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机构去做的是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而原本该负起主要责任的保荐人显得无足轻重，上市的关键变成了保荐人和发审委之间的博弈
　　
　　深沪股市按规模排名还远在欧美之后，发行中的各种造假欺诈却更多，香港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这里面可能有多种原因，最常见的区别在于发行和监管制度上的差异。
　　保荐人制度已经被广泛接受，然而，这个制度作为舶来品，如不针对中国情况加以改造，则形同虚设。这个制度建立在个人信用的基础上，保荐人代表如不尽责，则需承担无限责任，可能因此失去从业资格，被逐出市场，并承担相应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而在国内，个人信用体系缺失，行业自我监督和约束机制基本没有，使得该制度毫无约束力。2010年，某券商保荐的多家公司都出现了严重违规，然而，至今未见到该机构和相关项目的保荐人代表受到任何惩罚。
　　笔者曾经提出，对保荐制度加以修改，将保荐人代表不能尽责的惩罚不仅要落实到个人，而且应追究其所代表的机构责任，对于严重违规的个人和机构，吊销相关业务资格，并按律追讨其所造成的损失。在个人信用体系不在位的情况下，变通的做法是将个人和机构绑在一起，增大违法成本，应可提高该制度的有效性。
　　公司在发行上市时造假，除了投资银行未尽责之外，企业也难逃其咎。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没有企业的配合，造假是无法完成的。在国内，退市的情况基本是不存在的。2010年在香港市场的洪良公司，经人检举揭发，保荐人代表与公司串通，联合核数的会计师在账目上造假。证监会和廉政公署都采取了果断措施，该公司上市募集资金被冻结，保荐人代表、核数师被调查，所有犯错人员和机构都难逃刑民事惩罚，募集资金被退还给投资者，并要求企业做出更多的赔偿。这是一个发生在规范市场的典型案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严肃追究的体系，才使得公司不敢铤而走险，做出得不偿失、徒使事业毁于一旦的行为。
　　发行制度的另一个屡被诟病之处是监管机构的过度管理。表面看来，批准制比核准制的控制程度更高。每一个上市申请都要经过证监会的上市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然而，评审实际只不过是进行形式审查，而根本无法做到对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和把关。看似严丝合缝的安排，实际上同时弱化了保荐人制度和上市前审查制度。监管机构去做的是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而原本该负起主要责任的保荐人显得无足轻重。上市的关键变成了保荐人和发审委之间的博弈，只要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一马平川的“圈钱”大道了。这就难以避免投行的各种公关行为的发生，在审核层面的腐败更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不公开秘密。
　　公司上市本来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对企业而言，要用一定的损失换取上市地位。而在缺乏对投资者保护、缺乏监督和约束的中国，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上市只是意味着能从投资者那里拿来很多的钱，而无需承担很多责任。收益与成本相比，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而投资者也少有长期持股的打算，大家只是想把股价炒高，短期内退出并快速获利。这种市场生态，决定了投资者、中介机构和上市公司的行为模式。监管的低效率使得这种不正常已经成为常态。如此看来，A股成为庄家市、政策市、赌场，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其实这不过是老生常谈了。股市并非新事物，即便在中国，也已经有连续20年以上的历史了。阳光之下，为什么明摆着的问题就是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决心去面对，否则，即便再说10年也是徒然。企业作为上市的法律主体，如绿大地、双汇等，必须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但要想根本解决企业欺诈，上述任何环节都不能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