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女性形象看易卜生自我主义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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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自我主义是易卜生思想的核心,也是理解易卜生戏剧内涵的难点所在。本文试图通过重新分析易卜生戏剧中两个重要女性形象--娜拉和吕嘉纳的出走和反叛,探讨易卜生式的自我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复杂蕴涵,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一个完整和真实的易卜生。[关键词]易卜生;自我主义;自我;娜拉;吕嘉纳【中图分类号】I042"自我主义"是易卜生戏剧思想的核心,也是西方文学中一直探讨的重要主题之一。由于"自我"这个概念本身的超验性和复杂性,易卜生的自我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简而言之,如果说以往作家是以自我主义作为工具来反抗封建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话,到了易卜生这里,则是将自我主义推向了极端,将它提高为一种原则甚至一种信仰。在给勃兰兑斯的一封信中易卜生这样说过:"我首先希望你具有真正强烈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会一时促使你把同自己有关的东西看成是唯一有价值和重要的东西,而把其它一切当作是不存在的东西。不要把这个看作是我的兽性的一种表露,要对社会有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自己的本质。"可见易卜生所追求的自我主义是一种对社会有益前提之下的利己主义,是精神上的自我主义。而这种自我主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在何种尺度上把握,这个问题无论对易卜生自己还是对研究者都是难以解决的难题。本文试图以《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和《群鬼》中的吕嘉纳这两个女性形象为例来分析易卜生自我主义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性。娜拉和吕嘉纳是易卜生"社会问题剧"时期塑造的两位敢于反抗、敢于出走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都有强烈的实现自我的愿望,只是在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上有很大不同,前者追求精神上的自我解放,后者在现实的重压下寻求物质上的自我解脱。两个"自我主义者"在本质上存在着显著差别,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易卜生式的"自我"的两个极端。一、娜拉--正在觉醒的自我。娜拉是觉醒的现代女性的代表。她与海尔茂结婚八年,一直处于玩偶的地位,但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感到屈辱。在经济上她是丈夫的附庸,在感情上她是被控制的对象,可以说在出走之前,娜拉是毫无自我可言的。她是"小鸟儿"、"小松鼠儿"、"泥娃娃",却惟独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她仍然感到幸福,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她的"自我"仍然处于沉睡状态。直到幻想的肥皂泡无情的破灭,她终于看清丈夫的虚伪嘴脸以后,她的"自我"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恍然惊醒。她这才意识到作为一个女人,除了对丈夫和孩子负责任,还必须对自己负责任;除了是一个妻子和母亲,首先要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娜拉要"学做一个人",要到社会中去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于是她坚决的出走了。然而要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她还欠缺足够的能力去建构和完备"自我"的内涵,她的未来仍然是迷茫的。尽管娜拉"只破不立",但是她的自我正是在对"贤妻良母"身份的破坏和颠覆中初具雏形的。这里存在两个矛盾:其一,如果构建新的自我必须建立在对"妻子"、"母亲"这类传统角色的颠覆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追求自我必须损害他人,这样的"自我主义"还是否可行?其二,娜拉要"学做一个人",她是指要获得精神上的重生。然而"做一个人"不仅仅是抽象的精神上的问题,还必须牵涉到具体的物质上的问题,那么娜拉所要追求的"自我"究竟有多大实现的可能性?二、吕嘉纳--走向极端的自我。有关自我主义的问题作家在另一部剧作《群鬼》中作了进一步探讨。在对《群鬼》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在"未出走的娜拉"--阿尔文太太身上,其实在《群鬼》中还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吕嘉纳。吕嘉纳是下层社会中的"第二个娜拉"。她从一开始就敢于反叛,而且比娜拉显得更为强悍有力。吕嘉纳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了"鬼"的社会,一切早已死亡或正在死亡的腐朽的思想残余顽强得像一座大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阿尔文太太选择了忍气吞声、忍辱负重的与荒淫无度的丈夫过日子,丈夫死后,她又把希望寄托在儿子欧士华身上,谁知儿子也染上了父亲遗传下来的病毒,只有死路一条。阿尔文太太以为牺牲自我可以换来儿子的幸福,没想到等待她的除了绝望还是绝望。她的"自我"正是在她的软弱中被旧的家庭秩序和道德宗教彻底扼杀了。吕嘉纳与阿尔文太太相比则强硬得多。在她身上有鲜活的生命力和鲜明的个性在涌动。首先,她敢于反抗父权。这一点可以从她对待养父安格斯川的态度中一目了然。当她的父亲要她到水手公寓去帮他赚钱时,她坚决反对,并且肯定的说:"我不想跟你在一块儿过日子。"当她父亲乱说话糟蹋她妈妈时,她说:"你再这么说话......我就敢揍你。滚出去,听见没有!"其次,她敢于反抗男权。起初她答应和欧士华在一起只是想通过他实现自己到巴黎去的梦想。在得知欧士华的病以后,她坚决要离开,去追求"我的生活乐趣"。她一心想爬上上流社会,而男人在这个过程中只不过成了她的工具和跳板。这种做法虽然很极端,但是在那样一个充满恶魔的畸形社会里也是情有可缘,而且这也是对男权社会的最大嘲讽和蔑视。