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来的富民逃避国家赋役,给国家与社会造成了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其一,不仅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使国家赋役职能"抑兼并"的目的落空,就连均平赋役的目标也时常受到挑战,社会贫富分化更为严重,有产富民与无产客户成为两大主要社会阶层。其二,富民违法免除赋役,其贿赂、诉讼与告讦等费转化为额外行政成本与社会成本,使社会整体出现贫困化的趋势。其三,富民隐寄资产,作为寄主的衣冠户、官户阶层,要获取"借名费"、租课等相应利益,甚至可能"干没"富民诡寄田产。衣冠户、官户和寺观等可以免除部分税役,而国家赋役繁重,富民上户的土地也大量向其集中,非诡寄资产的税率也要相应提高,再加上诡寄资产数量不菲的相关费用,加重了富民百姓的贫困化,使唐宋以来的社会贫富分化又增加了衣冠户、官户阶层与富民阶层之间两极分化的内涵。其四,由于负担国家主要赋役的主户减少,基本不承担国家税徭的客户增多,且主户中真正为贫民下户者亦渐为少数,富民仍是国家赋役负担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