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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学术理论与中国实际和文化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也在同时开展。这一过程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发展于30年代，而在1938年后得到繁荣和深化。这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学术成果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学术理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044-04
审视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我们发现，在中国共产党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步学者也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的中国化。这些学术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为党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并构成坚实的学理基础。而这一“学术中国化”①的具体表现如何？发展脉络怎样？目前理论界对此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试作初步的考察。
一、1919——1927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酝酿与萌芽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光明大道。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新的道路和方向，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它也是一种现代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一种全新的可以用来分析、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现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除旧布新、改变国人陈旧意识的有力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传入，就被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科学方法与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1922年陈独秀指出，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1]148 1923年初，时任《新青年》主编的瞿秋白在办刊宗旨中指出，《新青年》“当尽其所以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2]5这里的“社会科学的方法”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1926年他又在《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分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能运用这些客观的规律和力量，发展世界革命中之中国运动。”[3]可见早期的理论家们已经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研究的“中国化意识”。
事实上，在从事革命运动的同时，他们也进行了一些学术中国化的尝试。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李大钊，在1920年所作的《原始社会于文字书契上的反映》中，最早以唯物史观探索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起源。这一时期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的课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研究。1924年5月，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史学要论》出版。在书中，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史学的对象、目的、方法、体系等基础性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奠基作用。其他一些理论家，如蔡和森在1924年出版的《社会进化史》一书中也尝试了以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古代的土地、村落等问题。而他的另一作品《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以及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也不失为对史学中国化的一种新探索。
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探索还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1921年1月20日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会上发表了题为《教育与社会》的演讲，对当时经济学现状进行了批判，指出“我国各学校所授之经济学，若多用外国理论的，不及国内经济状况，盖此种教授，实属无稗实用也”。[1]120因此，他提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严密的观察，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情形如何，经济情形如何”，并且也要了解世界经济政治情形，只有这样才能改造中国。[4]而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化的原因》、《土地与农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点》，以及另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学文所作的《中国经济现状之一面观》、《中国经济现状概观》等文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现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
此外理论家们还将唯物史观应用于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分析，如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以及李达的名著《现代社会学》等，对于清理与改造当时流行的西方社会学思潮，树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指导原则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广受欢迎、影响深远，在7年之间重印了14版，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之作。
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主要推动者大都既是革命家也是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更多是基于革命实际的需要，是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糅合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学科知识于一文中，对中国实际情形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横跨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探索实际上并没有太严格的学科界限。同时，由于他们的旨向并非是某一学科理论的纯学术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探索还没有达到深入的专业学理探讨和实践阶段。所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总体来看仍是初步的、模糊的、零星的。并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独特的、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依存性，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学术中国化探索也遭受重创，几乎陷于停滞。
二、1927——1938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提出与发展
1927年后，全国笼罩在国民党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总结反省大革命失败教训，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革命群众指明出路成了必须面对的严峻任务。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1929年六届二中全会都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文化工作的要求。在此形势下，各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逐渐展开。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也在短暂的沉寂后再次开始起步。尽管大革命后，学术中国化探讨的主体遭受了极大的冲击和损失，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都因各种原因终止了探索。然而，如郭沫若、艾思奇、沈志远等一批年轻又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理论队伍逐渐开始聚集，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之路。以他们为主力，1930年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成立了致力于中国新型社会科学运动的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社联”成立的纲领中明确将“（1)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2)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殷……（4）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5]25作为其主要的工作任务。这一倡导表明中共文化理论界已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任务有了初步的认同。以“社联”和同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进步学者先后展开了关于社会史、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等一系列学术活动。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正式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大幕。
