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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小说中的乡土书写渗透着对大写的“人”的追求及其背后深重的家国情怀。这一倾向的出现有赖于新世纪逐渐形成的“重述历史”潮流,也体现作家通过极力强化国家与民族叙事,对当下走向疲软的个人化写作予以纠偏的努力。从具体的写作策略看,史诗化的创作追求、底层知识分子的启蒙热望和对基层行政的想象,成为新世纪乡土书写的主要叙事机制;当然塑造的道德人物也存在着某种虚空的符号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