，发扬光大，一时间成为互联网上热议的话题。国务院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新时期，编辑出版工作理应进一步担负起传承中华文明、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
编辑出版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编辑出版的历史
“出版”一词据部分学者考证，可能由日本传入，最早见于我国1883年的一本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中已经正式使用，这也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报纸刊物出版的专门法律。虽然“出版”作为专有名词出现较晚，但是编辑出版的相关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并且历朝历代都接续进行。
先秦时期，百家诸子，他们的学说能够得以保存，流传至今，有赖于他们本人的记录以及门人弟子进行的搜集整理工作。这一时期虽然尚未有“出版”的条件，但是编辑工作已经初见端倪。到了两汉时期，已有官方设立的藏书、校书之所。刘向、刘歆父子更是耗费20多年的心血，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图书编目整理工作。他们广搜异本，遴选篇目，纠理错讹，校勘文字，最终誊写新本，收藏于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中。他们的这项工作，为先秦的古籍流传并得以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殆至唐朝，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使得“出版”这一行为开始迈向实践。唐朝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雕版印书都十分风行，且书籍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儒家经典、佛学典籍之外，民间还一度自行刻印历书，更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书籍。史料记载，当时曾有人将白居易的诗“缮写模勒”，在市面上贩卖或者换取茶酒等，“模勒”即指雕版刻印。到了宋朝，文化领域更加繁荣，人们对书籍的渴求度进一步提高，全国各地都有刻书场所，且工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直到今天，宋版书仍因其刻印精良、纸墨精良、校勘精细，为收藏家所珍视。这一时期，官方组织编写了《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大型类书和史书；民间流行将自己和祖上所著文章付梓赠送和珍藏；同时书坊进一步兴盛，将编书、印书、卖书合为一体，这已经与现代的出版机构功能基本相仿了。可以说，编辑出版的所有事务到了两宋时期已经臻于成熟。明清时期，彩色套印技术进一步提高，除了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小说、话本以及其他文学类书籍外，画册类的图书也更多地出现在市场上。
综上可以看出，编辑出版工作实际上贯穿在整个中华历史中，它自身的历史同样是悠久且意义深远的。
编辑出版的文化意义
编辑出版工作不仅起到了传播与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连它自身的进步和发展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西汉时，造纸术被发明，到东汉时得到改进，适合书写，一种更加轻便低廉的传播载体取代了厚重的竹简和昂贵的丝帛，从而为书籍的制作与传播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到了唐朝，社会的经济、文化有了极大的发展，同时对外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彼时社会对知识的需求量大增。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图书大量发行变得可行，印书业开始蓬勃发展，圖书在扩大文化传播的同时，促进了造纸术的极大改善，造纸原料更加丰富，纸张的产量和质量都有飞速的提升，并在之后的宋、元、明、清历朝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出现了彩色蜡笺、泥金、罗纹等高端纸品。可以说图书的发展对造纸术、印刷术的提升有着重大影响，而造纸和印刷又在我们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中占了两个席位。图书的制作离不开编辑出版的工作，这是编辑出版在技术层面上对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贡献。
在文化传承方面更不必多言，先秦时有孔子编订《诗经》，有后学弟子整理《论语》《孟子》，等等，他们的努力使得优秀的传统文化流传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可以说，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五千年不绝，就是因为我们的先辈从未停止传承的脚步。他们将口口相传的民歌整理成文字，将鼎器的只言片语汇入史籍，将民间流传的种种版本校勘编纂存入庙堂，也将庙堂之内存放的典籍播撒于民间教化子民，于是，中华文明的脉络清晰有序，中华文化的根基深广扎实。
当前编辑出版在复兴传统文化方面应当担负的历史使命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更为坚实，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其中提到的“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都是编辑出版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
编辑出版为文化传播提供载体
2021年河南卫视春节晚会的《唐宫夜宴》等一系列节目，因其深厚的底蕴、巧妙的构思、精致的设计、绝美的表演与高端的技术手段的完美结合，而火爆全网，备受好评，真正做到了“让文物活起来”。由此推想当下的图书出版，亦有可以学习借鉴之处。如今的出版业与多媒体的融合也日益成熟，从传统纸质图书到数字阅读，再到有声化、影像化甚至人工智能化，文化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紧密地结合起来。即便是纸质图书，也有了“立体书”“布偶书”等增加了操作性的新形式。因此，除了过去的资料保存功能，图书出版在互动性等方面的开拓，也为其成为多元化的传播载体提供了更多方式。
编辑出版为文化传承提供“保鲜剂”
泱泱五千年中华文明，不可谓不悠久，不可谓不“旧”。但是“旧”不意味着失去活力。相反，“旧”的东西能够绵延千年，经久不衰，恰恰证明它的活力始终不减，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价值。这其中当然有我们的先人们的付出的心血。作为新时代的图书出版的从业者，要做的就是将传承至今的民族文化精华进一步“保鲜”，使其所有的文化活力，通过新的创意和技术，更加丰富多彩地呈现在世人眼前。如前文提到的《唐宫夜宴》是将博物馆中的陶俑化作真人搬上舞台，图书出版则可将典籍中的思想精髓与文化韵味用文字和声、光、影、色等手段结合起来展示。如岳麓书社就曾推出阅读无障碍版四大名著，在原有的纸质图书基础上，邀请播音主持界的著名专家进行全文演播，并且标注拼音、注释等，解决了读者面对生僻字时的阅读困难。同时利用二维码技术对接专家讲解视频，采用VR技术实现立体阅读，真正做到了无障碍式的阅读，且适合全年龄段各个领域各种需求的读者。以新鲜的技术手段和创意，将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针对性地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读者眼前，让人类的思想和艺术的结晶闪亮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是文化的“保鲜”。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四五”规划纲要》的“主要目标”中提出：“……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作为新时代的出版人，深感使命在肩，重任在前，自当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为中华文明传承发扬贡献力量。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参考文献：
[1]孙越.中国编辑出版的历程和发展趋势[J]，才智，2014，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