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十四五”时期畅通国内大循环,关键在于“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这对于繁荣国内经济、夯实新发展格局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民经济是一个动态循环的有机整体。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从经济增长动力看,涉及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关系;从经济部门构成看,涉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以及传统经济与新经济之间的关系等。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经济循环的顺畅都是维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无论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加强需求侧管理,根本目的都在于通过改革和调整的办法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这就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在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中,推动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不断提高。
我国已经拥有产能巨大、门类齐全的供给体系,极大地支撑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但与满足国内需求的要求相比,我国供给体系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从宏观上看,供给体系存在不匹配、不安全和质量不高的问题。“不匹配”,是指供给体系仍不完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生产需求、创新需求,人才、技术、金融和制度供给均存在明显短板;与生活需求相关的供给体系仍处于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的过程之中,结构性矛盾突出。“不安全”,是指大量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的供给严重依赖于国外,供给体系的自主性不强。“质量不高”,是指作为主体的国内供给体系,在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求方面存在质量安全、多样性、稳定性等方面的短板。
从微观上看,许多涉及生产生活领域的需求,比如,衣食行用等生活品供给体系、住房供给体系、金融供给体系、医疗教育养老供给体系等,都存在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
总体而言,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可以从多个层次来分析。从直接原因看,主要是投资、消费需求升级,而供给体系自身能力不足、无法满足需求所导致的。一是消费需求从模仿型、排浪式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对高端、高品质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而供给体系的产品和服务尚未跟上,供给能力不能完全匹配。二是投资需求从通用型向高精尖、定制型转变,相关供给还无法满足。随着最终产品需求品质的提升,对生产工艺、关键设备的性能要求越来越严苛,技术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而我国目前的供给体系主要还是以大规模生产、同质化商品为主,基本能满足数量型需求,而与高效提供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三是商品供给能力强,而服务供给能力弱。无论是教育、医疗、旅游,还是养老、文化、娱乐等服务领域,都存在供给体系不完善、质量不高等问题。四是从生产到流通的环节多、成本高,供需循环不畅,推高了消费者成本,商品质量、价格信息的透明度不够,造成“质优不能价高”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从深层原因看,主要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资源要素支撑条件和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一是科技、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支撑能力严重不足。我国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虽在持续增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但与领先科技强国相比,总体上仍处于追随阶段,只有少部分领域实现了并跑和领跑,且面临日益趋紧的技术限制,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已成为影响产业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我国高端人才分布不均衡,制造业高端人才严重不足,金融体系难以满足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也都是关键短板所在。二是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能力有待增强,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反不正当竞争的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环境、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审慎包容制度环境等,尚需进一步完善。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向形成更高效率、更好质量、更强竞争力的高水平供给体系切实发力,加快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扭转实体经济内部供需结构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局面。
第一个路径,是从满足最终需求的产品、装备和服务层面,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三个转变。一是针对高端产品、关键装备、基础核心零部件缺失的问题,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要结合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业为主导的协同创新体系,对少数关键技术进行集中投入、协同攻关,补齐供给体系的能力短板,实现产业体系、要素体系和创新体系的统一。二是针对产品质量不高、服务不优的问题,实现从有到优的转变。比如,实施产品和服务升级专项行动,有些产品的功能可以更丰富一些,设计可以更美观一些,用户体验可以更优化一些;生产装备及零部件的质量、可靠性、稳定性可以再提高一些。三是针对产品、装备、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实现从优到强的转变。要大力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用好研发、设计、信息等服务要素,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同时为高端服务业拓展广阔成长空间。
第二个路径,是加强经济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一是以优化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为重点,形成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重点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效率,进一步优化消费市场秩序,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大幅度增加政府投入,建立产品质量查询系统,促进产品质量分级,提升消费者信心,实现优质优价。二是推动形成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优化行业结构,进一步完善税制,促进企业市场化并购,形成符合各产业特征的市场结构。对多数产业而言,要形成少数龙头企业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成为行业的稳定力量,少数“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差异化发展,多数中小企业为龙头企业配套服务的稳定格局,从而整体使行业摆脱低水平重复竞争、恶性价格竞争的局面。三是以进一步简政放权和改善营商环境为重点,推动形成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可考虑按照“非禁即许”原则,进一步放松对各类服务业管制,推动国际国内服务标准接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服务企业。