这一时期的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突出，不仅很早就明确了中国化的任务，而且成果丰硕。1932年署名王彬的作者，在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章《社会科学的任务》中写道：“应用唯一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史的唯物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过程这件事，在认识中国现实社会上，实有万分必要。”[5]95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中国化作为社会科学家必须担负的历史重任提出。而第一个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是郭沫若，在其1930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结合史料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此书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郭沫若的带动下，翦伯赞、吕振羽等一批青年史学家加入了研究中，使得史学中国化开始向纵深发展。如1938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开创了思想史研究的先河；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翦伯赞的《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吴泽的《中国古代社会形势发展之鸟瞰》等文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作了进一步的考察；而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以及1933年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等论著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有益尝试。
由于强烈的现实关照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继史学之后的又一重要中国化研究领域。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不足，提出了经济学中国化的主张。李达指出“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6]15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由外国输入进来的经济理论的武器无有解剖分析中国经济的作用”,[7]因此他们主张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6]24从具体的理论成果来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中国化也从各个方面得以展开。在“三次大论战”中，为了更明晰地说明中国社会与历史，经济学理论与史学理论往往是被同时运用的。而一些史学家同时或者曾经也是经济学家，因此，如吕振羽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翦伯赞的《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侯外庐的《经济思想史》等著作，既对史学、也对经济学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力作。在对中国现实经济状况研究方面，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被看作“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沈志远的《新经济新大纲》，以及王学文在社会性质论战中的文章《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等，都对当时的经济进行辩证的分析以得出自己的观点和解答，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30年代前期，受文艺界大众化运动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通俗化、大众化为主要内容。艾思奇、胡绳、陈唯实等哲学家创作了以《大众哲学》为代表的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在大众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识和因素也在不断凸显。如在哲学大众化作品中，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的通俗语言被使用，所采用的材料和实例也大都来自中国百姓生活和政治现实，实现了语言形式的中国化。同时在内容上，以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实际和传统文化者也不乏其例，如艾思奇的《中庸观念的分析》、《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想》，陈唯实的《中国古代哲学上的辩证法》等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尝试。3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军侵华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抗战声浪也逐渐高涨。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要求理论实际化、民族化、中国化以服务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哲学中国化问题也愈益突出。1935年9月艾思奇在《通俗文化》杂志2卷5期上发表了题为《通俗文的真义》一文，在谈到对通俗化的认识时，他指出不能将通俗化理解为只有解释理论的作用，而是要“软化理论”，就是“应用理论，把理论活用到大众的生活事实中去”。[8]随后，在1936年陈唯实的哲学大众化作品《通俗辩证法讲话中》，出现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提法。而1937年后，“中国化”一词更是频繁地出现在哲学文化论述中，如1937年11月从贤提出“要使文化运动中国化”,[9]李初梨提出“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10]的任务。1938年4月作为当时哲学界的领军者的艾思奇发出“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的号召”,[11]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升为有意识、有组织的学术运动。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探索得到了深入发展。一是学科分化更加清晰，而且专业学者的加入使得中国化探索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也更强，如史学已经开始涉及到古代史、近代史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显示出中国化已逐渐在各学科呈体系性、整体性的发展态势。二是中国化探索由自发转为自觉，由模糊转为清晰。中国化问题被明确提出并逐渐得到广泛认同，成为一种初具规模的思想潮流和趋向。这种中国化的共识和潮流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发展产生了影响。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以一段广为人知的表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这一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总结，而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为其提供了学理逻辑的支撑及话语借鉴。这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探索的丰硕成果及重大时代意义。
三、1938——1949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繁荣与深化
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后，刘少奇、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也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这一问题。这对于学术界的学术中国化探索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在“政治之力”帮助下，理论工作者的中国化运动更自觉而热烈地开展起来。1939年理论界发起了旨在宣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中国化运动”，这是一次明确以“中国化”为旗帜和任务的理论运动。潘梓年、艾思奇、柳湜等一批理论家，以《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等刊物为主要阵地，纷纷撰文参与到对“中国化”问题的讨论中。
在学术中国化的内涵、途径、意义等学理问题上，学者们取得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对于中国化的内涵，学者们廓清了其与国粹论、中体西用论以及盛行一时的本位文化论的区别，指出学术中国化就是“将世界学术理论底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要使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12]这里的“最新成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学术的中国化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但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吸收的问题，这也表明这一运动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如何才能做到学术中国化，不同的学者虽有不同看法，但在两个方面上是一致的：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通现有已经有了的最进步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要用这个方法来研究，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13]二是对传统文化、道德的批判和吸收，因为“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14]634嵇文甫在《漫谈学术中国化》一文中，还详细地将传统文化分成了四类，并逐一分析了应如何对待。此外，学者们还从各个角度探讨了学术中国化的途径，如柳湜在《读书月报》一卷三期发表的《论中国化》一文中，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等学科如何具体开展中国化工作进行了阐述。对于学术中国化的目的和任务，研究者也多有思考。1939年4月发行于上海的《新知半月刊》杂志社举行了关于学术中国化的集体讨论，围绕什么是中国化、为什么要中国化、怎样中国化等问题展开。讨论指出中国化的任务有：承担起对理论进行通俗化和深化、肃清错误思想，团结思想界、反对教条主义等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责任，而所有这些最终还是归结到服务于抗战建国这一时代中心主题上。[15]用张闻天的话来说，中国化就是“要使外国文化中的一切优秀的成果，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14] 606
