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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尽快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已成为许多家长的呼声,那么,政府就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毕竟,什么问题最重要,因而值得政府动用财政资源来解决,是由民众意见决定的
曾几何时,教育与医疗、住房共列三座“新大山”之中,当时的教育尚指义务教育性质的中小学教育。如今,教育难也蔓延到幼儿园,出现了公办园“稀缺化”、民办园“两极化”、优质资源“特权化”、收费“贵族化”等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城乡普遍出现了“幼儿园荒”。北京市教委提供的数据称,目前北京有幼儿园1253所,公办性质844所,只能满足80%户籍人口的需求。已经占到北京总人口54%的外来非户籍人口的子女入园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京尚且如此,乡村地区更不用说,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公立幼儿园。
与“幼儿园荒”同时存在的则是“幼儿园贵”,有人称,“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
毫无疑问,这种幼儿园入园难、收费高等现象,乃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失职所致。
与医疗领域同步,幼儿园也经历过一次扭曲的市场化改革过程。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少国有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举办了面向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具有明确的公益性和福利性。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单位进行改革,幼儿园从原单位中剥离出来。但是,政府没有承担自己的职责,对幼儿园教育提供财政支持。
结果,这些被当作单位的财政包袱甩出来的幼儿园,被迫按市场化法则自负盈亏。如此运转的结果是,公立幼儿园大量关停并转,数量急剧下降。以北京为例,1996年,全市幼儿园共3056所,目前,全市幼儿园仅1266所,消减大半。
当然,这一市场化改革,也确实为私人举办幼儿园开辟出一片空间。同样以北京为例,目前“自办”幼儿园接近1300家,数量已超过公立幼儿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几年来,大量外来经商、务工人口涌入城镇,他们的子女基本上进入这些非公立幼儿园。如果没有这些幼儿园,外来人口子女几乎没有幼儿园可上。
尽管如此,目前公私并存的幼儿园体系仍不能满足幼儿教育需求。幼儿园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财政忽视幼儿园教育。长期以来,政府投入教育的经费严重不足,经费也主要被用于实现九年制义务制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应地,幼儿园教育被划入非义务教育范畴,此类教育的责任被推卸给民众。在北京,财政对公办园的投入在各类教育总投入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2.05%下降到2007年的1.92%。这个比例在全国还是比较高的,全国范围内幼教经费只占整个教育经费支出的1.3%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达到3%以上。
问题还在于,财政的这些可怜投入,分配极其不公。首先,政府资金只投入公立幼儿园,根本不管非公立幼儿园。对其中有些幼儿园,政府甚至按照纯粹商业机构对待,他们还需纳税。其次,公办幼儿园的投入也畸轻畸重。政府每年给每位入园的学龄前儿童下拨经费200元,这些有限的财政投入更多投向所谓“示范园”“优质园”。北京有一千多所公立幼儿园,能够获得财政支持的仅145所。财政投入不均,导致公立幼儿园质量分化严重。
而在纯粹商业化原则支配下,非公立幼儿园同样出现了严重分化。当然,在农村地区,幼儿园教育供应就更为匮乏,全国农村学前3年毛入园率只有35.6%。这些幼儿园普遍是私立的,得不到财政任何支持,幼儿园只能靠一年几百甚至几十元学费生存,其条件的简陋不难想象。
这是一种可怕的趋势。目前已经相当明确、尖锐的阶层分化,从三年孩童期就被固化、强化,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普通公立、私立幼儿园中的儿童,多为普通民众子女,城镇外来人口子女进入条件简陋、质量没有保障的所谓“黑”幼儿园,农民工子女进入条件同样简陋的幼儿园,甚至根本无幼儿园可上。
今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提及,到2020年将全面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但并没有提及如何解决普及这一教育的财政安排。