国民经济是一个动态循环的有机整体。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从经济增长动力看,涉及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关系;从经济部门构成看,涉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以及传统经济与新经济之间的关系等。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经济循环的顺畅都是维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无论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加强需求侧管理,根本目的都在于通过改革和调整的办法打通经济循环堵点,提升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这就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在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中,推动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不断提高。
我国已经拥有产能巨大、门类齐全的供给体系,极大地支撑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但与满足国内需求的要求相比,我国供给体系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从宏观上看,供给体系存在不匹配、不安全和质量不高的问题。“不匹配”,是指供给体系仍不完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生产需求、创新需求,人才、技术、金融和制度供给均存在明显短板;与生活需求相关的供给体系仍处于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的过程之中,结构性矛盾突出。“不安全”,是指大量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的供给严重依赖于国外,供给体系的自主性不强。“质量不高”,是指作为主体的国内供给体系,在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求方面存在质量安全、多样性、稳定性等方面的短板。
从微观上看,许多涉及生产生活领域的需求,比如,衣食行用等生活品供给体系、住房供给体系、金融供给体系、医疗教育养老供给体系等,都存在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
总体而言,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可以从多个层次来分析。从直接原因看,主要是投资、消费需求升级,而供给体系自身能力不足、无法满足需求所导致的。一是消费需求从模仿型、排浪式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对高端、高品质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而供给体系的产品和服务尚未跟上,供给能力不能完全匹配。二是投资需求从通用型向高精尖、定制型转变,相关供给还无法满足。随着最终产品需求品质的提升,对生产工艺、关键设备的性能要求越来越严苛,技术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而我国目前的供给体系主要还是以大规模生产、同质化商品为主,基本能满足数量型需求,而与高效提供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三是商品供给能力强,而服务供给能力弱。无论是教育、医疗、旅游,还是养老、文化、娱乐等服务领域,都存在供给体系不完善、质量不高等问题。四是从生产到流通的环节多、成本高,供需循环不畅,推高了消费者成本,商品质量、价格信息的透明度不够,造成“质优不能价高”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从深层原因看,主要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资源要素支撑条件和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一是科技、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支撑能力严重不足。我国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虽在持续增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但与领先科技强国相比,总体上仍处于追随阶段,只有少部分领域实现了并跑和领跑,且面临日益趋紧的技术限制,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已成为影响产业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我国高端人才分布不均衡,制造业高端人才严重不足,金融体系难以满足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也都是关键短板所在。二是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能力有待增强,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反不正当竞争的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环境、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审慎包容制度环境等,尚需进一步完善。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向形成更高效率、更好质量、更强竞争力的高水平供给体系切实发力,加快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扭转实体经济内部供需结构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的局面。
第一个路径,是从满足最终需求的产品、装备和服务层面,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的三个转变。一是针对高端产品、关键装备、基础核心零部件缺失的问题,实现从无到有的转变。要结合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产业为主导的协同创新体系,对少数关键技术进行集中投入、协同攻关,补齐供给体系的能力短板,实现产业体系、要素体系和创新体系的统一。二是针对产品质量不高、服务不优的问题,实现从有到优的转变。比如,实施产品和服务升级专项行动,有些产品的功能可以更丰富一些,设计可以更美观一些,用户体验可以更优化一些;生产装备及零部件的质量、可靠性、稳定性可以再提高一些。三是针对产品、装备、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实现从优到强的转变。要大力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用好研发、设计、信息等服务要素,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同时为高端服务业拓展广阔成长空间。
第二个路径,是加强经济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一是以优化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为重点,形成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重点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效率,进一步优化消费市场秩序,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大幅度增加政府投入,建立产品质量查询系统,促进产品质量分级,提升消费者信心,实现优质优价。二是推动形成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优化行业结构,进一步完善税制,促进企业市场化并购,形成符合各产业特征的市场结构。对多数产业而言,要形成少数龙头企业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成为行业的稳定力量,少数“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差异化发展,多数中小企业为龙头企业配套服务的稳定格局,从而整体使行业摆脱低水平重复竞争、恶性价格竞争的局面。三是以进一步简政放权和改善营商环境为重点,推动形成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可考虑按照“非禁即许”原则,进一步放松对各类服务业管制,推动国际国内服务标准接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服务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