对学术中国化的认识随着讨论的进行而越发清晰和深入，而中国化的学术实践也在这些理性认识指导下更加自觉和卓有成效。哲学上，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道德的工作更加深入，陈伯达对古代思想家的“正名”、“中庸”、“知行”等重要哲学范畴都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研究。艾思奇在对国民党文人谬论进行批驳的同时，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以之分析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此外，张如心、和培元等还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论新哲学的特性和新哲学的中国化》等文中，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阐发和研究。
在前期中国化开展的较为成熟的史学领域，学术中国化更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拥护。金灿然在1941年发表于《解放日报》的《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和展望》中指出，今后研究中国历史方向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也就是说，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的科学道路上”。[16]具体研究成果上，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得到扩展，如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开展。二是原有的领域继续深化，如古代史上，1943年出版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2年郭沫若的《殷商奴隶制度考》、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二卷等加深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而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著作则深化了对与中国革命事业密切相关的近代史、革命史的研究。
经济学上的中国化研究也日渐成熟和深入。王亚南明确提出了“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17]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他在4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以及彭迪先的《实用经济学大纲》等代表作就体现了他这一思想和原则。40年代中后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解放区以及未来的新中国经济建设如何进行，怎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为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前的重大问题。王亚南、王思华、许涤新等著名经济学者都关注了这一问题，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了阐发和研究，为实际经济建设献策献力。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涉及的学科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政治学、文艺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等都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学科知识、本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学术思潮。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蓬勃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学术也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主导力量，夺取并掌握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
四、余论
由于时代的局限，20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仍然是初步的，并存在一些不足，如公式化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 （下转第49页）(上接第46页)较重，对历史人物和史事评价不够客观等局限。但整体看来，这一过程仍是成果丰硕而意义重大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之路上跋涉、探索，如何使中国化意识从模糊到清晰，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从无到有，再到繁荣昌盛的。这一学术中国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不仅配合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具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有力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从更长久的眼光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化探讨和实践不仅促进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和文化的大发展，更对现当代中国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释：
①这里的学术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产生发展历程，应与1939-1940年中共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区分开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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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艾思奇全书（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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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亚南文集(第1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7：125.
[责任编辑：黎 峰]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学术理论；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2-0044-04
审视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我们发现，在中国共产党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进步学者也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理论的中国化。这些学术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为党在政治层面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并构成坚实的学理基础。而这一“学术中国化”①的具体表现如何？发展脉络怎样？目前理论界对此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试作初步的考察。
一、1919——1927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酝酿与萌芽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光明大道。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新的道路和方向，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它也是一种现代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一种全新的可以用来分析、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历史、现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种除旧布新、改变国人陈旧意识的有力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传入，就被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科学方法与中国的实际联系起来。1922年陈独秀指出，我们应当“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1]148 1923年初，时任《新青年》主编的瞿秋白在办刊宗旨中指出，《新青年》“当尽其所以区区的力量，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2]5这里的“社会科学的方法”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1926年他又在《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但能分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能运用这些客观的规律和力量，发展世界革命中之中国运动。”[3]可见早期的理论家们已经产生了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研究的“中国化意识”。
事实上，在从事革命运动的同时，他们也进行了一些学术中国化的尝试。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者——李大钊，在1920年所作的《原始社会于文字书契上的反映》中，最早以唯物史观探索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起源。这一时期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的课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研究。1924年5月，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史学要论》出版。在书中，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史学的对象、目的、方法、体系等基础性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分析，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奠基作用。其他一些理论家，如蔡和森在1924年出版的《社会进化史》一书中也尝试了以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古代的土地、村落等问题。而他的另一作品《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以及恽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也不失为对史学中国化的一种新探索。