或许可以解释说,幼儿园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所以政府没有财政责任。但是,如果尽快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已成为许多家长的呼声,那么,政府就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毕竟,什么问题最重要,因而值得政府动用财政资源来解决,是由民众意见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自己决定的。★
曾几何时,教育与医疗、住房共列三座“新大山”之中,当时的教育尚指义务教育性质的中小学教育。如今,教育难也蔓延到幼儿园,出现了公办园“稀缺化”、民办园“两极化”、优质资源“特权化”、收费“贵族化”等现象。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城乡普遍出现了“幼儿园荒”。北京市教委提供的数据称,目前北京有幼儿园1253所,公办性质844所,只能满足80%户籍人口的需求。已经占到北京总人口54%的外来非户籍人口的子女入园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北京尚且如此,乡村地区更不用说,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公立幼儿园。
与“幼儿园荒”同时存在的则是“幼儿园贵”,有人称,“入园难,难于考公务员;入园贵,贵过大学收费”。
毫无疑问,这种幼儿园入园难、收费高等现象,乃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失职所致。
与医疗领域同步,幼儿园也经历过一次扭曲的市场化改革过程。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少国有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举办了面向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幼儿园,这些幼儿园具有明确的公益性和福利性。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单位进行改革,幼儿园从原单位中剥离出来。但是,政府没有承担自己的职责,对幼儿园教育提供财政支持。
结果,这些被当作单位的财政包袱甩出来的幼儿园,被迫按市场化法则自负盈亏。如此运转的结果是,公立幼儿园大量关停并转,数量急剧下降。以北京为例,1996年,全市幼儿园共3056所,目前,全市幼儿园仅1266所,消减大半。
当然,这一市场化改革,也确实为私人举办幼儿园开辟出一片空间。同样以北京为例,目前“自办”幼儿园接近1300家,数量已超过公立幼儿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十几年来,大量外来经商、务工人口涌入城镇,他们的子女基本上进入这些非公立幼儿园。如果没有这些幼儿园,外来人口子女几乎没有幼儿园可上。
尽管如此,目前公私并存的幼儿园体系仍不能满足幼儿教育需求。幼儿园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是,财政忽视幼儿园教育。长期以来,政府投入教育的经费严重不足,经费也主要被用于实现九年制义务制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应地,幼儿园教育被划入非义务教育范畴,此类教育的责任被推卸给民众。在北京,财政对公办园的投入在各类教育总投入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2.05%下降到2007年的1.92%。这个比例在全国还是比较高的,全国范围内幼教经费只占整个教育经费支出的1.3%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达到3%以上。
问题还在于,财政的这些可怜投入,分配极其不公。首先,政府资金只投入公立幼儿园,根本不管非公立幼儿园。对其中有些幼儿园,政府甚至按照纯粹商业机构对待,他们还需纳税。其次,公办幼儿园的投入也畸轻畸重。政府每年给每位入园的学龄前儿童下拨经费200元,这些有限的财政投入更多投向所谓“示范园”“优质园”。北京有一千多所公立幼儿园,能够获得财政支持的仅145所。财政投入不均,导致公立幼儿园质量分化严重。
而在纯粹商业化原则支配下,非公立幼儿园同样出现了严重分化。当然,在农村地区,幼儿园教育供应就更为匮乏,全国农村学前3年毛入园率只有35.6%。这些幼儿园普遍是私立的,得不到财政任何支持,幼儿园只能靠一年几百甚至几十元学费生存,其条件的简陋不难想象。
这是一种可怕的趋势。目前已经相当明确、尖锐的阶层分化,从三年孩童期就被固化、强化,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普通公立、私立幼儿园中的儿童,多为普通民众子女,城镇外来人口子女进入条件简陋、质量没有保障的所谓“黑”幼儿园,农民工子女进入条件同样简陋的幼儿园,甚至根本无幼儿园可上。
今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提及,到2020年将全面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但并没有提及如何解决普及这一教育的财政安排。
或许可以解释说,幼儿园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所以政府没有财政责任。但是,如果尽快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已成为许多家长的呼声,那么,政府就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毕竟,什么问题最重要,因而值得政府动用财政资源来解决,是由民众意见决定的,而不是由政府自己决定的。★