再次,她敢于反叛现有的道德秩序。她对社会是憎恨的。戏剧一开场是在下雨,安格斯川说:"这是上帝的好雨,我的孩子。"吕嘉纳却说:"我说这是魔鬼下的雨!"可见一开始她对这个社会的黑暗腐朽就看得很清楚,她后来的所作所为也是丝毫没有把社会所规定的道德伦理秩序放在眼里。且不论她的反叛方式是否值得肯定,仅就反叛行为本身而言绝对是震撼人心的。从作者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态度来看,易卜生对吕嘉纳这个人物有褒有贬,他肯定的是她敢于出走的勇气和敢于反抗的精神,否定的是她身上那种为了爬进上流社会而不惜一切代价的自私自利的小市侩气息。当然无论对阿尔文太太还是吕嘉纳,作者都是给予同情的。三、吕嘉纳与娜拉的同中之异。一般认为吕嘉纳是"第二个娜拉",其实仔细看来,两者有很大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矛盾的。这两位女性在追求"自我"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也正是易卜生"自我主义"自身的困惑所在。以下就简要分析娜拉和吕嘉纳的不同。
  第一、阶级地位不同。娜拉是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太太,虽然不是十分阔绰,至少衣食无忧。而吕嘉纳是下层社会的女佣人,她的母亲是被主人玩弄过的女佣,她的生父是荒淫无度的浪荡子,她的养父是一个惟利是图、庸俗不堪的水手。对于她而言,首先要解决的是个人生存独立的问题而不是什么高尚的精神自由问题。   第二,基于两者所处的阶级不同,追求自然也不同。娜拉想要追求自我的个性独立和精神自由,她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要通过自我选择实现自我。这种精神上的"自我主义"也正是易卜生一直崇尚的。吕嘉纳却不一样,她的目标显然没有娜拉那么深刻。她想的只是到巴黎去"跟上等人在一块儿喝香槟酒"。她只知道要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鬼地方,至于将来是嫁个上等人,还是到"阿尔文公寓"去自我毁灭,她自己也并不清楚。有意思的是,娜拉不知道出走之后去往何处,却明确心灵所要的方向;吕嘉纳知道自己会去哪些地方,却不明确自己真正要的到底是什么。这两个女性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因为一个是因理想忘却了现实,一个是因现实淹没了理想。
  第三,反叛程度不同。娜拉为了做回自己,放弃了"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放弃了义务,并且开始怀疑书本教义和宗教法律。她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这种反叛已经走得较为彻底。但是吕嘉纳比娜拉走得还要极端。她到最后甚至连基本的人伦都背叛了。她一心一意只为自己的飞黄腾达,可以说连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都越过了,她行为的一切动机在于掠夺他人保存自己。正因为这一点,易卜生对吕嘉纳是持保留态度的。易卜生的"自我主义"虽说是一种个人主义,但这种个人主义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希望通过解放个人的个性、增强个人的自我意识而去充分发挥个人的人格力量,让个更自觉的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而奋斗。人只有充分发展了自我的本质才能对社会、对全人类有益。因此易卜生的个人主义在本质上是利他的。不管这种利他的自我主义在现实层面上究竟有多大的可行性,这种理想是美好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易卜生的自我主义有着易卜生式的特点。其一,追求精神自我。娜拉之所以有勇气出走就是因为有坚强的信念作为动力,她出走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真我。相比之下,吕嘉纳却因为在精神上迷失自我而使自我变得残缺。其二,提倡勇于反叛以争取自我,但须建立于真诚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反抗要在不违背人性的范围之内。娜拉有一颗真诚的心,吕嘉纳却在反叛的过程中丧失了宝贵的真诚,所以她破坏了自我的真实。其三,将利他的自我主义与绝对的理想主义结合。如果仅仅只是愤世嫉俗的叛逆者,则易流于肤浅,最后成为纯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像吕嘉纳那样。但是当个人有了崇高的理想就不同。绝对的理想主义包括对绝对的真善美以及自由、正义、和谐的顽强追求,同时也要求理想追求者自身是完整的人。综上所述,易卜生的自我主义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人们也仍然没有弄清楚"纯洁无暇的自我"究竟该如何确定和真正实现。易卜生"自我主义"的复杂内涵蕴涵着若干年来一直困惑人类的理想与现实、利己与利他、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娜拉是精神上的胜利者,这一点不容置疑。但是她走出家门以后该往何处去,易卜生还是没能解决。鲁迅曾设想过娜拉的结局,要么回来,要么死,要么堕落。其实现实就是这样残酷。试问在冷酷的现实面前,精神贵族式的高尚自我还有实现的可能吗?相比娜拉的天真,吕嘉纳对现实的认识却是一针见血,她很清楚她要走的路和她只能走的路。然而又正是因为她把现实看得太透,她才一步一步走向自甘堕落和自我毁灭。这就是两难困境。当然,人们不能因为现实的复杂和选择的两难就彻底放弃了实现自我的追求。虽然抽象的理想和绝对的自我距离我们尚远,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方向和渴望。正是这种执著的渴望使易卜生充满了力量,成为世界上"最孤立"和"最有力量的人",也是最令人敬佩的人。[参考文献][1]高中甫.易卜生评论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2]易卜生.易卜生戏剧四种[M].潘家洵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王习艺.论易卜生式的英雄[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5).[4]安希孟.思考就是感谢[J].外国文学研究,1999,(1).[5]周宪.戏剧学研究导引[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6]杰尔查文.易卜生论[M].作家出版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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