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探索还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1921年1月20日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会上发表了题为《教育与社会》的演讲，对当时经济学现状进行了批判，指出“我国各学校所授之经济学，若多用外国理论的，不及国内经济状况，盖此种教授，实属无稗实用也”。[1]120因此，他提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严密的观察，看中国现在的政治情形如何，经济情形如何”，并且也要了解世界经济政治情形，只有这样才能改造中国。[4]而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化的原因》、《土地与农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点》，以及另一位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学文所作的《中国经济现状之一面观》、《中国经济现状概观》等文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现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
此外理论家们还将唯物史观应用于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分析，如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以及李达的名著《现代社会学》等，对于清理与改造当时流行的西方社会学思潮，树立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指导原则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广受欢迎、影响深远，在7年之间重印了14版，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奠基之作。
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主要推动者大都既是革命家也是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更多是基于革命实际的需要，是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糅合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学科知识于一文中，对中国实际情形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横跨了多个学科的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探索实际上并没有太严格的学科界限。同时，由于他们的旨向并非是某一学科理论的纯学术研究，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探索还没有达到深入的专业学理探讨和实践阶段。所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总体来看仍是初步的、模糊的、零星的。并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独特的、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依存性，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学术中国化探索也遭受重创，几乎陷于停滞。
二、1927——1938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提出与发展
1927年后，全国笼罩在国民党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总结反省大革命失败教训，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革命群众指明出路成了必须面对的严峻任务。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及1929年六届二中全会都提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文化工作的要求。在此形势下，各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逐渐展开。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也在短暂的沉寂后再次开始起步。尽管大革命后，学术中国化探讨的主体遭受了极大的冲击和损失，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都因各种原因终止了探索。然而，如郭沫若、艾思奇、沈志远等一批年轻又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理论队伍逐渐开始聚集，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之路。以他们为主力，1930年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成立了致力于中国新型社会科学运动的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社联”成立的纲领中明确将“（1)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2)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殷……（4）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5]25作为其主要的工作任务。这一倡导表明中共文化理论界已对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任务有了初步的认同。以“社联”和同年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进步学者先后展开了关于社会史、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等一系列学术活动。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正式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大幕。
这一时期的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为突出，不仅很早就明确了中国化的任务，而且成果丰硕。1932年署名王彬的作者，在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章《社会科学的任务》中写道：“应用唯一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史的唯物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过程这件事，在认识中国现实社会上，实有万分必要。”[5]95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中国化作为社会科学家必须担负的历史重任提出。而第一个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是郭沫若，在其1930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结合史料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此书在当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郭沫若的带动下，翦伯赞、吕振羽等一批青年史学家加入了研究中，使得史学中国化开始向纵深发展。如1938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开创了思想史研究的先河；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翦伯赞的《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吴泽的《中国古代社会形势发展之鸟瞰》等文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作了进一步的考察；而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以及1933年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等论著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有益尝试。
由于强烈的现实关照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继史学之后的又一重要中国化研究领域。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到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不足，提出了经济学中国化的主张。李达指出“经济学专门研究外国经济，却把中国经济忽略了。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极大的缺点”。[6]15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由外国输入进来的经济理论的武器无有解剖分析中国经济的作用”,[7]因此他们主张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和去迹。”[6]24从具体的理论成果来看，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中国化也从各个方面得以展开。在“三次大论战”中，为了更明晰地说明中国社会与历史，经济学理论与史学理论往往是被同时运用的。而一些史学家同时或者曾经也是经济学家，因此，如吕振羽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翦伯赞的《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侯外庐的《经济思想史》等著作，既对史学、也对经济学的中国化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力作。在对中国现实经济状况研究方面，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经济学大纲》，被看作“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沈志远的《新经济新大纲》，以及王学文在社会性质论战中的文章《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等，都对当时的经济进行辩证的分析以得出自己的观点和解答，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起步相对较晚。20世纪30年代前期，受文艺界大众化运动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通俗化、大众化为主要内容。艾思奇、胡绳、陈唯实等哲学家创作了以《大众哲学》为代表的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在大众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识和因素也在不断凸显。如在哲学大众化作品中，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化的通俗语言被使用，所采用的材料和实例也大都来自中国百姓生活和政治现实，实现了语言形式的中国化。同时在内容上，以唯物辩证法研究中国实际和传统文化者也不乏其例，如艾思奇的《中庸观念的分析》、《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想》，陈唯实的《中国古代哲学上的辩证法》等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尝试。30年代中后期，随着日军侵华的加剧，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抗战声浪也逐渐高涨。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要求理论实际化、民族化、中国化以服务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哲学中国化问题也愈益突出。1935年9月艾思奇在《通俗文化》杂志2卷5期上发表了题为《通俗文的真义》一文，在谈到对通俗化的认识时，他指出不能将通俗化理解为只有解释理论的作用，而是要“软化理论”，就是“应用理论，把理论活用到大众的生活事实中去”。[8]随后，在1936年陈唯实的哲学大众化作品《通俗辩证法讲话中》，出现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提法。而1937年后，“中国化”一词更是频繁地出现在哲学文化论述中，如1937年11月从贤提出“要使文化运动中国化”,[9]李初梨提出“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10]的任务。1938年4月作为当时哲学界的领军者的艾思奇发出“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的号召”,[11]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升为有意识、有组织的学术运动。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学术中国化探索得到了深入发展。一是学科分化更加清晰，而且专业学者的加入使得中国化探索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也更强，如史学已经开始涉及到古代史、近代史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显示出中国化已逐渐在各学科呈体系性、整体性的发展态势。二是中国化探索由自发转为自觉，由模糊转为清晰。中国化问题被明确提出并逐渐得到广泛认同，成为一种初具规模的思想潮流和趋向。这种中国化的共识和潮流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发展产生了影响。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以一段广为人知的表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这一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总结，而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为其提供了学理逻辑的支撑及话语借鉴。这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探索的丰硕成果及重大时代意义。
三、1938——1949年：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繁荣与深化
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后，刘少奇、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也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这一问题。这对于学术界的学术中国化探索无疑是极大的鼓舞，在“政治之力”帮助下，理论工作者的中国化运动更自觉而热烈地开展起来。1939年理论界发起了旨在宣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中国化运动”，这是一次明确以“中国化”为旗帜和任务的理论运动。潘梓年、艾思奇、柳湜等一批理论家，以《读书月报》、《理论与现实》等刊物为主要阵地，纷纷撰文参与到对“中国化”问题的讨论中。
在学术中国化的内涵、途径、意义等学理问题上，学者们取得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对于中国化的内涵，学者们廓清了其与国粹论、中体西用论以及盛行一时的本位文化论的区别，指出学术中国化就是“将世界学术理论底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要使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12]这里的“最新成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学术的中国化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但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吸收的问题，这也表明这一运动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如何才能做到学术中国化，不同的学者虽有不同看法，但在两个方面上是一致的：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通现有已经有了的最进步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要用这个方法来研究，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13]二是对传统文化、道德的批判和吸收，因为“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14]634嵇文甫在《漫谈学术中国化》一文中，还详细地将传统文化分成了四类，并逐一分析了应如何对待。此外，学者们还从各个角度探讨了学术中国化的途径，如柳湜在《读书月报》一卷三期发表的《论中国化》一文中，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史学等学科如何具体开展中国化工作进行了阐述。对于学术中国化的目的和任务，研究者也多有思考。1939年4月发行于上海的《新知半月刊》杂志社举行了关于学术中国化的集体讨论，围绕什么是中国化、为什么要中国化、怎样中国化等问题展开。讨论指出中国化的任务有：承担起对理论进行通俗化和深化、肃清错误思想，团结思想界、反对教条主义等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责任，而所有这些最终还是归结到服务于抗战建国这一时代中心主题上。[15]用张闻天的话来说，中国化就是“要使外国文化中的一切优秀的成果，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14] 606
对学术中国化的认识随着讨论的进行而越发清晰和深入，而中国化的学术实践也在这些理性认识指导下更加自觉和卓有成效。哲学上，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道德的工作更加深入，陈伯达对古代思想家的“正名”、“中庸”、“知行”等重要哲学范畴都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研究。艾思奇在对国民党文人谬论进行批驳的同时，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以之分析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状况。此外，张如心、和培元等还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论新哲学的特性和新哲学的中国化》等文中，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入阐发和研究。
在前期中国化开展的较为成熟的史学领域，学术中国化更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拥护。金灿然在1941年发表于《解放日报》的《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和展望》中指出，今后研究中国历史方向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也就是说，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的科学道路上”。[16]具体研究成果上，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得到扩展，如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开展。二是原有的领域继续深化，如古代史上，1943年出版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2年郭沫若的《殷商奴隶制度考》、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二卷等加深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而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著作则深化了对与中国革命事业密切相关的近代史、革命史的研究。
经济学上的中国化研究也日渐成熟和深入。王亚南明确提出了“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17]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张。他在4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以及彭迪先的《实用经济学大纲》等代表作就体现了他这一思想和原则。40年代中后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解放区以及未来的新中国经济建设如何进行，怎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为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面前的重大问题。王亚南、王思华、许涤新等著名经济学者都关注了这一问题，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了阐发和研究，为实际经济建设献策献力。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涉及的学科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政治学、文艺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等都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学科知识、本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学术思潮。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蓬勃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学术也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主导力量，夺取并掌握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
四、余论
由于时代的局限，20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仍然是初步的，并存在一些不足，如公式化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 （下转第49页）(上接第46页)较重，对历史人物和史事评价不够客观等局限。但整体看来，这一过程仍是成果丰硕而意义重大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之路上跋涉、探索，如何使中国化意识从模糊到清晰，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从无到有，再到繁荣昌盛的。这一学术中国化运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不仅配合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具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有力组成部分，同时也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从更长久的眼光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化探讨和实践不仅促进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和文化的大发展，更对现当代中国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 释：
①这里的学术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学术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产生发展历程，应与1939-1940年中共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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